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初，时在农历岁尾，按照校长办公室的安排，我到燕东园24号周一良先生寓所拜年，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谈话。于今快三十年了，当时的尴尬情景时时涌动心头。现在，依据我的记忆，把这次晤谈追记下来，同时也以我现在的认知做一点必要的诠释。周一良，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已有不少学者对他给予关注、研究，我写的这些，或许可以作为研究者的参考。
现时的北大，每到农历年末，都有一场春节团拜会，数百人的规模，校内的教职员工，方方面面，都有人受邀出席。这一举措，始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初，而后成为定制，延续至今。在此之前，春节到来，只是因袭旧俗，登门拜年。受拜的，先是一、二级教授，后来因人事代谢，一、二级教授凋零的不少，遂延扩至三级教授。登门拜年的角色，由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充任。有时一人独往，有时二人同行。一个上午拜望一家、两家，最多三家。至于谁去拜谁，全依平日交往熟识的状况，由校长办公室协调确定。最早是空手登门，仅是叙谈和礼数而已；后来，办公室加备了一点礼品，也不过苹果二、三斤。那个时候，冬令时节，市场上只有国光苹果可见，酸中带甜，但个头儿嫌小，卖相不佳。如果外加几个白梨和香蕉，已属当时罕见之物。水果装入袋中，放进自行车筐，先有电话预约，随后登车径去。不记得哪一年，水果被放进一个小篮筐里，一下雅致了许多。
打从“文革”，师生、同事之间的拜年，作为“四旧”废除多年了，八十年代一切慢慢恢复。拜年，总是一种喜庆，增添了这种往来，宾主都感亲切；就是今天回想起来，也觉一股清风，没有俗气。在叙谈过程中，间或有人对校务提出某种建议，遇有这种情况，在年后的相关场合，我们会彼此通报。其间的不便只有一点，如果顺路拜访两家，叩门求进的时候，另一篮水果该放在什么地方呢？随身带进门去，告别的时候，又复拿出，有点不尴不尬；放在门口呢，主人送客出门，难免要解说几句，多费口舌，尚在其次，万一有谁顺手牵羊拿走了，宾主相向，又尴又尬，反倒更是不便。这个小小的技术问题，我一直未得解决。
时任党委书记的王学珍，拜年活动，从不缺席，而且有两户人家，他必亲往。一户是法律系教授芮沐，一户是经济系教授严仁赓。芮、严两家，我都随他去过。
我自1984年担任党委副书记之后参与此项活动，先是随同张学书、王学珍前往，后来间有独行。我先后拜望过的有陈岱孙、冯友兰、季羡林、金克木、李汝祺、段学复、谢义炳、沈同、邓广铭，以及朱光潜先生的夫人奚今吾等。周一良是我的老师，办公室安排由我前去，自在情理之中。
那时候，周先生退休一年多了，青灯孤馆，过客星稀。人一闲下来，过往的杂事难免会涌上心来，何况是周先生。他的心境不好，我已有耳闻，去往燕东园的路上，也大致有个估计。然而多年以后，看到他写的自传和杂记才知道，我当时的估计实在差得太远。
压在周一良心头的，一是“黑帮”旧怨，二是“梁效”新恨。“文革”初起，他被打成“黑帮”，在“牛棚”里关了将近三年；“四人帮”倒台，他作为“梁效”成员，再次隔离受审，又是三年。身陷“梁效”，直弄得名辱身冤，其间的遭遇远甚于头一次的“黑帮”。周一良后来一再提到的他在“文化革命当中的三件公案”[2]，也就是让他抑郁多年的三个心结，与“梁效”有关的，占了两件。
其实，“四人帮”倒台后，外面指骂“梁效”正凶之际，隔离受审的周一良，对此所闻无几。他一直在“竹筒倒豆子”，认真地检查自己。直到审查的第三个年头，连审查者也患上疲劳症时，受审者仍需每天到“学习班”报到坐班。这个时候，我们的周先生已经是个“老运动员”了，可他毕竟又是位书生，一者单调无聊，二者才情有余，在读书的间暇，手头发痒，于是就写起诗来——检讨诗。到了1978年11月，审查解除，初步结论为“人民内部矛盾”，他才觉得可以给朋友写封信了；对远在上海的谭其骧，他早年的燕京同学，正好一诉衷肠。周一良在信中先有问候，同时附去了这首别体，并有说明：“进学习班后曾有俚语述怀，未尝示人，亦奉吾兄以见当时心情一二。”请看这首述怀的开头四句：
