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一时呼风唤雨，炙手可热。最近从共识网上读了他接受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采访后整理而成的《李志绥的捏造仅仅是针对毛泽东吗？》，读后颇有感触。
在这篇采访录中，戚本禹对李志绥那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回忆录作了全面的否定，说李志绥的回忆是“捏造”、“庸俗”、“瞎扯”、“哗众取宠”、“肮脏的造谣”，辱骂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大”，等等。由于笔者与中南海从未沾过边，当然不可能知道“宫”中之事。所以，对李志绥、戚本禹各自说辞的真伪对错不敢置喙。不过，根据戚本禹的说法，“李志绥原是北京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我一九五O年进中南海时，他负责给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洋医生’，医术要比当时从解放军训练出来的土医生高，加上他看病认真负责，而且能讲出个道理来，所以大家部愿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声，并被选为工作模范。”戚本禹进中南海时，李志绥早已是“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了，而且“他给当时中南海的警卫局长汪东兴看病看得也不错，汪东兴喜欢他，遂被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保健工作。开始没有名义，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前才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
1968年1月，戚本禹被关押之后，李志绥继续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8年多时间，直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由此可见，李志绥进中南海比戚本禹早，出中南海比戚本禹晚，在中南海和毛泽东身边工作都比戚本禹的时间长。应该说，对毛泽东晚年情况的了解，李志绥比戚本禹知道的要多得多。
再之，到中南海当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不知要经过多么严格的审查，而且必须经过毛泽东本人的同意才行。如果李志绥是个坏人，他怎么能在英明领袖身边工作这么多年呢？戚本禹把李志绥说得那么坏，那么不堪，这不是对毛泽东伟大、英明的否定和损害吗？
戚本禹借一位美国医师胡定仪小姐的话说：“戚本禹被毛泽东关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实，他不必为毛泽东隐瞒”，于是戚本禹感慨：“许多人都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李志绥，反而认为我在替毛泽东文过饰非。这真是令人叹息！”
如果按照戚本禹这个逻辑推理，李志绥并没有受过毛泽东的打击，更没有被毛泽东打入监牢。也就是说，他对毛泽东没有什么个人怨恨，那么，他捏造事实、污蔑毛泽东干什么呢？
据《党史博览》披露，文革中那帮极左分子利令智昏，在他们鼓动造反派搞乱全国之后，又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接着他们又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最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周恩来都很恼怒，“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 1967年8月26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下决心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但毛泽东觉得对戚本禹“可以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一下。”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并称为‘小三’。之所以将他们并称为‘小三’，不只是因为三个人在一起干了不少坏事，而且因为他们三个人关系很好。”突然间，三人倒了两个，“戚本禹自然也心惊肉跳。”“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在批判王力、关锋时，把王力、关锋称为野心家，并把他们三个人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指挥下一起干的不少坏事，都往王力、关锋二人身上推。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目的是通过积极揭发批判王力、关锋二人，好好表现自己，以求自保。”
戚本禹在信中还向毛泽东表示忠诚，说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由于戚本禹臭名昭著，恶贯满盈，他对王力、关锋的反戈一击和对毛泽东的表示忠诚都没有使他逃脱厄运。1968年1月14日，在王力、关锋被关押约5个月后，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并直接送到了秦城监狱。
以毛泽东当时拥有的绝对权威，发一句话、批几个字，完全可以不关他，即使关了，也可以立即放出来。不仅如此，即使既往不咎，予以重用也是完全可以的。然而，直到毛泽东去世，八年多中毛泽东始终没有理会戚本禹，所以，他只有以待罪之身在监狱里蹲着。
粉碎“四人帮”之后数年，中央才腾出手来解决“王、关、戚”问题，有意思的是，对王力、关锋只是开除党籍，不追究刑事责任。而对戚本禹则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审判机关开庭审判，并对其判处18年长刑！
读过采访录，我认为戚本禹的不少说法都是闪烁其词，不值一驳。在这里，我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戚本禹谈到的大饥荒问题谈点个人感受。
戚本禹说：“在李志绥的笔下，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死人无数。这也太夸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缺点、错误，当时的天灾人祸，的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苦难，但也不像李志绥描写的那样一片漆黑，当时我、田家英，一组的林克、叶子龙以及李志绥等人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苦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清楚，为什么要夸张其辞呢！”
李志绥是怎样描写三年大饥荒情景的，我没有看原文。但是作为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我认为说当时“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死人无数”不仅不是夸大之词，而且实际状况比这三句话要严重、悲惨得多！
我那时小学刚毕业，为了活命，到一个农场办的学校半工半读，虽然也是天天吃不饱肚子，但毕竟能吃到一点粮食，比纯粹的农村要好得多。有时回家，那真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西院晋伦嫂子三个儿子饿死两个。庆林叔父子被饿死。我本人的祖父和大伯母也被饿死。几个堂弟和堂侄都十来岁的年纪，正常情况下都应该是活蹦乱跳的，然而都饿得奄奄一息，像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拄着棍子，弱不禁风，步履蹒跚。东院三叔和西院晋奎哥都忍痛把爱子送给徐州附近的人家，以求活命。今年春上回老家探望，乡亲谈起这些往事，仍热泪盈眶，大有不堪回首之感。都说当时的情况如果再持续两个月，庄上的人就所剩无几了。
作家莫言当年饿得没有办法，竟吃过煤块。他说：“1960 年的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个黑暗的春天。村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
