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中，发生了借“论天才”、“主张设国家主席”而猛批张春桥的事件。这个事件，确是当时军队方面对文革激进派深为不满而蓄意发动、并得到很多地方老干部支持的一次进攻性较量。

进攻的步骤，有如当时康生的几句恶评：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

之中，吴法宪并没有造谣，但汪东兴则确是点了火。

然而，此事的结局，倒下的不是张春桥，而是所谓林彪集团。

陈伯达首当其冲，瞬间即被打入零册；军队高层的黄、吴、叶、李、邱，由此受到追究，被迫没完没了作捡讨。之中，黄永胜如同1959年庐山会议的那位黄（克诚）总长一样，也是最后才上山，并没有介入前段会议，但他也成了受煎熬的对象。

最后，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叶群折戟沉沙，黄、吴、李、邱，则跟着全部陷入地狱。

甚至，完全与“林彪集团”无关，仅仅是因在河北及保定文革高潮中，与陈伯达有些工作往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也被株连撤职关押。

但是，积极参入批张春桥事件的“主犯”之一汪东兴，却竟然安然无恙。

当毛泽东对陈伯达大发雷霆后，汪东兴仅先后作了二份几百个字的捡讨，居然便得以轻松解脱，并从此太平无事，而且日后还步步高升，官越做越大。

这事，有些让人费解。

连当时正参加庐山会议的王洪文，都深感奇怪。

庐山会议后段的一天晚上，江青召见了张春桥、王洪文等上海帮人员。在召见中，王洪文当面向江青提出一个疑问：“东兴同志为什么要那样发言？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啊！”

对此，当时江青即很轻描淡写的回答：“哦，老汪吗？他也收到了一份材料，不过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就说了那番话。老汪他已向主席作了捡讨”。（徐景贤：《十年一梦》）

江青一口一个“老汪”，充分显露了，当时的汪东兴仍与毛泽东存在着亲密关系。

不过，照历代官场规律看，一个首脑人物，一般是不会容许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外边的人联系太密、更绝不会容忍其有任何背叛自己的行为。

然而，在庐山会议中，作为毛泽东的贴身卫队长，汪东兴却居然敢大咧咧地与“林彪集团”成员密切往来，互通情报，并且与他们策划并发动了突袭张春桥的中央政治事件。

事后，汪东兴却能够丝毫不被毛泽东追究，仍能继续安安稳稳做他的“大内总管”！

曾让无数人丢官、掉脑袋的官场潜规则，似乎对汪东兴不起作用。

有些文章说，是因为毛泽东喜欢用旧人在身边，认为对旧人他了解些，平日用惯了汪东兴，所以，即便汪东兴卷入了“林彪集团”的活动，但只要汪事后坦白交待了，作了捡讨，便可以放过，继续使用。

然而，毛泽东这方面的雅量，似乎没有什么历史事实能予以支持。

相反，显现决绝无情之官场规则的情况，却不乏见。

例如，毛泽东对他原来的秘书周小舟、陈伯达，就丝毫没有什么恋旧之说。

众所周知，周小舟原本是毛泽东很赏识的才子。1959年庐山会议前段，毛泽东还在与周小舟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并宽容周对大跃进的激烈批评，对他人传言周是什么“湖南集团”，很不以为然，反而笑说自己与小舟一样，也是“湖南集团”之人。但是，没有几天，当毛得知周小舟与彭德怀、黄克诚在庐山上有往来后，便即刻变脸，毫不容情地将仅仅尚只是候补中委的周小舟，也打入反党集团。

再说陈伯达，他长期是毛泽东的一支笔，还对毛有过一件天大功劳：在敌机轰炸解放区毛泽东住所时，陈伯达冒死营救了毛泽东；在文革的发动与初期，陈伯达更是毛依靠的重要力量之一。然而，当他在得知陈伯达与林彪等人往来密切后，毛便勃然翻脸不认人了，竟然不顾历史，怒说与陈“几十年从来没有很好配合过”，借陈伯达编了论天才语录小册子等小事，就一巴掌将他从中央第四号地位，直接撵进了囹圄。