奴才羽翼两兼之，悔恨交加已太迟。
明明谬论偏相信，暗暗阴谋那得知！[3]
“奴才羽翼”、“悔恨交加”，读者朋友，这是什么分量的词语！周先生的自责自恨，溢于言表。固然这是朋友间的谈心，而其披沥如此，其痛可知。可这话背后的般般细节，在周先生来说，当时却无从对人说起，其中甚至包括家人[4]。后一件，成了他心头的隐痛。
读者或有不知，“四人帮”倒台时候，国人皆曰可诛；而为“四人帮”张目的“梁效”，国人皆曰可恶。彼时的情势如此，天理人情。而我们现今观察、剖析的周一良，身为“梁效”的成员，当时正是惹嫌国人的一位。
殊不知世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有时候复杂到让人一眼看不透，两眼也未必看得透，一如司马迁所慨叹的：“事本末非易明也”[5]。换句话说，事情发生了，如果任谁一人一眼全能看清、看透，那就用不着我们这些人来专门学史、治史了。“梁效”的事情，就很带点这样的复杂性。
在这里，我需要啰嗦几句“梁效”。
“梁效”，它的正式名称原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出现于1973年10月，终结于1976年10月。那是“文革”的中、后期了，进入了所谓“斗、批、改”阶段，“革命大批判”成为一种时髦。于是“大批判组”应运而生，几至遍于国中，单位无论大小，一律都不会少。彼时，“六厂二校”[6]已经被毛主席认定为“样板单位”。由“样板”单位中的“二校”，即“两校”，联合组成一个“大批判组”，地位自然非比寻常。而据多年后服刑出狱的谢静宜说，当初她拉起这个机构，原是奉毛泽东之命而行，江青插手进来，还是成型之后的事[7]。
“梁效”乃是“两校”的谐音，它先是发表文章使用的笔名，随后，也成为这个机构的别名。其成员共39人，除军宣队和“掺沙子”进来的工人各一名外，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当初都从各系选拔而来。接到调入的通知，有人受用，觉得组织信任；有人勉强，可能眼里看到的事情多了一点；有人很不情愿，但也不能抗命不从。不过，“梁效”原来能够通天，则都是他们进入之后才慢慢感知到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炮制的文章，十篇之中竟有五篇、六篇能够刊登在“两报一刊”[8]之上，而且是头版头条，甚至是通栏的标题。于是，不久就有了“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的说法，“梁效”的文章，俨然成了毛主席战略部署的风向标。
说到内部如何炮制文稿，原来全是奉命写作，绝少自己创意命题。所谓奉命写作，就是授意的不动笔，动笔的只是精微阐发而已。有时候，有人送来一纸提纲，让你写，你就得写。至于这份提纲由谁人所拟，对不起，此事不劳多问。而真正动起笔来，因是群体写作，鸡一嘴，鸭一嘴——当然，总是调高的驱逐调低的；等送去审查，过目者都是高层，增删自然由人，而增删之句，往往又是点睛之笔；若问增删者何人、为何增删，那都属于工作中的秘密，都在纪律约束之中。
这样一来，国内明明民不聊生，捉刀诸公却能写成“莺歌燕舞”。开头，人们看了，还颇愤慨难忍；后来，就只剩下讪笑和轻蔑了。读者虽然侧目，可它有“两报一刊”可傍，一时成为国内舆论的主导。其实，“梁效”与“两报一刊”，不过左牵黄，右擎苍，都在老夫一家手掌之中，外人不易看透而已。等到“四人帮”倒台，审查“梁效”，追究起文责，其结果是，公开发表的长短文章共181篇，大致只有一篇无关紧要的短文为一人所写，其他180篇，较起真来，竟没有任何一篇有哪一个人完全扛得起来。一句话，文章的立意、命题、起草、增删、审定、发表，与官方文字，应无二致。
周一良在里面担当什么角色呢？
