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治文化中心曾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致说来，西汉的政治中心是在关中地区，也就是秦之故地，而文化中心是在东部的故齐境内。东汉以后，不论是政治中心还是文化中心都在中原地区。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意味着战国历史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到来。
一、战国形势与西汉区域格局
在讨论西汉政治文化中心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扼要介绍一下西汉时期区域划分的情况。在这方面，扬雄的《方言》及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根据《方言》的介绍，可以得到以下两点认识：第一，各地方言从战国到西汉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是因为，该书大量使用了诸如秦、楚、赵、魏、周、韩、郑等战国国名来标明区域界限，方言区有着明显的战国痕迹。此外，扬雄编撰此书时，除去查阅典籍外，更多的是向来京城的孝廉、卫卒了解各自地区的方言。孝廉、卫卒不可能通晓久已失传的古代方言。他们所提供的只能是当时正在使用的方言。当时使用的方言表现出战国的区域特征，这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从战国到西汉方言基本没有变化。第二，《方言》中也记载了一些普通语，这些普通语按周祖谟先生的意见，“是以秦晋语为主的”(1)。上述结论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西汉去战国不远，旧有的历史传统依然顽强存在，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对楚地、齐地、河北赵魏等地的风俗描述也能使我们感受到，他生活的时代似乎还未迈出战国之门。可以说，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从文化上看，战国还远未结束。另一方面，秦汉统一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已初露端倪。秦晋方言多为普通语，这与该地的政治中心地位是相适应的。
战国文化在秦汉继续存在的客观事实为我们研究当时政治文化中心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西汉的政治中心与秦代相同，都是在关中地区。这与制度方面呈现出的所谓“汉承秦制”的特征是一致的。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求得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似乎过于宽泛，也不一定符合当时人的认识。《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
同书卷八《高祖本纪》：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
同书卷九五《灌婴传》：
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将者傅之。”
以上“秦”、“秦人”、“秦民”诸例中的“秦”，其含义都是指战国故秦，而非我们今天所说“秦汉时代”意义上的秦。所以，在秦汉之际的人们心目中，所谓承秦，恐怕主要并不是指继承前一个时代，而是指继承关中故秦而言。这正是上文所说战国文化继续存在的结果。秦指称一个时代，最晚要到西汉中期。《史记》卷九一《琼布传》：“琼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同书卷九六《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这里，司马迁显然是在时代的意义上使用“秦”的概念。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不再列举。
总之，在秦末，“承秦”应是指承战国之秦。这样，“汉承秦制”就由一个时代接续的问题转换为一个地域问题。
刘邦与陈胜、项羽一样，均为楚人。战国后期，秦、楚矛盾非常尖锐。所以在反秦战争中，楚人扮演了主角。(2)陈胜、项羽都打出了“楚”的旗号。刘邦也不例外，故初起之时称“沛公”。《汉书》卷一《高帝纪》孟康曰：“楚旧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刘邦由“从楚制”转而“承秦制”，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高敏在研究秦汉爵制时指出，“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实行的赐爵制，从爵名来说，实因袭了秦国、秦王朝及东方诸国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旧爵名，尤其是因袭楚国的官爵名，并非单纯因袭秦制。”“公元前二○二年刘邦统一全国后，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与推行秦王朝的二十等爵制。”(3)依此说，楚制变为秦制是在统一后发生的。但是，据李开元氏考证，刘邦早在汉元年（前206）四月进入汉中不久就废除楚制，转而依秦制。(4)李氏的考证是可以令人信服的。刘邦入汉中即废楚制，“汉承秦制”由此发其端。这当与其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刘邦自关中入汉中，事实上已经与项羽决裂，此后再打楚的旗号显然是不利的。因为项羽是楚国旧贵族，在楚地的号召力巨大，刘邦无法与之抗衡，放弃楚制势在必行。此外，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刘邦若想与项羽争天下，仅局促于汉中一隅是不行的，只有再次占领关中才有东进的可能。而在这方面，刘邦是有优势的。正如韩信所说：“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5)刘邦在秦地的号召力一如项羽在楚地的号召力，夺取关中既属必要也有可能。这就决定了他在汉中必须走上一条弃“楚”从“秦”的道路。所谓“汉承秦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多从秦汉历史时代的接续性方面考虑。本文无意排斥旧说，只是想着重强调，项羽之“楚”的存在是促使这一转变出现的直接原因。
