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据说高居社会顶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可惜实况常不如宣传，整体文人生活质量和地位每下愈况，清朝已经很不堪了，至今，嗯，……，算了，还是先讲讲清朝吧。
现在要举的例子是活在所谓“乾嘉盛世”的史学大师章学诚（号实斋。乾隆三年?嘉庆六年，1738-1801）。
一、 书呆：以学术为志业/职业
学者多苦世乱，而章生丁盛世；学者多苦孤陋，而章常居京城，颇与名公胜流相接。看起来应该处境不错，其实却甚尴尬。
翁方纲且曾询刘台拱：“章学诚学业究何门路”。则其学尚未为世所知也，何况登仕？谁又能引荐之？居京生涯，略如老杜游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而已。
又貌寝，脸上有斑、耳聋，更患头风。晚年曾巴结的扬州盐运使曾燠，作诗送他，居然唯说其丑（《赠章实斋国博诗》），其丑可知矣。
复不能诗，亦无才情可供挥洒。故袁枚“好色”，大收女弟子这一路既走不成，汪中、沈德潜、姚鼐那一类辞章文人也是做不成的。
学则驽钝，天资甚至低于常人。十四岁，都结婚了，《四子书》却还读不完。
尔后虽然力学不已，著作却甚少，更或被盗、或人事相忤不尽能流传。今存《文史》《校雠》二通义皆非成稿，杂凑不少应酬文字，且刊行辄在卒后三十余年。其生平之潦草寂寞，又可想而知。
我很同情他，以及他们。
（一） 为了读书，丢了生活
他，其实就是传统读书人的一般状态。读书从习惯变成生活；生活又没有别的内容，只是读书。
比如你看胡适所编《章实斋年谱》，实斋的生活就只是买书、读书、写书、教书、编书、刻书等等。读书以外有何游艺生活？骑马、打猎、看戏、听曲、赏花、观景、游历、雕刻、写字、作画，没有，什么都没有。居家情状，更是一点也看不出。
他有一姊和许多妹妹：十四岁就结了婚，不久还纳妾蔡氏；晚年又大力反对汪中反对未嫁女子守贞从死的意见，则他的女性观和家居生活应该也很丰富，很可挖掘，三个女人一台戏呀。但一切都被“读书”掩盖了。
而这可能也不是书呆子胡适替他掩盖，乃是他自己。
他两三岁时，长辈就常带他向邻店朱叟索酒，所以长而善饮。俗话说“少习若天性”，长而善饮是多麽好的本钱？但这可能成为酒徒、剑客、诗豪、文士的资质，后来却都被埋没了。所以他不像洪亮吉，能酒，能诗、能作篆、能骈文、爱好戏曲，被认为是秦腔的知音。也不像黄仲则，能以诗酒动天下。
（二）为了生活，苦谋生计
读书当然是好事，但读书毕竟不是生活。想“生活”就得要谋生、治生，须寻一门活计。
读书人这时就不如农、工、商了。
农民可以耕读两兼；工匠技艺人，可以世守其业，然后把这个业做成一门学问（例如做军人的传承发展成兵学、做医生的传承发展成医学、相地看风水的成为阴阳师……。后来章学诚理想的学术状态，其实就出于这个模式）；商人虽无心、无暇读书，但赚了钱，可以培养子弟替他读书，或雇人替他写书，或根本不必读，有钱了，自然社会上会尊他为意见领袖、精神导师。
只有读书人最惨。
读书人不能如农民般既耕又读，两者互为稳定的副业或兼职，因为不会劳作农务，生活又已城市化，田园也回不去，反而是老家亲眷还在等着他供养。工嘛，亦无手艺可以谋生；商，甚为鄙视，事实上更是不会。沈三白考试老考不上，无奈去跟叔叔学做商人卖酒，结果赔得精光就是一例。
传统社会出于尊重之好意，又替读书人设了身份限制。秀才以上，叫“斯文人”，诉讼到官，都还揖而不跪，抬棺材、吴市吹箫、粉墨登场等许多贱业更不准干，以免有辱斯文。故即使想做工匠和商人也没路子。
而读书人想谋生，最深最大的症结，其实还不在这些地方。在于：他若读不进去，他就成不了一个读书人；若真成为一位读书人，那他就只想读书也只会读书，其他都是兼着做，或不得已做做。虽不说是漫不经心，却总不能尽心尽力。
例如读书人最大的职业，就是教书。如章学诚四十岁以后，即游走于定州定武书院、梁国治家塾、大名清漳书院、永平敬胜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安徽学史署馆……
这工作，因为是孔子曾做过的，所以做来最心安理得，社会也认同。但它稳定性很差。
