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己”，还是“为社会”？

在五四运动前后，顾颉刚就注意到“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反观现在的大学，借用西文的表述，已少言大写的学问，而更多是小写的学术；在学校的小环境里，“努力求学”与“改革社会”之间，也已形成某种程度的紧张，个体学人很难兼顾，遑论所谓“双赢”。专业学人已离“士大夫之学”越来越远。

因此，很多读书人对社会不得不敬而远之，不复敢言化民成俗、改变社会的责任了。何况，当学者面向大众说话，是该去“提高”呢，还是“普及”呢？在士农工商的时代，士为其他三民之楷模，先自修身于前，化民成俗于后。但在强调平等的现代，若云提高，便有自居精英之嫌，仿佛不以平等待人；若云普及，同样带有自上而下的意味，甚至对读者水准的预设更低。还在“五四”时代，“提高与普及”就引起了争辩，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

“揭批”，还是引导？

在西方，理想型的知识分子一向是站在政府甚至社会的对立一面，更多扮演揭露、批判的角色。大概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和思想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法国史家夏蒂埃注意到，以前“知识分子在社会宏观层面享有先知、救世主和揭露者的形象”，但现在他们正转向另一类工作。如福柯（Michel Foucault）自称“他的工作就是剥去一些显然事物和公认概念的鳞片”。布尔迪厄认为“科学应当具有战斗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介入’”。

在中国，固然从来存在颂圣的士人，但读书人中更有立于社会之上或之外的清流，与实际政治的浊流处于对应和对立的地位，既批判也引导，同时还要改造社会，化民成俗。学者能尽量剥去“众所周知”的概念之上所附着的鳞片，也就揭示了“真相”，同样是对社会不小的贡献。这虽不那么剑拔弩张，显然也并非易事。

学者、“公知”与“名嘴”

布尔迪厄特别强调社会科学不仅“要回答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更要“提出普通社会世界出现的问题”，并且“有责任更好地提出问题”，即在方式上应超过记者和评论界。由于近代的变动远比法国更大，中国读书人面临的挑战，似也比法国学者的更强。随着媒介方式的技术演进，其中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天下”变成了带有异域风情的“公共”，而“天下士”也渐带今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意味。他们可以针对一切问题开口，也必须针对一切问题开口，直到走进电视上的综艺节目，而不论胸中是否有言欲发。

从“天下士”向“公共知识分子”再向“名嘴”的一步步蜕变，伴随着读书人主体性的一步步消逝。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士变”——“士”在“变”中退隐，直至淡出。这类“士变”的发生，是同样可怕的“世变”。今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时，常说我们处于一个浮躁的时代。其实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巨变，“浮躁”二字，远不足以表述其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

士变、世变，读书人何去何从？

眼下世界局势真是名副其实的风起云涌，在面临多方面失序之时，不免出现“翻云覆雨者为俊杰”的现象。但做学问的人，似应比一般人稍多远虑，方不至于“被社会融化”。今日我们需要的，可能更多是提出需要反思的问题，并思考出现问题之后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动荡之时，人多有不平之气，也更需要心平气和。遇事多从逻辑一面思考，尽量把从身边到外国的他人看作常人，社会也许就会更加祥和。

陈寅恪再三强调，斯文是否扫地，读书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清儒沈垚也说：文章可绝于朝，不可绝于野。……惟并绝于野，则斯道真绝，后人无可望矣。

* 本文摘自罗志田《道大无外：校园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