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晚上看完电子信件，心血来潮去北大未名网看一下北大新闻，未料就看到周一良先生仙逝的消息，有些不敢相信。随即打电话告诉了陆扬，陆先生半晌默然。记得来美之后，我最近一次“看到”周先生似乎是在陆扬的研究室。去年夏天，联系陆先生去北大讲学，他回来之后告知曾拜访周先生，并示以照片为证，照片上的周先生鹤发童颜，神情看上去十分畅快！之所以说不敢相信，是因为看到新闻之后马上写信给罗新先生询问最后证实。接着不久就收到罗新和一些北大旧友的信，远在香港访问的荣新江师也来信告知周先生去世的消息。周二因为要见张广达先生，通电话时也告知了周先生逝去的消息。张先生虽去国多年，然而每次见到我，总要询问一些北大的情况。张先生缓缓地说，前些天还和周先生的公子通过话，很难相信周先生竟尔逝去。

第一次知道先生的大名是在初中，大约15年以前了。那时我求知欲尚强，经常去书店逛。遇到县城新华书店倾销旧书，于是得到一本周先生和吴于廑先生合著的<<世界通史>>，当时贪图书中有不少有趣的插图，又很便宜，特想拿去在同学间炫耀，也是少年心性。其实书没怎么读明白，这两人的名字倒是记得很清楚，后来居然能够和这两位作者都有些渊源，实在是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和吴先生没有机会见面，只是后来年纪渐长，无意中入了史门，有次去高安和教中学历史的二伯母谈话，才发现她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且居然听过吴先生和唐长孺先生的课。而我居然也在硕士生阶段亲接周先生道风，实在是奇迹。为什么说是无意中入了史门和奇迹呢？因为当年我受姑姑的影响，兴趣实在于古典文学，对历史总是当作一个文学的背景补充来看的。而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因为从

未遇到好的作文老师，于是觉得教作文是mission impossible。不敢误人子弟，从而放弃中文系。因为北大要军训一年，所以填了北师大和中山大学两个历史系。而在师大毕业前因为担心被分配回江西老家，居然就被迫考上北大。而正因为考上北大，作为新生，居然就和十几位同班同学被招去周先生在燕东园的家帮他老人家搬书，于是和周先生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那时的周先生和我想象中是有几分重合的，穿了老式的棉衣，说话慢条斯理，实在是很淳厚的长者风范。这次帮周先生搬家，心里不是没有幻想，就是指望周先生送一两本副本书作纪念。作为一个进步青年，这种帮人忙求报答念头着实应该忏悔反思；可是我只是一个晚辈后学，先生大概也会觉得我这种念头很正常吧，如果他地下有知。主要还是当年帮何兹全老先生搬家居然获得一册80年代出版的<<读史集>>，甜头尝到之后幻想就比较多。最后周先生当然没有送书，大概帮忙的研究生来自领域太过广泛，先生也很为难。不过今天想来，先生的著作除了60年代那本魏晋南北朝史没有，其他我都收全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就是考研时来北大听荣新江师的课时在三角地书屋买的，似乎。而其他不少是师友送的礼物。

