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培根说：性格决定人的命运。
其实，培根只说对了一半。
决定人的命运的，还有另外一半因素：机会或运气。
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何那么多相同性格的人，其命运却千差万别。
文革前夕，尚只不过是湖南一名在省委排行倒数第二位书记的华国锋，经过几年文革一番折腾后，居然做了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的领袖、共和国的一号当家人。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这个机运，全中国的聪明人加在一块测算，就是将他们的脑袋都想破，就是他们能列出1000个接班人名单，之中也不会有一个人会说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主席会是华国锋！
（二）
来自山西交城山的华国锋，1949 年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到达湖南省后，便奉命停了下来。时年29岁的他，凭其曾有过中共地方武装县大队政委的经历，立马被任命为湖南省湘阴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并且在湖南一干就又是一个27年，直至1976 年10月当上中共中央主席，站到天安门城楼上象毛泽东那样挥手时，他才不再在湖南兼省委第一书记之职。
华国锋在湖南的的仕途，文革前的17年，虽说不上有什么大的破格越级提拔之事，但总的来讲，也还算是比较顺利没有什么周折，从县委书记做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一、湖南省副省长等职。
在这期间，湘潭地委书记与韶山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政委这两个职务，是华国锋在日后能被提拔到中央工作的极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毛泽东之所以能从无数的地、省级干部中注意到华国锋这个党内的后辈，就是因华做过毛泽东家乡湘潭的“父母官”与毛在回韶山时几次游弋过的韶山水库工程的指挥官。就是这两个官职难得的特殊性，使华国锋一旦进入毛泽东的视线范围，在感情上就自然受到毛的特别青垂与关注。
1955年，担任湖南省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大抓阶级斗争，组织地委工作组到湘潭县旗梅乡，并写了一份《旗梅乡合作化运动中各阶层的动态》的调查报告，报送到中央后，即为毛泽东的注意与赏识。当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还全文发表了这份报告。
1956年6月，毛泽东在广州召见中南区党政负责人讨论农业规划问题，之中，毛问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湖南有个地委书记蛮不错，你知道吗？”
周回答：“周惠。”
毛说：“不是的。是一个怪姓。”
周即说：“啊，是华国锋。”
毛说：“对，就是他。”
周回湖南后，省委就提拔华国锋为省文教办主任，后又任省统战部长，进入了省级领导层。
华国锋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9月份，与于明涛一道，被增补进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不过，这是因周小舟下台后，湖南省委的一次组织调整，而并非有毛泽东的特别指示所定，华国锋是以副省长地位补入的。
1966年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初起，当风起云涌的造反派在受到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号召、鼓励与支持下，掀起了批斗所谓“走资派”与夺权运动后，华国锋如同其他的省委领导人一样，也受到了冲击，并被剥夺了权力而“靠边站”了。如果没有下文所述发生的情况，华国锋本来也将会象千千万万其他领导干部那样，随着文革运动的进展，或先或后的经历一个“挨批斗”、“靠边站”、“被解放而重新工作”直至恢复原有级别职务、又最后离休完事的过程，了结一生。
然而，一个在历史上注定不会有什么重要地位的人，与一个在当时看来并不十分重要、也并非必然的举措，却从起始上改变了华国锋的仕途以至人生的地位，使他以浓墨重彩的身份走进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并占有了很重要的一页。
这个无意中在1967 年起始拨动了华国锋仕途与人生航向的人，叫章伯森，也是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之一，正式职务是省委书记处侯补书记、副省长。
（三）
湖南省的文革运动，在1967年时，其主内容就是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派战。
两大派之一的是以“工联”与“湘江风雷”组织为主的造反派，其成员多是工人，尤以大工厂的产业工人为多，组织有方，人多势众。其时的政治方针则是反对省军区，因为省军区在1967年初曾动用军队镇压过造反派，还曾将全省近万名造反派的骨干抓起关进了监狱。
另一派则是以湖南省八大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高司”为主，加上部份工人。“高司”红卫兵原本是湖南最早的造反派，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佣者与发动者。只是因为在如何夺省委的大权问题上与“湘江风雷”等工人造反派发生了分歧，加之，后又得到奉命出来“支左”的省军区的有力支持，于是，“高司”便采取了与“工联、“湘江风雷”等组织对抗的强硬立场。由于这个政治立场，“高司”也就得到了持保守态度的工厂企业的大多数党、团员们的支持，因而，使“高司”蒙上了“保守派”的色彩。
两大派的斗争自然异常激烈，从大字报口殊笔伐，一直闹到武斗时机枪坦克大炮都对上了阵，简直就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哪一派都希望将对方打垮，自已一派能夺取湖南省的大权。
文革中，群众组织间的拼斗，绝不会仅仅就只是他们之间的事，随着运动的深入，党政军各部门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卷了进来，站到某一派的立场。
