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变化，是城市的兴起和城乡的疏离以及对立。由于城市被视为国家的主体，曾被看作中国社会与文化基础的乡村，在近代改称“农村”后，逐渐沦为化外，无力自我表述，甚至成为国中的“异乡”。在一个国家观念上升的时代，多数国民却不甚为人所知，显然不能说是“正常”现象。所以在“五四”之后，出现了一种读书人关注乡村或农村的思潮。
乡村引起关注的一个具体原因，是民国前期显著的离村现象。或即因此，当时出现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归农”。与归农相关的言说确实一度“相与呼应汹涌”，杨开道甚至说它是一个运动。不过归农的意义更多表现在思想史上，在社会史上就逊色许多，或不如仍视其为一种思潮，即上述关注乡村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年离村者主要有两个群体，一是农民，一是知识人。与农民常往返于故乡和迁徙地不同，离村入城的知识人大多往而不返。他们数量相对更少，然其离去影响实大。故归农的呼吁看似针对离村的农民，其实更多指向读书人。如杨开道在言归农时就将“振兴农业和救济农民”的实行途径确定为“作（一）乡村领袖，（二）乡村教员，（三）农学生；或是自己经营农业，作农民的模范；或是从其他各方面扶助振兴农业，救济农民”，指向的正是读书人。只是他寄予厚望的新知识人多少已经异化，养成一种俯视农民的城市眼光，或难承担“救济农民”的重任。
归农的种种提倡曾出现昙花一现的高潮，然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大体无疾而终。一个共通的原因是供需之间未能衔接：当时乡村的主要问题，是李大钊所说的因为“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而“成了地狱”。这一失去文化权威而使社会紊乱的秩序真空亟须填补，但归农提倡者想要提供的却是与农业相关的技术性知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过渡时代的社会变化，农民视新知识人为异己，而知识青年也多以一种“我们”看“他们”的外来俯视眼光看待农民。这样一种双重的他人（the other）语境，使归农陷于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之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详另文）。不过归农思潮并不那么显豁，可以说是由相对随意的表述组成的众声喧哗所推生的，为许多人所分享，影响不小，似又不十分大，意旨也常不那么明晰，颇多言外之意。
细绎各种与归农相关的言说，至少表述出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颇为宏阔，却是借题发挥，即想要借归农解决中国的整体失序问题。第二同样宏观，是要把社会、思想的注意力，即人们关注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去，意味着从向往富强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工商业回归到相对自然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第三最具体，就是让一些离开村庄的人，特别是读书人，回到农村去。然而这简单直接的愿望后面，也背负着想要回归文化根本那样一种叶落归根式的憧憬和寄托。三者都有其具体的困难，也都有难以回归之处。
一、归农三难
第一种思路相对间接，更多是借题发挥。前述平教会关于农村“愚、贫、弱、私”的概括为很多新知识人接受，陈翰笙进而将此四项概括引申为“中国社会一般”的“病象”或“中国人民的四大毛病”。一些相对左倾的知识人虽也承认“愚贫弱私”的状况存在，却认为“定县平教会对中国社会的整个认识是错误的”，强调应进一步探讨“‘愚贫弱私’的社会经济基础”，反映出一种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取向。许涤新说得更明白，“中国农民生计问题之解决”应以“民族解放运动之成功为前提”，其余“枝枝节节的办法，不但徒劳无功，反而是火上加油”，只会加重农民的痛苦。
不仅是那些要从根本上“反帝反封建”的左派有这类整体性的思路，如梁漱溟等人也想借乡村建设解决中国社会失序的大问题，却又希望走一条非政治的社会解决之路。用孙伏园的话说，要使“全国没有一个学说制度法令是不从人民生活里出来”。然而这一思路的悬想意味似乎太重，当年真正产生效果的乡村建设，大多是得到各级政府支持的。换言之，中国问题的解决可以是农村取向的，但要脱离政治以及具体的政府力量来重建社会秩序，是一条很难走通的路。
应当说，想要获得一个根本解决的思路在当年是得到广泛分享的。但很多归农的探讨者的确是在寻求某种具体的解决，未曾想要探求根本解决的路向。考察归农这一思潮，需要注意到这一初心的存在。
