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南海。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此召集中央调查部的有关领导，讨论、研究某一个人的政治身份问题。
这是一个什么人？他的问题，居然会惊动党中央高层。
此人名曰王石坚，1949年前，曾为中共北方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但后来在台湾去世前的政治面貌，却是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所”的少将副所长。
两种截然相反的身份，却附于一人。因而，对王石坚的盖棺论定，便蒙上了一些历史的悬疑。
事情的原委，是从北平的那个秋天开始。
1947年9月底，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侦破了一个中共地下电台，并由此进行了一连串的大搜捕，致使中共中央情报部直接领导的西安、北平、兰州、承德与沈阳这几个重要的地下情报网及电台，均被破坏。44名地下情报人员入狱，还牵连123人被捕，遭到严刑拷打；中共党员谢士炎等五位在国军内部的潜伏者，则不幸由此遇难，壮烈牺牲。
这是国共内战期间，中共情报工作遭受到最大挫折的一幕。
这一事件的中心人物，便是王石坚。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又名赵春暄、王世民，1911年生，山东文登人。1928年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的中共党团书记。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并视为重犯，关押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王石坚因此得以出狱，并被党组织安排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因为有英勇斗争的经历，王石坚被委以重任。1940年夏，他被派往西安，先后受时为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专门从事情报工作。
王石坚做出了很不错的成绩：从1940年夏到1947年秋为止，七年间，他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现在广为人知、被誉为中共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当时即是王石坚直接领导的情报人员。
对于这个情报系统，毛泽东曾夸他们是情报工作“全国的模范”，刘少奇也予以褒奖，说他们的“许多重要情报，均值得奖以勋章”，转战陕北的周恩来对此更是高兴：“我们在陕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得着的情报”。李克农也予以高度评价：“石坚系统七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
（二）
灾难的发生，有偶然，也有必然。
1947年9月的一天夜晚，国民党北平稽查处电讯侦测室的特工，侦听到了一个没有在国民党电讯机关登记的新信号，并很快判断：这是在北平市内的秘密电台。
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们立即行动，出动侦测车，测到了秘密电台的方位。狡猾的保密局特工又利用一个惯盗段云鹏，以做贼的方式，一家一家去窥察。几天后，飞贼段云鹏报告：目标在京兆东街24号。
9月24日凌晨，刚刚向延安发报完毕的中共北平地下情报网电台，台长李政宣与报务员孟良玉，以及二名译电员，即被冲进来的国民党特务抓捕，并被从屋内搜出了大量未销毁的电报底稿。
李政宣电台之所以留有大量电报底稿，是因为该电台发送情报的电文，内容常常很长，故易出现接收电文的差错，延安方面便会来电要求核对，而发报的时间并无规律，因此，核对电文的时间往往也会在很久以后。所以，电台的确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保留一些重要电文底稿，以便核对。
这种做法，是违反情报工作的纪律的。但是，因为一直工作很顺利，没遇到什么危险；加上这个电台的发报任务非常多，甚至连北平市的某些重要物资价格，都要发往延安，这样，往往每次发电时间都很长（最长时居然连续工作七个小时！）。因此，明明是违反地下工作纪律的做法，竟也就成了常例。
可见，李政宣电台的暴露，有一定的必然性。
电台出事后，这些电报底稿，便不幸成了国民党特务抓捕中共北平地下情报人员的有力线索。
李政宣曾在国民党东北军电台任职多年，是一位电讯方面的人才，通过已是中共党员的弟弟李玉甫，在西安时被中共情报机构吸收。1946年初与来自延安的孟良玉一道，被派到北平，专门从事地下电台工作。其上级，便是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
