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五四运动的历史关系，早为人们注意，且有大量的论证。陈独秀曾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这番评论，可谓对蔡先生与五四运动关系的权威定位。有关新文化阵营的主要代表如何评价五四运动，我曾发表《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耿云志先生发表《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蔡元培高胡适、傅斯年一辈，胡、傅是与蔡元培思想接近的北大晚辈，他们三人都是五四时期北大的主要代表。检阅蔡元培的文字，人们可以发现蔡先生是喜欢谈论五四运动且留下较多文字的一员，这与鲁迅、傅斯年回避这一话题的表现有很大不同。“五四”以后，五四运动虽然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但真正不避讳自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且常常反思这一运动的北大人其实很少，蔡元培、胡适可谓这少数人中的两位代表。因为其鲜少，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回顾与反思，才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和思想意义，我们梳理五四运动阐释史时就有必要讨论蔡先生留下的这份思想文献。
蔡元培是最早发起纪念五四的那批北大人。1920年“五四”一周年之际，他就在《晨报》开辟的“五四纪念增刊”发表《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这是蔡元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评述五四运动。该文名为纪念，实为反省。它首先肯定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先锋作用，“自去年五四运动以后，一般青年学生，抱着一种空前的奋斗精神，牺牲他们的可宝贵的光阴，忍受多少的痛苦，作种种警觉国人的工夫。这些努力，已有成效可观。维尔赛对德和约，我国大多数有知识的国民，本来多认为我国不应当屈服，但是因为学生界先有明显的表示，所以各界才继续加入，一直促成拒绝签字的结果。政府应付外交问题，利用国民公意作后援，这是第一次”。蔡元培特别肯定学生的政治的、社会的觉悟，“因为学生有了这种运动，各界人士也都渐渐注意国家的重要问题”。学生们“知道政治问题的后面，还有较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他们努力实行社会服务，如平民学校、平民讲演，都一天比一天发达。这些事业，实在是救济中国的一种要着”。另一方面，蔡元培又以为学生罢课损失不小，“全国五十万中学以上的学生，罢了一日课，减少了将来学术上的效能，当有几何？要是从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的损失，还好计算么？”“至于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倚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小”。权衡成效与损失之间的比重，他以为“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最后，蔡元培寄希望学生：“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余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这就是我对于今年五月四日以后学生界的希望了。”蔡元培这些对学生运动的评论，可能有些出人意料，他并没有高调赞扬学生的“五四”游行活动，而是在一扬一抑之间，对学生爱国运动作了平实的估价，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职业教育家的品性。
如果把《晨报》这期“五四运动纪念增刊”发表的十篇文字的作者作一大致分类，则梁启超、陈博生为研究系一派，他们强调五四运动的文化原动力性质；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陶孟和、朱希祖、顾诚吾为北大师生，他们的言论对五四运动后的学生更带有劝勉的性质。蔡元培甚至对学生介入政治有一种警觉感：“依我看来，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只是唤醒国民注意。他们运动所能收到的效果，不过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他们的责任，已经到了。现在一般社会也都知道政治问题的重要，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付的，不必要学生独担其任。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蔡元培表达的愿望与蒋梦麟、胡适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几乎是异口同声，在蒋、胡的声明中，呼请：“我们希望从今以后要注重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动。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他们显然都是本着对北大、对学生负责任的态度，温和地劝解学生以课堂为重，务学业之本。
“五四”时期，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他特别看重五四运动对“平民教育”的促进作用。“‘五四’而后，大家很热心群众运动、示威运动。那一次大运动，大家虽承认他的效果，但这种骤用兴奋剂的时代已过去了”。“‘五四’后的惟一好结果，是平民教育。乘我们用功的余暇办些学校，教育那些失学的人，就是牺牲光阴，也是值得的”。
面对五四运动以后频频发生的学生罢课风潮，蔡元培在纪念五四的场合多次劝导学生重视学业，并以为学生干涉政治是“不得已的”：“我再回溯去年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一般学子受了这种感触，其中自觉到觉人的很不少，至若学生去岁干与政治问题，本是不对的事情，不过当此一发千钧的时候，我们一般有智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平民，那么，中国更无振兴的希望了。但是现在各位的牺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习以为常，永荒学业，那就错了。”蔡元培比较五四运动前后学生的变化，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引发的学生新觉悟、新气象，“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界空气为之一变。许多新现象、新觉悟，都于五四以后发生”，其中最重要者，约有四端：