第二种思路要更直接一些，却也难以实现。在关注农村的整体思潮中，归农的提出表现出一种由城及乡的关注转向。杨开道即认为“中国改造运动的方式，已经由上层而下层、由都市而农村了”。其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一九二六年“从专办工商业教育转而兼办农业教育”，是一个重要的表征。而“乡村运动的声浪”之“渐渐的振荡起来”，也提示出“人们的视线已渐渐由都市回转到乡村来了”。南北各省闻风兴起者所在多有，表明“他们都已转换方向，对着改造乡村、建设乡村下工夫。现在流行的口号，有所谓‘到乡间去’‘唤起农民’等，都是这种心理趋向的表现”。
不过近代积蓄起来的追求富强压力实在太大，使其他各种向往和努力都不得不退居二线，以让位于那个落实在城市之上的工商发展路径。这虽是一个当时还没看到多少实效的憧憬，其主要的推动和拥护者，却正是抱持面向未来心态而参与构建“舆论”之人。改变以城市为中心的取向，意味着偏离富强的追求，显然不符合这些人的意愿。这也就预示着不论是由城及乡的转向本身，还是作为此转折表征的归农，实际都很难推进。
就第三种思路言，“回不去”的主要是读书人。盖就农民来说，不论是被迫还是主动进入城市，其归与不归，多取决于城市的容纳能力（走关东和下南洋与入城稍不同，但仍是迁居地的因素起决定作用）。而读书人既是归农运动针对的实际主体，他们能否回得去的因素也更复杂。例如人人都主张知识人下乡，然而去做什么？农村缺乏的又是什么？
长期在定县调查的李景汉说，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平教会在定县的十几年努力成效显著，生产“较已往增加三分之一”。但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人民还是“大量的移往县外谋生”。在批评者看来，这是由于他们不注意农村经济的状况，把“城市甚至大都市的生活，整个的向乡村搬运”。这种“把都市的生活描摹给农民”的办法，“只是把乡民带到城市里来，而不是到乡村去”。这样的指责虽嫌过苛，却也不无所据。平教会关于农村“愚、贫、弱、私”的概括，甚至民国前期绝大多数的乡村调查，都带有很明显的“城市眼光”（参见梁心：《城眼观乡：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
平心而论，平教会改变当地乡村的努力还是较有成效的，但仍没能阻止乡民走向异地的城市。从定县的成绩和挫败看，农村缺乏的不仅是农学知识和技术。农民当然需要也容易接受可以帮助生利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但他们不仅有物质层面的需求，也怀念那种能够凝聚闾里的“乡先生”。然而那些想要去协助农村生利的下乡知识人，似乎很难扮演这样的角色，也未必愿意如此。
很多新知识人身心都已倾向于城市，让他们回到乡村中去重新开始耕田读书的生活，希望借以维系那种耕读传家的传统，不啻在表述一种近于梦想的愿望——农民已不像以前一样承认新知识人的“读书人”地位，待不下去的知识青年只能继续离村；他们中的多数也并不认为自己是耕读传统的传人，未必愿意去恢复和延续传统。这一思路已与新的“现实”脱节。
可以看出，三种思路的难以推进都与近代城乡关系的转变密切相关。城乡的主次关系虽未见什么成文的确立，却已到不言而喻的程度。由于存在章太炎所谓“文化之中梗”，城乡之间逐渐呈现出多层次的缠结。有些新知识人实际是借助城市的方式去构建和构想归农，使归农之“农”带有不少非农的色彩。
二、城乡缠结中的归农
不仅平教会曾被指责为想“把整个的城市搬到乡村去”，也真有人以都市的方式去构想“归农”。如李则刚就主张到农村去的朋友对“陶渊明先生的自足的个人主义，外延须更加扩大，内容须更加积极”。古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今人也可以想象“乡村自有我们的跳舞场！乡村自有我们的咖啡店！乡村自有我们的音乐室！”另有一些新知识人想要重访那个耕读相连的原初发源地，构建一种带有新意的耕读生活方式。
可以说，民初读书人眼中的乡村或农村，既是实在的，有时也是一个承载着多种想象的象征符号，体现出乡村那二重的象征意义：从城市生活体现的现代性来看，乡村是落后的；而从城市生活带来的人之异化来看，乡村又是纯洁的。这样的两面性，在谭平山所谓“避地避世”取向的新村运动和顾颉刚等人想结伙到乡村的憧憬中都得到了表达。
当年那些尝试新村和菜园一类自食其力的“互助”生活者，就曾把乡村视为少受现代污染的清纯处所，想象着与纯洁农夫共同劳作的新生活，如王光祈就明确表出“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的向往。一九二二年顾颉刚等在探讨学术界生活独立问题时，郑振铎也主张“淡泊自守，躬耕自给，弃都市之生活，专心去乡村读书”。沈雁冰更提出一种现代“躬耕读书”法，集合同志二十人组织“合股公司”，集资买书带去“大家公用”，以弥补乡村没有图书馆的缺点。他们想要去的，也是一个与自然没有那么大距离的纯洁地方。
其实民初是一个城市尚不能自立的时代。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基础变化相对较小，新知识人并未真正体验到工业化对生活秩序的冲击和破坏，所以他们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并非西方那种因工业化而反机器的精神，而更多是来自一个他们曾经或正在积极反对的传统。常乃德就指出，这种“幻想田园的快乐”的想象是“中了古人的书毒”，实则“乡村的环境并不比城市好，恐怕还要坏一点”。这样一种反传统者身上传统的再现，或只能用盐析于水又溶于水来理解。
