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加速了1920年代之后社会的变革烈度。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解释体系中，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界标，属于中共革命叙事的逻辑起点。20世纪中国革命运动和社会变迁的过程，时常折射着“五四前奏”、“五四精神”、“五四余波”乃至“后五四时代”变动带来的延续性作用，五四运动逐步被强化为一个与革命意涵同构同生的符号与象征。五四运动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思想、文化、社会和政治话语共济相成的动态综合体。事实上，理解中国革命的形成与演变，离不开对于五四的阐释与建构。

关 键 词：五四运动  思想文化  革命叙事  意识形态

思想文化革命和社会力量的兴起所涉及的深层次内涵是权力组合方式的转变，从晚清至五四运动前后，国权下移和民权张扬这种现实对比促进了现代国家建构理念的再次跃升。科举制度瓦解之后，士人身份评价机制走向多元化，同时各类社会团体所蕴涵的能量不断加大，在民族主义和救亡启蒙思想的多元张力中，孕育出革命文化的种子，涌现出各类社会改造运动，重组着帝制向民国转型之后的政治秩序。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革命史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共革命史叙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即就是五四运动。因此，在政治言说与学术话语之间，五四运动具有显著的交叉特质。

五四运动常与新文化运动并称，事实上这两个事件不仅在起源上颇具一致性，其影响也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走向合流。在中共革命史范畴内，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其分界线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学术界基于各种讨论立场和客观事实，对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多有争论，但有一个相对的共识：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革命。这一论断在周策纵、佛郎克、施瓦支等人的研究中不断被强化和扩充。五四运动其烈度、深度和广度不同以往，对民国知识阶层的思想和文化观念产生了显著的形塑与影响。新式知识精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五四运动的名称也直接来自于参与五四的罗家伦等人。中国革命的走向和民众的选择，在“后五四时代”逐步实现。事实上，中国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演变，与五四运动之间亦呈现着显著的源流关系。

一、五四运动与概念演进

五四运动史是中共革命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孜孜追求的研究课题，并一度以“专史”的面孔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与“党史”、“革命史”的建构隐为一体，浓厚的阶级话语和意识形态占据了阐释层面的主导性。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叙事框架内，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这样的论说，在1949年之后历史学者的各类论著和不同层级的教科书中多有呈现，是五四运动的主流叙事。

革命叙事源于对事件的表述、重构与再造。李大钊曾如此评述五四运动：“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①。作为一个事件的五四运动，已经超越了原本的界限而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意义集合体。以新中国的历史学发展为坐标，革命史范式长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主导着史学研究的方向。进而，五四运动的义理化诠释也是在革命史的框架不断完成与扩充的。1954年，孙伏园在《回忆五四当年》指出：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改革开放初期，胡绳出版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史观的指导下，对于包括五四在内的重大历史事件阐释作出了系统的论证。1980年代之后，学术研究的深化和各类新范式的涌现，如现代化范式、社会史范式、文化史范式、区域史范式、国家一社会范式等，包括对五四运动性质的争论和反抗行为本身的再界定，亦派生和扩展出诸如五四精神、五四学、大五四、小五四、后五四时代、五四青年、五四党人、五四时期、地方五四史等概念/说法，在微观界定层面还存在着范围上的“狭义与广义”之分。改革开放之风带来了学术的春天，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单调局面，深刻影响了研究的取向。新范式导向下的新解释，并非是对革命史范式的消解，而更多是对一元化阐释的有机延展。学术路径的多元性充分说明了五四运动研究的多向可能，五四运动阐释在话语体系的演进中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政治特质。颇为有趣的是，五四运动的学术诠释与内涵界定，无论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文化运动”、“思想革命”、“社会改造运动”、“反启蒙运动”、“反传统运动”，还是单纯政治史视野下的“爱国政治运动”、“群众反抗运动”，都可以在各自的范畴内说得通，呈现出政党五四、学术五四和五四本身的多维景观，这种现象更多折射出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五四之后社会各界记忆的不一致。

以渊源而论，清末民初思想界和社会形态近乎革命性的剧烈变化，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与政治的转型，成为五四爆发的前奏。爱国救亡、民主科学、文化启蒙三个关键词成为“五四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德先生”、“赛先生”和“莫小姐”等简约表述也构成了五四精神的基本话语。从社会抗议的直接出发点来说，乃是社会各界不满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和日本对华的侵略，即“里应外合的日祸、卖国的秘密外交”，举起反帝与爱国大旗，主要是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面孔呈现的。而五四运动的影响，却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政治层面，而是形成了一个涉及思想文化、社会组织和知识变奏的多面体。在反传统思维和启蒙主义的导向下，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和旧礼教，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革命的演进历程。政党因各自理论源泉的不同，对于五四运动也有不同的阐释，在野的共产党倾向于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定义五四运动，而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更愿意从思想(文化)运动的角度来定义五四运动，一度宣传为“从西方文艺复兴到东方文艺复兴”②，这是明显的思想文化史路径。与此对应的是，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将5月4日设定为中国青年节。1941年5月3日，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青年哟，人类的春天》一文，颇含革命年代的浪漫主义基调：我们把“五四”定为青年节的意义，也就是这种意识觉醒的明白表示了。我们希望：“五四”运动时所表现的那种磅礴的青年精神要永远保持下去，而今后无数代的青年都要保持着五四运动的朝气向前跃进。继承五四，推进五四，超过五四。使青年永远文化化，使文化永远青年化。倾向中共一方知识分子的五四叙述，进一步加强了“五四价值”的意识形态特质。

