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十年的文革，之中，极重要的一条历史轨迹，便是“造反派”群体的产生、崛起及消亡过程。
文革中的造反运动，则是当时社会的草根阶层，特有的一段激情与苦难并存的历史。
但是，由于官方对文革历史的蓄意屏蔽、以及对文革造反派群体的妖魔化宣传，因而，即便在文革结束已三十八年之际，仍然是很多的人、特别是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对文革造反派的认识，不是停留在被曲解的宣传中，离历史的真相很远;就是对其不甚了了、只有历史的若干空白。
然而，文革中的造反运动，毕竟不是几个人的舞台表演，不是少数人的自娱游戏。相反，被卷入之中的中国人，是数以千千万万而计!造反的活动时间，也不是一天、二天，而是少则二、三年，多则整整十载春秋，与文革大戏同步并行。
因此，即便文革中的造反派们，早已被撵下了历史舞台，并早已被打入到政治贱民的行列，但是，谁欲完全曲解与屏蔽那千千万万造反派的历史真相，则是绝不可能办到的。而任何对文革造反历史的掩盖尘封与无端抹黑，都注定，只会是一种拙劣的徒劳。
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至少现在已有着一个强力的证据支持。那就是近十多年来，在全国各地，不少原文革造反派的参入者，均开始在陆陆续续撰写、并在境外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由此，从各种各样的视角，大量详细的展示了文革造反派们的活动轨迹与画面、以及他们参加造反的心路历程;用他们书写的无数文字，回放了当年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
甚至，在有的省(例如湖北)，原文革造反派的回忆录著作，这些年来，已经出版了好十几部，撰写者来自种种不同行业，有着不同身份，其中还包括了曾经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而仍尚健在的基层干部。
《写给历史的交代——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也是一部很有份量的文革造反历史的作品。它是由重庆市原造反派头头阳增泰先生近期口述、经文革史学者何蜀先生整理的个人回忆录。
相比其他的文革造反记录性著作，阳增泰的回忆录，有着三个不凡的特点：
其一，该回忆录使用了大量当年阳增泰撰写并保存下来的原始笔记资料，而并非完全靠今天的记忆，来叙说诸多往事。其中披露的某次造反派头头的会议记录，更是有着原汁原味的语境，使今人及后人，均得以能相当清楚的窥察到造反派们，当年有过的心思。
其二，阳增泰用很大篇幅，叙述了一个其他文革造反回忆性著作很少涉及的领域。那就是，他在回忆录中，展示了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是如何进行派别之间武斗的图景。阳增泰详尽的讲述了他参入指挥文革中重庆市的多次武斗活动。其中包括他如何组织与指挥大规模的专业武斗兵团、抢夺军工厂的枪械武器、自行架设通讯电台、组建水面“舰队”、用坦克进攻对立派别等种种武斗场景，以及个别“枪杀俘虏”的血腥事件。而这类历史回放的文字，对于后人认识与研究文革中的武斗情况，无疑，会有很大的实证帮助。
其三，阳增泰的回忆录，还有一个难得之处。由于重庆“八一五”是与当时主流的造反派，有着一定的差别，是属于造反派的一种“另类”。因而，解读“八一五”，便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文革中造反组织类别，也存在着很大的复杂性，而并非一个模式。
现在，很多人对文革造反派的认知，简直是一塌糊涂。例如，他们一说到造反派，经常便是将文革中所有戴红袖章的人，都胡乱混同而都视为造反派(许多影视与文学作品均是如此描写)，而根本不知造反派是因何而产生。而很多对造反派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则也往往搞不懂，那些明明都是受到过“走资派”(当权的领导干部)压迫的造反派，为何却又互相之间会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
阳增泰所在的重庆“八一五”派，是重庆市最早的造反派组织。但是，后来在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大环境、及一些问题阴差阳错的影响，致使他们与另外一些更激进的造反派发生了严重对立。结果，他们便被对立的造反派，宣布为“新保守派”，甚至还曾被全国其他地方的主流造反派阵营，也都视为“新老保”，被贴上了“新保守派”的历史性标签。
但是，在实际中，重庆“八一五”，究竟是什么性质呢?