刘邦以故秦为依托，并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一端。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汉书》卷三九《萧何传》：“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关中卒”实际就是秦民。这与前引以“秦民”为“骑将”的事例是一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多年战争，刘邦军队实际是以秦人为主，当年的楚人并不多。所以，当“垓下之围”时，项羽听到“四面皆楚歌”后便不禁要问：“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6)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师古曰：
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六郡都在故秦境内，六郡良家子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说的“秦民”的后裔。羽林、期门为汉廷之精锐部队，“名将多出焉”。这反映西汉王朝在军事上继续倚重秦人。《汉书》卷六九传末赞：
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班固认识到秦汉以来在军事上倚重秦人的事实，但他以“民俗修习战备”为解释似仍不够充分。因为北方与游牧族接壤，民俗善战者并非山西一地。“山西出将”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秦与西汉都是依靠该地的军事力量取得天下的。这样的历史背景为西汉将政治中心置于关中地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刘邦建国之初，本来是准备建都于洛阳的，只是由于刘敬的建议才转而西进关中。《史记》卷九八《刘敬传》：
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变，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这段史料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西汉建都长安纯属偶然。但联系上述考察，应该说，此项建议并非突然而来，如果没有刘邦在秦地多年的经营；如果没有秦人对刘邦的全力支持，刘敬不一定会提出“因秦之故”的设想，即使提出，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由于具体政治环境的制约，起自楚地的刘邦必须承秦，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由此而形成。但是，若想全方位地继承秦的遗产也是不现实的。故秦的优势主要在于军事与制度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针及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的秦人贡献无多。新的指导思想应该从何而来呢？在这一时刻，我们看到齐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都长安出自齐人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徙六国后实关中等项重要政策也均出自他的建议。刘敬之外，齐人盖公倡导的黄老学说成为汉初的指导思想。齐人主父偃所献“推恩”之策，使诸侯国问题终于解决。在学术上，齐人的作用也十分明显。齐与鲁是经学大师汇聚之地。《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称：“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除韩太傅、董仲舒外，经学大师均出自齐鲁之地。其中尤以齐地为多。董仲舒虽为赵人，但他所学的《春秋》公羊学却并不是产自赵地。《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公羊学是齐学，从学术角度看，董仲舒应纳入齐的范畴。严格地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是独尊齐地之儒术。由以上可见，齐地文化及该文化所孕育出的士人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齐”的参与，西汉的历史可能并非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以往论及秦汉历史，研究者多强调“汉承秦制”，就制度而论，大体如此。若就思想文化来说，汉承齐更多，齐地为文化中心当属无疑。
战国后期，虽然号称七雄并立，但最强大的实际只有秦、楚、齐三国。秦灭六国，显示了秦的军力；起自楚地的陈胜、项羽、刘邦接力相继，终于灭秦，又显示了楚的军力。在战争过程中，齐居于次要地位。它的优势在思想文化方面。在汉初的和平环境中，齐地的优势终于显露出来。秦、楚、齐三地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表明战国历史并没有随着战国的结束而突然结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容忽视的惯性。西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正是这一特殊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
二、中州士与汉晋历史
进入东汉，区域格局有了重大改变。从学术文化上看，一流的经学大师在故齐境内只有郑玄一人，而郑玄的学问与本地学术传统并无关系。《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时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郑玄先到洛阳太学学习，后又西行向马融问学。这与西汉时学者蜂拥至齐地学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齐学之衰落已无可挽回。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篇称：“郑君徒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一统时代”。皮锡瑞恐怕是夸大了郑玄的影响力。《后汉书》郑玄本传只是说当时“齐鲁间宗之”。东汉盛行古文经学，郑玄之前的大师如马融、杜林、贾逵都是扶风人，陈元是苍梧人，郑兴、服虔是河南人，许慎是汝南人。他们都与齐学无关。《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东汉儒生四十二名，其中兖州八人，豫州九人，青州五人，司隶五人，荆州三人，益州六人，徐州二人，扬州四人。很明显，儒生集中的地区在兖、豫而不在故齐。
