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人们不断记忆的“过去”，也是我二三十年来一再重访和书写的“现在”。2019年是五四的一百周年，那时曾集旧作编出一本《激情年代》（实际出版在几年以后）。现在这本《复调的五四》是应香港方面邀约的繁体字版，对原第一章做了大幅修改，并新增了第四和第十二章。本书大体记录了我在五四题目下的不断努力，当然也并非简单地把多年的研究原样聚合，因新材料的发现及年齿日增带来的感悟，也以新的面貌加入其中（如最后一章就基本是重写的）。
新增的第四章进一步申论五四的复调特性，强调五四运动是一个从发生当时就开始被传颂、记忆和诠释的特殊事件。运动本身并非谋定而后动，而是在发展中完型。在其逐渐定型的过程中，本事与言说的纠缠，是一个与生俱来而又从不离弃的现象。五四运动当然有其不约而同、众皆呼应的主题，然也确实头绪纷纭。史事本身的多姿多彩，导致了五四认知的多样化。它就是一个复调的运动，其内部不同的声音既各自独立，又共同参与并形塑出一个更大的和声。变化的史事需要发展的理解，丰富的史事需要多元的理解。既要表现出时代的“公言”，也当再现各种独特的“私言”，以复调的方式表述复调的史事。
全书的通论部分（第二至四章）提示出一个共同问题，即五四运动究竟是不是一个可成一统的自足体系。从表面看，狭义的五四因其时间短而且诉求明确，似更显自足。然而学生运动实际处在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之中，其对整个运动的“改写”是清晰可见的。胡适爱说学生运动时瞬间涌现出四百多种支持呼应的白话刊物，更揭示出广狭两义五四的内在关联——没有此前新文学、新思潮的滋养和培育，骤发的学生运动恐怕不会在当时就“一呼百应”，并在此后持续得到呼应，以一个政治为主的运动在历史上留下显著的文化烙印。
新增的第十二章展现了广义五四的终结。伴随着政治伦理的转换，五四人对政治本身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也有过深思。这一根本性的思虑，涉及到何种方式更能改善中国的现状以及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一度曾想疏离于政治的胡适最终走向接受政治解决的取向，经历了充满无奈的挣扎，或也可以说是与时代协商（negotiations）的结果。从五卅运动到北伐，中国逐渐进入一个“行动时代”：个人让位于群体，政治压倒了文化。言说的无力揭示出读书的“无用”，宣告了一个以文化为表征的时代真正成为历史。
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其实英雄也可以造时势，广义的五四就最能表现时势与英雄（知识青年）的相互塑造。若狭义五四抽离出来自成一统，不仅自身立足不稳，更会大大淡化整体五四的历史存在和历史意义。可以说，不论广义狭义，五四都不是一个真正自足的体系，却也在发展中渐成一统——
大体在五四时代结束之时，一个同质性的“五四”认知，已在约定俗成中逐渐成型，故五四确有自具其相的一面。但五四又是一个甫发生就被记忆和诠释的运动，其含义长期持续发酵。人们记忆中的五四，在不同的时段和场域，表现出隐显不一的选择性，其构建一直在继续。这样一种多少有些自足又始终处于发展之中的情态，粗看已浑成一体，细观则层次隐约可见，颇类石子入潭的景象，激起一片片相互叠荡的涟漪。
徐志摩曾描述掷石子入深潭的音响效果，颇可给我们以启示：
拿一块石子掷入山壑内的深潭里，你听那音响又清切又谐和。余音还在山壑里回荡着，使你想见那石块慢慢的、慢慢的沉入了无底的深潭。
试想若在余音仍回荡时再掷入一块石子，便会出现两次回音的缭绕；水中看不见的先后两块石子还在慢慢沉落，而水面可以闻知的余音却已难辨彼此。
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石块激起的涟漪之上：此前投下的石子所激起之涟漪还在荡漾，而后下的石子又激起新的涟漪。石块虽有先后，两次涟漪在视觉上却是连接的，不排除前次的涟漪被一些人视为是新石子所造成，反之亦然。且触岸之鳞波还可借力反荡，与袭来的新波互动重叠（overlap）。
