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太为人所知的段锡朋，是一个曾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留下有两处重大痕迹的人：
(一)五四运动时，他是发动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先后担任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主席)。
(二)1926 年九月到江西，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江西党务指导委员时，一手创建了极端反共团体“AB”团，是AB团的主要领导者。
五四运动的意义，不需说。
AB团又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呢?
时年31岁的风云人物段锡朋，1926年底，已是国民党中央派往江西省指导工农运动工作的一个负责人，他为什么又要成立一个AB团?
段锡朋在1931年4月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纪念周上说：“当民国十五年底，共产党把持江西党务，操纵民运。彼以党团运用，我则散漫无归。此时兄弟奉派为中央特派员，视此焦急异常。适中央由粤迁赣，遂商请中央几位常务委员，问以何术能挽救危局。后得中央命，遂效仿其他各地组织忠实同志之法，组织本省忠实同志以与共产党团奋斗。遂由程天放、周利生、王振寰、洪轨等同志及兄弟组织AB团，取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之意，团结一般忠实同志，以从事反赤工作。”
从段锡朋这番自白中可以看出，AB团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排斥、打击国民党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谋夺江西省党务大权。它是一个反共的国民党右派组织。
但是，AB团组织并没有多少势力，骨干核心人员也只有七、八个人，其活动也局限于江西省。并且，该组织作为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急先锋，仅存在了三个月。几经较量之后，特别是于1927年4月2日，在遭到共产党员方志敏领导的江西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力量的打击后，便基本已作鸟兽散。只到蒋介石于四·一二公开反共后，包括段锡朋在内的原AB团的头目，便均以国民党的身份，去进行反共活动了。
AB团那杆破旗，即此，已属于了历史，或仅为江西省国民党内部派系中，在一个短时期内争权夺利互相攻击的一个口号棍子而已。
虽然，段锡朋搞的这个所谓AB团本身并未成什么气侯，但是这个反共小组织的影响，却在客观上对那以后湘赣苏区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非常大的毒化与破坏。
由于反共的AB团是产生并活动于江西省的政治舞台，因此，便使后来的中共及湘赣苏区的高层领导，将当时在江西一切反共活动，都与这曾嚣张一时的AB团组织联系起来。从而，这种状况便误导了1930年之后的湘赣苏区与工农红军的肃反工作，造成了一些极令人痛心的错误及悲剧，导致上万名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中共党员与红军指战员，被自己的组织，以清除AB团的名义，无辜被杀害，并含冤数十年。
而实际上，真正的AB团，即段锡朋搞的AB团，与后来在湘赣苏区党与红军内所整肃的、实际并不存在而子虚乌有的所谓“AB团”，却是的的确确并无组织上思想上的丝毫关联，二者也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对此，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等文献与著作中，都已明确指出了当年苏区与红军中，肃反扩大化的“反AB团”方针，是一个错误。
段锡朋(1896 —1948)，字书贻，江西永新人，从江西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法政科。当时，段锡朋是北京大学以傅斯年、罗家伦为首，于1919年初成立的学生团体新潮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经常在新潮社办的刊物《新潮》杂志上，发表鼓吹新文化的文章。并且，还与张国焘、许德珩等北大同学，出版发行了一个《国民》杂志月刊，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对新文化运动起过一定的作用。
不过，尽管段锡朋颇有才气，但在人才济济精英云集的北京大学，最初，知道他的人还并不是很多。平日，他总是穿一件蓝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折扇，开口就是“我们庐陵欧阳公”(段是北宋时卓越的大文豪欧阳修的同乡)的文章气节如何如何，所以，大家都当他有几分迂气。