因此，以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之前及之中的表现，以他与“林彪集团”往来密切的事实，若以“背主”之罪来衡量，汪东兴原本将有的结局，应是惨境难逃

然而，汪东兴不仅没有因庐山会议上的作为而垮台，相反，他的政治地位还更加稳固：中共“九大”汪东兴尚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林彪事件后的“十大”中，他却反而得以晋升为政治局委员。而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度，显然也更为加重，包括将自己的许多个人私事都交给了汪处理。如毛泽东与其机要秘书张玉凤发生争吵，都是由汪东兴从中调解、劝说；甚至，连毛泽东身边的某位女青年上北京外语学院读书的手续，也都是由汪东兴经手填表办理。（沈容：《红色记忆》）

历史已表明，毛泽东既容不得身边的人“背叛”他，也常对他人长久记仇而不肯释怀（长征时林彪等人举荐彭德怀欲取代毛泽东出来全权指挥军事一事，毛认为是彭的主意，结果从会理会议起，此后二十多年间，毛都将此事数次端出来，指责彭德怀），但是，他为何却又能毫不计较汪东兴与“林彪集团”的往来及汪在庐山会议上的作为，而且，事后还让汪东兴升官晋级呢？

（二）

现在看来，此事极有一种可能：即汪东兴与“林彪集团”的密切往来，确是在执行某种任务。

从邱会作等人的回忆录中，似能看到这种可能的某些蛛丝马迹：

据邱会作说，汪东兴与林彪集团人员突然往来密切，是在1968年杨成武倒台之后开始的。在“九大”之后，汪则更是主动向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靠拢，往办事组打电话，经常与他们一起聊天、“吹牛皮”“侃大山”，并不时向他们透露一些毛泽东对有关事情的指示。而且，还常向黄、吴、李、邱谈论毛泽东与江青的私事，极力宣传毛泽东与江青“完全是两回事”。（《邱会作回忆录》P727）

特别是“九大”开幕前，汪东兴病了，黄、吴、李、邱去医院看他。汪则因毛泽东、江青都没有来看他，竟然是又哭又骂，说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不要我了”，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很大不敬，以获得黄、吴、李、邱的同情。（《邱会作回忆录》P616）

在那个年代居然敢私下谈论毛泽东的私生活、“生活作风”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连邱会作这样的高级干部，对毛泽东的此类个人阴私，当时听了都很吃惊，且在过了几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都不敢详说。

然而，汪东兴那时就敢肆无忌惮对人说道。

凭什么，他有这个胆？

当时，由于汪东兴的积极靠拢，林彪、叶群及黄永胜等人便完全视汪东兴为他们圈子内的人了。以至在庐山会议风云突变之际，当25日下午林彪去参加中央常委会议时，原本在家的叶群，特地还追赶上林彪的座车，提醒林彪，“如果今天有什么麻烦，一定要保汪东兴”。（《邱会作回忆录》P709）

民间有所谓“被他人卖了，却还帮着他人数钱”的戏谑之说，想不到贵为副统帅的夫人，也演绎了一回这个凄惨的笑话。

“林彪集团”临到翻车之际，都还认为汪东兴是他们圈子里的干将。而毛泽东则在林彪事件后，为汪加官晋级，增加了对汪东兴的信任，直到毛自己去世。

这真是汪东兴两面派角色的戏，演得出色吗？

但是，敢拿毛泽东的信息，去换取“林彪集团”的好感，真要演好这戏，恐怕比在百米高空上走钢索的难度还要大。难道处世精明的汪东兴，会生出这等天大风险之买卖的想法？他真有这个能耐？

（三）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后的某些情况，似也有些不合常理、耐人寻味之迹象。

8月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出面止住矛头指向张春桥的会议浪潮后。第二天，即26日下午，按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召集康生、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与汪东兴开会理清前段会议情况。会上，康生指着汪东兴说：“你汪东兴所在的华北组六号简报被毛主席扣上了反革命简报的帽子，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没有给你汪东兴戴上，你敢做不敢担，不但推卸责任，还陷害别人，在华北组起哄！”