一是“自己尊重自己”。“从前的社会看不起学生，自有此运动，社会便重视学生了。学生亦顿然了解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在人类社会占何种位置，因而觉得自身应该尊重，于现在及将来应如何打算”。
二是“化孤独为共同”。五四运动后，学生“自己与社会发生了交涉，同学彼此间也常须互助，知道单是自己好，单是自己有学问有思想不行……于是同志之连络，平民之讲演，社会各方面之诱掖指导，均为最切要的事，化孤独的生活为共同的生活”。
三是“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五四以后，自己经过了种种困难，于组织上、协同上、应付上，以自己的学问和能力向新旧社会做了一番试验，顿然觉悟到自己学问不够，能力有限。于是一改从前滞钝昏沉的习惯，变为随时留心、遇事注意的习惯了”。
四是“有计划的运动”。“从前的学生，大半是没有主义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五四以后，又经过各种失败，乃知集合多数人做事，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才可以不至失败，如何才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如何组织，如何计划，均非事先筹度不行”。
蔡元培强调五四运动对学生追求学业、完善人格的促进作用：“前年‘山东问题’发生，学生关心国家，代表社会，又活动起来。国人对于学生举动很注重，对学生议论也很信仰，所以有好机会，为社会作事。不过五四以后，学生屡屡吃亏。中间经过痛苦太多。功课耽误，精神挫伤，几乎完全失败。因为学生发生两种觉悟出来：第一，受此番经验，自知学问究竟不足，于是运动出首的学生，或到外国求学，未出国的，也都格外专心用功了。第二，经此番风潮，社会对于学生，都加一番重视。学生自身，也知人格可贵，就大家不肯作贬损人格的事情。”蔡元培的这些言论，既是对五四运动历史作用的正面阐释，也是对学生运动的疏导。
1922年为纪念“五四”，《晨报》再辟“第四个五四”专栏，蔡元培应约发表《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他结合时事，强调“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是“（一）广集赎回胶济路的股款。（二）自动的用功。（三）扩充平民教育”。他表示，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得到锻炼，同时在运动后产生新的觉悟，“我常常对人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有两种觉悟是最可宝贵的：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这两种觉悟，三年来，很见得与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运动的纪念”。
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曾一度辞职离开北大，1919年5月10日，蔡元培在南下途中致信北大学生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仆之去职，为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蔡元培南下后，经北大师生呼请和各方调和，9月蔡元培回校复职。以后又因各种风潮，蔡元培几度提出辞职。1923年1月21日蔡元培发表《不合作宣言》，对自己在“五四”风潮中提出辞职的缘由做了解释：“《易传》说：‘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支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所以近几年来，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完全倚几位教授中坚，决不致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蔡元培辞职在外人看来是消极的对抗，实际上他是以“不合作”为要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曾多次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但都没有“下台”，每次辞职都被劝回，说明他进退有据，“退”的背后是有着支撑的力量。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蔡元培先后担任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环境的变化，政权的更迭，角色的转换，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看法自然有所调适。
蔡元培辩证地分析读书与救国的关系，强调学生应以学业救国：“学生在求学时期，自应惟学是务，朝朝暮暮，自宜在书本子里用功夫。但大家不用误会，我并不是说学生应完全的不参加爱国运动，总要能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此方谓得其要旨。至若现在有一班学生，借着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天游行，完全把读书忘记了，像这样的爱国运动，是我所不赞同的。”他告诫学生，五四运动是“非常的运动”，并不是常规的活动。“青年是求学的时期，青年运动，是指青年于求学以外，更为贡献于社会的运动。这种运动有两类：一是普通的；一是非常的。”“普通的运动，如于夜间及星期日办理民众学校，于假期中尽有益社会义务，如中央党部所举的‘识字运动’、‘造林运动’等。这种运动，不但时间上无碍于学业，而经验上且可为学业的印证，于青年实为有益。非常的运动，如‘五四’与‘三一八’等，完全为爱国心所驱迫，虽牺牲学业，亦有所不顾，这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蔡元培特别强调学生学业的重要性：“学生爱国，是我们所最欢迎的，学生因爱国而肯为千辛万苦的运动，尤其是我们所佩服的：但是因爱国运动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