阳增泰的回忆录，用大量的事实展示，使读者都能得以清楚的明白，重庆“八一五”，的确仍是一个造反派组织，而不是依附官方、并获得官方青睐的保守派组织。
区别判断文革中的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是不是造反派，可以有二个衡量标准：
第一，不是看他或他的组织旗号，有没有贴着“造反有理”的标签，而是须看看这个人或这个组织奋起造反的原因，是不是源于当时或文革前受到了地方与单位党政官方的错误打击与迫害?这个人或这个组织的造反活动，矛头的指向，是不是始终直指“走资派”(当时的地方党政官僚)?
第二，文革结束后，这个人或这个组织，是不是受到了严厉的指责、追究与整肃?
凡是真正属于造反派的人或组织，其政治结局，无一不是被打入地狱、列入另册!
而那些也曾高喊过“造反有理”的“红八月”型红卫兵，因其“造反”的主要矛头并不是地方上的党政官僚，而是批斗学校的老师及个别领导、打杀社会上的所谓“黑五类”草民。所以，文革后，他们的罪错不仅不予追究，而且，还统统被作为接班人，快速得到提拔，先后一一成为了高级党政官员。
今天，“红八月”型的红卫兵们，都不认为当年他们是造反派。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所以，有些人将“红八月”型的红卫兵，也视为造反派，这，显然是认识的糊涂。
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象重庆“八一五”一样，在1967年2月至8月间，同样是站在“拥军”(获得了地方解放军支持)阵营、而全国闻名的武汉“百万雄师”，在文革结束后，这个保守派组织，立即受到了官方的褒扬与肯定，其头头均得以升官，政途青云，其主要头头还被任命为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
然而，重庆“八一五”在文革后，则被官方明确定性为造反派组织，其头头与骨干均受到了“另册”的待遇，被审查、关押、判刑。
阳增泰本人，其造反，是因为同情大学生的造反行为;其政治结局，则是文革后被关了二年多大牢。显然，他个人的文革经历及结局，就是所有积极的文革造反派之缩影。
重庆“八一五”与阳增泰，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期间，曾做过坚定的“拥军派”。但是，在文革后，却并未由此而得以幸免于灾难。因为，毕竟“八一五”是以对重庆市委的造反而崛起，除了发生派别的内战之外，其斗争的矛头则始终是指向大西南的各级党政官僚机关。因此，文革中的重庆，不仅“反到底”的“砸派”是造反组织，实际上，与其对立、直至与其曾进行武斗对决的“八一五”派，也同样是造反派!
阳增泰的回忆解读，拨开复杂的迷雾，清清楚楚的展示了这一点。
阳增泰的回忆录也证明了一件事：文革历史，因其复杂曲折的特点，若没有当事人的亲身解说，很多问题(例如上述造反派也有不同类别的复杂情况)，后人仅凭存留的那些张扬着表面性的资料，的确，对事情的本质，是很难真正弄清楚搞明白的。
因而，象阳增泰这样的当年文革造反派风云人物，历史落在他们身上最重要的一件任务，就是能留下种种即时与回忆的记录，将文革造反运动的种种亲历历史，予以回放、留存!正如文革史学者何蜀先生所说：“对这样的当年风云人物来说，最有价值的，是他们亲历过的那段历史，而不是他们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和认识。只要他们能把那段历史如实写下来，就是对后人最好的交待。”
至于文革造反历史的是是非非，自有时间予以证明，也自有后人会作出聪明的解读。
因此，如有这样一大批文革造反回忆录著作的问世，便能使任何或屏蔽、或妖魔化文革造反历史真相的企图，消解为泡影。从而，使得年轻一代，以及我们的后人，永远不会再被片面的宣传所迷惑、所误导，而有机会审视一个真正、全面的文革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