“梁效”内部分为三个部分：写作组若干，材料组和注释组各一。他们的直接上司是支部书记李家宽——迟群、谢静宜派来的一位军宣队员。周一良是注释组的成员。这个组，不参与文章的写作，只是注释一些古典诗词、典故，或将诗词译成白话，据说，译成之后都是送到中南海，由护士念给毛主席听的。如此说来，周一良所参加的注释组，无非一个“活字典”而已，说不上什么大恶。让周一良招怨的，是“批林批孔”动员令发布全国的时候，派他站到了最前台。
1971年9月林彪摔死之后，他的居所毛家湾想必早就查抄过了。两年过去之后，有人想起他的书籍字画来。于是，1973年末，派了“梁效”一干人马又去翻检一过。上万册图书，只要是在尊孔文字上面用笔勾了道道、画了圈圈的地方，都摘出来。十几个人，连查了三次，凑到一块，没有几条。刘项原来不读书，嗟尔众人，胡为乎来哉！此一时节，只凭匠心巧运，编排出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算是完成上面的旨意，用这个材料指说林彪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
清算林彪，何以要把文章做到孔夫子头上？林彪的事是十足的政治问题，何以要跟古代的思想意识挂起钩来？此事的玄妙，笔者至今不解。如今，我们只能就事论事。我们但知的是，在此前半年左右，曾有毛泽东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9]传达，另有一首五言绝句“郭老从韩退”[10]，也传出来，都是否定孔子的。这两首诗才是“批孔”的真正源头。“梁效”奉命编排出来的那份材料，于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当年的第一号中央文件发向全国，这无异于一道金牌，一场“批林批孔”正剧由此开锣登场。
一周之后，1月24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宣讲这份文件，出席者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会间，江青拉起长声向台下发问：“郭沫若来了没有？”万人丛中，站起一个小老头，唯唯称在。这一年的郭沫若82岁。第二天，这个会接着召开，坐在台上的，有两位“梁效”成员，他们是受命来给这份材料中引用的孔孟语录专作注释性讲解的。其中的一位，就是周一良。
在此之前不久，1973年8月，中共第十届代表大会召开，主席台上坐有一位白发老者，那也是周一良。当时，人们的视点聚焦在文革伊始就被打倒、此刻刚刚复出的一批老臣、老将身上，他被淹没了。这回在首都体育馆登台一现，着实让他风光了一回。“四人帮”一倒，“梁效”遭骂，舆论讥讽“注释组”中的四位宿儒长者，说他们大节有亏，周一良的名字几乎与冯友兰伯仲之间。
话说到这里，读者大致可以了解我们现在所说的周一良了。他以大半辈子的真诚，换得来的却是两番奇耻大辱。几遭上下之后，冷处一隅的他，也曾自怨自艾，也曾怨天尤人[11]。说起来，对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来说，这都是免不了的常情。可我们这里所说的周先生，可以大书一笔的，是他熬过这个阶段之后，没有于此停步，没有像众人所取的那种“伤心过往事，而今休再提”的俗态。
他是一个有识见、有学养、有自己品格的人。蓄积一生的内在能量，在他身上拧成一股强力，驱动着他前跨前行，从而步入另一个境界——与“学习班”里的被动审查迥乎不同。他做的是一种参悟、一种修炼、一种自我审视和解剖。有生以来，自己如何对人对事、为人为学，如何挨批，如何批人，都在他的审视范围之内。今天我们来看他的自传、书信和杂记，尤其是那部《中国文化书院访谈录》，里面的自我解剖和展示，其严酷的程度，可以说滴滴是血！行年七十，他走入了人生的拐点。他几乎用了十年的时光[12]，完成了一次蜕变。说起来，“改文本框: 回归朱文，篆书造思想”一词，打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就念念在口；“文革”到来，更升级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其实，那个时候说这话，乃实乃虚，真假参半。这一次，周一良倒真是实实在在地换了一个人。其间，周文本框: 七十以后白文，篆书先生骨折3次[13]，又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容貌日见其衰，而内心世界全新。
