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23日上午，我来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研究刚刚一周，从北京回来的饶宗颐先生这天上午来中大，谈话中他问我周一良先生的情况，因为他在京时任继愈先生请季羡林、周一良和他三位先生吃饭，而周先生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去。我15日离京前不久，曾去看望他，觉得先生身体尚好，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向饶公汇报，说周先生身体还好。没想到与饶公饭后，刚回到新亚的研究室，就接到家里和学生打来的电话，噩耗传来，真是难以接受。
我不能去参加追悼会（虽然我让李孝聪兄在签到簿上签了个名），心里极不是滋味。那天晚上，久久难寐。第二天起来，想写篇文章，作为对他的送行，可是二十多年来，受先生教诲和鼓励，有不少事情，一时条理不清，无从下手。真是郁闷在心，不吐不快，而又吐不出来，十分难耐。之后，我从香港到台湾，又从京都到新加坡，四处奔波，直到今年1月中旬，才得暇整理资料，并重读先生的一些文章。
从先生去世以后，我也读到不少纪念文字，先生的道德、文章，已经有一些总结和表彰，我也撰写了《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从学术史的角度，全面叙述了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然而，我觉得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和书生，他和书的许多故事值得记述，而作为并非他的入门弟子的我，之所以能够在二十年来亲炙先生之训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书。我想以"周先生与书"为题，来纪念这位"书生"。
先谈谈读书
记得是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大概在79年下半或80年上半年，我和卢向前兄一起到燕东园拜访先生。因为我们不知道先生的"洋习惯"--要事先打电话，而且这段时间来找他请教的人不多，所以先生开门后有些吃惊的样子，我俩也有些紧张，但气氛很快就平缓下来，谈起我们热衷的敦煌文书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会客室里的书，有线装的，有日语的，有英文的，角落里一个书架上是一些新书，大概是新收到的--这里是我以后每到周府最为关注的一角。
当时，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刚刚成立，而北大图书馆也正好购进英图、法图、北图三大馆藏的敦煌写本缩微胶卷，还有从图书馆调集的三百多本敦煌学的书籍，都集中在图书馆二楼的一间小房子里，我负责掌管这间研究室的钥匙，各位先生来看胶卷时，我要帮他们准备。当时有不少机会接触周先生，时而谈起一些新出版的书，我发现一本书出版不久，先生就已经读过了，而且可以讲述。当时刚刚步入学术门槛的我，对先生的学养和记性，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先生解放前就以魏晋南北朝史名家，并曾留学哈佛，学习梵文，所以兼治佛教史和敦煌学。解放后除了上述领域更为深入外，对中外关系史和日本史也多有贡献。晚年写自传、回忆录和各类杂文，对清末以来的学术史有不少真知灼见。由于有这样的学术背景，先生除了精读基本史籍外，对新材料十分关注。1984年9月，我有机会到欧洲访学，行前向先生报告，打算借此机会，调查收集流散于欧洲的中国西北出土文献资料。当我说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收藏的Mannerheim Collection有一批没有公布的吐鲁番写本时，他说："你要是把芬兰的东西弄回来（胶卷、照片），也就不虚此行了。"可惜的是，由于日本学者先行一步，把所有写本拍摄成照片，带回日本。所以，我虽然有欧洲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Zurcher）教授的举荐，馆方仍以写本保存状况不佳为由，婉言拒绝。先生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直到今天，Mannerheim Collection仍是我的一个未了情结。
对于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先生也十分关注。80年代末，我还见到他在北大图书馆外文期刊室翻阅西文和日文新刊。这个阅览室在图书馆的四楼，没有电梯，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要自己爬上去，实在是可敬可佩。他曾给我们上过一学期"魏晋南北朝史专题课"，分专题讲研究动态，他所评述的海内外学人研究成果，有专著，有论文，有书评，还有刚刚答辩的博士或硕士论文，使我们不仅知道相关课题的研究进展，而且了解到学人研究的深浅。
先生出身世家，曾祖是清末的大员，父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其家族数代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因此十分熟悉清末以来的许多掌故。先生晚年因患帕金森症，行动不便，92年右腕骨折，无法执笔，但不废读书。他以惊人的毅力，读完了几部大部头的日记，据我所知，有《忘山庐日记》、《王文韶日记》、《郑孝胥日记》、《吴宓日记》，当然我不知道的可能还有不少。90年代以来，因为我做一点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也喜欢听清末民初的掌故，所以每次到周家，常常和先生谈起相关的一些话题，也把一些新书信息告诉他。他撰写过文章的《郑孝胥日记》五册，就是我代他买的。后来我告诉他叶昌炽的《缘都庐日记》影印本出版，线装六函，1200元，他马上命令我去代他买一套。可惜的是，大概因为这部书部头太大，而且未经整理，阅读不便，所以没有见到先生的有关文字。
