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0日早上7时58分，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上海因病去世，走完了他大风大雨、大红大紫、大起大落但却至死都没有大彻大悟的人生之路，享年85岁。

笔者与不少国人一样，对戚本禹素无好感，甚至深恶痛绝，极其鄙视。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生性喜欢无限上纲，罗织罪状，陷害忠良，热衷整人;二是他中邪入魔，不知反思，冥顽不化，至死不悟，借用“文革”中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来说，他确是一个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某某的人。

戚本禹热衷整人，陷害忠良

戚本禹攀龙附凤，揣摩上意，刻意整人,妄图踏着别人的脊梁往上爬，用别人的冤血染红自己的乌纱帽翅，并非仅在“文革”期间，早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开始时他就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嗅到了一场政治运动即将来临，于是极为兴奋，跳将出来，检举揭发主持中南海政治秘书室工作的副主任何载三大“罪状”：

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50年代，有的失业工人或遭打击迫害的群众，衣食无着几欲自杀，他们来访求见领导，我们反映上去，何载和中办领导从来不见。杨家岭一位姓杨的老农，怀念延安生活，几次来访希望见见领导，毛泽东都见了一次，何载和中办领导却不见。

二、棘手问题绕道避开。有一次，一批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大姐来反映军内一些高级干部生活腐化、厌弃糟糠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此高级干部的问题，不宜由我们处理，领导应该出面。可何载和中办领导根本不理，最后还是主席批示军委处理。

三、何载思想右倾。苏共二十大后公开吹捧赫鲁晓夫，说赫发展了马列主义，到处宣扬赫的秘密报告。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何载派王文参加，林得意地说中办支持她。那次演讲，毛泽东也让林克去了，林克回来汇报后，毛泽东说：“林希翎是右派。”

看了戚本禹对何载的揭发批判，你不能不承认戚本禹险恶的用心和高超的伎俩：如果是一般人揭发批判何载，只会直接地讲何载什么什么错误，是不会提毛泽东怎样怎样的。戚本禹比一般人高明的是，他在揭发批判何载的三条中，不仅每一条都提高到政治性错误的高度，而且每一条都把毛泽东请出来，以对毛泽东的颂扬与抨击何载的政治性“错误”作为对比，不仅大大加强了揭发批判的杀伤力，而且等于向毛泽东呈上了一份自荐书，既彰显自己对官僚主义的义愤和批判，又呈献自己对毛泽东的景仰和忠诚，谁是毛泽东看了这个揭发批判材料都会感到极为受用和欣赏的。特别是第三条，人所共知，毛泽东最讨厌赫鲁晓夫，把他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戚本禹揣摩透了这一点，在揭发批判何载“公开吹捧赫鲁晓夫，说赫发展了马列主义，到处宣扬赫的秘密报告”。这一招特别高，也特别狠，用民间俗语说，这一脚是朝“裤裆踢的”(意为置对方于死地)。戚本禹像下赌注一样，百分之百的稳操赢局----既可置何载于死地，又可赢得毛泽东的信任，绝对的一箭双雕。

当时有不少同志不赞成戚本禹无限上纲的做法，认为何载工作中即使存在某些缺点错误也不是政治、路线问题，应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戚本禹可不是吃素的，他把中直党委、中办及秘书室认为何载问题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意见，无限上纲到是“执行了一条没有何载的何载路线”。人们不禁要问：政治秘书室副主任的何载当时不过是一名局级干部，怎么能形成一条“路线”呢?

一不做，二不休，戚本禹等人控制的中秘室领导小组，于1958年8月形成了长达5000多字的“关于何载错误结论”。结论给何载定了4个罪名：1、“诋毁毛主席”。有一来信反映一木匠制做神龛供奉着主席像，每日烧香跪拜三次，要求给予表扬。何载对此事提出了不同看法，呈送杨尚昆、邓小平同志。小平批示：“请河北省制止。”这本来是一件维护领袖形象的事，竟被扣上“诋毁毛主席”的罪名;2、“污蔑1942年整风，说‘抢救运动’中制造‘红旗党’事件。”早在1952年夏天一个晚上，戚本禹几位年轻人问何载当年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是怎么回事，何载以亲历者的身份讲了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情况，明确说明这是两回事，特意强调“红旗党”是康生一手在抢救运动中酿成的事件。戚本禹等人硬是诬陷何载“污蔑1942年整风”;3、“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何载、王文两人奉命在中南海西门接待过林希翎;何载按规定将石油学院教授罗伟之(1957年反右斗争时定为右派)建议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来信批转给高教部。这本来是何载等同志正常履行公职的行为，竟被诬陷为“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4、“陷害积极分子，抗拒整风和反右斗争”。

