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出版的《周一良全集》（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以下简称《全集》），是周一良先生学术成果最为全面的总结，此书不仅继承了先生自定的辽宁教育出版社五卷本的体制，而且增补很多内容，篇幅较之旧本增加一倍有余。尤其是其中《自传与杂记编》四册，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弢翁和一良先生父子藏书、读书生涯的新资料。小子不揣谫陋，参考其他周家相关资料，略谈周氏父子的藏书、读书、捐书及著书。

书林领袖：弢翁的藏书、校书

周叔弢（1891-1984，名周暹，字明扬，中年之后，自号弢翁、老弢）出身晚清官宦之家，少年丧父，随侍祖父周馥（字玉山）居于芜湖、扬州、庐山、青岛。周馥曾经是李鸿章幕僚，助其办理洋务，创办北洋水师，眼界开阔，见识卓远，弢翁自幼受祖父言传身教，故能兼习中西之学。及至周叔弢同周氏族人投资其四叔周学熙在天津兴办的诸种实业后，经济独立，逐渐开始收藏善本古籍。1917年所得清宫天禄琳琅旧藏《寒山子集》，是他收藏宋本的开始。因得宋本《寒山子集》，弢翁取书斋名为“寒在堂”，此后因陆续收得两部宋本《南华真经注》，称“双南华馆”，又得元刻《稼轩长短句》和《东坡乐府》而称“东稼草堂”，获宋本《王摩诘文集》而号“半雨楼”，以获得元刻《孝经》而号“孝经一卷人家”，而最为常用的斋号则是“自庄严堪”，实以弢翁好读佛经，语出释典。

关于弢翁藏书之富，标准之高，见于傅增湘先生《自庄严堪勘书图序》、谢国桢先生《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序》、冀淑英《自庄严堪善本书影序》，以及弢翁次子珏良先生《周叔弢先生的版本目录学》《我的父亲与书》等篇，不必赘述。今所谈者，重在弢翁的鉴书与校书。正如谢国桢先生所云：

公之于学，精通目录，于校雠、赏鉴，兼而长之。夫目录之学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研治版本亦当如是。盖考究版本首当考辨其刊刻之区域、时间，及其书籍最初之刻本；次当考察世间流传之名著是否有宋版最早之刻本；终当校勘刻本文字之异同。公于鉴定佳椠名钞，精细入微，吾友赵斐云（万里）兄曾云“公为正懂书者”，此非桢之阿誉，盖识家之公论也。（冀淑英纂《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

古人的版本鉴定为观风望气之法，多是依靠经验，虽有鉴识，又往往据为不传之秘，外行多目之为神奇。近代周叔弢、傅增湘、赵万里诸先生则注意到刻工姓名，以断定版刻的时代和地域，多根据相同的刻工姓名，可以将无年代的古籍和有纪年的古籍联系起来，从而做出正确判断。这是一种科学的版本鉴定方法。而诸位先生中尤其以弢翁贡献最大，他经眼的宋板书极多，随手记录刻工姓名，编辑了《宋刻工姓名录》（见《周叔弢古书经眼录》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作为版本鉴定的工具，也传为后人方便利用的科学方法。这正是弢翁鉴定佳椠能够精细入微的诀窍。弢翁关心刻工，所及还有中国刻工东渡日本的情形，以及雕版技艺的现代传承。上世纪70年代家书中，弢翁提及曾在和刻本上留下姓名的福建刻工俞良甫，并推测当时日本招致的福建刻工当不止俞氏一人。上海朵云轩翻刻弢翁捐赠的元本《稼轩长短句》，别有特色，故弢翁特向顾廷龙先生询问刻工姓名，并详列于观书小记之中，并云：

昨见《稼轩词》，名为仿元，实是自成一格，写刻殊佳。我眼馋，竟费廿八元买了一部。惜纸不佳，如得佳纸佳墨，不在董（董康）刻之下也。（《弢翁遗札》，《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除了刻工，印刷古书所用纸张也是考订版本的重要依据，弢翁颇为留意，周珏良先生在《周叔弢先生的版本目录学》一文中有详述。上世纪80年代，弢翁曾命一良先生多次致信研究古纸的专家潘吉星（《全集》第十册），请教古籍用纸问题，可见此事弢翁用心之深。弢翁还注意到公文纸印书的问题，他在致一良家书中谈到：

宋元本书用旧纸背面模印，黄荛圃（黄丕烈）跋宋本《芦川词》已注意及此。《书林清话》有宋元明印书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条，言之甚详。我藏书中，有宋本《三礼图》，是淳熙二年镇江府学公文纸印，元本《隋书》，是明嘉靖公文纸印。近世最知名者，宋本《王文公集》，不独较他本多出诗文若干篇，背面乃南宋名公笺翰简帖。我曾得照片十余纸，今已散失。此书已影印，前些时仍售旧价七十元，可谓价廉物美，惜无知音之人耳。（《弢翁遗札》）