先生知道我的兴趣，不仅时时当面解决我提出的问题，而且把自己读书时看到的一些重要材料抄示给我。记得1991年我从日本回来，写了一篇调查静嘉堂文库所藏吐鲁番出土写经的文章，提交给92年在房山召开的敦煌学研讨会。这组过去不为人知的写经残片，都已经装裱成册，每函封面上均有"素文珍藏"的题识。素文其人，被有的日本学者误认为是 Sven Hedin（斯文赫定）的缩写，我从一些敦煌写本的收藏题跋和罗福颐《敦煌石室稽古录》中得知，素文名玉书，因清末监理新疆财政，所以得到不少出土写经。我把会议论文送给周先生不久，周先生抄示蒋芷侪《都门识小录》（宣统三年/1911年）中一条重要的梁素文史料，解决了我的疑惑。后来，我把这段史料转录到拙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中。先生涉猎范围之广，读书之细，于此可见一斑。
再谈谈送书
先生出身藏书之家，父亲叔弢翁是北方著名藏书家，这对周先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自传中曾说："我在为人处世、出处大节上固然受父亲影响，而他爱书的癖好也深深熏染了我。" 弢翁曾在1952年把毕生所聚715部善本书全部捐给国家，入藏北京图书馆。周先生也随之把自己珍藏的弢翁所赠赵城金藏本《法显传》捐献给北图。我在和先生的接触中感到，先生治学，不太讲究珍本秘籍，而以从习见之书中发现问题，即所谓"读书得间"取胜。但是，他对于北图收藏的那些原来属于周家的善本书，一直是十分关怀的，他曾向我问起过善本部都有哪些人，从哪毕业的等情况，他当然是希望有像冀淑英先生那样的版本目录学专家来看护着它们。我曾有幸陪同饶宗颐先生，看过经任继愈馆长特批而从"战备库"拿出来的弢翁旧藏宋本《文选》，饶公爱不释手，连连说好。我们不难想象，作为弢翁后人，先生对这批书的珍爱。
先生在自传中又说："他（弢翁）对于我的鼓励，也往往采取给与书籍的方式。"其实，先生对于自己的晚辈学生的鼓励，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他曾送给过我许多书，有他自己的著作，如《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周一良集》、《毕竟是书生》、《郊叟曝言》等；也有关于弢翁的书，如《周叔弢传》、《弢翁藏书年谱》等；还有他编的《杨联陞论文集》，他和夫人合译的《日本》等书；但最值得纪念的是他有三次特意要送我的书。
一次是95年7月初，我因为向先生汇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的编辑情况到他家，他告我因为要从燕东园搬到朗润园，地方不够大，所以除了自己要用的外，想把日文书、中文平装书处理掉，他的意思是想把这些书送给中古史中心和历史系的年轻人。我当时建议他，日文书最好给中心的图书馆，因为这些书一般没有副本，给了某人后别人不易见到，而放在图书馆里则什么人都可以利用，周先生表示同意。大约十天后，他把我叫去，送给我一套特别选出来的冯承钧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集》和一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后者那时还没有重印，是他一一本凑齐的，我捧着这些书，感到沉甸甸的。实际上，好书还不止这些，他让我在过道中的三个书架上，随便选取他已经检出的平装本书。这些书虽然没有什么珍本秘籍，主要是解放后出版的，但许多是我所缺少的，而且有些上面有先生珍贵的眉批。我当时本着一个原则，即我已有的就不能再拿，可是有一本书实在不肯放手，就是《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因为上面有比较多的先生批语。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先生买到或收到一本书时，常常在封面上题"一良某年某月买于何处"或"某年某月何人见赠"，而很少用印。他看书时，有时写眉批，文字十分简练。读完后，有时在书的封面或前面几页空白处，写一段题记，文字稍长。我当时选取了四十多本书。这四十多本书虽然批语和题记不多，但仍然是寒斋最值得珍视的藏书。以后，他每清出一批书，就让一位年轻人去选，同时也都特意准备一套相关的书相赠。赵和平学长获得一本向达《中外交通小史》，他知道我的兴趣，所以转赠给我，加之先生早先所赠《中外文化交流史》，更增添了先生送我中外关系史图书的分量。
第二次是同年10月，我去先生家拿借给他的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会议的论文，因为我八、九月份分别去了新疆和香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看先生。我向他汇报完新疆吐鲁番、库车以及香港的见闻后，他郑重地递给我一本纸色发黄的旧书，我一看，是Stanislas Julien的Methode pour de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 qui se rencontrent dans les livres chinois，1861年巴黎出版，封面上的空白不多，左边是先生买书时所书"一良从伦敦买到"，右边是最近题写："此书不足道，而儒莲氏签名却可宝贵。新江同志熟习西洋汉学，因以赠之。一九九五年，周一良。"我仔细一看，封面的上方有极其纤细的儒莲题词和签名。这本书在欧洲汉学史上，特别是汉语语音研究史上，是有贡献的（参看戴密微《汉学论集》/Choix d'etudes Sinologiques，457页和蒲立本在《欧洲研究中国论集》/Europe Studies China中的文章，340页），加上儒莲的签名、周先生的题字，就更加珍贵了。我不讲求善本，因为住房狭小，也基本不买线装书，所以先生送我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寒斋所藏最老的一本书了，封面上有"MDCCCLXI"为证，我把它当作善本，宝之如同拱璧。
