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拜识吴天墀先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概是经刘复生、蔡崇榜兄先容（或亦有陈力兄的美言），得面聆雅教，有胜读十年书之感。记得前人说过：“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此说应很久远，在宋代大儒程颐的口中，已是“古人言”了。 [1] 与高人晤谈，本是难得的机遇。是否获益，则全看缘分。有缘则能有所悟，似知似觉之中，学问已经长进，往往胜过自己读书。
余生也晚，不少大师已归道山。且老先生大多谨守不好为人师的旧训，不叩不鸣。读大学时尚不悟高人言传的紧要，往往仅向授业的老师请教，又错过了一些机会。大学毕业后，渐有所悟。曾到北大进修半年，北大的课仅听了一门，却蒙周鸿山先生引介，常到清华园向吴其玉先生请教，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获益匪浅。在美国念书时，蒙吴老先生介绍，又得以向他昔年的弟子刘子健先生请益，更领会了当面言传可以使人通达的微妙。回国之后，已知珍重类似的机会，而老先生却又少些了。然而机遇总是有的，拜识吴先生，就是我学问之路的一大缘分。
先生治学本目光四射，或也希望道术能传，故对各方面的后学皆不吝点拨，循循善诱，使人如沐春风。有段时间，常去请益；驽钝如我，亦觉学识皆进。而先生并不拒人于门墙之外，有时兴之所至，竟自扶杖叩门，说是“来看看你好不好”。那时我住五楼，先生已年逾八十，拾级而上，即使体力能支，亦非老人所宜。感动之余，也不免有些后怕。惟自己文债日多，登门向先生请教的次数渐少。后来也曾起念要为先生做一口述史，终未付诸实行，留下永远的遗憾！
那时承蒙先生赐赠《吴天墀文史存稿》一册，捧读再三，眼界大开。家中书架上也有先生自称“业余写作”的《西夏史稿》，却是1980年初版时赐赠内子的。原来先生落难时曾长期住在四川大学十四宿舍，内子家也在那里，或因对先生执礼甚恭，而获此厚赠。《西夏史稿》我仅翻阅，惟对《文史存稿》，每读便有所得。
读书受益，本有很多种，有的书给人以启发，有的书叙述事情的原委，有的书示人以可用的材料，有的书则直接告诉我们：书不可以这样写。吴先生的书，属于第一种，不分专业，皆开卷有益。其言传亦然，不论何人，有缘即有所悟。而读先生书，又不能不论世知人。
一、与时代和社会相感应的通儒
在我念书的时候，吴先生便是位传奇式的人物。那时只听说先生在1949年前曾任县长，是青年党的中央委员，也是抗战后第一届国大代表，后遂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在那个时代，能有工作名曰“参加革命”，“反革命”自然也就没有工作，只能长期靠拉车谋生。后经老师徐中舒先生援引，进川大历史系资料室，才稍稍回归史学，然亦长期不顺。我在与先生接触稍多后，又知先生任县长之前，还曾任西康省政府秘书，为省主席刘文辉写讲稿三年多。中江李鸿裔曾挽曾国藩，说他“上马杀贼，下马做露布”。若不计事功之大小，吴先生在国难（对日抗战）时之所为，庶几近之。理想型的士大夫，从来不必有专长，却也随时预备着召唤。以过去的观念看，先生亦所谓经世致用之才乎？
以前仅从先生自撰的《往事悠悠》（见本书代序）中略知其经历，最近读了先生长子杨泽泉（随母姓）世兄自印的《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以下所述先生经历，《往事悠悠》外，多本此书）一书，始知先生的人生，远更坎坷，仿佛应了那句老话：不如意事常八九。
吴天墀先生1912年生于四川万县，七岁入私塾，八岁父亲就去世。入小学后，时断时续，辗转多校。甫入中学一年，母亲也因病弃世，先生竟不得不“自立”，只能在同学扶助下继续学业。适逢过年，竟无家可归，还是同学何其芳邀至其家暂住。先生于年三十夜草草葬母，在寒夜中孤身步行二十余里，二更时分才找到何家。人生冷暖，集于一日，终生难忘。
后先生投靠在涪陵的母舅，得其资助，读完中学，又考入四川大学。也因此，先生常对人说是来自涪陵，以致不少人也误认先生为涪陵人。或许万县已是不堪回首的伤心地，然先生仍以“浦帆”为别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代替了本名），寄寓其怀乡之情。盖万县古为南浦郡，据先生的自述，这名字表示他还希望“有朝一日能扬帆游弋于大江之滨的故乡”。不料帆从南浦起，漂泊此一生。无家之乡，终生难归，只成一位“从名分上讲还算是万县的人”。言似平淡，想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不过，当年四川各地的教育水准不低。先生虽家境不好，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段读书经历，他自己说得较少。惟从小学起就能常考第一，必以能文称；尤其旧学渊深，诗做得相当好，得蜀中士风之正传。 [2] 如1962年初春曾有《闲居独学》一首：
竟日不出户，寂寞守空斋。春风岂虚到，柳眼又新开。竞食鹅儿闹，窥帘燕子来。陈编看不厌，暝色上莓台。 [3]
时先生落难于四川大学十四宿舍，那是一片由过去慈惠堂火柴厂旧址改建的简陋平房，须用公厕。先生所居小屋，适为其邻。地面潮湿，杂草稀疏，藓苔错落，实非宜居之地（莓台既是用典，也是写实）。而其诗不怨不怒，字面疏淡，有老杜之风，诚可谓“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 [4] 不见其人读其诗，也可略知其襟抱。
先生在中学就熟读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考大学时便以一篇《六经皆史论》获第一名，给主考老师以深刻印象。入高中适逢“九一八”事变，遂有书生报国之志，与同学一起在成都《大川日报》上创办《满蒙藏周刊》，并自撰《英国侵略西藏之前前后后》一文连载之。考入川大后又在校刊连载《地理环境与藏族文化》一文，实亦中学时所作。
那时先生已参加青年党的活动，同时又学习世界语，两者都是当年的“四川特色”（四川不仅是青年党的大本营，也是世界语在中国的重镇，如卢剑波、巴金等，都曾是名扬中外的世界语健将）。从《文史通义》到世界语再到青年党，仿佛相隔甚远，却印证着一个身世坎坷的漂泊少年，正成为胸怀天下的士人，既温故知新，又放眼世界，并表露出经世致用的倾向。这位青年士人有传统的积累，却又是现代的，还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工诗文，习世界语，参加青年党，关注着四川周边最可能发生国际纠纷的区域。
吴先生1934年考入川大，读书期间的一个大变化，是国民政府因预备抗日而真正进入四川（四川在北伐时虽然易帜，仍成功抵制了中央的进入，维持着“北洋”风格的统治）。外来中央政权与明显带有“北洋”特色的地方政治，有着种种或隐或显的紧张和冲突（其实此前入川的红军，也带来很多新风尚，不过其在川内影响更多是区域性的）。而四川的青年党，在与国民党竞争的同时，也就自然接上了所谓“地方军阀”的地气，逐渐显露出一些独特的地方性认知。这类“地方性知识”，是认识和了解那个时代四川政治、四川文化和四川读书人的必备基础。
吴先生大学毕业后在《史学季刊》上发表的《张詠治蜀事辑》，便是一篇学以致用的力作，既体现了严谨的学术规范，又深具上述的“地方性知识”。针对“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流传说法，先生以为，其实并非蜀人之好乱，而是其处境常驱之乱。盖四川“民性脆柔，易启奸蠹之虐；积忿蕴怒，不敢与校。及至生事艰困，不可复忍之时，铤而走险，遂归必然”。此大体本苏辙《蜀论》所言，而略去小苏将蜀人与秦晋之民的比较，但仍秉持其“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强者有所不惮，而弱者有所不侮”之意。
文章指出，历代“治蜀苟得贤者，使其民有以乐生送死，则心悦诚服，从风而化，其效亦至易睹”。故“历代蜀乱之责，常不在蜀人之本身，而系于治蜀之得失：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治则蜀人安以乐，乱则蜀人危而苦”。思安恶危、趋乐避苦，本人之常情，蜀人自不例外。而其被“处境”驱之乱，乃因“地偏一隅，山川修阻，朝廷之政令难达，上下之情意易乖”。先生晚年修改此文，更明言宋初朝廷对四川“猜防控制，深怀戒心，有不可终日之势。惟张詠守蜀，擘画经理，能洽民心，使地方与中枢之矛盾隔阂，有所消除。情意既通，政化易行，从此川蜀局势，步入正轨”。