湖南省军区自然是站在“高司”派一边，但“工联”方面也不是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解放军驻湘的军事院校与野战军部队 47 军就先后宣布支持“工联”为主的造反派。
省委的书记们呢？也没有能超脱掉，所谓“亮相”一词，就是指文革中各级党政领导人公开支持某一方某一派群众组织的举动。不过，地方党政领导人当时却没有军队司令政委们的那种特权，因为当时要批判要打倒的“走资派”只是地方干部，军人则基本安然无恙。军队奉中央之命“支左”介入地方后，又都是以裁判似的“太上皇”身份出现，群众组织则是以军队能支持自已为荣。但地方领导干部对某派群众组织的支持，却有着“投靠”其的含义，而且这“支持”，对方愿不愿接纳，也还不一定。
（四）
1967 年4月22 日，中共湖南省委侯补书记章伯森率先发表声明，“亮相”支持造反派当时查封《湖南日报》的行动。
5月12日，章伯森率25名省、厅级领导干部发表《我们对当前形势的声明》，再次“亮相”，明确坚定支持“工联”造反派，指责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而在几乎同期，5 月9 日，为了能随时批判省委的“走资派”，“工联”方面则秘密将华国锋等人抓到“工联”属下的、已由造反派掌握大权的长沙汽车电器厂（“汽电”）厂内，予以软禁 。5 月19日，“工联”等造 反派组织还召开大会，批判斗争了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与时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会后又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可见，当时，华国锋在造反派们的心目中，还是属于要打倒的对象，是属于“走资派”另册上的人物。
但已表态支持“工联”等造反派的章伯森，毕竟是政治经验与官场套路都很丰富的老干部，他觉得自已省委侯补书记的地位，作为支持造反派的省级领导干部的第一把手，份量尚不够。因此，他一站到“工联”这一方，便建议“工联”方面去做华国锋的工作，争取华国锋也能“站过来”，出来公开支持“工联”造反派。
当时，中共湖南省委各书记状况如下：
第一书记：张平化，已由中央召去北京接受审查；
第二书记：王延春，已由中央定性说有叛徒嫌疑；
书记：周礼，半离休；
书记：李瑞山，中央已将其调往其他省（后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
书记：胡继宗，调走；（后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
书记：徐启文，态度不明；
书记：万达，后表态支持“高司”派方面；
书记：华国锋，态度尚不明；
书记：于明涛，态度不明；
侯补书记：章伯森，已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
侯补书记：苏纲，态度动摇不定，但传说也有叛徒嫌疑。
被章伯森说服了的“工联”头头们，立即采取行动，由“工联”一号头头胡勇（一个时年 31 岁的汽电厂工人、后曾于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亲自出马，找被他们软禁在“汽电”厂内的华国锋谈话，希望华也能象章伯森等人一样，站出来公开支持“工联”等造反派。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举事的新军官兵们虽说已不把大清王朝的权威放在眼中了，但真要以他们自已领头开国，他们却又还深感底气不够。因此，他们便不惜以武力胁迫，强逼推举旧日的地方长官黎元洪来出任他们起义的新首领。结果，致使本来对清王朝与革命都是战战兢兢的黎元洪，后来竟由此而有机会在中国现代史上风光风光，还登上了一回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
1967年5、6月间，湖南的造反派对华国锋所具有的态度，和华国锋本人的心态，竟然与56年前的那页历史外貌有着某种微妙的相似。
当时，华国锋对胡勇的劝说，虽然没敢取对抗方式，但却以种种不便的理由，哼哼哈哈地不表示明确态度。
显然，当时湖南的两派斗争实在太激烈，谁胜谁负鹿死谁手尚难定论。虽说“工联”造反派势力不小，但是，“高司”派的背景也不容忽视，尤其，支持“高司”派的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曾是“林副统帅”的一员爱将，又深得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器重。对此，具有“不见兔子绝不撒鹰”晋商性格的华国锋，自然不敢贸然鲜明亮出自已的立场。他口头上说应该支持造反派（因为远在北京的中央都支持造反派），但又说不能具体只支持“工联”等造反组织，还说自已得听从组织的安排，个人不好随便公开表态云云。
华国锋这种不冰不火、不激进也不落后、不主动出击但却能坚定防守、能使他的上级信任放心却不能使他的部属与同事铁心拥戴的稳妥性格，可以说既是他能一步步升迁、直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入主中南海的重要主观因素，同样，这也是他在中央主席高位没能坐几年的一项个人根本缺陷。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
对华国锋的这种暧昧态度，胡勇等人非常不满，谈了几次没有什么效果，便决定对其予以放弃，另择合适对象。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虽说还不能随意将领导干部们置于死地，但要将他们列于被打倒的“走资派”另册，促使中央降其职、罢其官，那还是不难的。当时华国锋如果真没被造反派选中，作为“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进入省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相反，却被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予以打倒，或将其撇在一旁“靠边站”数年不能工作，或将其送进“学习班”去“改造”，那么，不论此后的情况如何，华国锋能被毛泽东认识关注，以至由此而进入中央工作的可能，就几乎为零了。
历史差点在这儿就要拐一个弯了。
（五）
还是章伯森，在这个关键之时，又一次无意地继续拨动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航向，使其仍朝一个出人意外的发展方向前进。虽然，章伯森本人全然不知自已是在推动一个重大的历史画页缓缓出现。