李政宣被捕后，便叛变了，向国民党特务供出了北平电台的三个地下情报小组、在西安的几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以及在承德的中共地下电台，自然更供出了这个情报网的总负责人王石坚。
报务员孟良玉也叛变了，供出同在延安受训后被派往沈阳地下电台的负责人申福林。
一场大搜捕开始后，北平电台的地下情报人员全部被捕。之中，包括身居国民党军政要职的余心清（国民党保定绥署政治设计委员会中将副主任）、谢士炎（国民党保定绥署作战处少将处长）、丁行（国民党保定绥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石淳（国民党保定绥署二处少校情报参谋）、朱建国（国民党保定绥署参谋处作战科少校科长）、赵良璋（国民党北平空军司令部上尉情报参谋）等人。
由于孟良玉的叛变，沈阳的情报小组也遭到破坏。
这个情报小组，是1946年春，由王石坚精心组建的。成员有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少将处长李年、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王书鼐、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以及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少将督察葛佩奇。1947年9月29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从北平赶到沈阳，抓捕了沈阳情报小组的大部分成员。
当时，王石坚也已打入到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中，曾任战区长官部密电主任。在设法获得胡宗南的同意后，作为胡系的机构，又于西安西大街南侧比较热闹的地方，开设了一家“研究书店”，由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陈忠经挂名董事长，王石坚则出任经理，并还接办了《新秦日报》。
凭借安全与方便的公开身份，王石坚领导的这个情报系统，便一步步创造了惊人的成就。1947年春，毛泽东之所以能象神明一样“胜似闲庭信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与几十万国民党“追剿”大军不急不慌的周旋，便是因有了王石坚系统提供的准确情报支持。
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站，第一个被捕的是中共情报人员耿效文，时间是9月28日，即距北平地下电台被破坏四天后，抓捕他的是从北平来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
耿效文的被捕情况，当天王石坚就知道了，而且了解到耿效文坚贞不屈，没有口供。但是，抓人的特务是北平来的，则令王石坚非常担心：北平情报站现在情况如何？
由于国民党特务已控制了李政宣电台，在西安的王石坚，便无法判断北平的情况。
当时，王石坚必然也考虑过自己是不是应该转移。因为，既然是北平来的特务抓人，就不能排除北平情报站出了问题。但是，要一下子贸然放弃苦心经营了七年之久、并卓有成效的情报网，暴露出自己的共产党身份（转移离开西安就必然是这个后果），看来他实在是很舍不得。何况，长期的地下情报工作经历中，有时不得不冒一下险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也许是在权衡之后，他决定亲自去一趟北平，实地考察一番再说。
火，已烧到了门口，却仍希望不会烧到自己身上来。
没有及时“止损”的王石坚，9月29日准备飞往北平之际，在机场被国民党特务抓捕。
接着，10月2日、10月6日西安情报站的王金平、戴中溶、季焕麟等人，也先后被捕。
王石坚被捕后，西安情报站即向兰州情报站发出明码电报，告之王石坚已被捕信息，并要兰州地下电台速报告党中央情报部。以西北通讯社兰州分社身份开展情报工作的尹家明等人，立即电告上级，并请示如何处置。中央情报部指示：摸清王石坚被捕情况。
然而，不等尹家明动身去西安，10月11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冲到了他的家中，尹家明及他的四位情报站同志，先后被捕。
至此，王石坚领导的情报系统，基本上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了。
（三）
王石坚被捕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
据国家安全部前副部长王珺先生2000年在《炎黄春秋》上撰文说：“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洋洋万言，把他为 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还在自白书中向国民党特务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做贡献’”《 王珺：〈复熊向晖质疑〉》
这就意味着，王石坚成了一个叛徒。