毛泽东认识到，五四运动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但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③，马克思主义在1919之后也出现了传播广泛的局面，产生了“资本主义已成强弩之末，社会主义之实行，不过方法问题与时间问题”④的初步趋向。在中共革命史的解释体系中，民主主义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分水岭就在于五四运动，并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强调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出现的重要意义。在延安时代，毛泽东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初步确立了五四评价的政治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层面的历次纪念活动与社会各界不同程度的研究行为，加强了五四运动的事实阐释，五四其意义与价值已经远超于一般的事件史，俨然为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符号与界标，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趋向。1967年，《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⑤，中共高层将五四运动同正在发展的文化大革命贯通起来，革命的意义在历史延续中新旧演替。因此，“自五四运动以来”成为一个固定的叙述模式，借此描绘个人的成长，揭示社会之变迁，似乎都离不开这样的开篇。⑥在政治史层面，五四运动这种“典型化”解释，确实具有某种“单调”色彩。诸多概念的产生、谱系的重构和话语的移易，呈现出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也和相对“单调”的五四政治化解释产生了一些龃龉。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政治话语主导着历史事件的意义诠释。意识形态与五四运动解释之间，从民国时期已然不可割离，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对此颇有不满。关于五四的研究，胡适晚年就曾说：“此间人家写的五四运动的文章，我连看都不要看。他们只有党派的立场，决没有客观的判断”⑦。国民党对于革命史的建构、三民主义的实现，在叙事模式上从“政治抗议”和“社会参与”的角度，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是充满政治色彩的，并把青年学生的一系列行为与三民主义理论刻意挂钩，“五四运动，是中山先生集了大成，竖起主义，学生起来，发动了一个崭新的划时代的文化运动”⑧，进一步导引和塑造五四运动解释走向国民革命的路线，相对漠视了五四爆发的偶然性。1928年葛武棨的《五四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之关系》、1929年印维廉的《中国革命史》和1943年国民党福建省军队联合特别党部编写的《五月的革命运动》(“宣训丛书”第一种)，基本皆秉持类似论说。中国共产党五四叙事所呈现出的意识形态特征，也是历史上形成的。192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五月各纪念之宣传工作》的通告，视五四为“红色五月，帝国主义者所提心吊胆的五月快到了”，“我们不放过一点宣传的机会，同时也不简单的妄动”。1937年，张闻天撰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将五四运动定性为“工商学联合的广大群众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的群众革命”。处于“在野党”之际，中共鼓励学生运动和游行抗争，弘扬五四带来的精神力量，并试图将之扩展化和实践化，特别是1945-1949年国统区民众运动的勃兴，五四代表的政治反抗和运动机制，都是“第二条战线”运作的应有之义。因此，立足于政治立场和五四价值界定层面，意识形态的介入是“革命之所以成功和革命运动如何解释”的必然选择。

五四运动之后，在革命文化的催引下，形成了一个渊源有自的现象群，事件意义不断泛化。新式文化活动和社会运动的五四化，演变为一个日常生活话语。1919年之后，被五四青年学生认可的新式服饰如旗袍、白衫黑裙，也一度被称之为“五四装”。恽代英在《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一文中指出：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八个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时滥俗的格调了。然而这总表明一般青年崇拜五四运动的心理。这些人崇拜五四运动，正如前十余年的人，崇拜三代之治、先王之道一样。可见，五四运动造就了一种带有潮流性的政论话语。从历史学关注的领域来说，五四运动客观上促成了“学潮史”研究对象和学人群体的扩展。仅以五四运动后十年为例：1922年，五四运动的余波尚未完全褪去，顾倬出版了《学潮研究》一书，考察了学潮发生的来龙去脉与社会环境；1925年12月，常道直、余家菊合写了一本书，名为《学校风潮的研究》，由教育杂志社编纂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乃是最早关于“学潮”的著作之一，对1924年校园发生学潮的12种成因、地域分布与社会反响现状做出了初步分析，并自觉运用了社会科学的方法，颇有创见；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了查良鉴《中国学生运动小史》一书，此书对于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参与政治状况及1927年之前的学潮成因做出了梳理，是中国较早关于学生运动的通史型著作。这些关注学生运动现象的论说，很难说与五四期间浩荡的学生抗议没有联系。