可知弢翁早已利用公文纸判断宋刻的年代和地域，自己所藏之外，上海图书馆所藏《王文公集》纸背名公尺牍也早已关注，曾请人拍摄照片。

弢翁藏书不仅重宋元旧刻，而且必求足本，若有缺卷，则必有前贤据善本钞配方收；若是寻常明清刻本，必有名家校勘、批注才能入眼；若原书向无宋元旧刻，则求旧抄，故其所藏多有宋元抄本（如宋抄《宝刻丛编》、元抄《简斋诗外集》）、明清影宋元抄本（如明影宋抄本《龙龛手鉴》《新唐书纠谬》、席氏酿华草堂影宋抄本《五经文字》《新加九经字样》），以及名家手抄（如明吴宽手抄《山海经》、清吴翌凤抄本《石刻铺叙》）。弢翁自幼爱好书法，终身临习不辍，方尔谦赠联云“略师蝯叟（何绍基）中年字，时得荛翁（黄丕烈）未见书”（周一良《再记联圣大方》，《全集》第9册），真是写实。深湛的书法造诣有助于弢翁判别名家抄本的书迹，故自庄严堪得何焯、黄丕烈、顾千里、劳格等名家批校本，以及旧抄精品甚多。弢翁不仅慧眼识书，而且善于读书、校书，善于考究版本流变，故一书求备诸本，如《东观余论》有宋刻本（明抄配补），又有明影抄宋嘉定三年刻本及项氏翻刻宋嘉定三年刻本，恰好涵盖传世两个版本系统；《文选》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皆有宋本。据李国庆先生所编《弢翁藏书年谱》，现存最早的校本是1915年（弢翁时年25岁）所校陆氏云水渔屋刻本《白石道人歌曲》，早于收藏宋刻本《寒山子诗集》两年。今存弢翁批注海源阁杨绍和所著《楹书隅录》，纠正杨氏版本鉴定之误，考镜递藏源流，得到专门研究海源阁目录的王绍曾先生的推崇。如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经影印出版《周叔弢批注楹书隅录》，可见弢翁版本目录学的深厚功力。傅增湘《自庄严堪勘书图序》云“若吾叔弢者既如任昉之多藏异本，复兼子才之善思误书，墨庄艺圃之中英绝领袖者，非子而谁属”（《自庄严堪善本书目》），诚为笃论。

化私为公：弢翁、一良与国家图书馆

弢翁中年时经乱世，上世纪40年代之后古书日少，书价日高，收藏善本渐成绝响。此时，弢翁对于自己精心收聚的珍藏日后的去向已有考虑，他在1942年所编善本书目的封面上写有如下嘱托：

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直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周珏良《自庄严堪藏书综述》，《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9年3期）

弢翁将所藏珍贵版本平价售与公立藏书机构，宋刻本《群经音辨》中册，宋抚州本《春秋经传集解》第一、二两册，均为故宫博物院藏本所缺，恰为延津之合，故托赵万里先生捐献给故宫，故宫则给予平价书款（《弢翁遗札》）。老人又曾以二两黄金的价钱收得宋刊本《经典释文》卷七，捐赠故宫博物馆，此书后来调拨国家图书馆。

与弢翁过从甚密的藏书家、版本学家，有方尔谦、袁克文、李盛铎、杨敬夫、张元济、傅增湘、赵钫、朱文钧、赵万里、徐森玉、谢国桢、顾廷龙、王绍曾、王贵忱、黄裳等等，《自庄严堪题跋》《自庄严堪善本书影》等书及往来书札可以考见。弢翁与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赵万里先生交谊最厚，非常推重他的学问，曾说：

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甚伟。库中之书，绝大部分是斐云亲自采访和收集。可以说，无斐云即无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不为过誉。（《弢翁遗札》）

正是由于弢翁推重赵先生的学问及搜访、保护善本之功，故愿意将所藏善本托付于他。他曾对家人说：“捐书如嫁女儿，要找个好婆家。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部由赵万里先生主持，他是真懂书爱书的，书到那里可谓得其所，我是放心的。”（周珏良《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后记》）弢翁子女，尤其一良、珏良兄弟，深知两人五十年的交谊，对于托付藏书一事十分支持。