一是私塾坐馆，要有熟人介绍，又须刚好有学生待教，机遇并不太高。小孩长大了，蒙馆自然结束，故非久留之地。若教得好，科举考上了，馆也立即结束，你自己搞丢了工作；若教的学生老是考不上，你更没脸教下去。
二是主人病丧或转徙，馆即异动，例如主人家只剩寡母幼子，教师自然要离去避嫌。主人贬谪了，或李德裕苏东坡之海南、或纪昀林则徐之乌鲁木齐，你也不好跟去。
三是天下书院就那么些，而寒士无穷，有一讲席，大家都来抢，除了学问，还要拼关系。即使坐上讲座，也未必能持久。故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梁国治卒，章学诚马上就因失去奥援，不得不辞去莲池书院教席。
好不容易挣来一个教席，心里也不一定舒坦。因为读书本来是想“己立立人”的，可如今，都是因为不发达，才觅一蒙馆，陪几个娃娃，坐待夕醺。说些童年已知的常识，批改无穷无尽的不通文章，以糊不知为何要糊之口。
自立已是无望，立人立功、经世济民，更成画饼。偶尔碰上一个天资好的，等于中了彩票，是天上掉了馅饼；大多时候，只是师生相对呕气。
章学诚幼时，在同学杜秉和家的凌风书屋随王浩读书，就充分显示了这种情况。当时同学七八人，他说：“王先生常挞人，杜君受挞最多，甚至伤脑门，几死。后伤愈而顶肉骨隆起，不复平。其酷可想。”
旧时塾师事实上多是如此。家长送子弟去上学，往往还要向老师说“孩子不听话尽管打”，塾师也真的就箠楚诟骂不已，美其名曰“师严道尊”，而实际是在老师心理不正常底下形成的无奈。犹如农夫欲收成，即不能不仰风盼雨；风雨之来，必然伤禾；但只要不是骤风疾雨把禾苗都弄死了，农民还是能忍耐，甚至要感谢的。
教师一边教著书，通常一边还心不在焉，另有所图。主要不是想着颜如玉、黄金屋。唐宋时期官府还能以此骗君入彀，清朝读书人已无此“利”与“欲”的奢想，想的只是“名”。
现世之名是科举得隽，成就科名，足以告慰自己和祖先。后世之名，则就要有着作了。所以教书不过是敷衍塞责，要努力找时间准备自己科举应试，或写书以期不朽。
这才是主业，至今未变。教师升等，靠的都是著作，近年虽说教学也要考核、也当重视，但你光卖力教课而交不出著作来试试。当今美国大学间的俗谚尚且说“不出版即滚蛋”（具体史学界的例子是黄仁宇），何况清朝！
二、出仕：不断开发的仕途
（一） 从“学在王官”到“以学干禄”
科举应试，本身也是读书人出身之正途。但士人早晚期入仕颇有差别。
最早，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如章学诚说的“学在王官”，故无不做官的读书人，犹如没有武士不是贵族。孔子打破学术教育垄断之局面以后，平民也可受教育，甚至人皆可学、能学、有受教权，为人类史上一大突破。
这在我看，当然是一大好事，可是章学诚大以为不然，翻来覆去把孔子骂了个够，还想撤掉他老人家的冷猪肉。但这暂且不去说它，总之，此后学者不限于官吏，反过来说，也就是读书人可仕可不仕。
不仕的可耕可渔。仕则世家大族，官宦足以维系门户；平民亦可据此建功立业。或壮士投笔，驱驰域之内外，或词赋凌云，辅佐王之左右，征辟察举，文学贤良，分途登进于朝，竞力丕显于廷。所以读书人逐渐与宦仕者形成一个群体。
陈寅恪说士族两大标准，一是累代官宦，一是经学礼法传家，即是这个道理。魏晋南北朝就属于这种读书人社会，是世族、士族的贵族社会，而非氏族。看起来九品中正，颇以血缘为高下，其实“文”犹胜于“血”，故鲍照这类门地寒微的人，照样可以出仕。
也就是说，这一段时期，一是仕不仕自由，看个人意愿；二是仕不仕也不是“身份取向”的，仕宦可凭自己本事。隋唐科举，当然又扩大了这种趋势，官员和读书人群体的黏合度愈来愈高。
所以我们会看到六朝到唐代还有很浓的“仕/隐“冲突或争论，宋代以后就少了。读书人参加科举以入仕，仿佛天经地义。理由可能是志业的，读书的目的就是从政治民，如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能是经济或治生的，如山谷诗说：“家贫只以官为业。”
（二）从“治民理政”到“挂职读书”
但不论官员和读书人群体黏合度有多高，他们毕竟不是一体。
读书人多而官少，很多人挤不进去；或虽勉强进去了，却只在圈子的边缘游走，挤不进中心地带；或挤挤又被挤出来了；或挤了一阵，感觉无甚趣味，索性离开，另谋生路。
但圈子外没读什么书人却还拼命挤进来。一种是西门庆式的，靠勾结官吏得以身居山东提刑所的理刑千户，类似现今公安局长。