“诋毁毛主席”、“ 污蔑1942年整风”、 “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 “陷害积极分子，抗拒整风和反右斗争”，戚本禹强加在何载头上的四个罪名，哪一个都足以置其于死地。这种无限夸大、上纲上线、戴大帽子的行径充分暴露了戚本禹刻意整人的险恶用心和卑鄙伎俩。

很快，戚本禹大获全胜：何载受到严厉地批判，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逐出中南海，关押劳改。1958年8月，何载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降六级，赶到山西、河北等地种地、掏粪，为500多名劳改犯做饭，在柏各庄农场赶马车。直到1979年2月才获得平反，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局长、中组部秘书长等职。因为此案受到株连和处分的同志也都获得平反。

自二十世纪末期以来，笔者与何载老人已有二十多年的文字交往，近几年在北京、深圳多次促膝长谈。谈及当年的“黑旗事件”和戚本禹其人，九十多岁的何老仍感慨不已。

1963年8月，戚本禹在《历史研究》杂志刊发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把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说成是“投降变节”的“叛徒”。此文一出，引起强烈反响。9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学术界人士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对《历史研究》贸然发表戚文提出严厉批评，著名学者范文澜、翦伯赞等学者都对戚本禹的文章持批评态度。对这些批评和反对的声音，戚本禹当然不怕，因为他早揣摩透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心理，他就是为了投合毛泽东而写的，必然会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支持，何怕之有?!

果然，1964年春，毛泽东十六字批示给李秀成的自白书作了定性：“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江青立即找戚本禹谈话，说“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并鼓励他说：“毛主席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

毛泽东的表态使这场纷争陡然逆转，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的态度随之发生变化，有的甚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向戚本禹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这充分说明，戚本禹写这篇《评李秀成自述》并非是学术研究，而是有政治目的的。那么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戚本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旨在为毛泽东解决“党内叛徒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为筹划大规模的党内整肃运动营造舆论。

戚本禹晚年曾对自己的这篇文章作过说明：“这篇文章的写作并没有得到主席或其他任何人的授意。如果说有什么背景的话，就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大气候。”1979年秋，中纪委八组问戚本禹写《评李秀成自述》是否涉及瞿秋白。戚回答说，他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到同类例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

戚本禹可以说写作此文“没有得到主席或其他任何人的授意”，但是否认不了他是为了迎合最高领导人的想法而写作这篇文章的。戚本禹没有正面回答此文是否涉及瞿秋白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是把李秀成的《自白书》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相提并论的，所以给瞿秋白戴上“叛徒”的帽子，掘墓砸碑，挫骨扬灰，接着又把刘少奇等一大批老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叛徒”乃至“叛徒集团”，这都是与戚本禹密切相关的。

至于戚本禹为什么说他写《评李秀成自述》是“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这是因为戚本禹知道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已经受到了毛泽东严厉的批判，知道毛泽东早已把彭德怀视为具有“反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知道彭德怀不可能再有东山再起的幸运了，于是，作为政客和小人的戚本禹在彭德怀这只“死老虎”身上再踏上一只脚，就不足为奇了。

接着，戚本禹又写出了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把李秀成的“自白书”当作一根大棒肆意挥舞，为把更多的人打为“叛徒”制造舆论。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的直接支持下，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多年来一直心浮气躁、寻找目标批判的戚本禹当然不甘落后，于是在1966年1月15日，也发表了以海瑞为题材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配合姚文元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助势。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戚本禹罗织罪状，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最终导致刘少奇蒙冤而死。