谁知，五四运动的爆发，让包括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在内的世人，一下子便对他刮目了，并立即佩服于段锡朋的干练才华。
五四运动时间，段锡朋四处鼓动同学上街游行，带头火烧赵家楼，尔后又到津、沪、宁一带串连。5月4日那天，他因掩护游行的同学而一度险遭警方拘捕。段的组织才能和当时的革命精神，深受同学们的爱戴，尊称其为“我们的段总理”，并迅速成为了五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是当时名声大振的“五大学生领袖”(傅斯年，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康白情)之一。
五四前夜，时为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四年级学生的段锡朋，因学业优良、思想激进而被公推为北大学生干事会总务股主任。他以北大学生干事会负责人的身份，主持了五月三日晚上的北大学生上街游行的预备会议，并被推举为 5 月4 日天安门广场集会的大会主席。而后来远比他闻名于史的两位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则一为五四当天游行的总指挥，一为起草游行中散发的最重要的白话文传单的负责者;并且，五四当天在游行途中，通过美使馆区时，去谒见美国公使的四位学生代表中，其中的三位，便是傅斯年、段锡朋、罗家伦。
五四运动期间，5 月 6日 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这个组织在此后的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学生运动，北大站在最前列，北京和全国的学校都唯北大马首是瞻，所以有一个口号：“罢不罢，看北大。”
而这个团结了全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其会长，便是时为23岁的段锡朋。被选举正式做了学生领袖以后，段锡朋处理事务竟是非常灵敏，运用群众，也大有特长，令同学惊异，于是段锡朋的名气陡然间闻于全北京。
6 月5 日，段锡朋与许德珩等作为北京学生的总代表，参加了上海各界代表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段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斗争的经验，克服了某些人的动摇观念，并作出了决议，坚持“三罢”(罢学、罢工、罢市)，不达目标，誓不反顾。6 月16 日，段锡朋又在上海主持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并出任会长。
6 月21 日，巴黎和约签字在即，他又主持全国学联与上海各界联席会议，通过对内对外宣言，坚决反对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终于取得胜利。
可以说在整个五四爱国运动中，段锡朋是第一号学生领袖。
“五四”运动后，1920年，五四青年中的佼佼者纷纷出国。而段锡朋的出国，更不同凡响——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出面向南洋烟草公司募来资金，并亲自选出这届北大毕业生中几个最堪造就的人才，赴美留学。大实业家、上海德大纱厂等企业的老板穆藕初更是拨专款，资助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清、汪敬熙等赴美留学，生活费每月 120美元，高於官费生。段锡朋，罗家伦等人的出国一事，被当时的报刊比为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之“五大臣出洋”。
1920 年起，段锡朋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尔后，由美转欧，相继入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留学五年，却换了美英德法四个国家，五个大学，如此频繁换国家，不用说专业，光是要将语言学通，就够他忙的。
1925年秋，段锡朋回国，先后任教于国立武昌大学、广东大学 历史系主任。
1926年7月，段投身于北伐，曾在国民党CC派首脑陈果夫手下任职。不久出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为首组织“AB团”，成为反共的前锋主角。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党务指导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政务次长、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校长、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主任、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等职。