一种是捐钱买官式的，可得虚衔、封典及出身。清朝虽规定只能为候补官，不得为官翰、詹，不准考选科、道。捐官的人，却往往不理会这些，要的只是一个官名，并没想实干，所以这种限制无甚实效。
政府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甚至更列了一种编制之外的员额来应付有钱人对官瘾的需求。这就叫员外。是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最典型的制度。
员外，跟员外郎还不一样。员外郎是正式编制，明清六部各司都有员外郎，为各司副官，清制从五品。员外却是闲差，用以安置有钱有势的人。唐朝已然（《通鉴》记载：神龙二年三月大置员外官，自京师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后来愈来愈普遍。
以至于员外成为有钱人的通称，犹如年轻女人都被称为小姐、年稍长都被称为某太太、某夫人。元朝李行道《灰阑记》说得很明白：“俺们这里有几贯钱的人，都称他是员外，无过是个财主，没品级的。”
但是，捐官虽然整体上甚是不堪，是陋政；可是捐纳入官的人数既多，其中也不乏实干的。例如我去东莞玩，当地保存最好的清代园林，叫可园，现在还是个博物馆。园主张敬业就是捐官出身，可是在平定太平天国时立了不少战功。
这几类人都是读书人在官场上的竞争者。竞争情况太激烈，读书人就只好找仕途中另一种次级从仕之道。
何谓次级从仕之途？
入仕做官，当然位高权重才好，所以大家都削尖了头去抢好位子、求升进，倾轧不已。可是政府要管天下事，既有管钱、管权、管拳（资源、军备、刑罚）的热门机关，自然也必须设一些没什么油水的冷衙门，文化、教育、环保部门即属此类。
同样是官，去当什么翰林院学士、国史馆编修、各省学政，就都是冷官，整天抄书、编书、教书，管理文献，跟在家做书生没什么两样（纪昀自己就有诗说：谁种萧萧数百竿，伴吟偏称作闲官；不随妖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没权指挥人，也没钱养好自己，连佣仆都觉得跟着你干很是晦气。抄书编书出了错，还可能连家底都赔光（如《四库》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就屡因有错字误字被乾隆罚俸），甚至丢了老命。
这种官，做起来就寡味了，故只能称为次级从仕，干的是第二线的活。或也不叫什么活，只是备员官场、挂职读书而已。它比“家里蹲”略强一点，是有一份俸禄，全家不必如黄仲则般“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乾隆四十一年，黄仲则应乾隆帝东巡召试，取二等，被赐二匹缎，任武英殿书签官，就属此类。从在家里管书房，换到宫中管书房罢了，并不莅民理政。
中央政府如此，底下类推。
例如汉朝明朝这种郡县制与封建制并存的时代，读书人主要挤到皇帝身边，进入中央集权郡县制这个系统。但也有不少人退而求其次，去走分封王的路子。如司马相如本为梁孝王的宾客，以此为跳板，后来才进到汉武帝的圈子。当时各王门下罗致的人才都很多，这就称为次级从仕，也食君禄，却不治民理政。
读书人到这些诸侯王底下，一种是出谋划策，帮忙的。如吴王濞、淮南王、燕王朱棣、宁王宸濠要造反，就需要这种人。
但若王并不想干什么大事，则他既不治民理政，自然可以悠游岁月，吹弹奏唱、仙佛书画，肆闲情于书籍。这时他就需要一批帮闲的人来助他虚度岁月。如明朝第一代宁王朱权虽然也有事功，但后期主要是玩，编了《文谱》、《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诗谱》、古琴曲集《神奇秘谱》、北曲谱《太和正音谱》、《务头集韵》、《琼林雅韵》及杂剧《大罗天》《私奔相如》等（《千顷堂书目》中《宁献王书目》列了137种）。他哪那么厉害？显然须有手下许多帮闲读书人的参与。
中央郡县制里的大僚，如刺史、节度使、道台、总督等，也要这两类幕僚。帮忙的，能协助他治民理政，起稿文书；帮闲的，可襄赞文化、整齐文献。江湖游士，进不了中央的，往往就群集于他们身边；在中央混得不如意的，也常退到他们幕府中寻找新机会。