王珺先生所说情况，有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的王石坚所写自白书原件为证。
但是，王珺文章没有披露：除了自白书，王石坚究竟有哪些具体出卖组织的叛变行为？
因为，按上述王石坚在自白书中交待的情况，这似乎只是当时他对现实情况的承认，却还不能说是其主动出卖了同志的证据。
相反，有一种事实却确凿无疑：王石坚在被捕后，对几位重要的地下情报人员，他则始终没有向国民党特务吐实他们的真实身份。
例如，被誉为中共情报工作“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是王石坚直接领导的地下情报人员。但王被捕后，“后三杰”的确都依然无恙。甚至，熊向晖去美国留学后，到1948年春，即在王石坚被捕大半年后，胡宗南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徐先麟仍然按熊向晖的要求，还给寄去了该年上半年的生活费900元美金。
而同样身为胡宗南亲信、总管胡宗南部队无线电通讯的负责人、也是中共情报人员的戴中溶上校，却由于被人供出，则当时就很快被捕。胡宗南并未因戴是其亲信部属，就保住了他。
可见，当时，熊向晖的中共情报人员的身份，的确仍未暴露。王石坚被捕后向国民党特务招供说，是他“利用”了熊向晖等。这说法，显然是意在保护熊向晖等人，并且，事实上也确达到了目的。
又如，葛佩奇是王石坚个人秘密单线领导的中共情报人员，连沈阳情报小组都不知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当时他之所以能安然无恙，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直到解放，便是因王石坚被捕后，始终没有供出他。
王石坚被捕后，很长时间都是被国民党特务关押之中，先是在西安，后被押到南京，1948年11月又被押往台湾，关在当时桃园机场之北不远的保密局秘密监狱。他最后的归宿，也就在台湾。
原国民党军统高级干部文强先生，在文史资料上发表的“我所知道的项乃光”一文中说：“保密局在北平破获了中共潜伏活动的要案时，在西安潜伏活动多年的赵耀斌（即王石坚）被捕，经查实此人是中共要员，押解南京后就叛投国民党。保密局认为赵耀斌资深，乃任命为特研组少将组长，徐梦秋降为副组长。”
（徐梦秋原也是中共高级干部，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中，曾介绍过他的情况。徐梦秋于1942年在新疆工作时，被捕后叛变。）
但文强先生此说，显然有误。王石坚被捕后直至被押到台湾的一段时间，都是被关押在监狱、或准监狱中，而不是在南京期间便已成了国民党的少将。
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负责人乔家才，在他写的《乔家才入狱记》一文中，就明确了王石坚到台湾也仍在狱中的事实：“先后进来坐牢的朋友：……赵耀斌（即王石坚）、马兴峻……都出去了，我却稳坐如故。”乔家才曾因保密局内部问题被关进监狱数年，也是从大陆押送关进台湾的桃园秘密监狱。
台湾前“立法委员”谢聪敏，在其所写《南所、北所和天牢》一文中，也有王石坚（赵耀斌）被关押在“天牢”（即桃园秘密监狱）的记录：“第十二（名） 赵耀斌案：共党工作人员。”
王石坚出狱后，就正式为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构工作了，最后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 的“匪情研究所”少将副所长。
王石坚的妻子范行先，是与丈夫一道被捕的，1948年被押到南京后，她及他们的四个孩子被释放，范行先便带着孩子回到江苏常州她的老家去了。后来，王石坚重新在台湾与郑德芳女士结婚，生有一个女儿趙芝明。1980年代初，在台湾也仍然烟酒不沾的王石坚，却因肝癌，病逝于台北。
（四）
对于王石坚，按一般看法，自然是反革命叛徒了。不要说他后来还做了国民党的少将，只凭那份自白书，也就能将叛徒的帽子给他戴上。
然而，王石坚不是一般政治性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而是一个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中共特工，他公开展示给人们的一切，往往可能是云遮雾罩、模糊朦胧。
中国现代情报史上很著名的间谍、1932年就加入了中共的袁殊，在抗战期间，居然在日本人、汪伪集团与国民党等方面，都有职务。然而，他真正所做的一切，只是为共产党工作。
因此，王石坚的政治身份问题，便让人生出种种猜测。
对王石坚被捕后身份的政治性质认定，有关领导的看法，曾有过变动，直到今天，也仍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之中，既有因忽明忽暗错综复杂的情况所致，也有可能是今天重视了个人应有权利之意识的影响。
起初，当王石坚被捕的消息传到党中央后，中央领导即对他表示了深切的关心。王被捕几天后的10月6日，周恩来即电示康生、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