什么叫蜕变？俗话说：“不死也得脱层皮”。这个过程本来已经痛苦非凡，何况又煎熬了那么多年？！
闲言少叙。周一良蜕变阵痛之际，他的老朋友邓广铭，从旁窥察到他落拓不振、心境有异。当时的邓先生正在北大历史系的系主任任上。
邓、周二位原是同一辈人，虽然分属不同教研室，但在历史系同台执教近30年，不可谓不相知。而邓长周6岁，阅世甚深，处事决断。这一年，邓先生73岁，“文革”之后，他出任系主任，一刀一斧，拨乱反正。系务刚刚有点头绪，他忽然向学校提出辞呈，同时另附建议：由周一良先生接任。邓先生辞职，原是意料中事，他的岁数在那儿了；而在附议之中另藏深意，则为外人所不知。邓先生的女儿回忆：“记得一天早上，他刚刚起床，就坐在床前跟我说，要向学校领导建议，请周一良出任历史系主任。他说，这是为历史系的发展着想，也是希望周先生能迈过‘梁效’这个坎来。”[14]
“迈过‘梁效’这个坎来”——邓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他想给周先生换一个环境，换出一个心情。
又费了不少周折，到1981年，即“梁效”审查解除后的第三年，周先生才出任历史系主任。邓先生的一剂良药看来有效，海内外的历史学界之中，邀约周先生出席学术会议，主持、参加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为将出版的学术论著题款写序，如此等等，很让周先生忙乎了一阵。周先生曾有“不能诣人贪客过”一类的感叹，此时一扫而过。
一切似乎都在平复之中。
其实不然。说起来，周先生染的乃是一种时疫。在他身上，原有内火，内火外感相攻，一时之间，确实病得不轻。而邓先生开出的，不过一剂发汗之药，病人服了，一身大汗，确有发表的功效，一时痛快；过后，旧日症候未减，反而一日重似一日。原来周先生的任督二脉拥塞，百脉不畅。周先生担任系主任不满二年，也行辞去，转由田余庆担任。
旧怨“黑帮”、新恨“梁效”，摊在一个人身上，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实属罕见。周先生将它称为“两遭劫难”。这“两遭劫难”由何而来？此一时刻，闭关在家的周先生真是早夜以思，早夜以思。语云：君子贵乎责己。他经多番求索，得出的答案是：从自己方面来说，全因对党的“一片真心”所致。这样一来，他渐渐走入心灵的熬煎之中，压在心底多年的酸甜苦辣，一阵一阵，全都翻腾上来。这样的日子，足有几年的光景。
我去拜年的时刻，周先生的心境大抵如此。
背阴的客厅，光线不足，昏暗得有点压抑，室温也不够。棉服臃肿的周先生一人端坐，看来他只在等待我的到来。
我的寒暄问候刚刚完毕，周先生就把话题转到“梁效”。他说，外间传他在“梁效”的住室里有保险柜，里面藏有整周总理的黑材料，在持枪士兵面前还拒不交出；又说：“有人来信骂我是‘无耻之尤’。”[15]他边说边指着桌子：“我个人并不在乎这个！这封信，我压在玻璃板下面，给自己看！压了好长时间。”屋子里的光线虽暗，我也看见周先生脸上的肌肉在抖动。我不好插嘴，也不好妄说什么。
周先生接着又说：“春节到了，我拟了一副对联，正准备写了贴出去”。随即对我念了一通，上下联都是七个字。听下来，我知道文辞甚雅而火气甚大。只是我这方面的修养太差，当时没有全听懂，也不好请他重复，囫囵将就过去，我只能随口劝说，还是不贴为好，否则惹来四邻围观，反为不美。周先生嘿嘿一笑说：“围观！上万人的围观我都见过了！这点儿算什么！”这时候，周先生忽然蹦出一句话：“郝斌！我要求退tui党！”
我一时愕然，不知如何应对。停了一停，我又把春联不贴为好的话重复一遍，周先生的嘴里也在嘟嘟囔囔。过了好一阵子，气氛稍有舒缓，抓到一个合适的当口，我赶紧起身告辞。