汪东兴却没有看康生，没有吭声，也没有低头折服的样子。（《邱会作回忆录》P711）

康生说汪东兴“反革命的帽子没有给你汪东兴戴上，你敢做不敢担”，看来是因为庐山上的反张春桥舆论大潮，对他也曾有过很大的压力，此时，他便拿汪在前段的表现一事出出气。

然而，汪东兴对康生气势汹汹的指责，却毫不在乎。

显然，如没有某种底气，汪东兴不可能这样潇洒。

庐山会议风云突然逆转后，汪东兴做过二次书面捡讨。

但汪东兴这二次捡讨的出台，除了是作为态度转折的桥梁，使汪能对前段的“点火”行为，向中央与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做出一个面子上的交代外，则可能还有其他特别意义。

第一次捡讨，是在8月27日。捡讨说“我（汪东兴）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

仅仅一些套话，但毛泽东看过后，就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于是，汪东兴的检讨书，立即经周恩来批阅修改后印发给与会人员了。

而在此前一天，汪东兴对康生的指责还无动于衷，而第二天却又立即写出捡讨，沉痛认错。

这是什么意思？

汪东兴当时仍天天守在毛泽东身边，如果真要认错，或者说毛泽东当即批评了他，那么在25日下午中央常委扩大会后，汪就应该会作捡讨了，而不会在26日周恩来召集的会上，还显出根本不理会康生指责的无畏神情。

看来，是因为26日、27日二天周恩来召集的会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根本不认为他们有什么问题，认为是行使正常的党员发言权利，而在抗争。

于是，汪东兴的捡讨便出来了，并印发中央全会。

随即，第二天即28日，周恩来就直接点名，要吴法宪写捡讨。当时，吴、李、邱等人尚不明就里，还在抱怨抵触。但汪东兴的捡讨，使周恩来督促吴法宪有了理由，因而，吴法宪不得不随汪之后，于28日，被迫也交出了捡讨。

虽然，吴法宪的捡讨，只说是自己对林彪讲话的理解出了偏差，是自己个人犯了错误，既没谈陈伯达，也没涉及他人。但是，有了汪、吴的捡讨，无疑，就是对庐山会议的与会者们有了标示：前段会议中批张春桥，是性质错了。

江东兴的第二次捡讨，是在9月15日，随同毛泽东从庐山下山，抵达武昌东湖宾馆住下后写的。汪在这次捡讨中，重点是“揭批”陈伯达，说自己上了陈的当、被陈伯达利用欺骗了。

对汪东兴的第二份捡讨，毛泽东立即作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批示：“政治局传阅。”、“此件（即汪的捡讨书）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

毛泽东这个批示的用语，释放了二个信号。一方面表明，汪东兴仍是他值得信任的人；二则是为庐山会议上曾发动批张春桥的“林彪集团”人员，树了一个捡讨即可从宽的样榜。

当时，虽然毛泽东将庐山会议风势扭转了，并将陈伯达拉出来，作为打击目标，做了警示“猴子”们的“鸡”。但是，“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等人，除吴法宪一人稍稍作了个浅浅的捡讨外，其他人却仍都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甚至，就是林彪本人，也不认为吴法宪有什么错误，顶多只是说“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

“鸡”给杀了，但“猴子”们似乎并不在乎。

现在能看到资料表明，显然，当时毛泽东整陈伯达的初衷，要的就是使黄、吴、叶、李、邱几员干将能被震慑、认错的效果，从而让黄、吴、李、邱四人以后不敢与林彪走得太近。

可是，直到庐山会议9月6日结束，毛泽东的这一目标却仍未能实现。

最后，毛泽东只好对庐山之事留下一个尾巴：“回到北京后，政治局举行一次学习生活会，各自做自我批评。”（《邱会作回忆录》P723）

这样，汪东兴的第二次捡讨，应时出台了。

在北京的周恩来，立即找黄、吴、李、邱等人谈话，传达了汪的捡讨与毛的批示，而且很明确的对他们说：“汪东兴做了二次捡讨，这很好。你们几个也应该做出捡讨。”“虽然主席说是等你们想通了再写捡讨，但实际上主席是希望看到你们的捡讨。”（《邱会作回忆录》P733）