五四运动呈现出的运动纵深，以及社会各界参与的广度，甚至超越了发起者和知识人本初的规划与想象。“北京学界之有四日义举，举国有血气者莫不敬服”⑨。学生群体的纵火和暴力，在五四亲历者和同时代人看来：“最大多数的学生，实在没有这种预备的”⑩。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忱暂时消退之后，五四之后该何去何从？以1919年为坐标，社会各界的躁动和思想界的分化有一个明显的转折。五四运动使得新文化更为广泛流播，也使得“改造社会”与“救亡图存”更具迫切性。然而，思想呈现的价值需要在社会实践和行动方略中予以完成，“后五四时代”诸多政治方案，又是起源于五四时期而合流于社会改造运动之中的。在新文化运动延续的线索中，五四运动可以看作一次社会力量的集聚与释放，并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思想的革命。1937年，陈伯达在评价五四运动时，便有一个类似的表述：“五四：这只是表示这个新文化运动整个时代的里程碑”(11)。形格势禁的政治社会环境和众声齐奏的思潮市场影响着知识人心态的走向，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无形勾勒着五四前后的文化界，各显神通而无统一的倾向，对新旧知识人产生了极强的思维塑造和影响，也给五四绘制出多重底色。事实上，发轫于晚清的“家庭革命论”，五四之后也更为流行，新知识阶层呼吁打破宗法社会而倡导家庭革命，以推进社会机体的进化。五四运动成为革命的必经之路、必然结果和必要过程，思想、政治与社会变革，是“五四余波”带来的延伸结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46-1947年中国政坛出现的“新五四运动”呼声，也是对于五四意义的二度诠释和重新确认。故而，五四运动的价值与内涵，关切着政党合法性和中国革命的完成机制。

能够看出，五四运动已经成为一个与文化转型、知识人交际网络和新政治思潮互动的观察切口，而不单单是一场政治运动。除此之外，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影响的持续性和关键性，引发了不少西方学者的关注，这些讨论也加深了中国对于这一事件的理解。五四运动发生与1910年之后的国际社会走向，如美国、日本与欧洲思潮同时期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各种要素之间的作用与排斥，诸多研究可以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场景更为丰富与充实。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其纵深超越了之前的“单线”解释，多元范式的引入，自然就呈现出思想文化的内在张力和“复调”色彩。从“单调”到“复调”乃至多元化线索，反映了五四运动史持久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

二、中国革命与五四机制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新式知识阶层开始走向自觉。现代媒介与讲演形式对于思想界和社会成员走向“紧密化”的作用甚大，五四前后一系列新式报章、现代媒体和城市讲演，加上一些群体组织的创设与发展，产生了一个微妙的“化合”与“拉近”效应，促使富有朝气的青年学生和试图保障自身诉求的工人阶级得以在距离上融入起来，并在五四运动中展现出这种新变化带来的动力与能量。所谓街头政治、游行拉幅、罢课罢学和示威抗议，尽管在清末时期已有雏形，但真正的社会化和组织化，实际上完整呈现于五四运动。由于新式文化和各类思潮的催化，借助类似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报刊，形成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党”与“同人”。这样一种亚文化和小圈子，与新闻记者的时政报告相联合，助力着抗议网络和集会模式的成熟化，对于五四运动的产生和五四之后的社会组合，具有机制层面的价值。美国学者施瓦支的研究也说明这一点：“如果没有《新青年》先生们的支持，他们在阐明唤醒中国的想法时，也不会有充够的信心”(12)。

从革命的构成和演变来说，20世纪中国革命首先是以反帝与反封建为目的。其次，文化界域的革命也一直伴随着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旧文化给一新估价，又介绍了许多西洋思想”(13)。精于五四运动研究的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对于五四运动便有高度的概括：“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14)，给予五四一个全方位的定义与认知，而不是局限于政治运动的解释。实质上，这一认识的来源很早，1949年之后不少学者也秉持此观：“五四运动不单是政治上的革命运动，同时也是思想、学术和文化上的革命运动，后来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发展有赖于五四所给的刺激”(15)，五四运动带来全方位的社会革新，是事件爆发与影响的现实结果。

中国革命形成之机制，五四是一个节点性事件。在军阀政治与政党政治转型期间，中国革命的动员网络，五四之后实现了多种政治力量的有机组合，成为民国社会走向的思想起点和革命运动的模板。正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与多元，在思想上对于民初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冲击甚大，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产生了“走什么路”的政治与文化追问，特别是五四后的文化酿成和学术新造，被看作“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16)。20世纪历史的走向也确实证明了，青年学生的革命化、工人阶级力量的扩展和社会各界对于革命的服膺，都是建立于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余脉之中，这个事实使得中国革命具有不可回避的“五四特质”。在中共革命的话语中，“五四”以后中国文化斗争的主题就是“历史唯物论一辨证唯物论与唯心论一形式主义”之间的斗争，社会各界选择“革命还是反革命”(17)，这些都是建基于“五四余波”之内的。进一步来说，五四之后的社会各界，在“革命化”道路上，衍生出相当强度的改造力量，不少知识人甚至呼吁“家庭革命”、“生活革命”，把个人置于社会中，与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等运动遥相呼应，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互渗，显示了五四摧枯拉朽的重构功能。选择“走社会主义”与五四运动之间，具有思想源流上的关系，这也是中共革命叙事以五四为基点的原因之一。