国民党也是五四运动幕后的重要推动者，在其后利用青年学生运动为国民革命造势。对于国民党开展青年运动的策略，1928年7月蔡元培提交《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专作评论，并以为有必要调整国民党开展青年运动的策略：“往者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在广州，举国大半皆在军阀之下。不得不厚集革命之力量，以颠覆籍据。故吾党当时助各地青年学生之运动，不复虑其一时学业之牺牲。本理所宜然，策所必助。虽有所痛于心，诚不能免乎此也。及后革命势力克定长江，学生鼓励民气之功绩已著，而青年牺牲学行训练之大弊亦彰。改弦易策，人同此心。”也就是说，在北洋政府倒台以后，国民党应该停止运动学生、利用学生运动的策略。蔡元培检讨过去国民党运动学生之理由时说：“原吾党当时之所以不得不任学业牺牲者，盖以有故：一、学生所进之学校，大抵在军阀势力范围之内，其训育宗旨，多与本党主义相违，率学生以反对教员，亦未始非宣传党义一法。二、破坏工作，在大多数有地位有家室有经验者多不肯冒险一试；学生更事不多，激动较易，既无家累，而智识辩才，适在其他民众之上，为最便于利用之工具。三、欲在反革命区域以内，救援全体民众，而牺牲一部分青年之利益，以政治学上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之要求衡之，尚非不值。有此三义，故本党往昔之青年运动，自今日思之，不得不告歉于青年；而自当日言之，实出于不得已。”如此坦诚地交代往昔学生运动之损失，可能在国民党内殆无第二人。因是之故，蔡元培主张“采用广州中山大学及广东、广西教育厅所提出之案，不必再为他种学生会及学生联合会等组织，以避免学术界之大牺牲”。
20世纪30年代，国际国内情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成为更为突出的矛盾。1933年5月4日，上海教职、学联、市教育局等二十余团体联合举行“五四运动十五周年纪念会”，蔡元培带病前往会场，会议因种种阻挠未能开成。第二天补开会议，他因病“不克到会”，又特别请康选宜携稿代为致辞，指出：“五四运动所迫切要求的，一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二罢免亲日派曹、章、陆。这两种形式，经当年全国青年学生艰苦的奋斗，与上海、北平等都市商工界罢工、罢市的援助，而始为当时政府所容纳。倘使此等要求仅仅为一地方的学生所主张，或大多数学生有此要求，而商工界不赞同，或不认为重要，而不加援助，则仍不能达到目的。所以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感于商工界援助之力，而悟普及常识的需要。一方面大学生每于课余办校役夜校及平民学校；一方面而促进语体文之发展，出版之书籍及杂志，较前踊跃。”蔡元培肯定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先锋作用，赞扬五四以后的平民教育普及，这显然是力挺日益高涨的抗日民族情绪。有感于时局的恶化，蔡元培重申纪念五四的时代意义：“现在国难之酷烈，视十五年前酷烈到万倍，我们感觉到十五年普及常识，提倡力学的成效，尚属微乎其微，只要从军队战斗力与提倡国货等事观察就明白。孟子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们若再不能切切实实地从根本上求救济，我们的纪念五四运动，也不是很有意义的。”
蔡元培晚年在回顾五四运动的历史时，总结自己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他从1918年夏北京学生运动谈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过程，“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而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永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他还对自己辞职离开北大南下的原因再次做了解释：“我离校之本预备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从这段叙述中，人们可以看出，蔡元培虽然辞职离京，但在整个风潮中，他仍是中心人物。
关于蔡元培在“五四”时期扮演的角色，北大相关人员后来有不同解读，蒋梦麟说：“蔡校长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经辞职而悄然离开北京……虽然大家一再敦劝，他仍旧不肯回到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就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许德珩回忆说，在五四运动中，“蔡元培先生是同情学生，反对卖国，不愿和军阀政府站在一边，去镇压学生。但是坚定地和学生站在一边，公开与政府对立，他又有所顾虑，于是就采取辞职的办法来逃避。这也正好反映了蔡先生当时的矛盾心理。不过，蔡先生爱护学生这一点是不容抹杀的”。蒋梦麟、许德珩对蔡元培的态度描述不一，但都认为他一方面具有同情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对他们的爱国运动给予“赞助”，另一方面他作为一校之长希望罢课风潮不要闹大，学生须有所节制，应以学业为重，这种两面性正是蔡元培的思想矛盾所在。
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保护人。至20世纪30年代之际，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或被捕下狱（如陈独秀），或猝然离世（如刘半农），或幽愤而去（如鲁迅），蔡元培晚年以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为自己昔日的战友助力送行，他如一个麦田的守望者，再次充当新文化的守护神。
当亚东图书馆决定影印再版《独秀文存》时，1933年4月蔡元培应约为之作序，称赞陈独秀的笔力：“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陈独秀此时身陷囹圄，蔡元培的序作不啻是为其广告式宣传。
