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周一良师逝世的消息，我并不感到很突然。因为他已年近九十，且体弱多病，“这一天”在哪一天到来的可能性都有。
周先生自己也早有思想准备。他原本身体很好，可80岁以后，却是每况愈下，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在很多场合他都喜欢引用明人笔记里的一段话。我记得那段话大意是说有四种情形长不了：一是春寒，二是秋热，三是老健，四是君宠。
在怀念吴于廑先生的文章结尾处，他写道：“最近三年，我连续失去了三位论交五六十年的挚友——哈佛的杨联升、复旦的谭其骧、武汉的吴于廑。因业务相近，三人与我关系密切，而噩耗传来，并未起昭告与他们三人从此人天永隔的震撼作用，却像是预报将与他们殊途而同归。”他就是这样，虽然热爱生活，但又总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死亡。
三个星期前，也就是中秋节时，我的师姐去看望他，他说：“天堂已近，苏杭未去”，还惦记着去苏杭游览。可惜这个愿望永远无法实现了。那天，我因有事没有同去。师姐回来嘱咐我，老人喜欢吃点心，去的时候别忘了带些新鲜的点心。本想近期带着点心去看他，可惜我这个愿望也永远无法实现了。生活就是这样，总会有遗憾，人人都是如此。
我最早知道周先生的名字是在9岁那年。“文革”开始，红卫兵抄家走后，我帮着父亲整理散落在地上的书籍，其中有一本就是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扉页上写着：“如雷同志批判”，下面署名：“一良”。对此我大惑不解，既然称同志，那就是自己人，可自己人为何又要批判呢？受那个年代影响，在我幼小的脑子里，以为只有对敌人才会用“批判”这个词。父亲无心解释，只是摸着我的头说：“长大了就知道了。”
是的，长大了就知道了。但无论是父亲还是我，都不可能料到，多少年以后这本书竟然成了我的必读书，而我也竟然成了周先生的学生。
父亲也是周先生的学生，1952年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很快，因院系调整，周先生也离开清华，到了北大。整整30年后，1982年我又当上了周先生的研究生。在这漫长的30年里，周先生经历了种种坎坷。基本上可以说，父亲毕业后，周先生就被迫改行研究上了世界史，而我当上研究生的时候，正是他刚刚归队、重操旧业不久。
由于这个背景，父亲生前总是和我开玩笑说：“我是你的大师兄。”人生真是不可捉摸。30年多少坎坷路，父与子竟成师兄弟。
见周先生之前，父亲向我介绍了他的情况。父亲说，周先生虽是大家，但没架子，很随和，很好接触。此外，周先生做学问很谨慎，没把握的话是不会说的。我没有料到的是，父亲最后说：“周先生长得很漂亮，绝不在孙道临之下。”这三条都说对了。但是我要补充的是，先生固然随和，但随和之中实际上还是透着一种不可言说的威严。我几乎敢和所有的老师开玩笑，但唯独和他不太敢。
周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写的作业，不仅内容上他要严格把关，就是文字上他也绝不含糊。记得当时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正在《文史》陆续刊出。为了行文的方便，他使用了浅近的文言。我也学着在作业中写文言。这一次周先生不客气了。他在我的作业上批道：“不要乱用之乎者也，这很可笑。”后来见面，他又跟我说：“你们还是写白话文为好，现在60多岁的人已经写不了文言文了。”当时，他70多岁。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写过文言文。
刚毕业那几年，我懒散，几乎没有写出什么有分量的文章。周先生很失望。他对田余庆先生说：“他可不如他父亲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这评价给我以极大的震撼。从那以后，我才开始逐渐用功读书。到他80岁生日论文集出版时，先生对我终于有了较为满意的评价。书中收了我的一篇短文，题目是《〈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先生阅后给父亲写信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去年，我又给他看两篇新作。一篇是《〈三国志〉裴注研究》，一篇是《杂传与人物品评》。他在给我和师姐的来信中说：“宝国两篇视野广阔，考证细密，发前人（包括我这老师在内）所未发之覆，读来很过瘾，有寅老风范，既出蓝，又跨灶矣。宝国勉之哉！”当时读到这封信十分高兴。而今天，当周先生早晨刚刚离去后再读此信，我只是感到欣慰。最终，我没有让他失望；最终，他是以一种满意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今后的岁月里，老人这温暖的目光势必长久地伴随着我。
记得一位外国历史学家曾说：“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永无休止的问答交谈。”其实，对于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我们这些后来者与前辈之间的问答交谈也将是永无休止的。在周先生的著作中，我们仍然会时时受到教益。
写于2001年10月23日周先生逝世当日下午
附：一年以后写的帖子
周一良先生的生日是1月19日，如果他健在，今年该是90岁了。我的生日是1月20日，过去私下里曾和别人开玩笑说，周先生就比我大一天。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记他生日很容易。后来就更容易了，因为我的父亲正是1月19日去世的。去世当天，我没有通知周先生，因为是他的生日。我选择了第二天，即我的生日那天才打电话通知他。周先生勉励我继承父业，发扬光大。其他还说了些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周先生去世一年多了。去世的当天下午，我写了个纪念帖子，后来就没有再写什么。一年多了，网上网下，议论纷纷。怎样说似乎都不合适，怎样说都可能引起激烈的冲突。这是我不愿意发言的一个根本原因。不过今天我似乎又有几句话想说。
一些人对周先生极不宽容，我想其中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可能是出自对那个时代的极端愤怒；也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对周先生其人其事还缺乏了解；也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天性刻薄，向来不能与人为善。人们责备周先生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古今中外见得多了，怎么会认不清楚形势？认不清楚好坏？所以，他所有的解释都是虚假的。他是明知故犯。2000年照，左起：周一良、季羡林、饶宗颐、任继愈
历史学家具有超过一般人的洞察力。这样的观点给了历史学家过多的荣誉，也给了历史学家过多的负担。其实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不是历史学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历史研究者。就我的经验来看，往往不是“历史”使得我们更能认清“现在”，倒是“现在”常常使得我们更易于理解“历史”。正是因为“现在”左右着历史研究者，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历史研究者才能不断地站在“现在”的位置上提出自己对历史的认识。
周先生也是如此，“文革”结束后，他见到我父亲就说，“经历了文化革命，对魏晋南北朝史上的很多事情容易理解了”。我想，这“很多事情”应该是指政治史上的事情。他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有一较长条目：“曹氏司马氏之斗争”。每次看到这条，我总感到其中蕴涵着由他的亲身经历而生出的许多感慨。
其实不仅周先生是如此，就连田余庆先生恐怕也是如此。看田先生30多岁写的文章，就能感受到这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年轻学者。但如果不经历“文化大革命”，不亲眼见一见政治的复杂、残酷，他也未见得就能把东晋政治史写得那样出神入化。
总之，历史学家并不因为研究历史就一定具备特别的洞察力。当现实而不是魏晋南北朝史给了他教育，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幼稚，所以才写下了那句掺着血泪的话：“毕竟是书生”。书生，这正是幼稚的另一种说法。书生，不懂得人家的政治。多少人都没有看懂这句话，以为他在粉饰自己，以为他在推卸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