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其爆发的起始动因，往往并非是宏大理由展示的表面故事，而仅是当事人之间，强势者极度误判了对方行为所导致。例如，1959年的庐山风云，可能，即是如此。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是由畅所欲言、心情轻松与白天开会、晚上跳舞看戏的“神仙会”开场，不料，结果却风云突变，竟以搞出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大冤案而沉重落幕。

是些什么因素，导致了这场会议大逆转的悲剧呢？

1959年7月3日正式开始的庐山会议，其原定议题，是为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调整生产指标，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会议也的确欲创造出一个宽松氛围，希望尽量让与会的中央各大区与中央各部门及各省市区委负责人，有着的意见都能提出来，有怨气的也都能放出来，然后，再由党中央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搞一个《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让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全党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利于继续前进。

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也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指标过高，要改过来。他还提出读书、形势、工作任务等19个具体问题，要大家座谈讨论，以继续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按毛泽东起初的安排，庐山会议大约开半个月，定在7月15日结束。

如果真能按这个时间表进行，那么庐山会议就不会在历史上这样出名了，也只会是如那些什么郑州会议、成都会议、南宁会议一样，淹没在共和国的会海之中，而不会有几个人关注。

是彭德怀的一封意见书，让庐山会议变得极不寻常。

彭德怀对会议的纠左目的，当然是支持的。他参加会议的西北小组会后，感到意犹未尽，而会议的既定时间又可能是在7月15日结束。他觉得自己还有些话没有说透，特别是在小组会中，有些意见是不便说出的。于是，就有了抢在会议可能结束之前的7月14日，他写给毛泽东的那一封意见信。

众所周知，就是这封信，让彭德怀元帅从此虎落平阳，苦难相随，直至蒙冤数载而不幸辞世。

但是，当初对这封信，不仅彭德怀本人信心十足，认为是自己为党中央分忧、为党中央献策。就是当时与会的很多人，也都对这封信所说的意见，深以为然，多有共鸣，赞同者众。虽然，也有不少与会者对彭德怀的观点，示以某些不满与反对，但是，因为会议预定的方针是有纠左含意，故而，就此信产生出的意见分岐与争论 ，也还没形成什么波浪。

现在有些人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向毛泽东叫板，是对极左方针宣战，是为民请命，等等。其实，只要仔细读读彭德怀的这封信，稍稍了解一下当时庐山会议的状况，就会知道，诸如“叫板”之类说法，实在是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不足与理解岐误。

至少，起初，毛泽东就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在7月14日彭德怀将信送到毛泽东住处，至7月23日毛泽东怒发冲冠召开大会严厉指责彭德怀之前，这8天时间里，毛泽东对彭德怀意见信是什么想法与态度呢？

对此，至今尚未见到正式公布的系统权威资料。

但是，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篡的《毛泽东年谱》一书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该书中，对于7月21日前毛泽东看待彭德怀的信之大致态度，再现了较为明白的一些历史画面：

“7月14日下午，收到彭德怀的信。”

“7月15日，阅中共陕西省委七月七日关于工农商交协力解决市场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印发各同志参考。’”

（双引号内的楷体字，均摘自《毛泽东年谱》，下同——本文作者注）

毛泽东的作息习惯，多是白天睡觉，夜晚工作。因此，彭德怀14日送来的信，最早应是当日夜晚或15日清晨以后，才能看到。而15日毛泽东批阅陕西省委的报告时，显示的还是一种缜密思考、心情乐观情况。无疑，不论是否已读到彭德怀的信，毛泽东的心绪，此时都还没有什么不快之感。

到7月16日，毛泽东一天之间处理的四件事，似更表明，彭德怀的信，并没有对毛泽东产生什么特别剌激，还没有引发情绪对抗。

这四件事是：

（1）

“7月16日，为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的来信拟了一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 印发各同志参考 ’。这封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于十七日发给与会者。”