此所谓蜀人之“处境”，稍近西人近年爱说的context，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其“山川修阻”，仅是自然的一面；“上下之情意易乖”，则更多是人为的一面；而“生事艰困”到无法维持常规生活，则是其社会的一面。三者结合起来，大致近于史家所谓“思想语境”了。任何时候，若治蜀得人，便可消除“地方与中枢之矛盾隔阂”，也就不会出现“乱先而治后”的现象。反之，则川蜀局势便很难“步入正轨”。
先是教育部于1938年撤川大校长张颐，而代之以程天放。张为蜀人，而程则被视为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囊中人物”。当时川大师生曾有较大规模的“拒程”举动，吴先生想必也有感触。此文无一语述及时政，然似乎处处皆针对当时川局而言。无怪不久之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忽聘请天墀先生作他的秘书，专门负责撰写讲演稿。此前两人并无过往，据说刘就是读到《史学季刊》上的文章而知先生之名。我的猜想，或许刘文辉深感吴先生说出了他（以及其他地位相类的四川军人）想说而没说出的话吧。
那是1940年秋的事，此后先生担任西康省政府秘书达三年多。在讲话不靠念稿子的时代，为大人物写讲演稿，是一种“代圣立言”的工作，要能体味其心胸思路。如先生晚年自述，既“要去揣摩一个军阀的心态，作些冠冕堂皇的议论”；还要言之有物，使讲者有临场发挥的余地，能“表现自己的才华”。 [5] 对一般刚毕业的书生，这是相当困难的。而吴先生本通人，虽进入状态有些困难，毕竟素怀经世之志，对川康政治有切身的体会，又有历史文化的积累，后来显然比较得心应手。盖此乃双向的选择，不仅要起草者能写，还要讲述者能接受、能认同。若非此道中人，很难持续写出合适的“代言”。
这些讲稿都是时代的痕迹，对研究吴先生和刘文辉，以及当时的川康政治，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应集结起来，出一本代拟刘什么公奏议集一类的书。据说刘文辉当年就有此意，大概是不希望先生多年都“白辛苦”了。我也曾向先生言及，但先生说并未留稿，一笑置之。想想也是，若曾留下，历次“运动”岂不更添罪状，恐早难生存了。惟雁过留痕，将来若要给先生写传，当去查那时西康和四川的报纸，必有所获。
刘文辉还是那种知人辛苦的长官，遂在1944年任先生为芦山县县长。至抗战结束后，先生自动辞职卸任。中国的传统，能读书也就能做官。然而官也有很多种类，一个读书人究竟是否具“百里之才”，这是直接的考验（在此基础上，还有“方面之才”的更大考验）。而芦山地处偏远，民风剽悍，产鸦片，匪盗出没，至少不是所谓“卧治”可了。张邦炜先生后来曾就此询问过吴先生，据说先生笑了笑，然后回答：“不会做，做不好。” [6]
这话要细心体味。吴先生在1946年曾撰文说，离开芦山回成都教书几个月，体貌较前丰腴，“于是我才感悟到，以前数年的官吏生活，对于自己的身心两方都未必相宜”。 [7] 可知“不相宜”的觉悟还是后出，此前并无太多不称职的感觉。“不会做”意味着必曾努力尝试，“做不好”则既是述实，也含谦逊。实际上，先生在同一文中又说：
生活在内地的多少带有农村气息的小城市中，物质的享受和便利种种固说不上，但邻里往还，情谊是亲切的；彼此内心都能关照，精神上不感孤立迫胁；人格所能代表的价值，相当的被人公认，信用也能流通无阻。尤其是我们若能置身于乡野之间，绿畴平衍，苍穹悠悠，我们的心思也随之而活泼丰富，自由自在，并不感觉到有什么“窒碍系缚”。 [8]
这应当就是不久前在雅安、芦山的生活体验，只要步出衙门，心思就会得到解放，是颇足留恋的记忆。不过，所谓小城生活不感“窒碍系缚”，是广义的；若仅言政治社会，先生终感其陋浊，乃抽身他去。
离芦山后，吴先生回成都教书数月，又赴上海任职于前川大老师何鲁之创办的中国人文研究所。这是一个青年党的文化机构，先生当时已涉入党务渐多，被选为中央检审委员，后并以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为中华民国制宪。不过，也是在开会期间，先生进一步感到自己不适合干政治，乃就商于适在南京的老师徐中舒，希望回川大教书。在徐先生支持下，很快落实了教职，正式结束了参政的活动，回到教书治学的生活。那一年，先生34岁。
然而，终因曾有一段从政的经历，在天下巨变后，先生遂不得不办理“自新”登记，成了“管制分子”，日常“学习改造”之余，只能以拉架架车（板车之一种，窄而长）为生。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从佛学大师王恩洋致先生诗中“能死非勇能生勇”一句 [9] ，稍可领会。人生不顺，若到了生不如死的程度，便无所谓什么“求生的本能”。那时的存活，是名副其实的苟活。所谓忍辱负重，有些人靠修养，有的人靠责任感（因还有家人在），的确需要勇气。
以后见之明看，先生少负才名，读大学时已崭露头角，若潜心学植，专意研究，或早已硕果累累，似乎有些可惜。惟不曾落难之人，不容易了解一份优厚的薪水对身负养家糊口责任之人的吸引力；而国难之时，国家民族和乡邦的召唤，更让有志者无法拒绝。抗战期间，亡国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读书人。书生报国，写文章是一种方式，参与政治是另一取径，且更直接。先生素负经世之志（他后来从一生读书教书的刘咸炘那里看出其“抱有经世致用的宏愿” [10] ，若非心同理同，焉能见此），高中时便开始参加青年党的活动，投笔从政，也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而且，在时人眼中，吴先生本非所谓“迂儒”，读书时就是学校中著名的干才。他大学毕业时，便被校长张颐介绍到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那里任“座谈会” [11] 干事，与包括张颐本人在内的名流一起受薪议政。尽管先生自己很快感觉不适，又设法回到川大历史系任助教。但在张颐眼中，先生显然就是可以一展抱负的青年才俊。
我的感觉，吴先生的议政从政，既不是向往的，也不是被迫的，更不是有些人理解的误入歧途。澄清天下，从来是读书人的传统责任。先生之所以屡进屡出，是总期望自己能对国家民族和乡邦有所贡献，或也盼望政治能更清明，使他可以有所作为。然而，虽其随时准备接受召唤的心态不改，却总是不断认识到自己并非此道中人；一次次的参与，一次次的退出，终于让先生明白，他其实属于另一个世界。
二、目光四射的大家
我读书时吴先生的另一传奇，便是听说徐中舒、蒙文通二先生都曾说过，川大历史系培养出的学生，吴天墀是最好的。那两位都是一言九鼎之人，所以吴先生在川大的地位，便不必以论著计了。先生后来得名，似乎多靠那本《西夏史稿》。其实先生治学一向目光四射，西夏史仅是他在特殊环境下的“业余写作”，不过小试牛刀而已。盖先生虽从少年时就关注西藏，又曾身往西康，西夏史却非其所素习，真正用心用力的时间，也就几年而已。正如刘复生兄所说，“在先生的治史生涯中，‘西夏史’并不是最主要内容” [12] 。
以我外行的陋见，吴先生真正最关注的，是在厘清中国中古时代宏观演变的基础上，再现宋代和四川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史。以先生的学力，若治学环境稍顺，不知会写出多少超过《西夏史稿》的鸿篇巨制。另一方面，由于家境贫寒，不能不从小加倍用工，致眼睛深度近视，视力越来越差。晚年虽境遇稍好，看书则较他人远更费力。史学不比其他，论述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目疾导致的困难，也使先生的著述，未能达其素志。
吴先生治学，非常强调“目光四射”（这话我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听到）。他常教导学生说：“如果研究宋代历史，而对其前的汉唐，以及其后的元明全无了解，则宋代历史是研究不好的；如果研究宋代的某一专题，而对宋代的整体历史缺乏了解，那么这一专题你也就难以研究深透。”这大体就是我们常说的上下左右读书。而先生的目光，更远射及欧美。他晚年编写五代学术文化系年，便拟在“附录”里纳入世界学术文化方面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包括“某年某月牛津大学成立”一类，以便读者知所参照。 [13] 这样开阔的视野，是研究中国所必需的，却也是很多中国史研究者所缺乏的。