1949年后，王石坚系统被捕人员，除牺牲的谢士炎等五位烈士外，大部分返回了中央社会部（当时中央情报部与中央社会部是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二个机构），由专门的审查委员会，一一进行审查，作了结论。每份结论都是由李克农部长审阅签字后，报中央组织部审批。
按照中组部批示，对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问题严重的四个人，被定为叛徒性质。
而定为叛徒的四人名单中，并无王石坚。（熊向晖：《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质疑 》，《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
当时周恩来还考虑，把被囚禁的军统重要分子一、二人遣回台湾，作为交换，要国民党当局把王石坚送回大陆。 这之中，考虑的用作交换的人选之一，便是当时尚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沈醉先生。只是，后来可能因王石坚已有了公开的国民党情报局人员身份，此事便作罢。
但是，1956年，对王石坚的问题，中央有关部门做了认定：属叛变性质。
据前述王珺先生的撰文说，在中央调查部（中央社会部、情报部撤消后的党内机构，李克农任部长）有关会议上，传达了这个结论。
然而，文革后，王石坚的案件，却又出现在中央高层的会议上。
据王珺的文章说：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王石坚案被捕人员落实政策问题，会议由赵紫阳主持。中央调查部的有关领导在会上提出王石坚不是叛徒，认为该案被破坏组织上有责任。（王珺：《复熊向晖质疑》）
当时，王石坚应已在台湾去世了，否则不会将他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中央调查部的有关领导在这里所说的“组织责任”，即如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在王石坚情报网受挫一事向中央写的报告时所说：
“石坚系统七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根据这次被破坏来检讨，我们对石坚系统的领导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我们对石坚系统的工作要求过高过多。石坚系统在去年以来，已遍布东北、华北、西北，极为庞大，密台通报者达六、七座。这些据点未及时切断横的联系，单线发展，且更要求他向华中、西南发展，甚至超过他们环境以外的材料（如全国性材料等）。秘密工作虽不免会遭受破坏，但如没有以上缺点和错误，即使部分组织发生问题，亦不致牵连如此之广，破坏如此之大，这是我们深深引以为内疚的。”（熊蕾：《周恩来说熊向晖、陈忠经、申健是“后三杰”》，载上海《品味周刊》2009年12月）
不过，在9月2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中，时为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的王鹤寿表示：“王石坚是不能翻案的，这个人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一风吹。”主持会议的赵紫阳也说：“这个案子组织有责任，那不能作为理由，不要造成有功就没有过了。”（王珺：《复熊向晖质疑》）
显然，对王石坚被捕后身份的政治性质，仍维持了1956年的说法。
但是，一个离世时的公开身份是台湾国民党少将特务的人，他曾有的共产党党籍一事，居然还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题开会来进行讨论！而且在讨论中，居然会有“这个人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造成有功就没有过了。”此类批评党内同志的用语！
可见，王石坚案件确非是一般人表面以为的那样。
然而，即便在组织上是服从上级的决定，但作为个人，中央调查部内有几位曾负责联系王石坚情报网的老同志，对王石坚的问题，则始终有他们自己不同的个人意见。
在中央书记处研究会议过去近10年后，1993年4月14日，原中央调查部有位领导，在黄山有24个省市代表参加的情侦人员落实政策大会上，仍提出希望对王石坚问题进行甄别：“现在我提出王石坚的案子……1947年9月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领导的原因，秘台破坏。王被捕后写了自白书，后我们得到了。但他保护了打入胡宗南内部的几个同志，保护了最大的机密。我认为此人功劳很大，工作一再得到毛主席的嘉奖。中央讨论王石坚案时我提出这个问题，有同志不同意。我和郑XX同志（时为中央组织部顾问）交换意见后，认为这个案子应该翻。王功大于过，应予平反。”（王珺：《复熊向晖质疑》）
时间又流逝了十几年。
但是，从现在的公开资料中，我们仍没有看到王石坚已获平反的信息。