对此，毛泽东似乎只是处理一件例行公事。

彭德怀的信，是14日送到毛泽东住处的，但为何到16日，才批示作为大会文件“印发各同志参考”呢？

很大可能是，毛泽东已决定延长会议时间，改变会议分组办法，并增加参会人员。因而，彭信便作为了将继续举行的大会之文件。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将下面送来的报告，阅读后，有很多，都批示印发成为了大会文件，彭德怀的信，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批示印发彭信，并非意味着是一种特别关注。

（2）

在批示印发彭德怀的信之日，即16日，早晨，毛泽东就二次致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等人，提议改变庐山会议的分组方法，即让中央机关的与会人员改换原来参加的省市小组，重新分到新的省市小组参加会议，使参会人员“改入他区，以广见闻”。

同时，毛泽东又提议：“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三委（经委、计委、建委）若干副主任，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以上请酌。又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则不要来。此点亦请酌。”

庐山会议原定是在7月15日结束，但随着会议的进行，特别是因事前决定要通过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文件，到7月13日还没有完成起草工作，因此，会议不得不延期。

7月13日毛泽东致信杨尚昆时，就安排：“（会议议定记录起草）十一人小组，先议二天，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日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发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十一人小组起草文件，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

会议既不得不延长，但大致也只能延一周，故嘱十一人文件起草小组要抓紧。

可见，彭德怀的信，当时在毛泽东的脑中，并未成议事项目，仍还没有影响到毛泽东对庐山会议预定议程的思考与安排。

（3）

7月16日当天的晚上，在毛泽东住处，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举行了最高层会议。在会议中，毛泽东说了他的几点意见，其中，他说：

“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往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掉头。”“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

毛泽东的这些话，实际上就是他召开庐山会议的预定目标。而他在看了彭德怀的信之后，依然在最高层会议中，强调反冒进、要“右倾”的意见。

由此可见，彭德怀的信，当时完全没有在毛泽东的心里，引发什么不满与反感。相反，他居然认为“右倾的朋友太少了”！因此，以当时此种理念，毛泽东为何在16日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作为了大会文件，其意义就更清楚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不是在公众场合下的演说，而是在只有几个人参加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说的，显然，是不存在什么“钓鱼”之类阳谋阴谋的。

（4）

7月16日当天，毛泽东还批阅了兰州军区政治部转发的骑兵第一师的一个总结报告，毛泽东批示：“彭德怀同志：此件好，应发各剿匪区照办。特别是昌都区极需要此种作法。如同意，请交尚昆办理。”

看来，当时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在个人感情上，还没有因彭德怀的信，而生发出什么对抗性的心结，相反，却是显示了毛对彭的某种尊重。

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同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人谈话时，便公开对这几位“秀才”说：“昨天晚上我讲了现在实际上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头子就是我。”当田家英汇报四川省搞过分密植的问题时，毛泽东则说：“我提倡过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

显然，此时毛泽东既有这种“偏右”的态度，自然也不会对彭德怀的意见信，滋生多大的反感。

一直到7月20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听取杨尚昆汇报了各组讨论的情况后，他对会议的态度，仍然是“反冒进”。毛向杨讲了四点意见：

“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我准备和那些‘ 左派 ’，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的这番说话，是彭德怀的信已当成会议文件印发后的第四天，作为正式意见而谈的。由此，似乎反映出，彭德怀的信，在这个时候，实际与毛泽东的思考，在本质上不仅不冲突，反倒还有些异曲同工。

7月21日，毛泽东阅读了彭德怀在七月五日报送的中央军委的一个军事工业原材料问题的报告，即批示：“印发各同志，是一个重要建议，应当予以处理。”

此时，批示重视彭德怀所送报告，毛泽东的心情应该还是轻松的，对彭德怀也不似有抵触情绪。

从彭德怀14日将信送达毛泽东处，到21日毛泽东批示彭德怀所送的军委报告，其间一周。应该说，在此期间，彭德怀的信，不说尚有些符合毛泽东对形势的若干思考，至少，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什么特别反感，更谈不上震怒了。

据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7月20日晚上的舞会时，李锐正好坐在周恩来总理旁边，李趁机问周：“你看彭德怀的信怎么样？”周回答：“那没有什么吧。”