五四似乎显示着一个变动时代的到来，“这回五四运动，如狂风怒潮的扫荡了全国，我们大家觉得几年里边，终有一个大事业生出来”(18)。知识界相当热闹，“形势大变，只听得这处也谈新思潮，那处也谈新思潮；这处也看见新出版品，那处也看见新出版品”(19)。五四之后社会力量的崛起是客观的，1949年蔡尚思评述五四之影响，甚至言及应“设立学生节和群众节”(20)，以张扬五四蓬勃之精神。1919年之后，另一个与中共革命直接相关的现象就是涉及共产国际、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相关的书籍报刊迅速增多，社会主义成为众多思想流派的一支，阶级、剥削、唯物辩证法等观点拥有了一定的话语市场，并被不少知识人所认可和传播。新旧、中西和不同文化类型的交锋，成为五四前后一个思想界的忙碌场景，社会革命及改造思潮最终取得了相对优势的地位。在“后五四时代”，解除了思想禁锢的知识人，频繁介入政治活动，无论思想立场和实践方式为何，基本都奔向了革命运动的洪流之内，使得中国革命呈现出不同的路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发生了分化。但是有一个共同点：无论哪一派皆称自己为革命派。知识人参与革命或者具备的泛革命意识，“参加革命的人完全被超常进步的、与中国传统完全决裂的观念吸引了”(21)，这样一种激进与反传统的色彩，成为五四运动的遗产。

五四运动的爆发兼具偶然性和必然性两种特性，5月4日的示威游行有其突发性的一面，而运动的迅速扩张并持续甚久则是一个社会力量勃兴的必然结果。在五四前夕，“公理战胜不了强权”和“弱国无外交”思想的流布，加强了学生群体潮动的爱国情愫，“拿来主义”遭到了某种质疑，关注社会内部的变动成为部分知识分子的复兴诉求和手段，“有人比拟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实在不能说他过当”(22)。民国前期思想界处于相当混沌的状态，拉斯基、克鲁泡特金、拉狄克、基尔特、费边主义等多重思潮，无政府主义有着显著的影响力，勾勒着复杂的政治图景，“学界思想界均有所谓英美派、法日派、以及尚不明显的俄国派之分”(23)。这样一种思想领域的格局，不仅给知识人走向带来了多重可能，也反映在社会改造与建设的实践之内。五四爆发乃至余波延续，传统文化分裂和新型思想的汹涌，不免带来了迷茫和彷徨的选择困境。针对无政府在当时的流播，陈独秀曾撰文评论：“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行不通的路”(24)。因此，如何以适应潮流和中国现实的政治理念统摄民众，建构起现代国家的机制，面临着巨大的争议和派别的分昙。

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不是一个虚幻的结果，有着实际且具体的动员手段和行进逻辑，包含着革命理念、革命组织、革命动员、革命力量和革命事件等多个维度的内容。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受苏联影响下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共产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领的革命路线，并在1920年代与国民党的“国民(三民主义)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共同构筑起三大革命思想阵营。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分化是一个必然趋势。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三党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将革命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相关联的强势政治文化”(25)。革命风起云涌，包括农民、工人、学生在内的社会群体，在动荡中维持着艰难的平衡。与传统中国底层抗争的无序性和相对简约的诉求不同，精英的集体抗争往往予以政治发展某种方向性，并在适当的时机可以演变为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五四运动之后，接受不同层级教育和身处不同地域的青年学生，面临多样的政治选择和职业流向，形成了政治参与界面上的理念组合与分布格局。青年学生趋向革命或认同社会进化，具有在政党竞争中“组织起来”的迫切性。五四之后，社会各界呈现出“或曰改造，或曰革命，其精神则一而已”的局面。(26)可谓，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予社会整合一个强劲的思想根源。