在中共党史上，王石坚算不上是显赫人物，其人在台湾也去世很多年了。但是，原中央调查部的这些老同志，为何仍然执着地认为王石坚这个人，不应让他躺在国民党的花名册中，而应回到共产党的历史殿堂中来呢？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悬疑，穿行在王石坚的历史之中，从而使他当年的同事与战友，由此坚持认为即便已穿上了国民党少将制服的王石坚，也仍还是共产党的人？
王石坚案件，的确不是一般的中共地下党员叛变与否的问题。因为，王石坚所进行的工作，即便到今天，有些内容仍可能是需要用“秘密”二字来涵盖。所以，我们要完全解读王石坚案件，特别是要体会原中央调查部的一些老同志为何会有“王石坚情结”，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的解读，只能是用现有的知识与能见到的资料，来进行分析、推断与假设。
一方面，“王石坚情结”，也许体现了原中央调查部的那些老同志，他们对所有为中共情报工作做了贡献、或为之作出了各种类型牺牲的同志，始终是有着极诚挚极深厚的战友感情，尤其，在今天，更加上了当代的普世人文关怀。
众所周知，做情报工作，是一件高难与高危的事业。用经济术语比喻，如果将人们的工作都视为投资行为，那么，从事情报工作，对于个人，便是一种高风险却低回报的投资活动！事情干好了，不过就是完成了一件任务而已；但若失败了，则往往须以自己的生命与名誉为代价。
对于那时力量尚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其地下情报人员面临的风险，更是要较常规高出若干等级。而所能获得的个人回报，却往往近于零——有时，因身份隐秘与事业保密需要，任务完成了，人也牺牲了，却还得不到人们的认识与尊敬。如1939年打入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内的张露萍等人，作为中共情报战线上牺牲的烈士，也曾被蒙上“军统特务”罪名的阴影，沉冤几十年，直到1981年，其功勋才为社会所知，冤案才得以昭雪。
因此，中共情报事业的重要领导人李克农，在他病逝前不久，就曾建议中央编篡有关中央特科及其后续机构的历史，以“让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有所养”。当时中央也批准了他的意见。（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
但是，由于数十年来片面强调集体主义、组织至上，而忽视了个人作为一个生命体，也应有的权益。致使组织对个人的关怀，便往往在现实中被消融，而只能停留在理论与文件中。今天，按照李克农的心愿，尽可能来弥补过去在这方面做得的不足，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中央调查部这些老同志郑重的向组织上提出王石坚问题，显然，就是希望继承李克农的这一遗愿。
但是，感情归感情，结论却需要事实来支持。
毕生从事中共情报事业的老同志，显然，不会没有依据便贸然提出王石坚的问题。
那，这种依据是什么呢？
解读的假说，便是：王石坚被捕后、直到台湾的一切行为，可能都是中共情报部门事先已有的预案，真成为了现实情况而已。
因为，从历史上看，王石坚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生活中也是烟酒不占。1933年被叛徒出卖而入狱后的几年中，他表现得都非常英勇，甚至还在狱中编发鼓励难友与国民党作斗争的《囚声》等秘密刊物。这与1947年被捕后，他很快写下洋洋万言的自白书，自辱般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的情况，完全判若二人。
这意味着什么呢？
众所周知，1949年前中共的情报工作，在全世界都能说是第一流的。其中，娴熟地以“用间”及潜伏，去获取种种情报，更是屡屡创造奇功。
王石坚主持一个地下情报工作系统长达七年，之中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而被国民党方面逮捕的危险，更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对于一个直接受中央情报部领导的重要情报网负责人，他可能发生包括被捕在内的种种意外情况，显然，中央情报部都会有某种应对预案。
而这预案中，会不会也包括有若被捕后允许以假投降的形式，让王石坚能继续潜伏于国民党内的应对策略呢？
中央调查部那些老同志从刚解放起，直到九十年代，数十年间都念念不忘要在党内为已去台湾的王石坚洗刷“叛徒”的罪名，这个谜团直接的“底”，是不是就在这儿呢？
这样的推断，从逻辑上应有可能。
而中共地下情报工作的历史中，也确有一些深度潜伏的例证，能引发人们的联想与猜测。
1949年决定与蒋介石决裂的傅作义将军，其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亲信，代表他与解放军签订《绥远和平协议》的机要秘书阎又文少将，竟然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而且，当时是受中共中央情报部单线领导的地下情报人员。