唐宋期间，李商隐跟着郑亚去桂林、跟柳仲郢去四川，巴山夜雨；陆游随范成大入蜀，骑驴剑门，都是游幕者之生涯实例，为当时重要文学生态现象。各位可以去参考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等书。
关于读书人群体之研究，早期主题是出与处、仕与隐；接着是哀时命、伤沦谪；唐代开始，则要关心游行干谒、游幕；宋代更要注意向下阶层、地方化、商业化流动的趋势；明清则因读书人治生愈发困难，激发并扩大了之前的所有问题。
唯清代大僚多乐于编书，除传统的类书、文献集编之外，尤其热衷编修方志（既有清初顾炎武、顾祖禹之提倡，近又受乾隆五年朝廷修成《大清一统志》之鼓舞）。前者如阮元编《经籍纂诂》，后者如毕沅委任章学诚修《湖北通志》《常德府志》，都替天下寒士提供了不少生存机会。
三、游士生涯、奔波江湖
在一个读书人跟官仕团体高度重合的社会，章学诚本来也打算学以求仕，走父亲的老路。但乾隆二十五年，赴京师应顺天府的乡试，即未能中举。隔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只好就学于国子监。
为何要去国子监当学生？发奋读书做学问？不是的。明清国子监及各级学校，跟现在一样，都不做学问，只翻来覆去背诵、模拟考试、做习题，以谋科第。落第生亦往往栖身其间，以谋衣食。
谋衣食？是的，因为学校与书院都提供膏火，虽没多少钱，暂时栖身，差可餬口。
可惜他基础太差，在国子监读书，考试名次常在最后几名，受尽蔑视。直到乾隆三十年，二十八岁了，才入翰林院编修朱筠门下学习。
乾隆三十二年，章学诚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 。但这年，朱筠奉诏修《顺天府志》恰好给了他启示。他本来就艰于生计，故趁机参与修撰《国子监志》。
次年，章学诚父亲卒，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更只能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
乾隆三十四年，又替秦芝轩校编《续通典》之《乐典》。看起来编书的事业可以乐观开展，可是跟一起修《国子监志》的人却意见不合，到三十六年，终于辞去。
乾隆三十八年，又获朱筠介绍，到和州参与编《和州志》。
时来运转，是乾隆四十二年，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了进士。也通过了入仕的仪式，时年四十岁。
但他随即自认迂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真正踏入仕途。
为什么？
一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周折，到底做官还是做学问才是自己的人生志业，已经弄清楚了。乾隆四十六年他在清漳书院时，曾向学生提出一道策问，问：“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其实即是说自己的答案。考试、应科举，只是一个过程，犹如人类学家根纳普说的生命通关仪式（Rites of Passage）；读书则是一辈子的事。
二是他虽没正式入仕，可是因长期追随朱筠等人，游走各大僚之幕府，对官场已有入乎其内的体会。深知自己没处事理政的本领，处人也不圆融，做官根本不会有前途。即使勉强去做，也只能跟朱筠一样，坐冷衙门，帮闲，编编书。
而编书只要游历找到机会就能编，亦不需入仕。像戴震并无科名，奔走江湖一生，到处都能有人请他编书；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之后却仍是编书，而且还马上死了，什么好处都没有。则入仕为官，究有何益？
三，对章学诚来说，利比名更现实更重要。他首先要解决贫寒问题，国子监学生的膏火，固然不足以养家；考上进士后，分发去做什么官呢？国子监典籍。这岂不又回到原点了吗？无奈，仍只得游历觅食。
游亦困难，遇合不偶。乾隆四十六年，胡谱：“三月，去游河南，失礼于?海度，不得志而归。中途遇盗，尽失其囊箧及生平撰。狼狈衣着短葛，走同年生张维祺于直隶肥乡县衙。维祺聘主肥乡县清漳书院讲席。生活仍极困难，屡致书梁国治、邵晋涵等求救。”