在那个时期，人们饿得不仅吃煤块、吃观音土、河南有的农民还吃过大雁屎。更有甚者，不少地方都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据安徽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尹曙生根据档案记述：“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 。
所谓“特殊案件”，就是指人吃人的案件。只不过说“特殊案件”比赤裸裸地说“人吃人案件”含蓄些、好听些而已。
尹曙生说：“安徽省凤阳县，改革开放后很出名，因为全国包产到户就是这个县的小岗村18户农民立下生死状搞起来的，得到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的默许，然后在全省推广、全国推广，很快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万里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要吃米，找万里‘的口号传遍全国。江泽民、胡锦涛等很多中央领导人到凤阳县小岗村视察、参观。可是这个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该文最后写道：“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煌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本文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作者尹曙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即今中国政法大学，进入国家公安部工作。1963年调入青海省公安厅。1977年调入安徽省公安厅，曾任省公安厅政策法律研究室副主任；1983年起任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常务副厅长）
我实在不忍心再举更多、更惨的事例了……。
戚本禹说他曾“按毛泽东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苦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清楚，为什么要夸张其辞呢！”请问戚本禹：大饥荒时期，你当时在什么地方“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同那里的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多长时间？苦难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幸福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且不说煤块、观音土、大雁屎、人尸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你戚本禹吃过草根、树皮吗？吃过腐烂的山芋和秧梗吗？你知道长期的饥饿是什么滋味吗？
至于对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戚本禹依然是一往情深，他说：“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还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这类话出自一个“文革”大红人之口并不奇怪。诚然，在那个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任何人都是无力扭转的。跟着大势参加运动，乃至说些错话、做些错事都是难免的，都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有些人却丧尽天良，泯灭人性，丧心病狂地制造冤案，罗织罪状，诬陷无辜，残害忠良。显然，这类人就与那些在运动中仅仅说些错话、做些错事的好人不一样了。戚本禹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我看过1983年12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3）中刑字第629号戚本禹的刑事判决书，其中说：
查明被告人戚本禹犯罪事实如下：
一、煽动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尙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诬陷朱德是“黑司令”，指使造反派韩爱晶、王大宾等对彭德怀“进行批斗迫害，致使彭德怀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二、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1966年12月24日，被告人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旨意，在北京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并煽动他们“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工业部某些人连续对张霖之进行毒打、折磨。张霖之被迫害致死。”
三、策动聚众“打砸抢”，“砸毁孔庙、孔府、孔林的大量文物，使国家财产遭到严重毁坏。”
本庭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74件进行了调查。大量的书证和证人证言充分证明，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戚本禹供认了大部分犯罪事实，但不承认犯反革命罪。
本庭认为，被告人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煽动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煤炭工业部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人，策动聚众“打砸抢”，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根据刑法规定，依法判处“被告人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由于戚本禹的煽动，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朱德、邓小平、陶铸、贺龙、彭德怀等开国元勋遭到残酷的迫害，不少人蒙冤而死。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戚本禹不仅没有丝毫的反省和忏悔，反而厚颜无耻地宣称自己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听了令人毛骨悚然。其人性、良知难道真的被狗吃光了不成？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省长的惠浴宇对于极左思想给中共、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有切肤之感，他曾说：“根据我的体会，人一左，就六亲不认，不再是人。” 这确实是深刻之总结，警世之恒言!
戚本禹还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志绥的回忆录在海外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普通的平民百姓却自发地掀起了空前的‘红太阳热’。成千上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昨天上山下乡的年轻人，虔诚地怀念他们逝世多年的领袖，一遍一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戚本禹，你这个“文革”大红人对“文革”的怀念、钟情和向往不足为奇，吊诡的是，你就是在1968年“红太阳热”最鼎盛的时候失势和下狱的，难道忘了不成？这才是真正的“具有讽刺意味”呢！
判决书上认定戚本禹在煽动造反派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时曾恶狠狠地说：“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可见其人之狠毒。屈指算来，事过近五十年了，戚本禹也已年逾八旬了。正常情况下，人之将老，其言也善，你戚本禹怎么总是善不起来呢？极左和“文革”的毒素早已渗入你的骨髓，像中了邪一样，走火入魔，改也难，人啊，人，嗟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