意思是指这是一件平常的事，没有什么特别。

然而，二天之后，在7月23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却又突然发表了一个充斥着火药味而严厉指责彭德怀的讲话！

这是为什么？

历史的进程，为何突然拐了一个巨大的弯弯 ？

天意从来高难问，不可测。

文革之中，也有过类似一幕：

1967年2月16日晚上，因为对文革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风潮的强烈不满，时为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及陈毅、徐向前 、叶剑英三位元帅，便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次碰头会上，主动出击，愤怒的对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予以严厉的谴责，并公开指出中央文革就是导致社会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动乱的祸根。

这就是文革中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据原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其《回忆录》中披露，对于这个事件，毛泽东的态度，却有着一个由漫不经心而突变为严厉抨击的转化。

2月16日当晚十点，散会后的张春桥、王力等人，就到毛泽东处汇报怀仁堂会议中发生的情况。起初，毛泽东听张春桥等人汇报时，只是让张春桥他们讲，而他并不说话，当张春桥汇报到谭震林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干革命四十年，现在我不干了”、然后谭居然就挟起公文包要退出会场等情况时，毛泽东也只是笑笑，全然是一种倾听小孩子吵架故事似的神情。

但是，当张春桥谈到陈毅在会上说的一些话后，毛泽东则顿时脸色大变，笑容不再，并板起了面孔。

由此，二天后的18日深夜，毛泽东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大闹怀仁堂”一事，大发脾气，并作了极为严厉的指责性讲话，更以1959年庐山会议7月23日讲话时的那种震怒气势，表示若谁让王明、张国焘回来，他就要和林彪一道，准备重上井冈山，等等。会后，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人立即被迫停职、连连捡讨、承受批判。尤其是陈毅，从此被冠以“右的人物”标签，饱受屈辱。

“大闹怀仁堂”一事，则被定罪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的“二月逆流”。

陈毅在“大闹怀仁堂”时，究竟说了些什么，竟然让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的定性，由小孩子游戏般的笑剧，突然逆转为反文革的“二月逆流”大罪了呢？

陈毅说的是：“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延安整风时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还说了延安整风时，刘少奇、彭真是如何整人、包括整他陈毅的一些激愤之语。

陈毅的意思，是指文革之中将林彪作为接班人，会不会又如提拔赫鲁晓夫、刘少奇一样，抬出了一个两面派？

陈毅的话，显然牵涉到了对延安整风的评价，牵涉到了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选定刘少奇作为助手的历史。否定文革中的刘少奇，怎么说都没有问题，但否定在延安崛起时的刘少奇，毛泽东会怎么想？他还会当成笑话听吗？

谭震林的话，说得再“反动”，只是表现他个人对文革的认识。陈毅的话，则触及了一个绝不允质疑的重大历史铁案：延安整风。

而否定延安整风，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庐山会议中，促使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之态度来了个大逆转的，是7月21日张闻天一次正常的长篇发言。

庐山会议前段，张闻天主要是听大家说，自己则静静思考，并没有作什么发言。但是因为住处与彭德怀离得近，早晚散步常见面。更由于对形势的看法观点相同，他便多次到彭德怀住处交谈。

7月16日彭德怀的信被印发后，张闻天也与田家英、胡乔木等人进行了讨论，支持彭的看法。

大概觉得彭德怀的信，多是从感性认识出发谈问题，不足以全面表达反对“大跃进”错误的意见，于是在经过一番思考后，于21日在小组会上作了一个长达三个小时、包括十三个问题、全文8000多字的发言，从理论高度，分析与批评了“大跃进”的错误。

张闻天的尖锐发言，立马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张闻天发言后，仅过一天，即22日，下午四点半至晚上九点半，毛泽东便召集刘少奇、周恩来与林彪，同他们讨论会议的情况。

