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五四当时的新旧之争,张东荪曾提出:“现在流行的新思想是单调的,我们应当将他化为复调的。”*他对那时新思想的观察或有失片面,但他提出的转换取向,恰是五四研究需要参考的。如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所说,“在五四运动这个时刻,没有人能完全掌控事件。各种力量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互相影响”,可能让“局势发展为一种无人想见到的结局”。所以他主张最好还是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还原某些行动者和涉及其中的各方势力复杂、暧昧和常常互相矛盾的动机”,以避免五四的“物化(reification)”。*

史学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学科,治史取径尤应趋向多元,而不是画地为牢,株守既定的藩篱。《淮南子·氾论训》所说的“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一段,最足揭示单一思路和视角的弊端,也最能喻解复调的研究可能带来多么丰硕的收获。

我们可以说,过渡时代的中国,就是一个复调的时空。以五四时期那种“古今中外”的氛围,思想不论新旧,都绝不会单调。特定的“主义”或思想倾向,可能影响具体人物的历史选择,却不一定足以解释其言动。凡事有主必有从,有左必有右。不论我们处理的是主是从、是左是右,都不宜望东不见西,视南不睹北,当为对应一方留有余地。特别需要注意那些本来存在而被我们视而不见的面相,勿以不知为不有。

从研究对象的选择到材料的使用都尽量让历史的失语者发声,本是民国新史学一个代表性的取向。林纾在五四时攻击新文化人几乎要让引车卖浆者流进大学教书,虽稍夸张,大体也反映出他们的倾向性。如郑振铎所言,民众“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当然,新文化人为了拨乱反正,确实带有故意矫枉过正的特点。*胡适专从文学史上旁行斜出的材料去构建文学正统*,就是一个典型体现。不过,这样的努力仍可说是复调的一个表现,因为他们注重并强调了过去视而不见的一面。

新史学的这个取向,不幸在五四研究中较少得到体现。与一般近代中国研究相比,五四研究更多受政治史和思想史倾向的影响,这样一种未必是有意的人为选择,在确立后影响相当大。尽管史学的社会科学化长期得到提倡,社会史也一向被视为新史学的正确方向,而真正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五四的,却相当少见。把本来丰富多彩的五四表现得异常简明扼要,的确是我们五四研究的一个特色,颇有些单调的意味。

且不说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和协同者,就是《新青年》群体,真正受到关注的人就那么几位,还多偏重特定的方面。而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不仅他们在运动中的具体作为仍待厘清,甚至其整体形象也尚显模糊。个体的人如此,群体的人则往往以抽象整体的面貌出现,他们当下的喜怒哀乐皆少见具体的描述,遑论其日常生活(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一日三餐与平日的异同,可以说明很多)。

而个体和群体人的喜怒哀乐,更是一个动荡时代不可或缺的要项。瞿秋白说得好,“欲了解一国的社会生活,决不能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

一方面,言为心声,社会的心灵当然需要从人的具体言行(行为也是言说)去看。心声的表现又是多面的,有时直白,有时婉转。从所欲言到所言,以及隐伏其后的所以言,在在不能忽视。正如当年参与时流的人可能是被各种因素“召唤”,很多人的言行,往往也都有不得不如是的一面,不宜仅据“字面义”去认识,而要挖掘他们所以言所以行的初衷,然后考察其实际的言行。

如鲁迅与文学的关系,就颇具诡论意味。从创作层面看,鲁迅是新文学的杰出代表,当年新小说的成绩远远超过新诗,他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在整理国故的风潮下,后来他从新文学走向了考证,被一些人视为游离出思想运动的逃遁。鲁迅在心里可能更倾向于非考证的文学,但他又阴差阳错地做起了近于考证的文学史。结果,一位以创作见长的小说家却与文学创作分道扬镳,后来竟写起了杂文,恐怕也有些不得已而为之,不全是言为心声。我的感觉,鲁迅从创作到文学史再到杂文的历程,是不是有意为之,还大可斟酌。