骑车回来，走在未名湖边，滑冰的孩子们在愉快地喊叫，传过来的完全是另一种气氛，它多少冲淡一点我心里的沉重。回到办公楼，关上办公室房门，坐在椅子上，我想静一静，却静不下来。一阵，去想周先生的联语怎么连缀，一阵，又想起他“要求退tui党”的话。
寒假过后，照常上班了。我该不该把这次谈话通报一回呢？
通报——兹事体大，按照惯例，不容不报。党章有规定：党员有退的自由，有要求退的，经过支部讨论，宣布“除名”就是。再者，当时的习惯做法是，凡是有人提出这种要求，任谁也不好拦阻。这一点，虽不成文，也算一条潜规则，它的惯性力量不可小觑。
可凭我的感觉，周先生那天说的，怎么听都是气话，不像正经八摆的“要求”。
果然是“气话”吗？这种事情，明摆着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哪能一气就冲口说出来呢？
再想想，又转回原地：不可能是真心的“要求”——我自己也陷入混乱之中。
说起来，我同周先生的关系有两层。一，他是我的授业老师；二，“文革”期间，在“牛棚”里，我们有三年同棚作囚的雅谊。这期间，没有什么人格尊严可言，唯此之故，彼此之间，倒算得是赤诚之交，亦颇有年。因有这样的两层关系在，他肚里有话，“谁可告诉者”？我或许算得一个吧！
说到这里，我要向读者补白：笔者当时担任北大党委副书记一职，主管的正是党务。如此一来，我同周先生又构成了第三层关系：他所说的事，乃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想，是这三层关系综合到一起，才让他选中我，由我来听他这心头的愤懑一语吧！也许，因有这第三层关系的存在，他冲我诉说出来，才最解心头之懑吧！
上面这段一二三的分析之语，乃是我今日之见，事发当时，我并没有这么清晰的认识。因此，拿到会上去通报，首先是我自己说不清楚，别人听了，当然更不会明白。我若把燕东园中的答对，两语三言，简单一说，人家倒是听得明白了，可接茬儿自然会问，你是主管，你先说个主意吧。那我又该如何去接这个下茬呢？
以此之故，又是一回囫囵将就，延耽下来，既没有在相关的场合通报，对书记王学珍，我也没有一句汇报——我实在说不清。
此后，有好长时间我没有去过周府。再次登门，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也是傍人同行。我多了一个心眼，怕他老人家旧话重提。
再后来的多次见面表明，我当时凭感觉得来的认知，算是靠得住的。我们后来的见面，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像没有发生过那次谈话一样。一片乌云尽行散尽。
说起“梁效”的成员，当年大半以业务见长被网罗入选。在后来“审查”时，被审者和审查者，都认为“竹筒倒豆子”了，可报到上面，岂料一报经年，再报经年，都没有回音。于是到审查的后期，就出现了这种状况：读书的读书，学外语的学外语，甚至有人开篇写起专著来。“审查”一行解除，他们个个业务精进，展翅高飞，或先或后，拿出了自己的东西。其中一位，涉事最深的，当时曾有他会被开除党籍传言。近日，《周一良全集》出版，其中收有周一良的书信。他给一位时在国外进修的老师写信，提到了这位“梁家子弟”[16]，说他“近以欧公研究稿见示，颇有新意”，下面接着说，假如不遭审查，一帆风顺，“他不会出此成绩，亦可谓因祸得福，只恨党籍代价太昂耳。”[17]
“只恨党籍代价太昂”！他说这个话，时在1993年，掐指一算，距我拜年的时间，过去约有六年了。
（2016年9月）
注释：
[1] 本文所用插图，多为周一良先生生前所用印章，蒙周启锐先生应允使用，谨致谢忱。
[2]《周一良全集》第7卷337页。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北京
[3]《周一良全集》第10卷45页。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北京
[4]“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人无而三”。周一良因感而请老友、书法家顾廷龙写成大篆楹联，悬于厅室。