戚本禹的刑事判决书

文化大革命运动为戚本禹诬陷无辜、迫害忠良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用武之地”，大批开国元勋、许多清白无辜都受到他的诬陷和迫害。在这里，仅就戚本禹诬陷迫害他人的罪行引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的戚本禹刑事判决书(〔1983〕中刑字第629号):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赵云阁、孙成云。

被告人：戚本禹，男，现年52岁，山东省威海市人。原任《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现在押。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傅志人。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戚本禹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核实了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查明被告人戚本禹犯罪事实如下：

一. 煽动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1967年1月12日，被告人戚本禹在钓鱼台召集中央办公厅某些人开会，指使他们去围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当晚，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就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处，围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同年7月16日、18日、19日，戚本禹在三次会议上，对先后参加会议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和在京报社、电台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的某些人，诬陷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卖国求荣”，等等，并煽动说：“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同月14日，中共中央秘书局的某些人写信给汪东兴并周恩来总理，要求开会当面批判刘少奇，戚本禹却把信送给了江青、康生、陈伯达。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戚本禹立即部署，亲自组织指挥中南海某些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他们的夫人多次批斗并抄家，进行人身迫害。

1967年1月，被告人戚本禹诬陷朱德委员长是“黑司令”。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某些人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某些学生在北京街头贴出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

1967年7月，被告人戚本禹指使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进行批斗迫害，致使彭德怀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二. 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1966年12月24日，被告人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旨意，在北京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并煽动他们“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工业部某些人连续对张霖之进行毒打、折磨。张霖之被迫害致死。

1966年6月16日，被告人戚本禹伙同关锋写信给江青、康生、陈伯达，诬陷“万里、陈克寒、赵凡是坏人”。

三. 策动聚众“打砸抢”。(略)

本庭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74件进行了调查。大量的书证和证人证言充分证明，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戚本禹供认了大部分犯罪事实，但不承认犯反革命罪。

本庭认为，被告人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煽动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煤炭工业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人，策动聚众“打砸抢”，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戚本禹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第102条、第138条、第137条、第150条及第64条、第52条，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之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向本庭提出上诉，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唐根法

人民审判员 高德安

人民审判员马卫

1983年12月2号 ?

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李 晶

“三人小组”与田家英谈话

这份判决书只列举了戚本禹在文革运动中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部委和北京市领导人诬陷迫害的罪行，对与戚本禹有一定关系的田家英之死却没有提及。

人们一直认为田家英之死与戚本禹有关，但戚本禹总是矢口否认。他在回答闫长贵关于田家英问题时说：“田家英是很有才的，有思想，工作也做得好。说我在文革中迫害田家英，这完全是胡编。我从1950年到中南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我很器重，很培养，在政治上也替我说话，人总要有良心，我怎么能反对他、迫害他呢?我倒是受到这样的批评：说我对他有温情主义。田家英有的亲属写文章也说我对田家英怎样怎样，我不怪他们，我相信他们终究会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的。”又说：“田家英是我的老师，有恩于我，有情于我，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

田家英确实有恩于戚本禹，戚本禹在中南海之所以能够崭露头角，乃至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和青睐，田家英是帮了他大忙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我怎么能反对他、迫害他”的理由，因为，古往今来，没有良心、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卖友、卖师、卖恩人以求荣华富贵的无耻小人还少吗?

对这个问题，包括田家英亲属在内的不少人都说戚本禹“在文革中迫害田家英”， 戚本禹则以田家英“有恩于我”、“我怎么能反对他、迫害他”为由予以否认，可谓“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那么让我们看看田家英本人在愤然自杀之前与戚本禹的接触以及对戚本禹是什么态度吧。

据《文史精华》2011年第8期于继增《田家英之死真相揭秘》一文披露，

在毛泽东对田家英说“今后我不找你，你也不要来见我”，从此田家英坐了“冷板凳”。之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罗、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戚本禹(原《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1966年5月22日下午3时左右，“三人小组”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办公室找田家英谈话。安子文对田家英说：“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又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

“戚本禹当时在田家英的家里与汪东兴通了话，告知安子文与田家英谈话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汪东兴遂派中办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还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戚本禹工作。”