且吴先生目光所及，又不仅限于书面史料的领域。他自己阅历丰富，故对史学有着特别的体认，如其《治学小议》所云，搞社会科学，“不当忘忽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先生引张居正所说“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一段话，强调“一个人懂得当前的实际越多，对古代和外国进行研究也将增多了解、大有助益”；史家“若知古而不知今，务外而遗内”，便做不好学问。这是真正天下士的通达识见，没有自身的经验，体会很难亲切，非一般不出书斋者所能喻能言。而其著述，也能常表现出这方面的特色。
1.初试锋芒
从大学毕业到任职西康省政府，不过两年，还辗转几个机构，吴先生发表论文六篇，而大部分或写于，至少也酝酿于大学读书期间。仿佛稍给时间，先生便能撰文。盖因其积累厚重，眼光敏锐，善发现问题也。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复原先生当年的苦读情景，但从其读书时代所撰文字，可略窥其眼界的开阔。大二时修明史，曾撰《明代三吴水利考》一文，后来毕业论文写长了，一时难以结束，遂经指导老师蒙文通先生同意，以此文代之。时顾颉刚先生在成都办《责善》，向蒙先生索稿，蒙先生即荐此文以应之。文通先生是吴先生大四那年回川大史学系任教的，同年还来了徐中舒和常乃惪（教历史哲学）两先生，川大史学系的阵容为之一变。三位老师对吴先生都有直接的影响，初期尤以蒙、常二位的影响为显。
先生在1941年刊发的《烛影斧声传疑》一文，是20世纪宋史研究史上一篇重要的考索文章，直接质疑关于宋太宗继位的所谓“金匮之盟”（过去多视为信史），该文便明显可见常乃惪的影响。文章起始就提出一段“理论”，明言全文皆秉此而申论：
历史的本身，不管是在遥远的古时，或是在亲身经历着的现代，我们都无从直接获悉其本来的内容。我们平日自以为深知熟晓的历史，实际上只是一串事情的轮廓或影像，并由这些轮廓或影像以推知其内含的意义。换言之，我们不知道历史的本身，只知道许多的史实所构成的关系。古今的史家写述他的著作，便是就他所见所知的这种史实间的关系加以选择，再组合为一适当完整的体系而已。所以严格说起来，任何人都不配说知道历史，只能说见到一些偶尔遗留下来的史实的断片。史家把这些断片适当地联系起来，便造成了所谓历史。 [14]
进而言之，若史家连缀出的成品“与一切传下来的史实间的各种关系，最能适合而无矛盾”，便成为一般人认为真实可信的历史；反之，“有的著作虽亦有所根据，然而与所传的最大部史实皆枘凿不合之时，我们就可断言它是可疑的历史”。不过，吴先生无意“解决”这个历史疑案，而是尽可能把“有关这疑案的各方面情形，显露其最原来的状态，使大家了解它在宋代史上的意义及其所发生的影响”。
这里所说的理论，刘复生兄已注意到，似带有“后现代”味道。 [15] 这些见解，实多本常乃惪的史观，而常先生比较强调史学的相对性，与今日所谓“后现代”，确有相通之处（不过当年的中国史家，则更多是受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影响）。常先生1929年曾在上海大夏大学教史学方法，编有讲义。估计后来在川大所授历史哲学，便多采纳其早期讲义，再后乃撰写成系列论文，集结成《历史哲学论丛》一书。 [16] 吴先生所说的理论，大体都可见于该书之中，应是得于课堂之上。
常乃惪1930年初曾发表《印象主义的历史观》一文，约即撰于上海教书期间。该文已明言：“历史是主观的、相对的，而不是客观的、绝对的。”而“真的历史，不是对于过去事迹的叙述，乃是将过去事迹经过人为的选炼而表现出来的”，即史家将“许多乱凌无序的史料加以选取和组织而成”。则“写出的历史，只代表他们对于过去事迹的印象，而并不就是过去事迹的本身”。这样，就“必须分别历史的材料与历史本身的不同”。当然，史家“尽可因主观印象的不同而放大或缩小”史料，“但他绝不能不根据事实而平空捏造材料”。 [17] 类似的见解，后来在《历史哲学论丛》表述得更系统而详尽，但基本倾向在这里已说得相当清楚。
常先生强调，“事实为一整个流动的有机过程，而史料则不过一片段的僵化遗迹”。对搜得之史料，必须经过一番综合工夫，才能构建出史实。 [18] 同时他也指出，就算后人“不能完全了解过去事实的究竟真相是如何，但一定是有这种事实，才能投射我们以影像”。 [19] 或在此基础上，吴先生从操作层面提出，“一件事之作为，必然产生出它与别方面牵涉的关系，亦必然的给予后来以影响，在有意无意间显示出来，是遮掩不住的”。而史家“研究一件不容易为人知悉的事情，往往只有从这些地方着手”。换言之，任何行为，发生了，便有迹可寻，“决不会全然掩饰过去”。当侧重其“相关联的这些地方，细心地加以探索”，至少可以证知其事的一部分意义。 [20] 中国史学那“见之于行事”的传统，不仅体现在最后的表述上，从史料的搜集、解读就已开始，须贯彻始终。
按常先生乃青年党先进，与吴先生的关系，超出一般的师生。尤其他在阐述方法论时，往往带几分以史经世之意，更容易两心相通。《烛影斧声传疑》似为吴先生唯一一篇先阐明“理论”然后进行论述的文章，可知当年常先生的课程，在方法上对吴先生的冲击必甚强烈。
关于宋太宗继位一事的考辨，先生原文具在，无须多作陈说。而吴先生对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关注，也始于此时，且已有成系统的看法，虽仅表现在一个注释之中，与前引《张詠治蜀事辑》一文的见解，颇相关联。盖秦汉以后的四川，有一个特点，遇中原板荡，便易出割据之主；惟大都不过二代，俟中原平定，又复归治下。历来史家多从大一统的史观出发，对“割据”不免有些先入为主的不亲热。然而从被统治的人民一边看，见解或就不同。吴先生便指出，王小波、李顺起义，与宋初四川“人心思旧”相关。 [21]
2.宋代四川的特殊地位
先生有数篇文章述及他对宋初四川社会的体认，包括经济、文化的发展。若综合其零散论述，可知孟知祥、孟昶治下的后蜀，或是一片安宁祥和的福地。先生爱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一段话，其中说到“蜀虽阻剑州之险，而郡县无城池之固”。连城池都不甚看重了，颇能体现其文治的一面。 [22] 这样的地方，当然难以抵挡中央政权的大军，恐怕也为造反者提供了方便。而北宋四川地区的发达与否，就在于是否掠夺孟蜀时代积累的财富，以及是否扶助此前运行于民间的建制（institutions）。经过张詠治蜀，四川在朝廷眼中由他人（the other）转化为自己人，川人也以食毛践土之人自居，四川乃一跃成为文化、经济的重地，到南宋则更显重要。
此文撰于国民党入川后，那时特意为孟蜀这一向被视为“割据”的政权说话，恐怕多少有其时代的今典在。大概从读大学时起，吴先生就确立了自己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即宋史和四川史。在我向先生请益时，先生便曾不止一次说到他素有广搜宋代四川文献，以增补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之志。从先生早年发表的论文看，这一研究“项目”开始甚早，还在1938年，已有《宋代四川藏书考》发表，晚年又将其增补修订再刊。可知先生虽然在万县无家可归，成了“名分上的万县人”，却始终关心着更大的家乡，是个名副其实的四川人。
《藏书考》初刊本一开始即本刘咸炘之论述 [23] ，强调“四川在宋代所表现的重要性，占着了文化史上光荣的一页”。并引清光绪《丹棱县志》，说“两宋时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县志并引明代杨慎之说，宋代制策入等者仅苏轼、苏辙、吴育、范百禄、李垕五人，蜀居其四，而眉州占其三。修订版进而说，宋代四川的印刷、造纸等工艺“表明，四川文化学术的发展，比国内其他地区显得更为优越”；从宋代四川藏书丰富这一点，可了解到“四川在宋代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24]
