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撰写《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时，翻阅最多的就是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二〇〇〇年出版）。我也常常向别人推荐这本书，但是，若问我这本书究竟好在哪里，似乎一时间又回答不上来。

这本书是根据钱穆给学生讲课的内容整理而成的。因为是讲义性质，所以书中有不少关于史家生平、史书内容的介绍，就此而论，它与一般的史学史著作并无不同。不过，除此之外，书中毕竟还有很多能反映作者学术特点的地方。

钱穆在学术上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我不懂近代以来的学术史，不清楚这方面的学者是怎样概括的。从一个一般读者的角度看，我觉得他的特点或许可以用一个“通”字来概括。从纵的方面看，自先秦到明清，他都可以写出质量一流的著作来；从横的方面看，经学、史学、文学、宗教诸多领域他都懂。这样一种知识背景再加上他锐利的眼光，就使得他讨论问题时总能纵横驰骋，总有一种大视野、大气魄。比如讲到《春秋》，他并不就事论事，而是把着眼点置于先秦以来学术的大变化上面。钱穆一向非常注意所谓“王官学”与“百家言”的区分。他在此说：“在古人当时，不仅从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战国秦汉，在当时中国人脑子里，还无所谓‘史学’一观念。当时学术大分野，只有经学和子学。”所谓经学即是“王官学”，所谓子学即是“百家言”。写《春秋》的事情本来属于王官学，可孔子却“以一平民身份而来做天子王官之事”，因此钱穆得一结论说：“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学与百家言的过渡中间。”讲到《隋书?经籍志》中经史子集四部的问题时，他还是把着眼点置于这个大变化上面。他说：“以前的学问，只有上下两层。上面是王官之学，下面是百家之言，到现在则变成了经史子集四部了。”在这里，他依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把关注的对象放在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中来加以考察，寥寥数语就把从先秦到唐初的学术分合概括了出来，充分显示出了驾驭大场面而不被细节淹没的大家气象。

关于史学与子学的关系，他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史学有记言记事两条大路。像《国语》《国策》都是记言的，远从《尚书》一路下来。但到孔子时代，记言又走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百家言。”照他看，子学的源头是在史学。但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子学对史学也有影响。在讲《史记》的列传问题时，他说：“此下是七十篇列传，为太史公《史记》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独创的一个体例。但在《史记》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经一天天地表现出来了。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都是一部书里记载着一个人的事与言。《论语》记言也记事，《庄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见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则是言。可见记事、记言不能严格分别。而记言则就特别看重到‘人’。当时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写成了一部书。《管子》虽不称《管子春秋》，也只是讲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记》里的列传也不能说是太史公独创，以前早就有在历史中特别看重‘人’的事实，只不过太史公把来变通而成为列传而已。”轻松地出入于子、史，而不局限在史学之内考虑问题，这是他能得出新见解的关键。或许有人并不同意他的这些解释，但他思考问题的路径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

关于纪传体与编年体的利弊得失，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有很好的论述。具体到编年体的缺陷，刘知几曾这样说：“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受此启发，钱穆转而论说纪传体的长处。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并无事情上的表现而成为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诸位试把此观点去读二十四史，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传》两百四十二年，里面就没有颜渊，岂不因他没有事情表现，就不上历史。但颜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颜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颜渊。怎能说颜渊不是一历史人物呢？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迁以人物来作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能关注到“无事情表现”的人在历史上的影响，并进而从这个角度去评判纪传体的价值，这实在是很高明的。在讨论纪事本末体的时候，他也有类似的见解。因为不满意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钱穆说道：“他书中题目都拣一些动乱之事，不见安定之象。文景之治，究是汉初一个安定局面，汉之所以为汉者赖有此，但他不懂，至少他看轻了。……历史不能只管突发事项，只载动与乱，不载安与定，使我们只知道有‘变’，而不知有‘常’。”应该说，研究历史注意到“变”的重要是比较容易的，而注意到“常”的价值就很不容易了，这个思想与他注意到“无事情表现”的人有相通之处。钱穆对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这种理解使得他对史学著作的评价别具一格，一下子就超越了一般的史学史研究而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上。

在介绍《史记》的《货殖列传》与《游侠列传》时，钱穆也有很好的分析。他说：“近人也有说《史记》有《货殖列传》，认为太史公对历史有特见，后来人不能及，这话也有些似是而非。如讲《史记?货殖列传》，子贡是孔子的大弟子，下面来了陶朱公范蠡，他是越国大臣，又下边到白圭，做过梁国宰相，下边到吕不韦，做秦国的宰相，秦始皇还是他儿子。这些做生意人，在当时社会上地位重大，太史公自该来写《货殖列传》。下面的做生意人，没有社会地位了，即是没有历史地位了，只不过是发点财做一富人而已，那当然不该再要《货殖列传》了。又如太史公又写了《游侠列传》，为什么后来人不写了，这也因在后代社会上游侠不成为一个特殊力量，却不能怪史家不写。”他不把史家写作上的取舍仅仅看成是史家个人的事情，而是从史家的不同取舍中看到了历史的变迁。这个认识的得出仍然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思考局限在史学史的范围内。

钱穆在书中屡次告诫学生，读书时不能只看到书，还要能看到书背后的“人”。其实，他的很多精彩见解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看到了书背后的“人”，而更重要的是，他还看到了“人”背后的“社会”。他研究史学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再费笔墨了，他自己在介绍章学诚的学问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说：“章实斋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的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也等于章实斋讲文学，他也并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来讲文学，而是站在一个更大的学术立场来讲文学。这是章实斋之眼光卓特处。我也可以说，我同诸位讲了一年的史学名著，我自己也并不是只站在史学的地位上来讲史学。若如此，这就会像刘知几。而我是站在一般性的学术地位上来讲史学，所以我要特别欣赏章实斋。”钱穆在表扬章学诚，也顺带着把自己表扬了。不过我们并不反感，因为他确实是说到了，也做到了。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选择何种观察角度、把问题看成什么是很要紧的。我们如果只把史学史看成史学史，那可做的工作恐怕主要就是写一些有关史家、史籍的介绍文章，而如果我们把史学史看成学术史的一部分、看成总体历史的一部分，那值得分析的问题就非常多了。

这本书是根据课堂记录整理而来的，所以读起来很有趣。钱穆常常有些即兴的发挥。他极力称赞纪传体史书，认为西方人写历史，重事不重人，像我们《尚书》的体裁，所以他说：“西洋史学还停留在我们周公《西周书》的阶段。”他又说，马克思《资本论》讲资本家如何赚钱，这是马克思天天看报、调查得出来的，其实中国人一句简单的话早就讲明白了，这就是“为富不仁”。他对用公历纪元很不以为然，对于有人曾经主张用黄帝纪元、用孔子纪元，觉得“这还比较有意思”。他对未来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更是充满了信心：“万一有一天，世界人类懂得中国文妙处，采用中文，此事非纯属空想。”像这样的议论在钱穆其他的书中也时常可以看到。在他的世界里，中西较量，得分的永远是中国，失分的永远是西方，这是一场完全没有悬念的比赛。照我看，西方人若信了他的话能着急死，中国人若信了他的话能高兴死。我常常想，一个非常渊博、非常有智慧的大史学家为何会有这么多幼稚的想法呢？其实道理可能非常简单，他实在是太爱自己的民族文化了，心中总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正像余英时先生说的那样，他“一生为故国招魂”。招魂，这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因此，或许我们不同意他的某些意见，但我们绝对应该尊重他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