安子文、王力先离开了，戚本禹随后去了汪东兴的办公室。

令人困惑的是，这个“三人小组”的组长是安子文，两位成员，戚本禹是排在王力之后的。与田家英主谈当然是组长安子文，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告知谈话情况也应该是组长安子文，这是正常的组织程序，戚本禹凭什么跨越王力和组长安子文当场与汪东兴联系?戚本禹得到安子文的授权了吗?而且在安子文、王力离开之后，戚本禹直接“去了汪东兴的办公室”。正常情况下，向汪东兴反馈与田家英的谈话情况以及下一步怎么办，这是组长安子文的事，在“三人小组”中排名最后的戚本禹为什么如此积极、主动、越权、迫不及待?这难道仅仅是他张狂、浮躁、不懂规矩吗?有没有其它问题?值得深思!

戚本禹与田家英的午夜通话

“三人小组”与田家英谈话后，紧接着办理文件和工作的移交，这对田家英精神上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当夜，田家英问董边：“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尽管戚本禹一再表白当时的谈话气氛是如何如何的“平和”，但田家英却没有感受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的温馨“平和”，感受到的只是那种处理敌我矛盾时惯用的冷酷无情。

5月22日午夜，戚本禹与田家英有一次通话。对这次通话的经过说法不一：戚本禹回忆说，这天深夜11时许，田家英给戚本禹打来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戚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田说，不，要亲自给你交代一下。戚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你那里。戚还说他到永福堂东厢要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马上也到田家。

戚到田家后，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戚本禹：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我? 戚本禹认为田家英这样在背下问他“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所以在田家英打问消息时，戚没有说什么话。

但田家英的夫人董边的回忆却是，午夜12点过后，田家英家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戚本禹打来的，董边没有听清说的是些什么，却听到田家英摔下电话听筒的声音。看到董边询问的目光，田家英气愤地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田家英摔电话机，骂戚本禹“他算什么东西”，这至少说明，田与戚的通话是很不愉快的，也说明戚本禹没有正确对待陷身冤屈和逆境的“恩人”。

戚本禹说是田家英主动给他打的电话，他当即带着王妙琼、逄先知到了田家。但经核实，戚本禹的说法难以成立，因为田家英的夫人董边、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中央办公厅机要员王妙琼等知情的相关人士，都说不记得戚本禹当夜到过永福堂。逄先知、王妙琼都没有当夜和戚本禹接触的记忆，也没有在那天夜里和戚一起去到永福堂田家的印象。

这样，戚本禹的说词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田家英自杀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在现场发现了一只喝过的茅台酒瓶，田家英衬衫口袋里有一份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其中一句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为田家英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谁是向毛泽东说田家英与刘少奇过从甚密的告密者?

戚本禹说，主席为什么不信任田家英了呢?这主要是他和刘少奇的关系。毛主席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田是主席办公厅的副主任，当主席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他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他给刘少奇打电话，问他应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他每次什么时间去，什么时间出来，都被刘宅的警卫战士记录下来了——这当然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有时去的时间很长。汪东兴把这种记录报告或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一定不高兴，他会觉得或认为自己的秘书跑到别人那里去了。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田和刘少奇都主张“包产到户”，刘指示他把他们这种主张向毛主席报告。田家英把这种主张向主席报告后，主席问他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他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主席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就这样一来二去，毛主席就逐渐不信任他了。江青说田家英是“一仆二主”，就是指这件事情。当我后来接替田家英秘书室主任的工作时，江青告诉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恐怕也是做秘书工作的最重要的一条戒律。

事实是否确如戚本禹所说，目前尚无确凿的史料佐证，事实真相只有等待有关档案解密之后才能大白于天下。

毛泽东后来为什么抛弃长期跟他鞍前马后信任有加的田家英?按戚本禹所说，这是因为毛泽东获知田家英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田家英与刘少奇的接触是谁向毛泽东汇报从而导致田家英蒙冤而死的呢?目前还是一个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告密者必是田家英身边的人，而且必是一个能够接近毛泽东、至少能够接近江青的人。

不管是谁向毛泽东打小报告说田家英与刘少奇过从甚密，都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进谗、挑拨和陷害行为，都是卑鄙无耻的小人伎俩。