五四运动及其精神逐步演变为现代革命的源动力之一。在这种逻辑下，五四酿造的激进主义在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双重规定中继续延伸，思想激荡和爱国情绪被革命党善加利用，铸造出民族主义革命的机体。政府在引导学生之际，也多加防范，“实恐工学互相团结，以为对付中央之举”(27)。瞿秋白的描述或可以看出五四余波隐约的转向：“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28)。1924年，陈独秀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做了充分论析：“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29)，阶级话语逐步拥有了无可比拟的社会影响力。到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善加导引五四遗产，张扬青年学生蕴含的抗争力量，赋予五四新意义：“中国正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学生在文化落后的国家，始终居于先知先觉的领导地位，发难的火炬是执在他们手里的”(30)。不难看出，国共两党都十分注重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有人甚至直接宣称五四运动的本身原是一种抗日运动，从而将五四时期的反日与三四十年代的抗日衔接起来，以此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凝聚全民族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可见，五四运动建构的意识形态，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影响非常深远，而不断赋予的新意义则是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和五四符号象征的折射。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的表述或可以便于理解中国革命的“五四性”，他指出：“无论五四运动如何失败，五四运动实开中国革命的新纪元。自五四运动以后，有革命觉悟及了解世界革命意义的新青年，在劳动阶级之间尽宣传与组织之力，以求中国革命的胜利，且更进而求世界革命的成功”(31)。从叙事角度来讲，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中共革命史叙事的起点。1939年，毛泽东建构了一个革命史的诠释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32)。弘扬五四等于宣传革命，五四成为一种“青年人的血统”(33)，成为一种打破传统、反对专制和谋求权利的符号与武器。故而，以五四运动作为标志，在经典的中共革命史叙事中，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由旧入新，既是革命性质的变更，也有社会形态的变化。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促使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流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变化的枢纽，孕育出了一个“新时代”(34)。以五四为基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被视为中国现代历史启动的枢机。

在国民党的革命史书写建构中，1928年之后将晚清至北伐运动结束的一系列事件革命化，建构出太平军革命、义和团革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的理论逻辑，呈现出显著的序列化特征。(35)孙中山“一意努力于革命事业之完成，以谋中国之富强”(36)的目标，在历史中最终完成。国民党按照时代的需求赋予五四以新意义，“赶快在中国国民党的指导之下，努力打倒军阀及其所赖生之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以图贯彻五四运动的使命吧！”(37)同时，将五四价值与三民主义进行理论性阐释，“五四运动之影响到国际方面，足以促进本党民族主义的实现；五四运动之影响到政治方面，足以促进本党民权主义之实现；五四运动之影响到经济方面，足以促进本党民生主义之实现”(38)。在这两种革命史叙事路径中，五四运动都是一个关键点。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叙事具有超越于党派分别的“五四特性”。

三、五四坐标与社会延伸

1920年代之后中国变革更剧，五四精神构成了社会运动的思想坐标。知识界对于五四运动的反应，影响了对于社会进步的认识。1919年8月26日，傅斯年致信袁同礼，自言：“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郭沫若《青年哟，人类的春天》激情地指出：“五四”以来的二十二年间的进展，毫不夸张地，可以说抵得上“五四”以前的二千二百年间的进展。1926年12月，许仕廉在《现代评论》杂志撰文称：救中国，一定要从社会改造人手。这是五四之后一种较为理性的认识。中国革命的“五四性”与“社会化”，源于五四运动带来的多重影响，呼应着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的难局和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曲折。五四运动既是中国革命走向“社会”的基点，也是中国革命之所以形成的思想文化坐标。五四之后，社会运动迅速盖过了文化运动，实施社会改造成为知识界的思想重心。(39)

革命思维、革命组织和革命阶层形成存在一个适合发育的社会基础。罗家伦善于总结和反思：“现在的思想革命，不是从前的思想革命了；从前是否定家族主义，现在是否定个人主义”(40)。他进而指出：“一则促进了改革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二则催生了许多社会的组织；三则提升了民众的势力”(41)。五四价值不断延展，“推倒了旧的社会基础，而要创立一个新的”(42)。后五四时代革命思想走向社会化，既是各个阶层群体的整合，也是城乡社区的进一步动员和聚力。新式知识分子从五四胜利中尝到了社会运动的优势，从而转向社会改造和运动实践。五四前后，各类新式社团和学会层出不穷，如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武汉互助社、利群书社、北京工读互助团等，代表了知识人对于社会改造的时代理解。

改造社会需要有思想启蒙与制度层面的前提。晚清之后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革新，为五四发轫提供了现实的条件。社会各界公民意识的萌发与成熟，继替了士人消退后新型学术与话语力量的位置，形成势力强盛的社会参与理念，可以看作革命力量构成的来源之一。社会力量在皇权消退之后，其力量正式呈现出来，“专制是和社会力量不能并存的，所以专制存在一天，必尽力破坏社会力”(43)。社会改造与社会革命之间，隐约建立了某种关联，“如不及早图社会之改造，恐待时机之到，激烈之社会革命，兴起必不可免”(44)，革命的逻辑也在社会改造中得以推进。一些较为激进的知识人亦宣传：“从前一般社会运动，大半太重视国家大政，太轻视乡村细务了。我们此后应该排起队伍，向民间去。而要到民间去，学生先要放下自己的架子。别把自己看成是一种特殊阶级，把社会当作待我改造的阶级”(45)。同时，不可停留于理念而应落实在行动上，“学运多以揭露社会苦难为主，并未深入思考而提出改善国家的建议和办法，这种做法只能徒增国人悲观而于事无补”(46)。毛泽东在五四后不久呼吁：“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47)可见，走向社会的呼声已经较有影响。