兖豫所在地区按汉晋人的习惯常常被称为“中州”。所谓“中州”，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以兖州、豫州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从文化区域的角度来看，一些邻近兖、豫的地区很可能也应归属中州。限于题目，这里不可能对此一一加以识别，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地区是必须注意的，这就是南阳郡。南阳的归属问题涉及到对中州政治文化的理解。
汉晋时期，人们常常把南阳与楚联系在一起。陈寿的《三国志》称南阳人来敏为“荆楚名族”(7)，刘表之妻蔡氏称南阳人韩嵩为“楚国之望”(8)，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南阳属于荆州，而荆州曾为楚地。但是，如果我们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从文化区域的角度观察，情形就不同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楚地分为“东楚”、“西楚”、“南楚”三个区域，东楚是指彭城以东的东海、吴、广陵。西楚是指沛、陈、汝南、南郡。南楚是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三楚之中没有南阳。关于南阳，《货殖列传》是这样描述的：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司马迁将南阳与颍川合并介绍，又强调该地为“夏人之居”，这就等于把南阳与楚区别开来。因为“夏”与“楚”是泾渭分明的，《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即其显例。由此可见，南阳在文化上与楚地无关，倒是与地处中州的颍川有共同之处。王莽末年，刘秀自南阳起兵时，所依靠的除本宗族成员之外，也正是这一地区的士人，如南阳人邓禹、岑彭、贾复、马武，颍川人王常、冯异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和颍川人占了大半。东汉以后，区域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汝南，已摆脱了西楚风俗而与颍川紧密结合，在中州地区最为引人注目。(9)在这个过程中，南阳不仅继续与颍川密切联系，而且与相毗邻的汝南也日益接近。《续汉书》卷一三《五行志》载，桓帝之末，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牢川之语说明当时人对三地士人的关系是有明确认识的。在政治上，南阳士与声望极高的汝颍名士保持一致，由此跻身于士人的上层。《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所载三十五名党人领袖中，南阳有两名，即宗慈与岑晊，荆州其他诸郡无人入选。可以说，南阳士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中州士，他们缺乏荆州土著的色彩。
南阳士在学术上也呈现出与中州士相同的特征。西汉的南阳士在学术上无可称道，但到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后汉书》 卷七九《儒林传》收录儒生四十二名，荆州有三名，即汪丹、伊敏、谢该。他们都是南阳人。在学术上，南阳在全国已占有一席之地。《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附崔瑗传》：
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
崔瑗是涿郡人，“与南阳张衡特相友好”。他撰写《南阳文学官志》可能与此有关。该书的问世意味着东汉时期南阳的学术文化必定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东汉太学中，官方教授的依然是今文经学，但在民间，古文经学却日益盛行。这种新的风气在南阳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试以《春秋左氏传》的流行为例加以说明。《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伊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穀梁》、《左氏春秋》。”伊敏是两汉之际的人，他由今文经学转向古文经学的学习经历反映了经学的发展方向。伊敏以后，古文经学，特别是《左氏春秋》在南阳始终不衰。《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延笃字叔坚，南阳犨人也。少以颍川唐溪受《左氏传》。”延笃后来还在南阳开门教授。《风俗通》卷九《怪神》：“谨按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读《左氏传》。”到了汉末，南阳人学习《左氏传》的风气更盛，《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明儒，门徒数百千人。”与谢该同时代的南阳人来敏也是好读《左氏春秋》。《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刘璋时入蜀，“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本传称来敏为义阳人。义阳实即南阳。《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及武帝平吴，……分南阳立义阳郡。”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时，故称来敏为义阳人。来敏虽早入蜀，但其学术兴趣可能仍是来自家乡南阳而非蜀地，因为当时“益部多贵今文”(10)，古文经学并不流行。
