1986年2月初，我遭遇了洋插美国之后的第一次“滑铁卢”。由于办理出国手续的拖延，我是在开学后的两周才报到，第一堂的美国经济史课就是一次书面考试，仍在倒时差的我，睡眼惺忪地盯着考题发愣：“为什么1890年代是美国经济史的一个重要时代？”搜肠刮肚一番之后，突然灵感上来：1890年代不就是我们伟大的列宁同志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吗？那自然就是“垂死的、腐朽的、垄断的资本主义”，既是最高的、更是最后的阶段，行将就木!

于是，信笔塗来，把1890年代的美国描述得如人间地狱，好不容易“句无伦次”地挤出500字错误百出的中式英文之后，内心一片凄凉和悲哀，我几乎是象贼一样逃出教室。我至今还象保留文物一样，珍藏着这份考卷，因为这是一次犹如白痴加白卷的考试，逼使我十分悲观地意识到，赴美洋插是一场噩梦，因为我们这些“文革青年”学美国经济史不仅难过语言关，更难过意识形态关，必须彻底“洗脑”，一切放空、归零，才能避免鸡同鸭讲的悲剧。当时，真的希望中美之间爆发战争，我们这些洋插青年被遣送回国，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体面回国，既能逃避噩梦，又能保全面子。

经过一周痛苦的等待，那位教授很和善地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然后换了一副严肃面孔说：“我准备给你C+”，（对美国研究生而言，B以下的成绩就是不及格），“因为你写的玩艺完全是胡说八道”。正当我想违心地说一句“谢谢你”的废话之前，哪位教授又换了一副和善面容，简直就是给我洗了一次“三温暖”，说：“你只要在未来48小时之内，将你那些胡说八道的列宁思想找到原始出处，我就有可能改变我的决定”。

于是，我立刻飞奔到学校图书馆，寻找列宁全集。很遗憾，只有英文的马克思论著，却死活找不到列宁的文献，因为在美国人眼里，有了“老马”的论著就足以应付师生的需求了，“小列”和“小斯”的就只能等到图书馆有钱的时候再来伺候了。好在我们学校离美国国会图书馆只有25英里的路程，这样，我在第二天，顶着大风雪，骑自行车、换公交车、再换地铁、另加11号，花了整整4小时，跌跌撞撞地叩响了最神圣的国会图书馆大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列宁全集的书号（真羡慕现在的留学生，可以坐在家里，全天候地在网上享受电子书）。由于国会图书馆是不开架的，于是，又折腾了半天，好不容易拿到全集，并找到了那篇可以救我“性命”、保我面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传世之作”时，图书馆的关门时间到。

这样，我就陷入了极为痛苦的选择：要么回家，明天再来，来回再折腾8小时；要么花费“巨资”，住旅馆，但这将耗尽我整整一个月的生活费，而且，我身上根本没有这么多现金；要么露宿街头，等到明天开门。为了省钱、省时，保证在明天上课前交差，我作出了平生第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决定：在素有谋杀之城著称的华盛顿，享受一夜流浪汉的经历。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安全顾虑，因为我是真正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一点不比那些流浪汉有钱，穿草鞋的就是不怕穿拖鞋的，“我是穷人，我怕谁”？当夜，由于气温极低（约摄氏零下10度左右），我与几个流浪汉在有地下暖气的管道口取暖，第一次了解了他们的生活百态和情感世界，他们那种对主流社会的不满、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引起了我对社会弱势团体研究的终身兴趣。

第二天，图书馆一开门，我第一个冲进去，将有关“垂死的、腐朽的和垄断的”救命稻草找到，为了省钱，就用手抄，因为复印一页是15美分，几乎可以支付当时国内的一月房租，但是等到快抄完时，突然意识到，那位教授要的是原始出处，于是只能忍痛割肉，将有关内容全部复印。当我在上课前，将经过整理后的所有出处呈现在教授面前时，他十分意外和激动，并说：“我这次可以给你B+。你应该记住，在美国，任何一位教授不能因为学生的离经叛道和观点怪异，就对他进行分数歧视。但是，作为学历史的，出处和注释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我看学术文章，向来先看注释，如有价值，再看内容。”

我的这一段经历立即传遍历史系，于是，老师和同学都给我贴上了一个标签：“来自共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以后六年的读研生涯中，每讨论一个历史事件，师生们总要问我：“马克思怎么认为？”好像我就是老马的徒子徒孙，这真是赶鸭子上架、逼我为“马”啊！在中国，我们最多只是念了几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二手货，如何能够享受如此抬举和关爱？但是，在美国的研究生讨论班上，要想取得好成绩，就必须经常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奇谈怪论”，于是我只能将计就计、不懂装懂，拼命恶补马列，现买现卖、活学活用，还真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学习成绩迅速上升。毕竟，在美国的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界，马列的学术地位不低，我的系主任就是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颇具讽刺的是，到美国洋插，正宗的“美”学倒没什么学到，反而为了面子和分数，折腾了大量的时间去重温二手的英文马列。这也可算是我洋插美国的“第一桶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