在革命蓬勃的年代里，政治话语的不同表述会产生多样的社会效应。罗家伦是一位优秀的学潮发动者和理论家，他敏锐地指出：“五四以前中国的社会，可以说一点没有组织”(48)。走向社会化的实质是对人的统合和集聚，并借此扩展革命力量的对比。民国学者查良鉴所言：“社会政治秩序紊乱的时候，学生运动可以做其他各项运动的先锋”(49)。在革命实践中，容易合力“形成农工商学兵的大联合”(50)。而且，新学生不同于旧学生，“新学生既要研究学问，修养道德，更要锻炼身体，服务社会”(51)。1920年代之后，投身革命即为家、为国破家等话语口号的表述，无不显示了“后五四时代”思想观念凝聚化的特征，学生“已是一社会势力了”(52)。1920年，恽代英在其言论中对于革命组织化的期许甚高，若党派组织“真是纯洁勇猛而有计划，能充分谋破坏，亦能充分谋建设，那便革命可以说是救时的唯一良策”(53)。也就是说，革命完成须在组织化的进程中才能够有效地实现。尽管民国知识人的选择是相对宽泛的，但是如果不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思潮不免会改变知识分子的选择和行动。当然，也存在思潮过繁，缺乏政治共识，使得思潮与某一群体的结合具有不稳定性的问题。

学生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定位，被革命家赋予了独特的社会价值。科举之后新学勃兴，学生的角色由“体国经野”到“国家希望”，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和民族振兴的要素。五四运动为学生群体的团结和组织化提供了契机，“从前之知识阶级不团结，宜就现在设法；现在之知识阶级不团结，可向将来着手；将来之知识阶级，大部分产出于现代之学校。今日之学生联合会，或即其团结之基础；以为团结在学校之时，尤宜团结于出学校之后；在学校时，宜以准备为范围；出学校后，乃以实行为鹄的”(54)。在民主革命时代，青年及学生是极富朝气的积极力量。自五四运动之后，青年学生既是“骄子”也是“叛逆”，与政党结合成为不可遏止的社会潮流，并且在“后五四时代”呈现出与国家走向关联的特有图景。正如杜亚泉的期许：“学校团结”和“终生团结”的背后，是一种组织性和社会化诉求，是一个构建政权和党派力量的基本诉求。李大钊在《双十与五四》一文中，把五四与辛亥革命并列，视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标志事件。在中共革命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其逻辑是首先“借助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诠释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与中国革命的任务、道路等问题，使中国革命蠃得了民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55)。毛泽东说曾说：“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56)。继而，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与工人群体的革命性，关照视野不断下移、走向社会，最终实现了政党理论建构的革命基础。

中国革命的社会化，是一个革命力量的多寡进而渐次发展的过程，社会动员在革命中进一步延伸。要救自己，便须得人人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战士。以五四之后时人对学潮的论析来说：“学生运动太重视学生自身，忘却自身以外之社会。现在中国的学生只有若干人，投身运动者又有若干人，有觉悟有理想而从事运动者又有若干人。我恐怕把各种不相关的人减而又减，只剩下一个极可怜的少数”(57)。在陶孟和的表述中，已经初步有了思想多元(特别是具有主导性的政治思想)而缺乏统一性的忧虑，“学生们好像一幅白纸，着上什么色就是什么色。我现在正努力着色呢，看将来成个什么色？”(58)确然，国共两党皆曾从思想、文化和政策中加以规范，引导青年学生走向社会实践和认同各自的党派教义，试图统摄和利用学生这一不可忽视的力量。故而，整个20世纪中共革命和社会革命化其具体过程所呈现的是：个人的生活、价值的选择和社会的终极走向之间，在不同思潮展演中，最终达到了某种一致，强动员性和被制度化成为选择革命后的现实结果，“入党是现在中国学生从事于救国的唯一道路”(59)，并以国际潮流来强化其合法性，“加入政党为今日世界各国国民之共同自由”(60)。1920年知识人这个“惊人”的论说，代表了当时文化界已经萌芽的政治观念。

五四运动之后，政治主义和组织建设的融合就成为革命网络制度的两个向度。从学生群体到整体社会力量的发动，工农群体和政党建构理念的弥合，实现了政党底层革命与精英阶层的相对贯通。五四运动加快了总体社会力量被激发的进度，促进了现代政党的成熟。社会改造思潮勃兴之后，受到苏俄革命的影响，国共两党对于群众动员和引导学生，理念上达成了一致。正如有学者所评述：“五四学生的集体身份认同是以国民身份意识为导向，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在五四运动后期，国民党人和新兴的共产党人对青年学生的争取，也是五四学生运动政治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61)。各界民众被建构于国家主义和政党理论的脉系里，扩大了政治思潮与社会群体之间的粘性。政党政治取代军阀政治之后，政党则被赋予了建构现代国家的意义，“政党一救国”之间建立了逻辑关系，各个阶层的民众在对“党义”的认识、遵从和认可过程中被“组织起来”，形成了能量不一的革命力量。“我们如想中国民族得到自由独立，只有全国民众到国民党的旗帜下，联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实行国民革命”(62)。