这样一种波动不息的繁复层次虽是历时性的，表现出来却往往像是共时性的，因而也常被认知为共时性的。
历史上那些带有“礼失求诸野”意味的现象，借此可以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在中心区域已形成新的“礼”，而边缘区域旧礼的余波仍在，故可寻觅旧礼的履迹。然而中心区域的新礼也会逐渐向边缘区域延伸，当地出现的履迹不排除为新礼的冲击所致，却可能被看成旧礼的余波。尤其人之所见往往是他们想要看到的，对那些怀抱“礼失求诸野”愿望的观察者，即使真是新礼的履迹，也很容易被视为旧礼的余荫。
在实际的历史中，落水的石子可能不止两三次，那些像是共时性的音波或涟漪，可能是历时性的不同因素所造成。倘若石块进入的是流水而非静水，本有水声和波粼在，就牵涉到外来冲击的反应与内在既存理路之间的紧张，石子造成的音波和涟漪也因此而更复杂难辨。
具体到五四，由众多支流汇聚而成的五四波涛，奔涌所至，必有回波，而各不相同（例如其流经上海，便与在成都激起的涟漪未必一样）。像这样历史上相当特殊的事件，不仅当时的本事和言说，包括事后不绝如缕的后见之明，都在声声相应，形成一个互为因缘的复调乐章。故石子入水这样一种“冲击-反应”，既是启示也是挑战，要辨析那些音波或涟漪的成因，亦即履迹的“所以迹”，虽极不容易，又不得不为。
在学人的实际操作中，每项具体研究，大都是截取一段史事来进行探索。这种切片式的研究或是不得不为，但在认识、解读和分析被截取的具体片断时，却不能看作是静态的，而当注意梁启超所说的，“每一段史迹，殆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只有注重单一史事那“若行若止”的动态及其与他人他事的时空关联，才可能领会并表现出其静中有动的精神风貌。
所谓“历史长河”本是流动的，时而波澜壮阔，时而细水缓流，甚或成为泛着微澜的“死水”（此借用李劼人小说的书名）。有石入水，激流与静水的涟漪不同，浅溪与深潭的音波也各异。流经五四那个激情年代的历史长河，整体或如汹涌澎湃的奔流，而不太像静止的深潭。但若切到具体的水面，其涟漪、音波，也不过程度之差。如刘咸炘所指出的，“凡静定，皆自一浑同中裁节而后见”。任何一个片断都是周流变动中截取的一静定，且必截取而后可见、可考察分析；但此所谓“静”仍在动中，乃是变动之中“不行不止”的静定（《庄子·天下》：“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或即本雅明所谓“辩证的静止”，现象虽似凝固，仍可透视到动的姿态。
不仅史事片段需要放在更大的流动历史背景中考察，对历史全局的认识，也因截取的片段不同，而获得不一样的认知。换言之，每个史事片段不止是整体历史的一个部分，它也可以折射出历史整体本身。余师英时曾以“月映万川”之因人而异来说人人对五四的看法不同，而万川映月亦类石入水中，川不同则音波、涟漪也各异。尤其历史是要见之于行事的，每个人在具体场域的所思所言所行，永远是重要的。面对在时空中演变的五四，每个当事人、事后人和研究者，都有自己身临其境的具体认知，人各不同。
一个个独立又彼此因应的声部构成了复调的乐章，这乐章又被一次次地演奏和诠释。
五四的体相并非将各单一节点简约串连起来，而自有其统整的一面。然单一的认知既是五四整体形象的一部分，又与其他众多认知相伴相生、互为因缘；更因是置身其中的具体感知，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这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个时代、史事皆有其特殊的色彩。书写五四的人，须遵循述史如史的取向，尊重时代、事件和人物的个性，使展现出来的五四不那么整齐划一。而那个丰富多元的复调五四，仍需置于历史长河与世界格局中继续体味，以获取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并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