[5] 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6] 六厂是：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二校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八个单位的经验，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予以肯定，并以它们的经验指导全国的“斗批改”。
[7] 转见范达人：《梁效——文革御笔沉浮录》。
[8] 两报，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刊，指《红旗》杂志。这是当时的简称。
[9] 全诗是：“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祖龙虽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0] “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11] 周一良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曾多年认为自己“原罪难赎”。
[12] 这里说的十年，是从周一良心生“毕竟是书生”的感慨时（1980年5月）算起，到在中国文化书院接受访谈时（1990年秋）为止。
[13] 左右大腿股骨头及右手腕各折一次，腿不能行走，手不能握笔。
[14] 邓小楠：《想念父亲》，载《想念邓广铭》第43页。张世林主编。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北京。
[15] 同注2。这封信也是周一良所说的“三大公案”之一。
[16] 周一良私下对“梁效”成员的谑称。见《周一良全集》卷10，第158页、161页。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北京
[17]《周一良全集》第10卷166页。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北京。
附：周一良先生哲嗣周启瑞先生来信说——
读了郝斌老師的《截屏再瞥周一良》一文，勾起我的一些回忆可为佐证。现记叙如下。
关于退tui党问题，在人们思想上变得突出是在"扒久风波"以后。党内有一批人身体力行了。家父曾在家吃饭时讲到，听说郁风在北美有演说(或讲话)並提出退。国内有楊宪益先生听说要对其劝退，自己抢先一步申请退出。家父也有此意向。我赶忙劝阻说，你可不能退，不然又闹成大事，这家里刚消停两天，又起波澜，弄不好又挨一通臭整，再当一回典型！你不像我们这种无名小卒，退也就退了，不交党费够半年也就自动脱了。此后他不再提了，其实一直心向往之。
到1991年接受中国文化书院访谈时，他在谈完″馏 似"风波后，话锋一转又讲到像他这样的人也不适合在党内了。全集中的访谈录删去了这些。2000年秋，我随家父去季府去看望季羨林先生，有李玉洁女士坐陪。經过长时间恳谈后告別时，我端摄像机退在前边，出了单元门洞一回头，听见季老送客的一句尾话是：“都入了，就別退了”。我马上想到他话憋到最后的议题是退，甚至是直抒心意。
以上的三个节点上足以证明，退的问题一直在他心中盘算多年，直到一年后他在睡梦中故去。丧事期间，有親友提示我们可向主办方提出告別式覆盖党旗。我脱口而出——不要！因这不符合他的遗願。
我原以为他是″八9"以后才动此念头，读了郝文才知早在1987年初他已向主管党务和党员组织问题的副校长、副书记有所表述。只是由于郝斌书记出于善意的保护他、爱护他，以及同仁的劝阻和家人的反对，才使告退一事未成事实。此文可附在郝文之后同时转，谢谢！
周一良三子周启锐
2016.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