又如梁启超等人的“新文化运动”,据舒新城的观察,他们“也想把握着一些青年,以期造成一种新的势力”,实际也曾“鼓舞着一般青年”。但“他们对于新文化之努力,不完全是由于内心苦闷所发出的呼号,而有点‘因缘时会’,所以在言论上是附和的,在行为上则不大敢为先驱”。*这个分析似不无所见。梁启超等人当然也有其“内心苦闷”,唯他们的“苦闷”或不与许多青年同调,故其努力很难搔着青年的痒处,不容易得到广大青年的呼应。

换言之,可能就是在喜怒哀乐层面,梁启超等人与年轻人产生了距离。而青年的“烦闷”是五四时的一个重要现象(并延续到五四后很长时期),是否能与青年“同心同德”,或许是对那些想要“把握”青年之人的一个重要考验。也算梁启超群体一员的张东荪曾注意到青年的“烦闷”,并指出“一部分人专为反对之言论,以扫青年之兴趣。此辈之言论虽不见于出版物,而交际场中固屡屡闻之”。*

这是否影响到他们“把握”青年的努力还需探讨,但在研究方法上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所见、所闻和所传闻所反映的精确程度可以不同,却各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后之研究者不能不多看立言者的言说及相关出版物,同时也须尽量了解当时当地交际场中传播的言说,尽管这不得不多依靠间接的史料和史料的间接表述。盖即使道听途说,亦不妨时有所得。如鲁迅在北伐时了解到,傅斯年“近来颇骂适之,不知何故。据流言,则胡于他先有不敬之语云(谓傅所学之名目甚多,而一无所成)”*。这一信息便主要靠道听途说,当日不是与胡适和傅斯年亲近的人不能知此,非细心如鲁迅者不易得出这样综合流言的观察。

另一方面,若不教亦教,则不言亦言。仍以鲁迅为例,他并非总是随顺时流,有时是否发声以及如何发声,也是有选择的。例如,很多新文化人预流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他就没参加(此承王德威教授提示)。虽然很难确定这是有意的回避,却也不能排除。为什么鲁迅总是与(有特定走向的)时流保持某种若即若离的关联,似还可以继续探讨。尤其是五四后期(1923年至北伐)的思想史,如果侧重鲁迅及其活动圈,展现出来的恐怕会是另一种图景。

实际上,就是那时鲁迅眼里和心里的“中国”,也和很多新文化人的认知有所不同。当时多数新文化人(及其追随者)所思考和讨论的“中国”,往往夹杂着以尚未成气候的城市为基础的想象,而鲁迅则是少数关注乡土中国的五四人。他笔下的中国,更多建立在乡村和小城镇的基础之上(也包括城市的中国,相对更少)。如果以鲁迅所见所述来再现当年的“中国”,恐怕也会是很不一样的图景。盖不仅民众表现着“另一方面的中国”,长期受到忽视的乡镇亦然。

既然未庄切葱的方式都和城里不一样,则阿Q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人”,恐怕是需要斟酌和界定的。而鲁迅对闰土的感喟,多少表现出他对“城市化”中国的几分不满。我们时常概括性地引述鲁迅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见解,却忽略了那个“中国”未必是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倘若把鲁迅对乡镇中国人的批判(以及不多的赞扬)看作是针对城里人的,而形成郢书燕说式的领会,这误会可不浅鲜。*

尽管鲁迅备受关注,他对乡土中国的瞩目并未引起多少注意,也很少影响到我们的研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既存五四研究,有着与整体近代中国研究同样的特色,就是关注和书写的基本都是城里人的经历,而对广大的乡镇视而少见,不管那里是否有类似的活动发生。对乡镇那“另一方面的中国”的长期忽视,是我们史学从业者的责任,必须予以纠正。至少我们当让历史本身的逻辑彰显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基于我们的偏向而构建出一个充满选择性的历史。

其实傅斯年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当时不仅有严重的城乡疏离,就是“大城市的一般社会”也以“互不接触”为特征:

职业一有不同,生活上便生差异,思想上必不齐一。在一个大城里,异样的社会,很少社交的关系。至于联合起来,而营社会的共同生活,造出一个团结的组织,又就着这组织活动去,更是谈不到的。*

这一观察写出而没有发表,但认识相当深刻。傅先生之所见,既与认为中国没有“社会”、不善“组织”的众多感叹相应,却也指出了即使在那时的大城市里,各种群体之间仍以相互疏离为表征。很多既存研究都强调当时的社会转变导致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走出封闭的家门而进入互联互动的社会,与傅斯年的观察显然不一样。

毋庸置疑,民初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带根本性的典范转移。梁漱溟在1930年描述说:三十年前的北京“完全是一个极静的社会,大家都静守在家里”,而“今日的人,男男女女整天在街上跑”。以前没有后来那样的学校,也没有公园、公共图书馆,“各人在各人家中求学读书,各人在家中休息玩乐,各人在家中作一切事。一切公共组织,均不发达,大家简直都不上街,妇女更不上街”。*简言之,普通人的生活中心从家中移到了街上,出现了名副其实的“社会生活”。

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的确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认识到并表现出这样的转变是非常必要的,但也不能忘记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尽管类似转变在少数口岸城市或更早发生,在一般的县城以及广大的乡村,这样的转变可能刚刚开始,甚或尚未开始。同时更要注意傅斯年对大城市生活的反向观察,即那些已经上街的人,可能也还生活在相对固定也狭小的圈子里。联系到当时新村运动和互助团体的一度风行(向往正提示出缺失的存在),我们是不是把人们的憧憬当成了时代的现状?

一方面,那时中国的社会已经不是孤立的,与世界各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城市中普通人的生活也变得不“孤立”而更社会了,一些人(如前引许德珩)因此提出生活规矩也要改变。然而究竟是生活变了,还是某些人的生活观念变了,仍需探求。能够走出家门的是哪些人?实际走出家门的又是哪些人?想要修改生活规矩的言说是针对他们,还是针对所谓蚩蚩之氓,更有必要辨析。那些已发生和进行中的变化固然是事实,然一味言变或显单调,若复调则当表述出对变化向往和担忧的双重现状,以及同时存在甚或更普遍的不变一面。

城乡疏离更是非常重要的背景。四民社会的解体导致了生活本身及生活观念的变化,却也有一个不短的过程。走出家庭的喧哗正发生于五四时期,如果广大乡村的蚩蚩之氓较少被五四触动,则五四的划时代影响就要打个折扣。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因为影响没有这么广泛,就小视五四对时代的影响。毕竟中国一向是个“分工”的社会,与朝廷“相忘于江湖”的蚩蚩之氓,一直尊重和承认读书人的引导作用。而生活观念最先变化的,正是后者。

我们若真以“民史”为目标,就要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更多展现民众的生活。如顾颉刚所说,“民众的东西,一向为士大夫阶级所压伏,所以不去寻时,是‘无踪无影’”;但若有心搜求,所得便可能“无穷无尽”。*民众的生活展现出来了,总欲化民成俗的士大夫与他们的互动,包括当时和后来是否“压伏”他们,怎样“压伏”他们,也就昭然若揭了。

民众如此,乡镇亦然。具体到广狭两义的五四,在某种程度上,县城以下的运动可能更多是我们所说的爱国主义运动,而较大城市里的或更偏于趋新的文化运动。具体是否如此,尚待有心的搜求和表现。我们不必非在小镇乡村中去寻找“运动”的痕迹不可,只要展现他们的日常生活,运动与否、运动多少与怎样运动,自然会浮现出来,不求而自得。

对五四本身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可能还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复调的五四需要复调的研究,以及复调的表述。述史如史,文如其事。应当让读者看到一个复调的五四——史事本身是丰富的,写出的故事就不必太简约;对一个激情四射的年代,研究者自己可以冷静处之,但表述出的五四却不妨显得更感性。我们展现出的五四越有现场感,或许就越接近那个捉摸不定的历史真相。

本文选自《激情年代：五四再认识》（罗志田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5），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