刘半农病逝时，蔡元培撰文对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和北大同事表示深切哀悼。他说：“我认识先生，在民国六年。那时候，先生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文，叙述地摊上所搜集的唱本，我们完全认为文学家。”对刘半农的中年夭折，蔡极为惋惜：“以先生张驰自由的心情，互相调剂，宜可却病延年，在学术上多有所贡献，不幸以四十岁之盛年，一病不起，学术界的损失，我们还能计算吗？”刘半农下葬后，蔡元培欣然为之题写碑铭。
丁文江在湖南因公殉职，蔡元培参加追悼会并致悼词，撰文《丁文江对中央研究院的贡献》，称赞“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能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他列举丁文江对中央研究院的贡献有三：一是评议会，二是基金保管委员会，三是各所与总办事处预算的更定。这三项“均为本院定百年大计”。“至于在君先生实事求是的精神，案无留牍的勤敏，影响于我们全院同人的地方很大，我们也是不肯忘掉的”。
鲁迅逝世后，1936年10月22日蔡元培参加丧礼并发表讲话：“鲁迅先生的文字完全以真实作依托的，所以为一般人士深信。鲁迅先生的著作，是永远不会消灭。他从‘人’与‘社会’最深刻的地方，写出文字来。至于在修辞上，他的作品谁也不能来添一个字或减一个字，因此他的文字亦足以千古流传。”《鲁迅全集》出版时，索序于蔡先生，蔡元培作序总结鲁迅一生的工作：“综观鲁迅先生全集，虽亦有几种工作，与越缦先生相类似的；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刊物。亚东图书馆决定影印再版《新青年》，1935年8月20日蔡元培应约为之题辞：“《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嘉也！”
蔡元培重视整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1935年秋《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后，他特别向赵家璧提出编辑五四时期翻译作品结集一事：“假如这部书出版后销路不坏，你们很可以续编二集。但我个人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翻译作品的结集。五四时代如果没有西洋优秀文艺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新文学的创作事业就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当时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他们所留下的种子是同样值得后人珍视的，困难的是这些作品散失的情形，比这部书更难着手整理而已。”新文学的兴起大大推进了新文化运动，蔡元培对此也有高度评价：“至《新青年》盛行，五四运动勃发，而轩然起一大波，其波动至今未已。那时候以文学革命为出发点，而以科学及民治为归宿点。文学革命的工作，是语体文、语体诗。古代语体小说的整理与表彰，西洋小说的翻译，传说、民歌的搜集，话剧的试验，都是以现代的人说现代的话，打破摹仿盲从的旧习，正犹民族复兴以后，意、法、英、德各民族，渐改拉丁文著书的习惯，而用本民族的语言，正是民族思想解放的特征。”推许新文化运动的民族思想解放作用，这显是对正在兴起的抗日浪潮的呼应。
总结新文学成就的集大成作品——《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时，蔡元培应约为之作总序。他对比中国与欧洲文艺复兴的情形：“欧洲的复兴，普通分为初、盛、晚三期：以十五世纪为初期，以千五百年至于五百八十年为盛期，以千五百八十年到十七世纪末为晚期……人才辈出，历三百年。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儿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他期愿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二三十年内比肩欧洲，显为一种大跃进式的理想，这是在西学东渐的高潮中发出的最强烈的呼喊。
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是矛盾的。从发动、支持北大学生到天安门示威游行，到亲自出面至警厅作保，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表明他都是站在学生一边，爱护、保护学生的；另一方面，他又恐事情闹大，学生运动失控，出现与北京政府公开对抗的势态，故以辞职南下为退路。他在回顾五四运动这段历史经历时，并不隐讳自己的真实态度和当时面临的困窘，这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真实、可敬之处。
蔡元培评述五四运动，主要是就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而发，其落脚点在学生运动的定位。他坚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学生以学业为主，这是他对大学本质的一贯理念。他任北大校长初始，即揭破大学宗旨在“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认为学生运动是不得已的事，是非常态的事，所以他并不鼓励发动学生运动，这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良知所在。
蔡元培的政治身份是国民党员，五四运动与国民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在他评述五四运动的话语中，几乎看不到他将五四运动与国民党捆绑在一起，更不见他将五四运动作三民主义化的意识形态处理，看不到他使用国民革命、三民主义这些在国民党话语系统中的习见词汇或语言，就这一点而言，他与罗家伦有意把五四运动三民主义化、国民党化的取向确不一样。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至为密切，不可截然分离。但蔡元培强调教育独立，教育与政治的区别，他似乎是非常自觉地将教育与政治区隔开来，他的质朴与同时期“五四”叙事的意识形态化趋向完全分离。他对五四运动这个政治性很强的运动做了非意识形态的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论述带有某种超越党派的性质，他不仅超越了自身党派属性，而且超越了各种意识形态。正像他在五四运动中比较纯正的历史表现一样，他对五四运动的阐释也表现出一个单纯教育家的品性，这也是他的人格魅力之处。
本文首发于《史学月刊》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