段锡朋的政途，起步于北京大学，成就于北大、北京及全国学生领袖之地位，尤其辉煌于五四学生运动。然而，在1932 年6 月底，在受国民党政府派遣担任南京中央大学代理校长，前往中央大学，处理该校因学生要求出兵抗日以及学校经费不足等原故而导致的学潮时，却不仅处理无方，毫无结果，而且被中央大学学生们一顿群殴，愤怒的学生并指其声称：“反对政客式人物!”由此还砸坏了他的汽车，以示拒绝对段锡朋来出任校长之职。
此事，固然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震怒，为此解散了中央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处理。后来，“中大”商学院改为国立上海商学院，医学院改为上海医学院，“中大”改设为六个学院，中央大学才重新开课，并改由罗家伦接掌校长一职。
段锡朋的官方颜面虽受到了维护，但无论如何，一个凭学生运动而崛起的前学生领袖，却又竟然在首都南京的最高学府发生的学运新浪潮中，被学生们搞得灰头土脸，不能在中央大学校长职上有所作为，这多少是历史给予他的一种讽剌。
然而，段锡朋这位政治上十分复杂的人物，其个人操守品格，却比较严谨，且具廉洁奉公之风骨。在这方面，似很有为人所称颂之处。
他虽身居要职，却常年布衣布衫布鞋，短短的头发，加上举止严肃，不苟言笑，初识者满以为是一位乡下塾师。他不但衣履简单，饮食尤其节约，平时一碗汤菜，自觉满足。
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他家住沙坪坝，每周六下午到牛角沱坐公共汽车回家，周一晨则照常乘公共汽车上班。虽然公家备有小汽车，他坚持私事不坐公车。他说：“回家是私事，现在一滴汽油一滴血，不能随便浪费。”
陪都重庆物资缺乏，公务员待遇菲薄，生活艰苦，可段锡朋处之泰然。他积极提倡将旧信封翻过来再用，将破烂不能穿的衬衫几件合缝成一件再穿。由于交通堵塞，上海香烟不能运到重庆，外国烟更不易买到。嗜烟如命的段锡朋，只得吸食重庆磁器口小作坊手工卷制、烟叶未曾提炼的“胜利牌”香烟。这种烟以劣质粗纸卷制，点火即火光肆放，烟味辛辣刺喉。常人难受，患有严重气喘病的段锡朋，更是咳嗽不已。
段锡朋虽然久居官场，却没有沾染什么腐败习气。抗日战争期间，他主持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本来是120人编制，却只有60多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用人不在多而在精。段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每日必有来信谋事者，然而真正要一二能力高明之人，却没得到。”显示其用人唯才的基本态度和原则。
有一天，段的女儿永兰陪父亲游南京明孝陵。女儿指着蓝天白云下一树如火的枫叶，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而段却指着树下泥筑的土屋和半死的老牛，打断女儿的话说：“大多数人就这样活着，这是我辈的过错，也就是你们的责任了!”
段锡朋体弱多病，仍然强打精神照常办公。1947年春夏之交，段因积劳病重而住进南京中央医院，却只肯住三等病房。由于呼吸困难，院方给他安上氧气管。他苏醒后，大为惊奇地说：“啊，这是氧气呀!这是外汇买来的，这么昂贵的东西不要再用了，我的病是没有办法了，不要耗费国家的钱了!”
又有一次，其女儿给病榻上的父亲端来一碗鸡汤面，段锡朋苦笑着对女儿说：“这样白的面，这碗面钱可以够老百姓吃几顿了!”
段锡朋虽是官场与政治中人，但正如罗家伦所说：“段锡朋身上既有儒家气象，又有墨家传统。”他将政治与个人情义，似乎也能分开对待。
已做了国民党高官的段锡朋，与持共产主义立场的陈独秀，在政治上是两股道上的车。但是，由于陈曾是段在北大的老师，所以，即便在陈独秀于1932年10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段锡朋却仍对陈持弟子之礼，敬学生之情。已身居国民党教育部次长的他，曾数次到监狱中看望陈独秀，并负责为陈转达书信。而且，以往与胡适交往不多的段锡朋，还曾代表狱中的陈独秀，于1932年11月3日，给原准备为陈独秀做辩护律师的胡适，写了一封致谢信。此信很短，仅一百多字，现收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
1939年3月，有人在报上攻击获释居家的陈独秀，说他是“汉奸”。段锡朋等人便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为陈的所谓“汉奸”事件予以辩护。陈独秀闻知，很有感慨地对人说：“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的关注，深致谢意。”
1942年5月陈独秀病危于四川江津时，与众多原北京大学的师生校友一样，段锡朋也向自己的师长伸出过援助之手，与包惠僧等北大同仁一起，向陈独秀赠送了三百银元。
1948 年12 月26 日，段锡朋终因宿疾日深而病逝于上海，终年 52 岁。
在国外听到他去世消息的罗家伦，曾以七绝一首寄托哀思：“亦儒亦墨亦真诚，远识高标两绝伦;忧患不容余涕泪，我今痛哭为苍生” 胡适在对其悼函中，则称他为“北大的完人”、“北大的光荣”。
无论如何，段锡朋是一个应进入现代中国历史画页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