乾隆五十二年，想想不是办法，还是回归官场，起码吃饭可有保障。听说他中式那年的进士可以开选了，即赶去吏部投牒。结果路上又碰到打劫，“生计索然，转投友家者几一年”（胡谱）。
拖到十月，据说可以分发到知县了，想想又不能干。放弃了，还是回到保定。
在保定，友人周震容来访，相与讨论《养蒙术》，争执老半天。僮仆听了都觉得好笑，诮曰：“此省垣地，不走谒热官，乃聚讼此无益言语。是宜吾侪之不得饱也。“
周震容乃介绍他去毕沅幕。他遂致信毕沅曰：“爱才如阁下，而不得鄙人过从之踪；负异如鄙人，而不入阁下裁成之度，其为缺陷奚如？”文如唐人干谒，颇可笑，但得到了赏识，开始编《史籍考》。
然而好梦常短，乾隆五十九年，毕沅即因湖北邪教案奏报不实，降补山东巡抚，章学诚就也就同时丢了饭碗，《史籍考》亦顾不上了。
狼狈返乡，无以存活，乃游扬州、会稽，希望能得到阮元的帮助；一时未有所获，而得到毕沅复任湖广总督的消息，故立即北上。一方面是可以把《史籍考》等残稿做完，一方面也才有职务有收入。
不料毕沅剿匪甚忙，无暇文事，弄得他狼狈愈甚，简直要做乞丐了。幸而他老师朱筠的弟弟朱珪实授两广总督，他赶紧《上朱中堂世叔书》求救：“楚中教匪尚尔稽诛，弇山制府武备不遑文字。小子《史考》之局，既坐困于一手之难成，若顾而之他，亦深惜此九仞之中辍。迁延观望，日复一日。今则借贷俱竭，典质皆空，万难再支。只得沿途托钵，往来青徐梁宋之间，惘惘待傥来之馆谷。”
傥来之馆谷，指的就是我前面谈到的：不知道能不能觅到的坐馆教书之机会。
这机会终于还是没来，所以次年他写了一篇《天玉经解义序》。这是一本相地的书，故胡适批评他终究不脱绍兴师爷见解。其实这是胡适饱汉不知饿汉子饥，它与绍兴师爷的刑名刀笔也没关系。
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也是幕僚，需有官员聘用。章学诚游幕的本事，只在编书、写文章，不能琴棋书画之务虚，亦不能刑名钱谷之实用，况且此时的困局，正是找不到雇主。因此从他写这篇文章，强力替看地相风水洗白，说《周礼》可以找到渊源来看，他这一阵子可能正在研究“候风脉水之理”。
因为，读书人无馆可坐、无官可为、连做官的幕僚亦不可得时，只能脱离这个“读书-考试-当官-著作”的逻辑，另从民间谋生路。
读书人在民间可做什么呢？医（看得懂医书，再有点临床经验，即可行医或坐诊。宋朝以后“儒医”兴起，其内在原理即在于此）、巫（择日、相地、合八字、看风水、婚丧主礼等）、书（对联、牌匾、抄写、代书、代编家牒族谱等）、艺（协助宗教或艺术团体、出版社制曲、编剧、编撰校刊小说戏曲宝卷劝善书等）。章学诚自己在乾隆五十年八月即曾刊刻《太上感应篇》，现在走投无路，或许会想试试去看风水。
幸而他终究不需如此。嘉庆三年，在杭州靠阮元、谢启昆之支持，续修《史籍考》，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一举解决了衣食和志业问题。
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他一个读书人，想靠著作使志业不朽，毕竟还是颇有遗憾的。
四、书呆志业观之检讨
把这些遗憾合起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学术”问题（同情、遗憾、感慨、咨嗟、甚至对历史人物生平的处境描述，据说都不是客观学术，没有认知意义，只表达了一点情绪），所以我们也要学术一下：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919年在慕尼黑曾做过《以政治为业》和《以学术为业》的著名演讲。以学术为业与以政治为业对举，属己与属他、自由与专制、真善与统治，在近代影响深远，常被用来作为分析知识人群体的模型。
然而，实际上其说问题甚多，形式性的两两对举，也根本不能说明我国“士”或“知识人群体”的状况。
因为你看我对章学诚这类人的描述，就知道：以学术为业与以政治为业，两者不见得矛盾、对立，都受“生活”这一杆秤所操纵。以致三者相拧共生，终极关怀也游移转注，相持、相偕、相协、相抗，混为一体。这才是生活的实况，不是韦伯这类书呆子所能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