虽然，即便这样，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仍不认为自己需要写捡讨。但是，缺口还是被打开了。因有汪东兴作捡讨就被“解放”的先例，9月底、与10月初，吴法宪、叶群便率先分别向毛泽东送交了他们的捡讨书，希望由此而也被解放。

不料，半个月后，吴法宪、叶群的捡讨，根本没能获得汪东兴的待遇，换来的却是毛泽东一大段劈头盖脸的严厉批语：“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几百个中央委员……”从而，不仅给庐山会议鼓动批张春桥的行为正式定了性（发难、欺骗），并且将黄、吴、叶、李、邱等人，从此得以在政治上全数定到了被告席上。

有所谓“引蛇出洞”之计，然引蛇之法，却各有特色。

（四）

庐山之事，使回到了北京的黄、吴、李、邱，精神上不能不逐渐陷入紧张状态，并生出惶惶之感。

然而，汪东兴的心情呢？

从1971年3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中南海毛的住处，与黄、吴、李、邱、汪及李德生、纪登奎谈话时，汪东兴与毛泽东之间具有的轻松、随便神态，则可窥知一斑。

当毛泽东在谈话后指示，要周恩来带黄、吴、李、邱、汪、李、纪去北戴河，向林彪征求、商议筹备召开最后解决庐山问题的中央会议一事时，当毛的话音一落，汪东兴便对毛泽东说：“我就不去了吧？家里的事很忙。”完全是一副庐山问题的局外人、且与毛关系很亲密的轻松口吻。

对汪东兴的问话，毛泽东也显出很随便、亲切的态度，并不以为汪这样做是犯上：“你不是也沾了边吗？，好，不去也行，但做自我批评还是有必要，有好处。”（《邱会作回忆录》P757）

汪东兴前段时间与林彪及黄、吴、叶、李、邱打得那样火热，对此，即便汪东兴没有庐山会议中积极鼓动参入批张春桥之事，仅仅就凭他向黄、吴、李、邱讲了那么多毛泽东的个人阴私之事，而黄、吴、李、邱也随时都可能将这些情况予以揭发。处在如此险境之际，照理，在毛的面前，汪东兴应只会是心虚有惧吧。

但是，如上所述，汪东兴却极其坦然自如，神情轻快，根本没有一个头上顶着个随时会炸的巨雷之人，常有的那种胆怯神态。

这又是为什么？

在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所写的回忆录中，对于汪东兴，他们都很气愤，认为当年正是汪东兴误导他们陷入了泥潭：若不是汪东兴经常向他们透露毛泽东的事与批示、说毛泽东与江青是“两回事”；若不是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中高调鼓动，他们又如何会贸然掀起批张春桥的浪潮。可是，待他们知道毛泽东其实是很信任江青时，大错已铸。

然而，他们直到去世，也许还不明了，汪东兴的一切“误导”，其深层缘由，可能比人们诸多想象到的，还要复杂。

对于汪东兴的为人，邱会作在其回忆录中，有二点评说：一、喜欢装腔作势；二、肚子里有不少事。

汪东兴的肚子里，的确有着太多的秘密，因而，他给世人也展示了很多的悬疑。

（五）

在林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汪东兴究竟有着怎样的实际身份？

目前，还没有、也难以有确实的资料，来揭示历史的真相，来显露汪东兴在林彪事件中的准确面貌。但是，从以往有过的某些历史，加之文革中发生的很多情况看，却不能不使人猜测：在林彪事件中，有可能，汪东兴是在扮演某种卧底类的角色。