对于湖南省的文革情况，中央无疑是极其关注的，因为，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结束混乱局面，尽快成立有造反派代表参加的省革命委员会，是当时中央众多领导人的一大心愿。
1967 年6 月15 日凌晨 4 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章伯森，要他马上随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去北京汇报湖南文革情况。上午11时，章伯森与省委机关支持造反派的省计委副主任梁春阳等即乘机赴京。
6 月16 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领导人便接见了詹才芳、章伯森等人，详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五天后的6 月20 日，在北京的章伯森、梁春阳与“工联”头头胡勇一道，向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湖南军区介入地方文革的情况时，肖华便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指示：找华国锋来京。
6 月20 日晚，兴高采烈的章伯森从北京打电话给长沙方面，传达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明天上午去北京。
这是 6 月15 日由于章伯森到北京后，向中央领导人一再说了华国锋的情况，希望中央能让华出来工作。所以便有了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马上去北京汇报的事。
此事，真正得到益处感到荣幸的无疑应该是华国锋，他当时也确实很高兴了一番。
然而，那时似乎章伯森比华更觉欣喜倍感自豪，因为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实施。
“工联”的头头胡勇当即于20 日下午从北京飞回长沙，立刻到“汽电”厂找了华国锋，向他讲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华国锋没有任何迟疑与哼哈，当即，他就马上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并写了一个“亮相”声明。
6 月 21 日上午，华国锋去北京前夕，发表了《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亮相”声明的大字报。其内容大致为：
（一）改正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二）1967 年二月逆流中，（省军区）借肃清“湘江风雷流毒”打击造反派是错误的；
（三）“红联”“高司”“公捡法”等保守组织是党内走资派的御用工具；
（四）支持“工联”，向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学习。
21日上午11 时，在“工联”造反派头头胡勇的陪同下，华国锋从被软禁地“汽电”厂出发，乘汽车往长沙机场登机赴京。
华国锋登机后，“工联”方面马上以大字报与传单形式将他的声明公布于众。因此，后来造反派们常常戏言说，华国锋是在“空中亮相”，是“云里雾里（飞机上）亮的相”。
6 月 24 日，“高司”派方面贴出大字报说：华国锋的“亮相”声明，是他被“工联”方面斗争一个多月后，由“工联”起稿、硬逼着华国锋签的字，因此，当华登上飞机后即宣布作废了。
对此传言，6 月27 日，华国锋专从北京来电说明：“我是共产党员，是不能在什么所谓压力之下把不是自已的观点而说成是自已的观点去欺骗人民。所以肯定我的大字报是反映了我的思想实际的，不是什么逼出来的，请大家不要相信谣传。”
华国锋的这份来电，自然由“工联”方面又抄成大字报，贴满了长沙市全城。
（六）
1967年6月21日，是华国锋从长沙赴京的日子，也是他仕途与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起始点。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天的赴京，便也才有了华国锋在 9 年后登上天安门入主中南海的“顶峰”岁月。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在这个文件中，华国锋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第二号负责人（第一把手是来湘“支左”的47军军长黎原），章伯森的位置则排在了他的后面。
第二年（1968 年）4 月8 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华国锋自然做了省革委会实际的第二把手。（主任仍是 47 军军长黎原）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以中共湖南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华国锋首次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1970年4月，华国锋接替调离湖南的47军军长，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同年12月，又担任新恢复的中共湖省委第一书记。但，自这以后，华就被经常抽到中央工作，实际主持湖南工作的则是由广州军区副政委职上调来的卜占亚（任省委书记、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不过，湖南省的第一把手仍为华国锋。
1971年林彪事件后，中共中央于10月3 日正式行文决定，受到毛泽东关注的华国锋，被增补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副组长，调京工作，成为国务院业务组一员（相当于副总理工作职位），正式跃上了“中央领导人”这个台阶，开始了中央工作的仕途经历（但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等职，却始终兼任至1977年）。