与南阳一样，中州地区自西汉后期至东汉一代，学习《左氏传》者也不乏其人。前引《延笃传》中颍川唐溪典即其一例。此外，两汉之际的颍川人冯异也是如此，《后汉书》本传称其“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颖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馀人……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馀言。”《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注引《魏略》：“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同书卷四九《士燮传》：“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以上唐溪典、冯异、颍容、钟繇、刘子奇均为豫州人。又，《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载，寇恂任汝南太守期间，“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寇恂是上谷人，非中州士，他在汝南学习《左氏春秋》可能正是受当地风气影响。《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郑玄“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张恭祖是东郡人，属兖州。《三国志》卷一八《李典传》注引《魏书》：“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李典是兖州山阳人。张恭祖和李典的事迹说明兖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服虔字子慎……河南荥阳人也……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服虔是东汉治《左氏传》的大师。他虽然不是兖、豫之人，但其家乡河南荥阳当属中州地区无疑。
南阳流行《左氏传》，中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南阳人延笃就学于颍川唐溪典门下，陈国张汉直又以延笃为师。这些零碎的历史片断反映出两地学术的一致性。学术的一致与政治倾向的一致使我们很难把南阳士与中州士区别开来。不妨说，南阳士也是中州士。东汉的南阳一直为研究者注目，这当然是因为光武起自南阳，南阳是帝乡。但是本文认为，东汉南阳地区的文化特征更值得注意。“南阳士也是中州士”，这一认识至关重要。它制约着我们对荆州学派的理解。
汉末，在刘表的治理下，荆州地区社会相对安定，文化事业比较发达，形成了荆州学派。对此，前辈学者多有论述。大致说来，荆州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巴蜀地区，长江下游、北方地区的学术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此外，荆州学派还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关键所在，离开了这一环节，便无法理解汉晋学术的演变。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荆州学派从何而来？掩卷思之，仍感茫然。就各地学术水平而论，荆州并不突出，不可能取代中州而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实际上，荆州学派是由包括了南阳士在内的中州士建立起来的。当时，由于北方地区陷于战乱，不少人南逃荆州，“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11)。刘表凭此建立了学校。王粲对当时的盛况有如下的描述：“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馀人。”(12)王粲提到的宋衷即宋忠，亦称宋仲子。此人在《三国志》、《后汉书》中均无传。《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翻别传》中有“南阳宋忠”一语，是知宋氏为南阳人。他以“五业从事”的身份为刘表主持荆州的学术。宋忠之外，重要的学者还有司马德操。《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司马德操是颍川人，他与南阳人宋忠共同教授古文经学，其中包括《左氏春秋》。这与前述中州、南阳在东汉呈现出的学术特征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既然南阳士也是中州士，那么，由司马德操、宋忠共同主持的荆州学派实际上也就是中州学派。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标志着学术中心发生了南移。对这一问题，唐长孺先生曾有论述。他在《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一文中指出：“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13)唐先生从学校的角度考虑问题自有道理。但细细思索，仍有可推敲之处。首先，东汉中后期，洛阳的太学已非学术中心，而是成了士大夫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其次，太学中传授的都是今文经学，而荆州学校中传授的却基本上是古文经学。因此，似不必将学术中心的南移理解为太学的南迁。东汉中后期，学术大师如汝南许慎、河南服虔，颍川荀爽、陈留蔡邕等多出自中州。学术中心实在中州，只是学者未被组织起来，也没有建立官学，因而不易觉察。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是迫于中原的战乱，因而只能是暂时的。学术中心最终还将回到中州。唐长孺先生曾敏锐地发现了河南的重要性。他指出：“魏晋新学风的兴起实在河南。王弼创通玄学，乃是山阳人，同时名士夏侯玄是谯郡人，阮籍是陈留人，嵇康是山阳人。颍川荀氏虽然还世传经学，但荀氏的易学与王弼接近，而荀粲‘独好言道’，也属于新学派开创人之一。创立行书法的钟繇、胡昭均是颍川人，而钟会也是精练名理。这些人都是河南人。”(14)唐先生所说的“河南”，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州”。魏晋间新学风兴起于河南，正是学术中心回到中州的极好证明。