第三次是2000年2月，我和赵和平一起去拜年，先生指着书架上一个信封说，"那是给你的"。我取出来一看，是伯希和题为La Haute Asie（高地亚洲）的小册子，上面有先生早年所题"伯希和盗宝罪证"，署"一良藏书"，中间夹写先生送我此书的赠语："此书乃三九年哈佛贾德纳教授所赠，藏于寒斋一甲子矣。新江仁弟访求石窟写本，足迹所至，远过向王诸先生，而对敦煌史事之研究，资料之运用，成绩斐然，使日本学者不得专美于前。今将纪念开窟百年，因检出此册赠之，冀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更大成绩也。九九、八、五，一良左手，时年八十又七。"伯希和是当年从敦煌盗取宝藏的法国汉学家，贾德纳（C.S.Gardner）是先生在39年协助工作的哈佛教授，向达、王重民是早年到英、法调查敦煌写本的中国敦煌学前辈学者，先生选择这样带有纪念意义的书，在这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以左手吃力地写出这样有纪念意义的题词，可见其良苦用心。此册放在先生书架上有半年时间，而我那个学期非常忙碌，一直没有去周家，读到先生的题赠词，真是惶悚之至。
今天回想起来，先生深知我对中外关系、西洋汉学、敦煌写本与史事最感兴趣，所以用赠书的方式，予以关怀和鼓励，如此恩情，永世难忘。
去年6月初，我和邓小南一起主办"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俩分头去请几位老先生参加开幕式，以壮声威。周先生很快就答应了，而且答应讲几句话。6月5号那天，他坐着轮椅来到会场，并且早已打好了腹稿，对比他曾工作过的史语所和今日北大中古史中心，说今日中心不比史语所差，对中心和中心的研究人员给予肯定。台下坐着现任史语所的所长黄宽重先生，先生晚年没有机会去南港，他所说的史语所还是三十年代的情况，其实今日史语所的条件远比中心要强得多，但他讲了许多真情的话，感动得黄先生开幕式后赶忙与他握手，而在座的中心年轻人也无不为之动容。
先生很高兴参加这次学术会议，他把在会上发言的一张照片（朱玉麒摄），放在《郊叟曝言》图版第一页的下面，上面是他和老伴的钻石婚纪念照。会议结束大约一周后，先生给我来电话，说中心新的房子建好后，他要有所表示，问我一些图书中心是否有收藏，我一一作答，最后，先生决定把二十年代出版的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Grottos de Touen-houang）捐赠给我们。先生之高谊，令人感动。我曾向中心领导谈到此事，因为新房子里装修的气味太重，打算转年开春时再请先生们正式来参加中心新址的落成仪式，可惜在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先生却遽归道山。
先生的遽然离去，我在离京前完全没有想到。回想起来，庆幸有两件事没有留下遗憾。
一件事是，先生编《郊叟曝言》，但一直没有见到自己作序的中译本《唐代变文》，因为这篇序是我代两位译者请求的，而和我联系的一位早已出国，所以书出来后没有给周先生寄来。这事我也有责任，所以赶紧把我的一套以译者的名义给先生拿去，先生看了很高兴，把序文收入这本自选集中。
另一件事是，六月初我和朱玉麒整理完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的《述学斋日记》后，考虑到仓石先生在北京留学时曾买到过弢翁的藏书，仓石的女婿池田温先生对周先生十分敬佩，而且先生对三十年代的北京学界十分熟悉，所以很想请他为我们的整理本《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写篇序。我和他一讲，他立刻答应。后来，我把特别给他放大复印的整理本送到周宅，过了一个多月，他通知我可以去笔录他口述的序。8月10日，我和朱君一起去做笔录，才知道先生为写这篇序，借来了好几种仓石以及同时留学北京的吉川幸次郎的书来参考，在北大、北图借不到的，还请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漥添庆文先生托人从日本复印寄来，而且，他还仔细审读了我们的整理稿，改正了几处错字和不妥的提法。先生的序文署的是8月10日，实际上他以后又有改订，有时是叫我们去他那儿，有时是他打来电话。记得18日他来过电话，又改订序言中的一句话，先生做学问的认真态度，至可感人。先生手颤，抓不牢电话，声音时断时续，有些话无法听清，只听到他说我送给他的《敦煌学十八讲》是"up to date"。在修订序言的过程中，我听说先生正在编一本自选集，包括口述的序跋，我征得先生同意，马上给新世界出版社张世林先生打电话，希望把《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序》编入先生的新文集，他同意。我们立刻把序言定稿用特快专递寄给张先生，这就是收入《郊叟曝言》书序类的最后一篇文章，比先生的前言完稿的时间还晚。我非常感谢张世林先生的帮助，如果这篇序言等到《留学记》的出版，那先生就看不到了。
写到这里，三个多月来的悲伤似乎已经过去，夜深人静，仿佛先生就在面前，听我讲述上面的话语，时而宛尔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