从先生多文所引的材料看，宋代的四川，似乎是一个农工商综合发展的地区。这里人口集中，“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同时工商业非常发达，“药市之集尤甚焉，动至连月”（《宋史·地理志》）。从《文献通考》所载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额，可知北宋前期商税最高的地方主要在川峡四路（含今陕西汉中和湖北恩施等地），其中岁额最高的（40万贯以上）全国三处，此占两处；次高的（20万贯以上）共五处，全在此地区；再次的（10万贯以上）全国19处，这里也占16处。在这样的地方，出现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就很自然了。
那时四川民风不张扬，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宋史·地理志》）。大概川人好面子而不诉诸争斗（川语所谓“假绷”），善自得其乐。文风亦相类。南宋人青阳梦炎说：蜀士“安于山林，唯穷经是务，皓首不辍。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经意，然不轻于自衒，而人莫知”。这样人自耕读、无意仕进的现象从孟蜀延续到宋初。苏轼说，他的伯父苏涣中进士归来，“乡人叹嗟”，才逐渐“释耒耜而执笔砚”（《谢南省主文启》）。
按苏轼所谓“释耒耜而执笔砚”，或隐喻着学之“为己”向“为人”的转变，即为“上进”而读书。盖苏家所在的眉州，文化一向发达。绵延达三百年的“孙家书楼”，由孙长孺建于唐代。大致就在苏涣中进士前后，孙家后人孙辟又重建书楼，并在东山设立“山学”，聚集四方学生，定有“公养之法”。曾在此任教的范镇著《东斋记事》，也说张詠治蜀前，“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在吴先生看来，这是“一种委婉的修辞语言，实际是蜀人深受猜嫌，没有政治地位，和朝廷联系的渠道很少，做官不容易，因此向隅了” [25] 。以耕读自得其乐的四川读书人，其实也是愿意“上进”的。整个宋代，眉州中甲乙科进士的近九百人，而明代则不到四十人，足见榜样和鼓励的重要。
先生晚年介绍刘咸炘的史学成就，便以“宋史和蜀史来作例证”，强调“两宋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术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如果宋代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而四川又在宋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则“宋代四川在祖国历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便不言而喻了。
视宋代为中国文化的高峰，是严复、陈寅恪等人持续的看法，就连对宋儒向不欣赏的傅斯年，也说过“北宋为中国史学最发达时代”（《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而在刘咸炘、蒙文通等先生眼中，南宋史学亦自不弱，甚或更强。两宋史学中，蜀为一大宗，且传承尤明晰可辨——北宋新学、洛学、蜀学三大派，惟蜀中苏氏重史学（长于史论）。而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范祖禹（负责唐代）又传长编考异之法，为李焘、李心传继承，宋末辗转流向东南，开后来浙东史学一派。 [26] 蜀学之长当然不仅史学，但四川以及蜀学在宋代的重要地位，确实长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承认。
至少从秦汉起，四川文化确有其独立特性。天学、易学、道家学说、中医等，都比外面更“发达”。今日所谓“文学”，更是传承悠久的强项。这样博杂的学术氛围，使四川学人对“六经”等儒家经典的理解，也与外面不甚一样（有同有异）。或可以说，蜀学一个重要特色，即经学也常与作为中原（或后来的江南）学术主旋律的经学不那么一致；甚至经学本身的地位，都不像外面那样可以不证自明地存在。 [27]
注意到四川特色的学者，言蜀学时有意无意间都会凸显经学以外的学问，例如史学；或更承认儒家以外学说的重要性，例如道家。其实两者本也相通，所谓“道家者流，出于史官”（《汉书·艺文志》）。道学渊源深厚，史学便容易出色。而经学的不那么一枝独秀，以及经学本身的独特风采，都使蜀学可能被“误解”，蜀中学者也更容易被视为“异端”，既可能是基本的规范有所疏忽，同时也因不受牢笼，思想更为解放。
在一学独尊的时代，异端往往是独特的代名词。四川学问，特别涉及经学的独立见解，其实是长期的特色。在宋代有龙昌期（详后），在晚清尤超越汉宋（那时蜀中的汉也是偏向今文家的汉，宋则是超乎微言大义的宋）——一般以为长于经学的廖平，在晚清时便被视为离经叛道，从教书的学校被开除了；吴虞亦然，他在清末编的《宋元学案粹语》，则被认为曲解了宋儒，同样被四川的学政处理。两人显然都对经学、理学有着深厚的兴趣，其见解却不被外间认可。可见四川不仅是非经学的门类更发达，经学在四川，也从来都有一些特别之处。
梁启超早就说过，“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正因幅员甚广，“版图太大，各地的发展，前后相差悬殊”；区域发展不同步的程度，甚至“有相距至千数百年者”。故欲“了解整个的中国，非以分区叙述为基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各地“发达的次第”，全面认识整个的中国，打破“旧史纯以帝王宅都之地为中心”的叙述方式。 [28]
吴先生也强调，“我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尤其在古代，“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带有特殊性是突出的”。 [29] 可知他是把中国历史上区域发展不同步的现象提到意识层面，带着天下的通观，从古今中外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宋代四川的史事。当然，与刘咸炘、蒙文通等川籍前辈一样，吴先生在学术戒律允许的前提下，偶尔也“以学谋私”，弘扬因独立特性而常被误解的四川文化与学问。而先生自己的特点，又更重视中央政权对四川的态度，体现出“天下士”的关怀。
那时吴先生也关注着宋儒的风操和王安石的变法 [30] ，多少都表现出某种以学“经世”的倾向。这一时段的论文，字里行间已显出先生对中古历史其实有着更系统的看法，而以睿智见长。从1947年起，先生一面在川大历史系作专任讲师，先后还在成都理学院、成都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和东方文教学院教书，1949年并曾到三台县的川北大学任教半年，看得出是养家不易。但这三年期间，先生除在报刊发表数量不少的读书笔记外，却未刊发正式的研究论著，与大学初毕业时迥异。部分或因从政期间缺乏学术积累，也可能是先生正致力于规模较大的著述。
3.走向平民社会：中国的中世与近世
现存未曾完稿的《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是一篇气象宏阔的大文字（仅成其半，约五六万字）。从其使用的表述方式（略带文言味道的白话文）、所引用的材料及其对话的论著看，此文撰写颇早。由于先生自己和他人似乎都未曾公开提及他进行了这一题目的研究，我甚至猜想这就是先生那篇没来得及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 [31] ，到1946年回归学术后又重拾修改，大致完成上篇，便身逢巨变，就此搁置。
且看先生是怎么说的。文章开篇云：
中唐以下之三百年间，为吾国社会之一剧烈蜕变时期。于时旧文化体系由动摇以趋崩溃，而新文化之端绪，亦崭然露以头角。此长期酝酿发育之中，虽尝回流急湍，顿起波折，然至宋仁宗庆历之世，文化更新之局，遂如瓜熟蒂落，臻于功成。自是世局改观，形质焕变，无异为中世近世历史画一明朗之大界。 [32]
而此文之作，“乃就此期中平民社会崛兴之事实，考察其于庆历时代之全面文化更新，究有何种渊源与影响？并藉窥此一伟大变革之意义与价值，以明中国近世文化之趋向”。故文章的核心，是这一时段平民社会之崛兴。主要通过科举之影响、经济之演变（含兼并激烈、商业活跃和都市发达三节）以及南方的开发三方面来论证。