综上所述，南阳虽属荆州，但文化上却属于中州系统，由南阳士参预其间的荆州学派并非突然而来，它是中州学术在荆州的延续。荆州作为学术中心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真正的学术中心在汉晋时期始终不离中州。《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谓虞翻曰：
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语，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中州士大夫在学问上的自傲，或许正是由于该地在学术上居于领先地位。
中州不仅在学术上是中心，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光武与南阳、颍川士大夫在群雄割据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并建都洛阳，这标志着中州在政治上的崛起。到东汉末年，这种形势就变得更加明显了。过去我在讨论汝颍名士问题时，曾根据《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统计了该地的人物。实际上如果不拘泥于汝、颍，就会得出一个更有意义的结论。在三十五名党锢名士领袖中，豫州有：陈蕃、李膺、荀翌、杜密、朱寓、范滂、蔡衍、陈翔、孔昱、蕃向。兖州有：王畅、夏馥、羊陟、张俭、刘表、檀敷、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毋班、秦周。两州相加，共计二十二名，如果再加上南阳的宗慈与岑晊，则中州士可达二十四名。这个统计数字说明，中州是士大夫领袖集中的地区。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归故乡邪！”
“中国饶士大夫”，诸葛亮所语与上述统计数字不谋而合。东汉后期，政治的核心是士人问题。士人领袖集中在中州，这证明中州的确是居于政治中心地位。董卓之乱爆发后，中州依然是最具活力的地区。《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以上诸将中，曹操、袁绍、袁术、袁遗、韩馥、桥瑁均为豫州人，张邈、孔伷、鲍信、王匡均为兖州人，只有刘岱是青州人。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基本上是由中州士领导的。这场战争可以理解为中州地区与凉州军阀之间的一场武力冲突。董卓的覆亡标志着凉州地区的失败。这以后，中州士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曹操割据于兖、豫，袁绍称霸于河北，袁术占据南阳，刘表控制荆州。中州士彼此之间的战争使得最具有恢复统一局面实力的中州士暂时无力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但是，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州。建立在中州的曹魏政权在三国中最为强大，继曹魏之后的司马氏政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总之，从东汉到魏晋，中州既是学术中心，也是政治中心。中州士的活动影响着历史的节奏。围绕着中州士的活动，可以看到一条接连不断的历史线索。这与东汉以前的历史是迥然不同的。春秋战国以来，秦、楚、齐等大国都在中原的四周，中原是他们争夺的战场。在周边大国的压力下，中原地区的小国只能是“朝秦暮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更不可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这说明中原的崛起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周边大国的消失。秦、西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虽然实现了，但战国影响依然顽强存在。所以，政治中心在秦之故地，而文化上占优势的地区则非齐莫属。东汉以后，战国痕迹基本消失，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与齐地的文化中心地位统统让位于中州地区。因此，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从一个侧面宣告了战国文化的最终结束。
附记：本文是作者1997年4月在日本大阪“日本古代史研究会”上的讲演稿。后以附录形式收入《汉唐间史学的发展》。
(1) 参阅周祖谟先生《方言校笺》自序。
(2) 参阅田馀庆先生《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载《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
(3) 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载《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35—36页。
(4) 李开元：《前汉初年军功受益阶层的成立》，载《史学杂志》第99编第11号。
(5)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6)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7) 《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
(8) 《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傅子》
(9) 参见拙作《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10) 《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
(11) 《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
(12) 《艺文类聚》卷三八礼部上引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记”字疑衍。
(13) 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139页
(14) 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3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