关于田家英与戚本禹的关系和恩怨，不能偏听偏信戚本禹的一面之词。他只片面地强调田家英有恩于他的一面，并以此作为他不会伤害田家英的借口，这是不可信的。实际上，田家英与戚本禹不仅有“恩”的一面，还有“怨”或曰“仇”的一面。如戚本禹所写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本来就是一块敲门砖，遭到史学界的一片反对，同样也遭到了田家英的反对。田家英说：“这样的文章打死我也不会写”。而且，田家英一开始还让有关杂志不要刊登戚的这篇文章。这样一来，戚本禹对田家英的“仇”就结大了。所以，对于戚本禹而言，田家英不仅与他有恩，更重要的对他也有仇。戚本禹报恩还是报仇呢?从他后来的作为来看，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报仇。(胡鹏池：《邂逅韩爱晶，再说戚本禹》)[page]

戚本禹对田家英没有报恩，但却是大大地报了仇的，如1967年1月9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在谈到包产到户时，这样点名批判田家英：“农办的领导人田家英，一个反革命分子……很积极的。这个人已经被揪出来了……”。1967年4月30日，陈伯达、戚本禹接待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时，戚本禹又批判田家英：还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坏事，他提出“刘公还不造反哪?”所谓刘公就是刘少奇啊!“反了吧!还不反!”他就着急了，要跳出来。

据有关资料披露，戚本禹是批判田家英最多的“文革首长”。

由此可见，戚本禹晚年只渲染他与田家英的恩情，而自己对田家英的落井下石却只字不提，这只能说明他对田家英不过是别有用心的“谬托知己”而已!

戚本禹与遇罗克之死

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工人遇罗克因发表《出身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处决一事亦与戚本禹有涉。

遇罗克，1942年生于北京，父亲遇崇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母亲王秋琳也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创办“理研铁工厂”，后来均被划成右派。因为出身资产阶级、右派家庭，遇罗克长期受歧视，虽然成绩优异，但两次被大学拒之门外。他先后当过农民、科技资料员、小学代课老师等，被捕前是北京市人民机器厂的一名学徒工。

1966年7月，遇罗克完成了《出身论》初稿，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并于1967年1月18日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原本印刷的三万份报纸在北京街头被抢售一空，又临时加印六万份。

1967年4月14日，跻身“中央首长”行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被捕入狱。1970年3月5日被执行枪决。遇罗克时年27岁。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宣判遇罗克无罪。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划破夜幕的陨星》，接着，许多关于遇罗克的文章纷纷见诸全国各地报刊。

近年来，遇罗克的亲属曾在媒体发布文章，提出戚本禹尚欠遇罗克一个道歉。戚本禹没有表示任何的歉意，但也没有公开申明说遇罗克之死与他本人无关。

当人们指责戚本禹迫害田家英时，戚本禹连忙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为自己辩解，反驳这种说法是“胡编”。但是，对人们指责他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从而导致后来遇罗克的被处死一事，为什么至死都一言不发不予澄清呢?

晚年仍然不甘寂寞的戚本禹

戚本禹服刑18年，获释后先后在上海图书馆和某公司工作。一生热衷极左、热衷颂圣、热衷运动、热衷整人的戚本禹并没有静下心来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总结自己此生给党、国家和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和犯下的罪行，而是经常歪曲史实，大放厥词，迷恋“文革”，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

戚本禹是一个生性狂妄的政客，至死未改。他晚年歪曲史实的谬论甚多，不能逐一驳斥，这里仅就他对江青的吹捧以及他刻意渲染与江青的密切关系，就足以洞悉戚本禹的为人。

戚本禹在洋洋4万余言的《回忆江青(同志)》中，吹捧江青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说“她确实是一位女英雄”。并习惯性地“拉大旗作虎皮”，说“毛主席没有看错人”云云，以此拔高、美化江青。

戚本禹吹嘘说“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江青是很以为自豪的。因为我能写点东西，还能办事。”好像他给江青增光添彩，江青对他已到离不开的地步似的。还说“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看。”如此肉麻地与江青称姐道弟，实在令人看了起鸡皮疙瘩!