在吴先生看来，门阀衰落和平民解放是这一时段基本的阶级升降，“颇似晚周社会现象之复演”。尤其平民解放使原本静凝的社会转趋活络，同时也因已定型的社会结构被毁坏，“组织解体，无多拘束之力；由是个性发展，思想趋于自由，人人务于表现才能，生活竞争转激烈，则社会之动进不宁，自有必然之势”。因此，文章也以较大篇幅论述了“平民社会之病态”，表现为“政治理想之卑”“国计民生之困”和“社会风俗之陋”三部分。文章最后说，新的社会中“文人无行，蔑弃绳检，世风污陋，实堪可惊”。盖因
平民社会之出现，无领导之阶级以明示型范，无中心思想以提携人生，林林总总，蠢然而动，熙熙攘攘，惟利是竞。浊波混流，正复弥漫。庆历变革之伟大文化运动，盖即志士仁人，不安于污秽凡陋，遂乃致其精诚，趋赴理想，矫时变俗，而崭然开出另一光焕之新境者也。
一个社会到了读书人也“无行”的时候，世风的污陋，乃是自然的结果。而“无领导之阶级以明示型范，无中心思想以提携人生”，则是最基本的原因。类似场景，或许是社会“转型”时的常态，今人或不无似曾相识之感。而是否能有不安于污秽凡陋的志士仁人，“趋赴理想，矫时变俗”，开出另一光焕之新境，恐怕也是所有“转型”社会能否产生一伟大文化运动的关键所在。
从先生文章的脉络看，大概是先有侧重平民社会的初稿，后又根据新出版的论著进一步修订。初稿中一些观察和思考的面相，隐约可见日本学者的影响（吴先生在1936年曾翻译桑原骘藏的《晋室南渡与南方开发》，文中明显可见此文思路的影响）。增补的修订中，则多引证陈寅恪发表于吴先生毕业后的意见，盖因陈先生向来重视社会演变时的新旧异动也。
而对一些时贤的看法，则有所商榷。如陈登原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说，中唐以下兼并剧烈，民生困苦，故平民地位低落。吴先生指出，“地位高低，乃基于阶级制度之判分。宋以下由于特权世袭阶级之取消，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故平民地位实在上升。而钱穆先生说，隋唐习见官吏以经商致富，自唐中叶以后此风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者少，商贾在政治社会方面活动力亦渐绌（《国史大纲》）。吴先生则认为：中唐以下社会的平等化，“应指贵贱阶级之混泯言，而非可语于经济上之贫富”。
中国传统文化本有甚强的“非物质”特征，观先生与时贤的歧异，两皆强调阶级之“贵贱”有其特定的含义，与民生贫富不必同，实对此文化特征有着深刻的认识与领会。而“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一语，对宋以降中国社会的体认，极有识见，由此可以开拓出一片开阔的研究领域。
按先生以宋仁宗庆历之时为中国中世、近世历史的分界点，是一个大胆的识断；且前面从中唐说起，亦为一分界点（即中世），这与他的指导老师蒙文通的见解有些不同。不知这是否即先生后来一直暂缓修改发表此文的一个考虑。盖蒙先生向以晚周、魏晋、中唐、晚明为中国古代四大变局，虽也说可以再细分为若干段，并明确承认北宋庆历前后的不同，但终不以为超过了晚明那一大分界点。 [33]
以我外行的凡眼看，蒙、吴两先生的卓越贡献，在于强调并明确了中唐以前豪族世家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所谓晚周的一大变化，正是贵族制的崩溃。用通俗的话说，孔子一个最持久的贡献，或即以文化代替血缘的高贵，塑造出一个通过读书而确立其地位的精神贵族，为社会所供养。但一个已定型的社会结构虽被毁坏，仍会有“死而不僵”的余波长期存在，并以新的形式“恢复和巩固”陈旧的内容（马克思语）。于是这后起的文化贵族，旋又以门第的方式延续了血缘高贵的传统。
在很长的时间里，以谱系为基准的门阀实际成为社会的中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朝代的更替和南北的分治，维系着以衣冠礼乐为象征的文化“正朔”。这不仅构成了对一般百姓的压迫，也足以与大一统的朝廷分庭抗礼。只要看看唐太宗对超越于本朝功业的世族那种不满和三番五次的打压，便可见其力量所在。
这也意味着，在对付豪家世族的斗争中，王朝统治者和以农民为主的平民其实有着共同的对手。隋文帝罢州郡乡官，恐怕与那时基层社会的转变不无关联。而隋末大规模的农民造反，的确摧毁了豪族世家的经济基础。其结果，“农民和豪族世家的人格依附关系便逐渐为佃农和地主的经济契约关系所代替”。农民不仅和地主同样真正成为皇帝的编户齐民，在法权上也“取得了与地主同等的政治权利”。随着豪族世家特权地位的丧失，“唐以后社会上的主要阶级”一是皇室及皇亲国戚，一是地主和农民。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不稳固方面，地主正与农民同。 [34] 所谓“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或可由此理解。而科举制对朝廷和平民的共同重要，也体现于此。
换言之，编户齐民的体制虽确立于秦汉 [35] ，却并未稳固，实有长期的反复。尤其中国幅员辽阔，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区，可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时代的不同地区，也可能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徐中舒先生在论述古代田制演变时，也注意到经济基础和宗法形式的互动，故贵族社会的瓦解和平民社会之养成，进行得相当缓慢，大体始于战国，历经反复，到唐实行两税法以后才完成；至明清一条鞭法实施，乃不可逆转。 [36] 徐先生所说的各类宗法形式，亦即蒙先生所说的豪族世家，大体都是先秦贵族在后世的变体。
蒙文通先生已注意到，宋儒与汉儒的一大不同，即其谆谆于基层社会教养之道。两宋“儒者极多究心于社会救济事业”，这既是针对当时社会的情势，同时也“源于理学理论之必然”。而“宋儒于乡村福利，恒主于下之自为”，故“重乡之自治，而不欲其事属之官府”。 [37] 宋代民间社会已初步构建起来的一个表征，即蒙先生指出的“东晋南渡需要侨置州郡、建立门阀，南宋南渡不需要侨置州郡，也无门阀出现”。 [38]
受老师的影响，吴先生后来在多篇文章中，都进一步强调从北宋延续到元代各地义学、社仓等半体制化的基层建构。如范仲淹在苏州创置义田，张载试图在家乡实验井田制，蓝田吕大钧受张载影响而创立“乡约”，以及南宋“社仓”“义役”一类，皆是“乡村建设的实验”或“乡村自治的创举”。而这些“地方自治工作”，就是“儒学的复兴、理学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风俗产生的重大影响。 [39]
窃以为这与朱熹等礼下庶人的努力相同，都是一种着眼于地方的基层构建，回应的是延续千年的历史大挑战，即秦汉大一统后，怎样在广土众民的局面上延续以前诸侯国时代直达基层的治理模式。封建与郡县虽各有利弊，其实也都面临一个基层社会的控制与管理的问题，具体即是否及怎样设置乡官。而基层社会的构建，则是一个相当不同的思路，乃以自治取代被治。物质基础既备，再加上礼下庶人，意味着普通人与“天道”的直接衔接，使平民自治具有了自足的合道性（legitimacy）。若地方社会可以自立，则上层政治变动的影响就不那么大，甚至可以做到“亡国”而不“亡天下”。
后者或是南宋士人心中萦回的一个切要思虑。吴先生后来指出，面临辽、夏政权的冲击，“宋代道学家的潜在意识中，既有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因素，也不无政治危机感”。尤其在宋代“武力不竞”的背景下，“民族文化得其宣扬，深入人心，不特起着安定社会的作用，亦使人情敦厚，风俗善良”。 [40] 重要的是，这些基层建制确实在元代得到了延续。蒙古入主中夏后，虽“欲悉诛汉人，空其地为牧场”，而乡村之自治自理，反“视宋为尤美备”。其主要原因，就是已构建起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基层社会。 [41] 若与蒙古入侵对欧洲的中断性影响相比，就更能明白此类基层社会的构建对民生的相对稳定和文化传承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了。