意味深长的是，解放后，阎又文却继续奉命以“国民党起义将领”面貌，随傅作义在农业部工作，而没有公开其中共党员的身份。甚至，他在1958年还以民主人士地位，再一次公开参加中国共产党（既不是重新入党，也不是公开已有的党龄）。这一切，对他的家人也是保密的，以至他的子女长期都以为自己真是统战对象的后人。阎又文在1962年病逝后，农业部对他的悼词中，仍然没有披露其中共情报工作人员的历史。直到1993年，经阎又文子女的探寻，找到了当年单线与阎又文联系的中共情报人员王玉，以及前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阎又文的罗青长主任，才得以知道其父的完整真实身份：并非什么统战对象，而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与情报工作高手。（董少东：《真实“潜伏”故事：丹心素裹默默奉献的阎又文》，《北京日报》2009年5月5日）
祁文山的潜伏情况，也很让一般人大开眼界。
祁文山的原名叫宋一文，1936年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洛阳铁路地下党总支书记。1939年奉命到延安学习，然后，在1941年11月按照中央情报部的指示，离开延安出发，先后到日占区与国统区，单独执行“潜伏”与军事情报任务，长达七年多。
到1949年时，祁文山想，这一下总算是可以扬眉吐气的出头了，当时组织上也确准备安排其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职。不料，有关部门突然通知他，不能公开露面，仍要继续从事潜伏工作，以帮助公安部门抓捕国民党潜伏特务。于是，他公开的身份又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被关进监狱，与国民党特务关押在一起，以套取潜伏特务的情况，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
反特任务完成了，祁文山以“认罪态度好”名义，而被“放出”。出了大狱的祁文山，又再次奉命潜伏，做一名资本家。由某部门出钱，在新乡最繁华的街道新华街盖了一个大商店，起名为“前进体育用品社”，祁文山当起了老板，以资本家的公开身份，从事特殊的工作。此后，经历了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祁文山都没有公开其真实政治身份，却先后以资本家工商界人士，担任了政协河南省宣教处处长等职。
其间，他的家人却被人视为“反革命特务家庭成员”与“大资本家子女”，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意料不到的唾骂；街道居民也经常到公安机关汇报他家的情况，进行监控。对此，祁文山忍辱负重严守秘密，并教育家人，咬着牙经受了这“水深火热”般生活的一切。
最后，因文革狂风，使各地公捡法系统几近崩溃，很多国家机密被泄露。由此，祁文山的共产党员身份，在1968年才被公开了，从而结束了他“无间道”的潜伏生涯。（祁宝珠：《父亲祁文山：“潜伏”到1968年的中共党员》，《人民政协报》2010年09月13日）
既然为了国家的安全，深度潜伏的工作在建国后，也仍在继续。那么，当年的王石坚，被捕后及去台湾后，按可能有的应对预案，再次作为一个深度潜伏者，继续为党工作，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只是，也许由于什么原因，到台湾后的王石坚，却与大陆有关部门长期失去了联系，因而，他的潜伏性质，除极少数当时的知情者外，便难以为人们认可了。
中共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报工作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
这十六个字，可以说是阎又文、祁文山等人的真实写照。
而这十六个字，会不会也是从被捕时起、以及到台湾后，王石坚在内心的坚守呢？
当然，这一切，只有假说，还没有谜底。
只是，有四个细节，似乎又隐隐约约给出了些许答案：
1949年刚解放时，王石坚的妻子及四个子女，便由中央情报部来人，将她们从家乡接到北京去了。
1949年北平与南京解放后，中央社会部就已缴获了王石坚被捕后所写的供词材料，按政策，仅凭王石坚那份向国民党特务认罪的自白书，便可定其“叛变”的性质。然而，当时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几年后，即到1956年时，中央有关部门才宣布王的问题是“叛变”。为什么会这样呢？
1957年底，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在一次重病昏迷后刚苏醒恢复记忆不久，居然首先叨念着的是一个人的名字：“王石坚”！而此前一年时，王石坚已被中央有关部门公开认定为叛徒了。
1959年，到台湾已有11年、并早已恢复原名“赵耀斌”的王石坚，才重新结婚，后育有一个女儿。
1983年6月，赵耀斌因肝癌病逝于台北。
2017/12/26再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