在1967年6月华国锋表态公开支持“工联”等造反派、并由此而得以当上省革筹负责人后，当年的 9月17日，便幸运地获得了其时正视察大江南北到了湖南的毛泽东的召见与亲切面谈。毛泽东在此次视察期间，在各省召见的，都是当时各省已居军政领导的第一、二把手，无此等资格者，是无缘见到毛泽东的。这一次召见，无疑使毛泽东深深地记住了华国锋这个人，进而为华国锋日后的仕途进程，奠定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坚实有力的铺垫。
1969年11月12 日，来湖南视察的毛泽东再一次召见了华国锋，向其了解湖南的形势，并对湖南的情况与华国锋的工作都深表满意，进一步确立了对华国锋之印象深刻的好评。
而如果没有1967年6月华国锋支持造反派的公开“亮相”，可以肯定地说，那么华国锋便不会、也没有资格受到这几次无疑决定了他后来重要命运的召见，由此，那华国锋以及当代中国的历史，就都将是另外一种画面了。
（七）
章伯森，安徽桐城人，出生于1915年（比华国锋大五岁）。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1949年随人民解放军黄克诚将军的部队南下至湖南，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1958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副省长，1963年进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1964年任省委侯补书记。
文革中，于1967年8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第二副组长，1968年4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被任命为副主任。
“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以“追随四人帮的反党乱军”问题，受到停职审查；1984年3月，经中央批准，被开除党籍、撤消职务、降一级工资。
1995年去世。
（八）
胡勇，湖南省湘潭县人，原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长沙“工联”一号头头，时年31岁。
他于1968 年4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他曾在解放军47 军（时驻海南）做过军营职工，不料，文革中来湖南支左的恰好就是47 军，结果他在省革委会作报告时，很多他在47 军时的当年的首长、以及首长的首长们，都只能在台下听他的报告了。
胡勇在文革高潮中的1968年10月，由同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华国锋与47军一位副政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本来，当时中共地方党组织在文革中早巳停止活动，入党的事是根本无从谈起。但由于胡勇是一个当时能左右湖南局势的特殊人物，中央便采取了这样一个特别措施，让胡勇这个特别人物，做了中共的一名特别党员。
1968年国庆节那天，胡勇作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并且被周恩来亲自安排，坐于观礼台第一排座位中间左向，距离正中毛泽东的座位，仅横隔六个位置。是当时四位同坐第一排的工人、农民代表（其他三位是：尉凤英、王洪文、陈永贵）中，最靠近毛泽东者。因毛泽东听说胡勇也是他的家乡（湘潭）人，故在城楼上的休息厅内特召见了胡，并与胡聊了数分钟，问湖南的文革问题，也问了胡勇个人的情况。后因同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进来了，要见毛泽东，这次谈话才可惜被中断了。但是，全国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荣者，除了后来的王洪文外，恐再无第二人。
按当时的湖南造反派一号头头资格，被中央指定为中共“九大”代表的胡勇，1969 年4月，本可象王洪文一样，在中共“九大”上被任命做中共中央委员，而且当时胡勇也确已列在中央拟定的中央委员侯选初始名单中。但，大概由于他一则党龄太短；二则，毛泽东在“九大”中一次会上也发了话：“我那个老乡（指胡勇），是不是就不要做中央委员了吧？我看，不照顾老乡为好。”
毛泽东说的“老乡”，并非泛指湖南人，而是指他的家乡湘潭县人。而胡勇就是湘潭县人。
不知是考虑胡勇的党龄太短而不宜做中央委员，还是毛泽东确不想别人因为讨好他，而在他的家乡问题上做文章。反正，胡勇便从此无缘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了。
毛泽东发话后，周总理就让原广州军区司令、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与其夫人项辉芳到胡勇住处，给胡勇做安抚工作，告知他不再是中央委员侯选人的事。
因而，最后当了中共中央委员的湖南工人造反派头头，就换了“工联”二号头头唐忠富（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工人，在文革前就已是中共党员，1968年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而已高居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勇便从此与中委资格无缘了。
四人帮垮台后，胡勇自然受到清查。先被撤消一切职务，并拘押审查，后于1982 年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15年徒刑（从1976 年被拘押审查时算起）。刑满后，已55岁，他仍下海办了一家工厂，也搞过一阵公司，赚了一些钱。后生意不好做了，他就干脆停业，彻底退出江湖，在家颐养天年，也补享天伦之乐，每日或到公园打打太极，或与几个好友搓搓麻将玩玩扑克，或钓钓鱼等。
四人帮倒台后，香港一些报刊说，胡勇是华国锋的人，将会得到华的保护。
实际上，这是局外人的观察有误。因为，自1970年起，华国锋就从未对胡勇施泽过什么恩惠，更谈不上在四人帮垮台后指示要宽待胡。如果，当时已是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真想保一保胡勇，那么虽说职务不能不撤，党籍也许难保，但坐牢判刑的事，则还是能让胡勇免了的。然而，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能免除。
华国锋与胡勇，毕竟是来自不同阶层的人，骨子里很多观念是不一样的，虽说，文革让他们碰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