不过，这样一种平民社会的完全确立，或真要到明中叶以后，即蒙先生注意到的，明世宗时乃正式确认有一个非官非民的“绅”之阶级存在。 [42] 不论这“绅”的含义更多是经济的（与土地、财富的关联）还是文化的（即后来日渐显著的绅与士的关联），这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故两先生的论述可以互补，对我们理解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与社会，有极大的启发。
现在回想，有这样宽宏学术器局的学人，不论有多么强的经世意愿，恐怕总会想着回到学术，去完成这一构思已经成熟、仅待写出的宏大史学杰构。在先生心中，很可能有着持之以恒的强烈学术召唤，去走完他已经起步的征程。要理解吴先生为什么在实际政治中屡进屡出，或许这是另一重要因素。
假如吴先生心中对整个中世（中唐以下三百年）和近世（宋仁宗庆历以后）早有一套基本清晰的构思，则他早年那些几乎一蹴而就的论文，很可能是宏观构思中灵机一动的附产品。也只有这类意义自足的具体题目，才可以在需要倚马而待的时间里“拨冗”为之。虽枝节片论，似信手拈来，却处处闪现着灵光。反过来，先生以前很多点到为止的零散议论，其实背后有着宏阔的纲维，可以借此贯串起来。此即昔人所谓如网在纲、纲举目张乎？
三、退避中的坚守
若从其发表的作品看，先生中年的代表作，就是那本享誉中外的《西夏史稿》了。实际上，那也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品。在先生以吴浦帆之名拉车度日之时，1954年某日，徐中舒先生忽到访，不遇，嘱先生往见。后谒见于徐府，告知已与蒙文通先生议，不能坐看吴先生废其学，决定由二先生每月资助30元（那时此数略可养家），让这位已不年轻的学生回归学问（后来王恩洋先生闻知，也参与资助）。在那个时代，这不仅是经费的问题，出资者还要承担相当的政治风险。有这样的老师，宁非幸事！人生有时真是需要贵人援手的，先生无此转折，或许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旅途了。
且徐、蒙二老连研究的题目也替吴先生想好了，就是西夏史。这是老先生们体贴入微而又深思熟虑的选择，一方面照顾了吴先生从中学时代开始关注西部边疆的治学心路，历史时段又在先生用功较多的中古，同时也有回避当时学问“主流”、不与他人争锋的意思。盖以吴先生当时的身份，无业而兼“历史反革命”，若所做题目太“预流”，难保不生枝节。而西夏史又确是一块需要填补的空白，其自身的价值不言而喻。 [43]
与一般民族史、区域史的研究不同，吴先生的西夏史立意要高远得多。他以为，在唐末迄元的几百年间，今日的中国实际存在多个持续的政权，西夏立国近二百年，早年虽曾为宋、辽的藩属，但立国后很快通过战争与谈判，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形成了夏、宋、辽三方鼎立的局面。在当时的形势下，各政权皆非独存，而是存在于彼此的关联之中。故必须结合起来考察，才能了解那一时段“中国”的全局。甚至要了解宋、辽、金、夏各史，也必须结合其他政权进行研究。 [44]
而西夏位于各族环绕的中心，本身又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实体，常以诸“蕃族”的代表自居，在很长的时间里维持了西域的局部统一（宋、辽以及后来的金，其实也都是局部统一而已），为后来元、明、清三朝的大统一奠立了基础。故吴先生反复强调，各政权虽分疆而治，政治上对立（对立也是一种关联），而经济文化等则有合作互补的一面。毕竟人民既各有其特点，又彼此息息相关，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求，希望加强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故即使在政治割据分裂之时，经济上始终脉络贯通，蔚为整体，难以分离。 [45]
文化、经济网络对国家的维系作用，甚为重要。这与前引他关于中世到近世的社会构建思路实相关联，是吴先生的一个重要见解。因此，在《西夏史稿》中，他特别注意考证道路、商路、市场的情况。正是这些联系，将“中国”确立在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层次——政治空间虽然分裂了，但文化空间和经济空间却从未断绝，仍相连贯。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中国之所以数次分裂而又重新统一，正基于文化的感召力和不断的经济联系。 [46]
不过吴先生也未能忘怀他那气象宏伟的巨构，1955年撰写的《北宋庆历社会危机述论》，应是接续探讨中世、近世社会演变的下篇之一部分，似乎也曾想将其续成一书。但为了随顺时代，不得不多说庆历社会并非“盛世”（因为黑暗反动的“封建社会”本不该有盛世）。只有该文看似轻描淡写的第四节——分析宋代为什么未出现全国性大起义，实即正面论证庆历的新政和北宋的社会构建，才是真正延续原作的申论，然也只是点到为止而已。尽管这样，此文仍到1998年才能面世，此前仅将论及王则起义的一段摘出，发表于《历史教学》。
那个时代，不能做自己擅长也想做的题目之人，不在少数。不过我也猜想，即使先生的境遇顺遂许多，此书仍难写下去。试想，像先生这样把庆历变革视为伟大的文化运动、崭然开出另一光焕新景的人，要改换初衷，将其作为批判对象来写，会是怎样的痛苦！确不如搁置算了。
先生后来想要编撰一部通贯的“中国学术文化系年”，大概也是一种退让的思路。以先生那种以睿智见长的治学取径，正不知有多少重要的题目可做。但自己不仅生存近于苟活，在学界也尚处边缘，心有余悸，本不宜过于进取（真要进取，还只能顺着“阶级斗争”的旋律说话）。而“学术文化系年”这类题目，没有眼光的人不能做，目不斜视的人不能做，不吃苦耐劳、勤于爬梳的人也不能做，真做出来又功德无量，不失为以退为进的好题；但却既要识力，又要精力。然终因眼疾困扰，先生也未曾得到足够的尊重，缺少今日常说的搭建平台、配备助手一类待遇，虽自动缩减为五代迄元（10至14世纪）的学术文化系年，亦未能彻底完工，存稿仍在整理中。
这样，先生的中年，是在极度坎坷之中，历经磨难，逐步回归学术。那中间，还包括文化自身也遇到“革命”的十多年，老先生们自身难保，蒙文通先生更受辱先去；所以到《西夏史稿》出版，已经是1980年，先生已近70岁了。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学界许多人已欠缺判断力，《西夏史稿》虽有徐中舒先生题序揄扬，不少人却抱怀疑态度。必待邓广铭、蔡美彪先生先后公开称赞，始渐承认其学术地位（此承王曾瑜先生面示）。
那以后，先生的物质生活和学术境遇虽在逐步改善，却也并非事事如意。尤其在徐中舒和缪钺先生先后离去之后，川大历史系一下子没有了今日所谓领军人物，却未能及时竖起吴天墀先生这杆大旗，以规划方向、启迪后学，导致了较长一段衰颓的时光。这不能不说是川大历史系的重大失策，而长期关怀着川大历史学科的吴先生自己，对此想必也是失望的。
先生晚年的一大问题，是目疾日渐严重，看书非常困难。其间并承老师徐中舒的委托，以三年的时间完成《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的搜辑、选编和整理，以报师恩。 [47] 然而晚年几篇看似不经意的文字，却有大怀抱。特别是纪念刘咸炘、蒙文通和徐中舒三位老师或师辈学者的文字，更是精心撰写的大文字，不能等闲视之。
当年《推十书》出版，读到吴先生写的《学术述略》，便感觉震撼。刘咸炘的学问广博通达，自成体系，非能入能出者，很难体认。而先生的综述，是最好的入门捷径（我的感觉，文中很多地方隐隐有夫子自道的意味）。蒙文通先生的学说，早年以古文化三系说为代表，固人所共知；而后来打通周汉、梳理出汉代今文家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乃从诸子学导出，并揭示其深邃的政治蕴含，则少遇知音，而吴先生特为标出。徐中舒先生学问走在时代前列，所涉领域宽广，向为人所称道，然一般多说其结合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古文字学等方法，吴先生却进而指出其善读文献，故创见往往“破壁而出”。窃以为这是其他一切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坚实，再多新方法也没用。 [48]