政党是社会力量组织起来的基础，民国政治家称无序的政治运动无法改造中国，而只能“以理想之政党来改造中国”(63)。一些服膺国民革命的知识人，视“以党治国”为救国路线，信服强大政党应不为“军阀所蹂躏践踏”，且“朋”与“党”不同，“党”是有信念与理论的(64)，故而民众融入党团之中，实现社会改造，是革命的必经之路。社会的整合性促使知识阶层不断“政党化”，新式知识阶层在后五四尤其是国民革命时代，倾注于“党化”与“化党”，试图以政党力量改造社会与再造中国。社会力量通过有理念的党派再度集合起来，这样一种理念建构也与政治制度的结构互动共生。“强权就是政府，强权本没有自性，不过隐伏在组织里面”(65)，突出组织与权力之间的联合性。中共强调动员广大群众，使之成为政治力量与革命推进的核心来源。很明显，五四运动与中共革命之间的关系，选择“社会主义”的理念被强化，“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66)，在动员机制层面具有显著的逻辑关联。1928年之后，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成为执政党。由于恐惧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抗力量，“无取于学生干政之风”(67)，于是从各个方面加以制约和规训，鼓吹理性与朴实而指责无序和冲动。五四价值的评价，国民党由于身处位置和立场的不同，变得保守与暧昧起来，与中共出现了理论认识上的差异。直到国民政府败亡，学生运动的解决措施和合理引导民众反抗的制度设计，也没有建构起来，进而失效。

五四之后，已有学人从传统遭到破坏或者运动烈度过大的角度予以反思(秉持“告别革命论”者也有此种考虑)，但是基本上少有全盘否定五四运动者。五四被建构为一个激情的、浪漫的且革命化的美好事物，而反五四被视为一个落后的、保守的甚至反革命的思想弊病。这个认识超越于后五四时代林立的党派和多元的思潮，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标准。可谓没有五四，就没有革命的兴盛，成为社会运动合法性的正义表述。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后，“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地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68)晚清革命运动的正当性，通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所强化，充满了政治义理层面的阐释。即使五四运动确有局限，也在此种言说中被遮蔽，直到198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诸如“反传统”、“无序性”等反面评价才又一次以学术面孔现于台前。这也意味着，五四运动在政治象征的视野下，是一个革命话语的起点与延伸。“五四余波”和“后五四时代”的社会机制与思潮图景，都是“五四意义”下的接续与转向。也就是说，五四反抗在事实上造就的“原教旨”色彩，成为192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运动的思想坐标。

革命构成了19～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核心命题。五四运动的源流与晚清之后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确有其道理，诚如梁启超其言：“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69)。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政治革命，并没有带来足够力度的社会改造和文化革新。事实上，缺乏思想文化的同步进化，“革命在另一种形式下早熟了，超过社会发展的速度；生是生下地了，可是一出世就是一个先天不足的东西”(70)，而且还陷入了“一个混乱的彷徨的军阀官僚政治泥潭的里去”(71)。在此种维度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看作政治革命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延续，并之于政治秩序以强大的冲击力，派生出社会革命的客观效果。

现代国家的形成机理，是一个逻辑相继和新旧交融的综合体，五四运动其政治导向和社会渗透，展示了一种本土力量被组织、动员和接受新知的可能路径。并且，五四之后的政治走向，就是在思想文化界论辩和社会力量重组下不断行进的。作为个体的民众，在多重社会变奏中，实现着个人社会化、关系集团化和革命组织化的多个面孔。中共革命的成功，其动员的网络结构和政治观念被认可，都是在五四之后思想界所铸就格局上的再次统一和诠释。中国革命“五四性”与“社会化”的表达，在政治话语、意识形态和时代变迁的交错磨合中，实现着一种微妙的差异与平衡。总而言之，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思想与社会结构一次深层次的跃迁，并最终与革命话语合流内化，形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叙事的逻辑结构。

中国革命史叙事的建构与演变，从五四的起源到其影响解释的不断强化，构成了现代中国形成机制和革命道路选择的思想坐标。中国革命史的进一步延伸与充实，“五四解释学”当然是不能缺位的。在告别革命与回归革命、学术界的新旧范式体系之间，多样化论争所反应者，不仅是政治话语的“去革命化”，更是学术话语的“新革命化”(72)。这样一种路径，或可以弥合“宣传下的革命”与“实际中的革命”其本相的背离。可以说，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中，革命当然难以挥手“告别”，五四研究仍可焕发出当代的“新意”。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与阐释，五四传统与现代话语的交织，就是在思想文化和社会运动的张力中，不断呈现出具有经世意义的内涵与价值。