上述讨论多在归农思潮或运动大兴之前，都表现出因对身居城市之现实生活的不满而思及乡村，多少可以纳入归农的范畴。不过这些冲动多是充满想象的尝试，与归农本身一样是说过于做。缪金源就讥讽提倡新村的知识人“徒高唱新村，而自己仍在万恶的城中讨生活；徒撰新村运动的皇皇大文，而自己仍住在学校寄宿舍里不动身”。
这些人后来长期定居于城市，实际以城市为主体，却又不能完全认同城市。而那个多义的乡村则介于“我们”与“他们”之间，既不是纯“他们”的，也不直接是“我们”的。这样一种徘徊于城乡之间的心态，揭示出不少新知识人身心的割裂，身之位移造成的心之游离。或可以说，耕读相连的生活方式已基本终止，却又有些如影随形，洋洋乎如在其左右。
尽管实际的情形是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宁肯辗转羁旅于城市，也不愿意回归农村，曾受崇尚的耕读生活方式仍具有某种近于政治正确的“社会正确”意味（毕竟乡居是士人传统社会角色的一部分）。故对于城市生活，许多城居的读书人虽然享受，却又不甚觉心安理得，反而多少总有不如意之感。
如参与顾颉刚发起那次讨论的，多是正在确立学术精英地位的知识人，却表现出一种身与心的疏离——身已做出留居城市的选择，心却尚未完全认同。反过来，原本开放的乡土在近代发生不小的转变，如农民对知识青年的不承认，便提示出归农的不易。新知识人若真走向乡村，又会发现那已是一个非我的故地，难以回归。沈玄庐关于“世间已无可入之山，我们也没有可披之发”的感叹虽针对他事，却正表出这样的无奈。
城市并非他们全心全意的选择，田园也渐成充满想象的憧憬。不仅那个非工业的自然乡村不复存在，就是那个承载纯真情怀的文化根基也已不在。城乡都成难居之地，使很多由乡村入城者产生挥之不去的惆怅。缪金源口中那“万恶的城”和回不去的乡村，多少都体现着变动时代里读书人认同的改变。
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在欧美城市居住过的胡适以为，中国许多人“虽住在城市里，至今还不曾脱离农村生活的习惯”。而城乡生活所需的习惯是充满紧张的，要住在城市里，就要“彻底明白乡间生活的习惯是不适宜于现代的城市生活的”，并且“彻底抛弃乡下人与乡村绅士的习惯”。一些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有待向城市模式“改进”的人，又以城眼观乡，看出各种乡下的问题，试图以城市的方式去解决，相当意味深长。
就是归农本身的立意，也带有某种另类的由城及乡意味。当年就有人指出，“现在麇集都市的知识分子，多数可以说是来自田间，与其说到农村去，不如说回农村去”。这一字之差，揭示出一种何为立足点的本位转移。在潘光旦看来，那些大声疾呼“到乡村去”而不说“回乡间去”的人，实“已经忘了他们的本源之地，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已经“把都市与城镇看作自己的老家”，而“忘记自己原是乡村里出来的人”。这种把都市“看作主体”的观念，其实就是“忘本”。
新知识人对“老家”的转换虽可能仍在下意识层面，对城市这一“主体”的选择却可以说已经进入意识层面了。这样的忘本反映出一种社会流动从身到心的固化。那些提倡知识青年到乡村去——亦即“下乡”——的人，基本都不视乡村为本，而怀有“我们”走向“他们”的心态，自然不再有“归”意。归农言说虽未曾明确表出主体性的转移，但已在事实上开启了这一进程。
三、余论
昔年不同的人对归农的期待和向往各有侧重。前面所说的三种思路，是归农言说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尚有未必直接表述出来的某种更深层次的想象和寄托。不论是召唤知识青年归农的人，还是少数自己想要回到乡村的人，多少都隐伏着一些想要寻回某种生活方式的文化愿景。尽管社会现实是反向的，即大量新知识人往而不返，他们中的多数也努力想要认同于本是他乡的都市。
归农呼吁更多针对着离村的读书人而非农民这一特点，提示出归农之“农”很多时候表现的恐怕是意在言外的“乡”。本身虚悬的归农虽带有返本归根的憧憬和寄托，但提倡者和拟议中的当事人多已渐失本位。当时的常见表述多说“下乡”而不说“回乡”，便是一个明证。而在认他乡为故乡的自我移位之后，既已无“乡”可返，于是“农”也难归。归农虽一度喧哗，仍以无疾而终，正因拟归的本不是农，而是己所从出的乡，却已从故乡变成了他乡。
归农言说中那种似乎想要寻根的寄托，虽未曾明确表出，却需要认真体会。那是一种相对虚悬的文化无根之感，一种能感觉到却有些隐而不显的乡愁。前述归农言说的不甚显豁，或即因此。有些提倡归农的人甚至不一定确切感觉到自己想要说什么，以及自己实际在说什么；而他们就这么说了，认为已说出自己想要表述的意思。听众似乎也能理解，仿佛领会了说者之所欲言。他们分享的，或许就是那未曾明言也不必言明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