在北大只有短短三年，一直等待各种机会拜见一些北大的大师，而无意中居然见到周先生，可毕竟人多嘴杂，也没有正式和周先生有什么交谈，实在是惆怅。记得有次听到荣新江师说要带一位先生去看望周先生，问我有没有时间一起去，而我那次却有课未能成行，失去一个真正千载难逢的机会。天可怜见，居然又有一次机会见到周先生，又是系里安排研究生帮忙，那时周先生住在北京城南边的一所医院，而那时我刚好论文之类已经弄得差不多。于是打着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的招牌，却心情激动万分地准备着和先生说些悄悄话。彼时先生精神尚好，只是行动不便，且须休息。遂放弃许多发问的念头。先生当时正在翻阅他口授由阎步克老师笔录给中研院70年院庆的纪念文章，并随手拿给我看，并说自己年纪大，身体差，手不能书，只好草草交差。我好奇心顿起，心想问些相关的问题先生大约不以为忤吧。于是问起先生在中研院的感想。先生颇感诧异，云未料到时逢20世纪90年代末，而象我这样年仅20出头的小伙子对这些陈年旧事兴趣如此之大，且对话题之中涉及的人和事并不是特别陌生。先生遂谈及一些中研院旧事，并称自己一生中最满意最怀念的生活阶段即是1935至36年在中研院史语所的日子，那时不仅有史语所的众多学友相互切磋，更得陈寅恪先生之教诲。先生一生境遇我通过先生的自传和一些师友的谈话略微知道一些，深知先生对自己人生的这个评价所包含的意义。先生还说到如果不是他在后来参与一些无关学术的事，也许他的魏晋南北朝研究还可以多出一本书。那天也许因为“多少触动了先生的一些心事”，先生兴致很高，不幸谈兴被午餐打断。先生邀我一同用餐，餐后陪先生出病房打电话。先生在路上指着自己使用的助步器说，这个东西不错，用起来很方便，你知不知道它的英文名字？我坦言不知。先生回曰，这个英文叫walker，你到国外，要好好多学习几门外语！那种严肃中不乏期待的神态至今记忆犹新。先生的语言功底极好，国学西学兼通，精于内典外典，又出身世家，我总觉得先生好似是一些南朝高僧的转世。有些高僧就是出身江南世家，而史载学兼内外。离先生的那番话有三年多了，先生对我的期待只能说勉强完成了极小的一部份，虽下了一些功夫，英文和日文都能勉强能够和人交流。而梵文却一直没有机会学习，这是深愧于先生教诲的。

若干年来，先后有俞敏，饶宗颐，姜伯勤，段晴等老师劝我学习梵文。却苦于条件，深负众人所望。而今俞周两先生均已作古，若以后学习梵文，亦无从请益了。未曾学习梵文，却厚着面皮用笔名介绍一些梵文研究。所以应旧友之约，今年4月我写了<<哈佛梵文研究一百年>>，特意引用了周先生在自传中讲他学习梵文的经历来揭示哈佛梵文学家柯拉克教授培养了一位重要的中国梵文和佛教学家。周先生业的确在继承陈寅恪汤用彤陈援庵等佛教史名家的研究基础上，不让日本学者专美于前，传承了中国佛教学术史淹贯梵汉的学术风格。

这之前虽然读过不少先生的书，却很少能准确理解先生的学术。所以有一年荣新江师请来京开会的姜伯勤先生讲周先生的学术，我早早就去了。当时做了很详尽的笔记，后来这篇讲演似乎发表了，一直没有找到来对照笔记。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么两点。一是姜先生说日本人很崇拜周先生，有若干理由，比如日本对崇拜对象的一些要求，出身世家，贵族；贡献巨大，元勋；出身哈佛大学；外语极好云云，而周先生恰恰满足所有的条件，所以日本学者很崇拜他。而最重要的是姜先生极为推崇周先生读书很细的作风，特别是对周先生学问中很浓厚很朴素的语言学风格叹为观止！我一直对此甚为措意，只是能力有限，不能亲身实践。周先生在哈佛完成的博士论文即是对<<宋高僧传>>中密宗三大士传记的译注和考订，把19世纪末以来风行欧美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篇文章发表于<<哈佛亚洲学报>>，长期以来成为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密宗史的重要学术资源。直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篇周先生的旧作仍为国际学术界广为征引。比如，我注意到，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宗教系系主任于君方教授于200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刊出目前最为全面研究观音的巨著<<观音>>，也引用了周先生的这篇论文。其他许多周先生刊布的一些札记也成为后辈学者撰写论文的重要参考资料。

最后一次和先生接触是98年赴美前一天给先生打电话，先生本拟让我带些东西到美，因已经有人帮助，遂作罢。而我也终于失去再次见到先生的机会。今年夏天短暂回国，听说先生活动需要借助轮椅，而拜访先生的人极多，作为小辈，终于不敢去打扰先生。一口气如流水帐般叙述完一些晚辈和先生有关的事，突然感觉先生似乎并没有故去，还俨然声容笑貌俱在，在听我讲述一个个故事。先生一生虽小有曲折，而于米寿之年在平静中逝去，以中国的传统而论乃是贤人君子所期的无疾而终，这似乎也可以看作是先生功德所至的自然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