①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4页。

②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第1页。

③(3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0页；第651页。

④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8～90页。

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北京：《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

⑥恽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上海：《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2日)。

⑦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第260页。

⑧吴稚晖：《五四产生了两位新先生》，重庆：《世界学生》，第1卷第5期(1942年5月)。

⑨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94页。

(11)陈伯违：《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庆：《认识月刊》，第1卷第1期(1937年6月15日)。

(12)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李国英等译、吴景平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13)张奚若：《五四运动的将来》，北平：《北大半月刊》(五四特大号)，第4期(1948年5月1日)。

(14)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页。

(15)陶孟和：《五四：中国人民历史的转折点》，北京：《科学通报》，1951年第5期。

(16)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5页。

(17)(34)“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编委会：《“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北京：新华书店，1949年，第251～252页；第11页。

(18)蒋梦麟：《学潮后青年心理的态度及利导方法》，北京：《新教育》，第2卷第2期(1919年10月)。

(19)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五四”纪念增刊)，北京：《晨报》，1920年5月4日。

(20)蔡尚思：《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北京：大众文化出版社，1949年，第1～2页。

(21)石约翰：《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王国良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74页。

(22)(70)柳湜：《国难与文化》，上海：黑白丛书社，1937年，第32页；第31页。

(23)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24)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广州：《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

(25)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北京：《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6)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上海：《东方杂志》，第3期(1922年2月)。

(27)《中央预防工潮学潮之大团结》，上海：《大公报》，1923年2月8日。

(28)《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60页。

(29)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0页。

(30)(42)(71)恽逸群：《纪念五四运动》，上海：《导报》，1938年5月4日。

(31)张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上海：《中国青年》，第77、78期合刊(1925年5月2日)。

(33)“有五四血统的青年们”这个表述，参见：《五四在北大》，北京：风雨社编印，1947年，第2页。

(35)印维廉：《中国革命史》，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第1～12页。

(36)《大元帅在全国学生会演说》，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8月18日。

(37)陈彩凤等编：《广州民国日报·青运资料选辑(1923-1929)》，广州：广东省档案馆，1991年，第156页。

(38)《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南京：《中央日报》，1930年5月4日。

(39)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5～56页。

(40)叶青：《五四文化运动的检讨》，上海：《文化建设》，第1卷第5期(1935年5月)。

(41)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北京：《每周评论》，第23期(1919年5月26日)。

(43)傅斯年：《青年的两件事业》，北京：《晨报》，1920年7月3日。

(44)林云陔：《近代社会主义进行之动机》，上海：《建设》，第2卷第6期(1920年8月)。

(45)朱孟实：《谈中学生与杜会运动》，上海：《一般》，第2卷第3期(1927年3月)。

(46)《今后青年学子宜注重救国方法》，天津：《大公报》，1919年9月12日。

(47)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作品集》，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43页。

(48)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北京：《新潮》，第2卷第4期(1920年1月)。

(49)查良鉴：《中国学生运动小史》，上海：世界书局，1927年，第3页。

(50)嘉树：《南京学生的工人运动》，上海：《中国青年》，第104期(1925年12月6日)。

(51)杨贤江：《新学生与旧学生》，上海：《学生杂志》，第12卷第3号(1925年3月5日)。

(52)仲英：《湖南安徽之学生界》，上海：《中国青年》，第7期(1923年12月1日)。

(53)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4页。

(54)杜亚泉：《知识阶级之团结》，上海：《东方杂志》，第16卷第10号(1919年10月)。

(55)陈金龙：《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的建构》，北京：《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0期。

(56)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46页。

(57)陶孟和：《评学生运动》，上海：《新教育》，第2卷第5期(1920年1月)。

(58)张绍麟：《邓恩铭烈士专集》，山东青岛：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2006年，第307页。

(59)苍水：《禁止学生加入政党问题》，上海：《中国青年》，第104期(1925年12月6日)。

(60)《学总会反对学生禁止入党通电》，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1月27日。

(61)马建标：《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及政治转向》，北京：《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62)《省国民党之宣言》，天津：《大公报》，1925年6月16日。

(63)张君劢：《政治活动果足以救中国耶？》，北京：《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

(64)印维廉：《中国政党史·序例》，南京：中央图书局，1929年，第1～2页。

(65)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519页。

(66)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54页。

(67)《五四精神与中国外交》，重庆：《大公报》，1942年5月4日。

(68)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78页。

(69)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0页。

(72)无论是政治制度史、社会经济史视野，还是思想文化史、知识转型角度，革命话语都是20世纪中国史中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金铮教授近年提出“新革命史”研究的思路，与颇为流行的“告别革命论”互为关于中国革命阐释的两条路径。尽管“告别革命论”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并非是刻意或先行的，但不甚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的逻辑建构，“新革命史”在学理意义上，更多是一种辨证与柔和的解释范式，可以给予革命史在诠释中一个更为贴合历史事实的“中庸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