第二天（23日），上午八时，便在庐山人民剧院，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名义，举行大会。毛泽东主持、并作了历史性的“七·二三”讲话。会议一开始，毛泽东说的几句话，顿时就令所有与会的人都震惊万分、迷惑不解：“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错误的批判彭、黄、张、周之悲剧性序幕，就在毛泽东“七·二三”疾言厉色的讲话中，予以拉开。

印发彭德怀的信，已过去一周。对于彭德怀的信，会议各小组的发言中，虽然赞同与反对的意见都有，但即便是反对者，也没有人会将信联系到“反党”的程度上去。也从没有任何中央领导人作过这样的判断，向大会打过这样的招呼。直到多年以后，很多人还都难以理解庐山会议中的这个急转弯：为什么仅仅写一封信，彭德怀就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

从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中，可以发现，的确是张闻天21日的长篇发言，引爆了那场悲剧。

彭德怀的信，历经七、八天，还安然无恙。而张闻天刚一上场，沉重的打击便从天突降。为什么会这样？

文革中老帅们“大闹怀仁堂”时，是陈毅对延安整风评价的言论，引发了毛泽东对历史陈案的警觉。张闻天在庐山的发言，又触动了毛泽东心底的什么情结呢？

在毛泽东的心中，张闻天无疑是对中共有大功的人。

当年在遵义会议上，就是张闻天让总书记博古深感意外而率先出击，发言猛烈批判博古为首的中央“三人团”军事方针，使原仅仅只是将遵义会议作为一次具体军事问题捡讨会的博古，最后不得不在接连而来的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以及周恩来等人的强硬批评中，认错下台。从而，遵义会议也由此演变为停止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历史性会议，并使毛泽东从此进入中共中央常委决策层。

对于张闻天的这个功劳，后来，毛泽东说过多次，说“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同志从左倾教条主义中分化出来，遵义会议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但是，熟悉长征历史的人也都知道，如果不是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运用种种机会，沟通、争取、团结了张闻天、王稼祥，并结成为一个反左倾冒险主义的非正式“中央队三人团”，故而能够对博古进行有力的反对，那么，想要纠正博古的错误、从而挽救惨痛败局中红军，无疑，几乎是不可能的。

显然，在毛泽东的革命历程中，在反对博古错误路线中，有效结成了非正式的“中央队三人团”经历，也是他的一次成功经验。

但，不幸的是，这份历史经验，也可能在他此后处理与中央诸同事的关系时，发生了负面的影响。

因此，庐山会议中，仅仅一个彭德怀的意见信，毛泽东尚可泰然。但，作为曾经的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也积极跟进，并且准备了理论性的长篇发言。

对此，毛泽东会作何种联想呢？

后来，又获知庐山会议期间，张闻天多次与彭德怀有过交集，无疑，这就更难免可能引发毛泽东的某种历史性警觉了。

也许，对张闻天的命运来说，“中央队三人团”的历史，最终是成了他的滑铁炉。

庐山会议，自然不是遵义会议。但是，它与博古决定召开的遵义会议，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打了大败仗后的教训捡讨会。1958年的“大跃进”，实际也是打了个经济建设的大败仗。

这一来，遵义会议的结局，会不会在庐山会议再次重现？

张闻天，这位曾经在遵义会议上扭转过乾坤的老同事，在庐山的发言，会不会是历史的再版？

面临这种状况，应作怎样的判断，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彭德怀的信几天了，毛泽东不怎么在意，庐山的舞会也仍照常举行。而张闻天一发言，毛泽东就说他“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不幸，张闻天发言的动机，终于被误判了。

这一来，对彭德怀写信的看法，也连带全部成为了负面因素，被来了个彻底大逆转。

以前，彭德怀即便有种种缺点，仍是英姿豪爽的“彭大将军”；联上张闻天，彭德怀便成了“粗中有细”的阴谋家、伪君子了。

庐山上误判的最终结果，是虚拟出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冤案，并终生对蒙冤者给予了沉重打击与伤害。

更为不幸的是，为了维持“反右倾”冤案的“正确”性，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反而在“反右倾”的方针影响下，被继续扩大，结果导致出无数的老百姓被饿毙的大灾难。

2017 / 2 / 22 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