很多人不知道，与毛泽东身边绝大多数秘书、警卫、生活方面工作人员身份不同的是，汪东兴原本就具有中共肃特与情报系统干部的资深经历。早在延安之初，他居然是在延安中央医院政委任上，主动要求转行从事肃特与保卫工作的。由此说明，汪个人对特工业务，是有着很大的兴趣。转行后，汪东兴即接受了中央社会部系统的情报、保卫与肃特工作专业训练（中社部训练班第七期），后来，很长时间担任过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二室主任一职。

而中共社会部的四大任务之一，便是“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郝在今：《中国秘密战》）

虽然，时代不同了，党内同志并非敌人。然而，建国后二十年来，经过揭批高岗、饶漱石，反右派运动，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以及文革中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及大批党政要人，收拾王、关、戚，拿下杨、余、傅等不间断的种种斗争，这样，“敌人”的概念，便不可能不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而文革以来，各派政治势力，也无一不是希望了解中央高层或其他宗派圈子内的情况，总是千方百计欲获取自己想要的消息。

在这种态势与氛围下，对“社会部”业务熟门熟路的汪东兴，若为毛泽东执行卧底类任务，也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文革中，竟还兼了若干审查中央要员的“中央专案组”负责人，这就表明，他在原中央社会部的经历，尚在直接发挥作用。

在中共党内高层，是不是存在过对不同意见之党内他人，而动用特别方式获取对方情况的事情呢？

曾做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伍修权，在其回忆录中曾透露，1937年他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期间，就负有监视当时尚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的兼职使命。至于是谁交给他的这种任务，伍没有说。

张国焘当时是伍修权的上级，尚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伍却受命要监视张。

此事，表明了中共党内高层，的确也发生过用特工方式，以获得他人信息的事情。

至于毛泽东本人，众所周知，他对肃清内部敌人、甚至肃清只是内部反对派同志这类事，历来都是很重视的。但是，他是否派出什么人去做内部同志卧底的事情，却似没有所闻。

不过，1941年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在延安时曾亲自兼任过一个鲜为世人所知的职务：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

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的任务，就是全面负责对敌我友的情报调查与研究工作。

可见，毛泽东对情报调查、特工业务是甚为重视，也必是熟悉的。

有时，他还亲自参入这方面工作。

例如，1940年，国民党陕西省中统室主任李茂堂，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表示愿为中共工作。毛泽东得知后，亲自指示中共情报机构与李茂堂联系，发展其为中共谍报人员。后来，李茂堂又秘密到了延安，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对此，毛泽东也亲自予以批准。（郝在今：《中国秘密战》）

而张秀山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一书中，更披露了一个让人有些惊骇的历史细节：1953年，毛泽东要高岗去查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了解一下1929年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

这说明，毛泽东对获取、掌握党内二把手的信息，的确是很感兴趣，为达此目的，也有过一些措施。

因此，在文革中，当杨成武垮台后，由林彪的几位爱将黄、吴、李、邱主持了军委工作，而全国各省政权又先后大部分为军队将领左右之际，毛泽东授意汪东兴打入“林彪集团”，以求掌握“林彪集团”的动态，并非没有可能。

如确存在这种可能，那么，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中做出的所谓“点火”行为，就更不会是什么他“头脑发热，就说了那番话”而已。相反，原本很可能是毛泽东为测试某种情况，而让汪放出的假气球。只是由此导致后来庐山会议发生了“批张”（春桥）几乎一边倒的熊熊烈火，有使毛对大局失控之迹象，毛才只好亲自出面灭火，汪东兴便也从此割断了与“林彪集团”的往来。

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毛泽东逆转了庐山会议的风向后，汪东兴便做了逃兵，拼命想从“林彪集团”中逃出去。

但是，邱会作可能错了！

1949年底的某次聚会中，投共的原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将军，看到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也出席了聚会，便惊异地问熊：“熊老弟也起义了？”

站在一旁的周恩来，便笑着说：“熊向晖同志不是起义，而是归队！”

张治中顿时愕然。

的确，熊向晖从来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不是国民党。

实际上，庐山会议8月25日之后的汪东兴，其所以嘎然中断与黄吴李邱等人的往来，并非是为着“逃出”林彪圈子，而显然是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