戚本禹从内心始终认为与江青的关系够“铁”，对江青一直寄予极大的期望，在最关键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江青。据中央警卫团原常务副团长华方治在《中南海警卫工作见闻》一文披露，1968年1月13日晚上，当警卫参谋陈银德和科长高云江架着铐着双手的戚本禹走出时，戚大声对姚文元说：“姚文元同志，请你代我问江青同志好。”戚被推进一辆上海牌小车开出了怀仁堂。(《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戚本禹大声对姚文元喊“请你代我问江青同志好”，其潜台词乃是渴望江青对他伸出援手。姚文元是否把戚本禹的话带给了江青，不得而知，但江青后来不仅没有理会他，而且对他痛骂一通。据叶淑穗《鲁迅手稿在文革中曾遭江青劫掠》一文披露，为鲁迅手稿问题，周总理当场谈了鲁迅夫人许广平的信，并指出要查清戚本禹盗窃鲁迅手稿事件，要立即追回鲁迅书信手稿。江青在一旁说：“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从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江青痛骂戚本禹是“王八蛋”，并要枪毙他，戚本禹渲染的与江青极其亲密的“姐弟”关系跑到哪里去了?

这充分说明，戚本禹吹嘘与江青的“姐弟”关系，不过是戚本禹的自我感觉，“旷野里烤火，一面子热”而已。不仅江青，连毛泽东、周恩来后来都把戚本禹定性为“坏人”了，1968年1月13日把他打入秦城监狱后，一直到去世8年中对他统统不再理会，好像世界上没有这个人一样，可谓弃之如敝屣啊!

回顾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戚本禹做了不少坏事，伤害不少好人。在中南海政治秘书室，他诬陷、迫害、取代何载;在中央办公厅，他诬陷、迫害、取代田家英。后来又诬陷迫害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人，这样的奸佞是何等的可怕!混迹中南海是何等的危险!他在晚年不仅对自己的罪行既无反思，也无忏悔，而且歪曲事实，为自己辩护，为“文革”招魂，乃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吹捧被国家特别法庭依法判处死缓的江青，称颂她是“女英雄”， 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与她亲如“姐弟”云云，这充分说明，戚本禹是一个被极左的毒汁浸透骨髓的政客，是一个中邪入魔、良知泯灭的狂徒，幸亏毛泽东、周恩来健在时把他从中南海清除掉了，否则，如果中国党和国家落在戚本禹这样的人手里，这必将是党和中华民族的灾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完全赞同胡鹏池先生对戚本禹的评价，戚本禹“‘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渣余孽，他的人品及行为在文革中有充分的表演”，“戚本禹由小人而奸臣，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奸臣，是属于易牙、竖刁、开方之类的阉竖式的奸臣，他已经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也完全赞同毕唐书先生在《“戚大帅”和“小爬虫”戚本禹》一文中说的：“戚本禹自作多情地‘谬托知己’，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自我感觉太好。他一直生活在当年‘戚大帅’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权力场里，一直沉迷在曾经同时担任毛、江两个人秘书的荣耀中，甚至把自己当做仅次于毛、江的重要人物。文人的自我膨胀莫过于此!” 对戚本禹晚年的胡言乱语，“总体感觉就像是在看一个从文革坟墓中爬出的孤魂野鬼在喷云吐雾，在听一个桃花源中人高谈阔论，浅薄偏执而又自以为是。”

人说“盖棺论定”，其实，对戚本禹，在他未盖棺时就已经论定了，他注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

今年四月中下旬，我先后到山东半岛的日照、青岛、威海、烟台、蓬莱等沿海城市转了转。4月20日，我在威海参观甲午海战的见证定远舰后，在岸边放眼大海碧波，眺望海上仙山，极目蓝天白云，忽然想起威海名人来，那位在“文革”中不可一世的风云“大帅”戚本禹不就是威海人吗?当时也生发了一番感慨，默诵了《红楼梦》中“因嫌乌纱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回来后，获知戚本禹去世的消息，总觉得心中有话要说，不吐不快，于是打开电脑，拉出键盘，敲出上面这篇文字。

2016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