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终的时候，总有些报刊读书版的朋友来问问今年读到什么好书。至少近几年来，这是我最觉尴尬的时候。号称读书人，居然说不出一年读了什么书，怎一个羞字了得！

书不是没有读，可都是为专业而读，或读的都是与研究直接相关的书。长此下去，也就会沦落到工具性地读书；说得高雅一点，最多也就是知识性地读书。目不斜视日久，渐渐就会目光如豆，与匠人渐近，而与真正的读书人相去日远，甚至可能淡出其行列了。

似乎傅斯年曾说，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那剩下的三小时不能计入“一天”之中，要留出来思考。学而不思，不成其为学者。我想，读书人也不能将全副精力都用于读专业书，否则只会成为读书匠，而不再是读书人。即使退至研究的层面，学术不能没有积累，而学术积累不能只是专业的，更不能只是与研究题目直接相关的，否则又从何触类旁通、说什么左右逢源？

然而如今的中年人，家里不说，在学术上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在尊老爱幼的同时，还担负着学术生产主力军的任务。即使那些正在步入老年的中年人，看起来似乎已可不受各种功令性指标的束缚，实际却远没有那样轻松。昔人常说的江湖，其实就是一种社会。任何人只要成了社会人，都不能不对社会有所妥协。学界也是一种江湖，一入其中，每每身不由己。面对各种与时相偕的任务和邀约，即使频繁“说不”，依然应接不暇。

有一篇很想写的论文，几年前材料搜集就大体完备，自信超过他人不少；也已完成了两万字的详细提纲，曾用以开会。大约只要再有两三个星期的完整时间，就可以成稿。但几年来就是没有这样的两三个星期，该文迄今仍处于引而不发的状态。我曾因此借了一位学生的书，总未归还。幸好那位学生颇有同情心，且又读了本系的研究生，可以容我“续借”。但我猜若说就差两三个星期的时间而不得，恐怕没有多少人相信。

然而这确实是我这个年龄的学人所面临的实际状况，表面上看着“成果”数量似乎不少，却大多是赶出来的。史学最讲究“言有物”，要见之于行事，非空言可了。若非尚有些微积累，绝对无法应付。且因都要限时完成，往往文章写大了，还只能换个小些的题目。这样题目越做越小，总试图在小中见大，其所能见之大，怕也有限。根本的问题是，治学若不从容，焉能写出言有物而有深度又能见其大的文字？

清儒龙启瑞曾说：“人虽至促迫之时，亦必有一二刻之闲，可以安坐读书。”这是很多古人追求并实践的取向：关羽流传的形象，便是于阵中读《春秋》；曾国藩打仗之时，亦不辍读。他们在杀人与被杀之际，还能不忘读书。我们如今再紧张，至少还不是要命的事，实在应当好好反省。

而且，生命真是相当脆弱的。前年的四川大地震，感触至深。以前有时也写点半学术的评论，却都用谱名发表，以区别于学术论文。眼见十万生命瞬间逝去，想想自己还在进行这样的区分，似乎细腻到近于奢侈。震撼之余，乃受邀给报纸写点小文字，署名也不再区分。从此又多一事，实不知能持续多久。

人过中年，不仅长辈驾归道山，同龄人也开始离去，实际已渐入告别的年代了。过去的一年，就是这样的一年。中国的传统，亲友之情，不必表之于公众。而心绪不宁，总不能免。以前胡适的办法，遇有不平静事，便专心于治学。惟史学若不能心平气和，最多做到勉强好，永远不可能真正好。所以我不敢有那样的境界，只能抄史料度日；排遣之余，也算是一种积累。

且随着年龄增长，对人生稍有所悟，生活境界也要略有提高。前人所谓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即佛家所说的“执着”。今日我辈最多不过是争名于野，但也曾自我反省，并请教得道高人，似这般“勤于著述”，是否也算执着？答曰：若不到非怎样不可，便可算敬业，而尚非执着。或许这只是高人的安慰，无论如何，从新的一年开始，我希望能缓和下来，一是静下心来多读几本与目前研究关联不那么密切的书，二是写几本自己早就想要写也一直在准备的书。

借公众的篇幅，表一己之私衷，本不合适。但我不仅想与同龄人分享自己的反省，也希望更年少的学人看到一个过来人的感悟，笑其浅陋，而思有所更易，有所振作，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