先生关于宋代道学和龙昌期两文，一通论一专论，皆体大思精。前者其实是早年《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一文的延伸论述，在明确宋代道学是要在形而上层面与佛、道二家争胜的基础上，不仅强调其理性、理想的面相，同时也指出其因应时代、能够经世的面相（见前引其文化民族主义的一面和安定社会的作用），更全面地凸显出道学家个人修身然后兼善天下的推己及人特色。而吴先生钩稽各种零散史料，重建龙昌期这样一位当时曾名动士林而后被埋没的“异端”学者之生平学术，更显出功力和识见俱长。 [49]
两文结合起来看，方显北宋思想学术的开放——既有与佛、道二家争胜的道学，也有三教不妨圆通的见解。庆历以来，“学者弃旧图新，本是时代的风尚”。而思想交锋也相当激烈，龙昌期可以被文彦博、范雍、晏殊和范仲淹等人赏识，却又被欧阳修、刘敞等人视为“异端”，尤可见即使一流士人也缺乏共识，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现象。龙昌期之所以被整肃，是因为他诋斥周公，触及太宗继位的玄机（周公有“金縢”而太宗有“金匮”），实出于政治的考量。这一关键长期未被认识到，而吴先生则读出了千古的隐情。但反过来看，曾有那么多一流人物推崇龙氏，意味着若非碰撞了政治隐讳，则儒家可以超越，周公也不成禁忌，当时学界的开放与包容，似超出既存的认知。
余论：心波的感应
在吴先生的笔记中，曾抄录常乃惪的《历史的本质及其构成的程序》中一段文字：
历史家之任务，在能接受时代的潮流，以其个人伟大的天才与社会心灵相互渗入，反映社会之要求，并进而指导社会的新趋向。根据既成的诸多史实，以其天才加以联系，组成一完整的系统，使史实与史实间配合成一周密的体系，由此体系表现一种意义，能如此者谓之历史家。……任何历史均为相对的，均为历史家个人及其种族社会集团心理之反映。故必有伟大的生命力，始得为伟大之历史家。 [50]
这里不仅有方法论，也可见某种以史经世之意，颇与吴先生的心灵相契。而天墀先生的生命历程，适可以验证最后一语。
吴先生是胸怀天下的士人，却又有明显的四川地方特色。他素负经世之志，在国难时曾投笔从政，服务乡邦。这些经历给他带来很多生活的坎坷，也使他的学问更为通透。先生以西夏史研究著称，然其治学一向目光四射，他最关注的，是在厘清中国中古时代宏观演变的基础上，再现宋代和四川的历史。其既存成就，也主要体现在这三方面。三者的共性在于，既重视广土众民的国家里各区域、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及其独自特性，更强调基层社会构建和民间的文化、经济网络对维系国家的重要作用——正是历代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空间的关联互动，凸显了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中国那多元丰富的内涵。
从已发表的成果看，先生之学，早年睿智，中年厚重，晚年博大，彰显出大师风范。然若结合先生未曾发表的遗作考察，这看法就要修正。如果《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确如我所猜想是源自于本科毕业论文，先生之学就不是晚年博大，而是大器早成。其广博的眼光、雄伟的气魄和通达的识见，在大学读书期间便已初步形成，并贯通其一生。
如此博大精深的学问，以我之谫陋，实难述其万一。然其论著俱在，读者若心有灵犀，一点便通。 [51] 《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心与心总是相通的，心通了，共鸣也就产生了。鲁迅曾说：
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 [52]
所谓心中本有诗，拨辄立应，便有些宋儒所谓“人同此心”之意。昔常乃惪与鲁迅不甚相得，却有类似的见解，曾以“心波”释共鸣（见其《老生常谈》）。后来常先生去世后，吴先生特别发挥其“心波”之识，申论人与人之间——当然也包括今人与昔人之间——如何相互理解。强调共鸣“就是心波的相感”。常先生虽弃世，仍“在冥冥之中发抒其伟大的潜力，沉重的叩击着众人的心弦”，即其“心波”仍在继续扩展，此即所谓不朽。 [53] 这话，便非常适用于吴先生自己。
在刘咸炘的《推十书》影印再版时，吴先生追述其学术，曾引释迦牟尼“一指入水，四大海水皆动”的话，以为该书的再版“是值得高兴的善因，必会招来善果”。 [54] 如今《吴天墀文史存稿》将出增补本，借先生自己的话，相信这一善因也必会招来善果。
[1] 当年或许受到佛门所谓“言下觉”的冲击，程、朱俱曾言及此。小程子至少两言之，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四、伊川先生语八上》，245、3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朱子更有进一步的申论，参见《朱子语类·训门人五》，王星贤点校，第7册，2809页，中华书局，1986年。
[2] 晚清到民国四川诗风与外略不同，当时南北都流行所谓同光体，上接宋诗，偏重用典。而四川诗风则至少衔接明末清初吴梅村（伟业）、王渔洋（世祯）一脉，学唐诗而上通汉魏，惟亦偏重典雅。大体上，清诗从一开始就有些“脱离劳动人民”，不追求“老妪能唱”，而更带书卷气（最典型的对比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吴梅村的《圆圆曲》），但若因求典雅而失清通，便已入歧途了。
[3] 吴先生曾书此诗赠兰州张思温先生，引自石宗源主编：《张思温文集》，761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年。
[4] 陆时雍：《诗镜·总论》，10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
[5] 见《往事悠悠》。
[6] 张邦炜：《川内开花川外红——缅怀吴天墀先生》，见《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0～1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
[7] 吴天墀：《自西徂东》，载《青年生活》（上海）第5期（1946年9月1日），86页（卷页）。
[8] 吴天墀：《自西徂东》，载《青年生活》第5期，88页（卷页）。
[9] 见《往事悠悠》。
[10] 见《刘咸炘先生学术述略》一文。
[11]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的所谓军阀政客，颇建立类似组织以“拉拢”读书人。这类机构非常值得研究，虽稍类旧日的幕府，然又有变化，盖已是外围组织，基本不涉内幕，成员多为局外人。国民党当政后，对读书人已不那么礼敬，而四川则仍存“北洋”风尚。
[12] 刘复生：《吴天墀先生之治史风貌及史学思想》，载《四川大学学报》，2013（2）。
[13] 蔡崇榜：《略谈吴天墀先生晚年未竟之作〈十至十四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系年〉》，见《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70～74页。
[14] 见《烛影斧声传疑》一文。
[15] 刘复生：《吴天墀先生之治史风貌及史学思想》，载《四川大学学报》，2013（2）。
[16] 常乃惪：《历史哲学论丛》，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1944年初版）。
[17] 常乃惪：《印象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教学法的一章》，载《中华教育界》第18卷第1期（1930年1月），1～9页。
[18] 常乃惪：《历史的本质及其构成的程序》，见《历史哲学论丛》，25页，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
[19] 常乃惪：《印象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教学法的一章》，载《中华教育界》第18卷第1期，8页。
[20] 见《烛影斧声传疑》一文。
[21] 参见刘复生：《吴天墀先生之治史风貌及史学思想》。
[22] 先生后来说，宋初四川地方政府“无甚实权，有的连城池险要都被撤除，更谈不上有像样的军备”，似乎这一现象是延续的，却又带有被迫的意味。参见《北宋庆历社会危机述论》一文。
[23] 按吴先生等川大附中学生创办《满蒙藏周刊》时，刘先生便曾题写刊名。吴先生那时和后来很多论述，都受刘的影响。
[24] 参吴天墀：《宋代四川藏书考》，载《新四川月刊》第1卷第6期（1939年10月），29～30页；及本书所收《宋代四川藏书考述》一文。
[25] 见《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一文。
[26] 刘咸炘：《史学述林·宋史学论》（1926年作，1928年修），见《推十书》，1488～1499页（册二），成都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见《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316～322页，巴蜀书社，1995年。
[27] 一些初步的看法，可参见罗志田：《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载《社会科学研究》，2011（6）。下面两段亦多本此文。
[2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14页，中华书局，1989年；《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27页；《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34～35页。
[29] 见《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一文。
[30] 《王安石的性格及变法的是非》及《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已收入本书。按先生对从范仲淹到王安石的北宋变法，有独到的认识，后曾拟详论，因境遇而作罢，仅余提纲。参见杨泽泉：《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170页，自印本。
[31] 参见杨泽泉：《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63页，自印本。
[32] 吴天墀：《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上），未刊稿，刘复生抄录整理，已收入本书。以下几段同此，不再注出。
[33] 参见蒙文通：《评〈学史散篇〉》，见《经史抉原》，402～413页；《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1957年），见《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253～380页，巴蜀书社，1999年。按蒙先生的分期更多从文化学术着眼，却也证之以经济发展的脉络。他那篇《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的宏文，也感谢了吴浦帆提供宝贵意见。吴先生的长文本是蒙先生指导的，后来的修改稿或也看过。我的猜想，蒙先生至少据此文做出了一些微小的调整；如对唐天宝、大历前后的转变，蒙先生早年的表述是“晚唐”，而晚年的则是“中唐”。虽仅一字之调整，具体时间的偏重，显然也是有所移易的。又按，吴先生这些见解，似与今人热议的所谓唐宋转型说相关，或以为受到内藤湖南影响。惟内藤的说法引入中国较晚，而蒙先生对此有自成体系的见解，窃以为吴先生的论述，多半是从其师说生发而出。
[34] 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见《古史甄微》，257～259页。
[35] 关于编户齐民，可参阅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
[36] 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893～894页，中华书局，1998年。
[37] 蒙文通：《宋明之社会设计》，见《儒学五论》，131～1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8] 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见《古史甄微》，258～259页。
[39] 参见《北宋庆历社会危机述论》《试论宋代道学家的思想特点》二文。
[40] 参《试论宋代道学家的思想特点》一文。
[41] 蒙文通：《宋明之社会设计》，见《儒学五论》，138～139页。按柳诒徵已注意到《元史·食货志》的相关内容，并指出其与吕氏“乡约”和朱子“社仓”规则的关联。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555～556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
[42] 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见《古史甄微》，302、358页。
[43] 按蒙先生向以为“宋与西夏的关系最为重要，商税猛增即以西夏之故。过去学者都只重宋与辽、金的关系，而对西夏多所忽视”。参见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44] 实际上，在多国并峙之时，每一方固然是实际或假想的战略敌手，各方也都至少有两种以上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可能性存在。在文化冲突、政治敌对的前提下，要学习和仿效对方的文化政制，各政权怎样稳固自身，甚至吸引他国之人才民众，都是极费斟酌之事。参见罗志田：《夷夏之辨与道治之分》，载《学人》第11辑（1997年6月）；《有教无类：中古文化与政治的互动》，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2）。
[45] 参吴天墀：《西夏史稿》，283、289～29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关于西夏史与西夏研究》《〈西夏战史〉序》，见本书收录。
[46] 此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果老师提示。
[47] 其间的艰难，参见徐亮工：《吴天墀先生与〈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见《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75～77页。有这样的学生，亦人生幸事也！
[48] 《刘咸炘先生学术述略》《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为学术、教育毕生尽瘁的徐中舒先生》，均见本书收录。
[49] 本段与下段，参《试论宋代道学家的思想特点》《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二文。今日颇有人慨叹历史上的问题已经被做完，其实可能是看不到“问题”在哪里。龙昌期事正与“金匮之盟”相类，若能注意历史行为那“遮掩不住”的一面，从史事发生后有意无意间显示出来其与他方面牵涉的关系处着手，则重建不容易为人知悉的事情，也并非不可能，遑论很多事情其实本是容易为人知悉的。
[50] 常乃惪：《历史的本质及其构成的程序》（写成发表于1941年），《历史哲学论丛》，26页。参见杨泽泉：《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169页，自印本。
[51] 如先生论中国绘画的精神意趣《中国绘画的精神意趣》，是名副其实的见道之言，修养不到，实说不出。从史学角度言，该文可以说处处都在谈表述。读者真能领会，写作能力必有大进。
[52] 鲁迅：《摩罗诗力说》，见《鲁迅全集》（1），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3] 见《心波——读常燕生悼亡遗作志感》一文。
[54] 见《刘咸炘先生学术述略》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