弢翁何以在1952年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善本古籍，则另有原因。1952年5月13日，弢翁赴唐山启新水泥厂，在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工厂里参加“三反”、“五反”批斗会，“向全体职工交待，低头认罪，因为坦白比较彻底，态度诚恳，职工允许过关，并建议政府从宽处理，从此我从鬼变成人矣”（孟繁之《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笺注》，《中国文化》2016年春季号），弢翁有衷心钦服、拥护新中国之意，然而此次运动确实是触发弢翁捐书之意的重要事件。5月19日,弢翁即致信一良，下定决心捐赠全部藏书（善本與普通本、外文书籍），后经商议改为捐赠善本古籍给北京图书馆，赵万里先生获悉此事，亦大感意外。8月29日至31日，赵万里、张珩、高希曾清点并运走所捐善本古籍七百四十五种（周景良先生据目录和捐赠清单计算）。弢翁曾与天津市长黄敬谈及捐赠意向，黄氏非常敏锐地察觉到政治运动与捐书的联系，但弢翁只得加以隐瞒（周慰曾《周叔弢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同年，藏书家赵元方、邢之襄、刘少山、潘世兹、翁之憙、瞿凤起等均先后向北京图书馆捐赠藏书，刘体智等向上海图书馆捐书，均有迫于形势之虞。

弢翁所捐善本分为甲乙二等，赵万里先生校阅之后，认为乙等书有数十部可以提为甲等，可见弢翁藏书悬格之高，标准之严。此后，正值赵万里先生奋力编纂《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初版，1961年增订再版），书中所收诸书多是他以毕生精力为北京图书馆所收聚的善本，而其中弢翁所藏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国版刻图录》收录弢翁所藏珍本不少，如宋刻本《周礼注》《新定三礼图集注》《新序》《南华真经注》《兰亭续考》《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杜工部草堂诗笺》《王摩诘文集》《文选李善注》，金刻本《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元刻本《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梅花字字香》，明刻本《长安志》《西京杂记》《玉台新咏》等等。惜此书仅收刻本和活字本，稿本、抄本、校本不在其列，故弢翁所藏另一部分菁华不在其中。

赵先生“在地下室，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数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真不可及。其爱书之笃，不亚其访书之勤。尝谓余（弢翁）曰：‘我一日不死，必护持库中书，不使受委屈；我死则不遑计矣。’其志甚壮，其言甚哀。”（《弢翁遗札》）“文革”当中，赵万里先生因受宵小迫害而卧病在床，弢翁曾两番探望，前番见赵先生神志清醒，但口不能言，再次探访则至昏睡不醒，弢翁见之悲愤不能自己。赵先生终其一生守护善本书库，可谓以生命实践了壮言。有一件小事可见赵万里先生对弢翁藏书之爱，弢翁曾在上海购得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宋本《清波杂志》，此书曾经俗人之手，以粗劣书匣盛之，弢翁殊为不满，捐书时特地请北京图书馆另作书匣，后来赵先生果然照办。

弢翁曾经编过善本书目，名曰《自庄严堪书目》（见《周叔弢古书经眼录》下册），著录古籍三百三十多部，仅为所藏善本的少半，惜未完稿，捐书之后书目便再无由编成。捐赠周氏所捐善本古籍之后，赵万里先生生前原有计划编一部目录，“略仿书画著录之例，详录题跋、印章，加以考证，并附书影”，所恨“文革”乱起，不克成功。及至1980年4月至1981年4月间，赵万里先生及门高弟冀淑英先生才编成《自庄严堪善本书目》。至1981年7月，呈弢翁删定，8月冀先生据弢翁意见修订完成。冀先生原本也打算按照赵先生的遗愿，附上书影，但无奈当时出版困难，难以全部配图出版，只得由弢翁精选50幅书影印于书前，虽然使用铜版纸，但部分图版仍感模糊不清，殊为遗憾；更为遗憾的是，此书原拟为弢翁九十岁生日祝寿，于1981年上半年出版，但至1984年弢翁去世，此书还在印刷之中，直至1985年才问世发行。一良先生等为之浩叹。其后，国家图书馆又续有编辑《自庄严堪善本书影》之举，正是为了弥补《自庄严堪善本书目》未能同时刊布书影和题跋的遗憾，此书由一良先生担纲主编，景良先生、程有庆先生为副主编，于1999年9月之前编成，“每部书拍首页、末页及跋全部，除原藏715种外，并附早期捐献之《经典释文》、《左传》以及40年代售出之明板书109种，共计2330图已完全拍毕，并请冀淑英先生作序，请北图同仁对每部书作简短说明”（《全集》，第十册）。遗憾的是此类图书当时出版极为困难，一良先生为此曾经致信王贵忱，恳请代为联络出版社，一良先生关注弢翁旧藏，由此可见一斑。此书又历十一载，最终于2010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惜一良先生已不及见了。李国庆先生编著《弢翁藏书年谱》（黄山书社，2000年）时，一良先生也曾提供很多资料，例如委托堂弟周骆良、周骘良（后改名周之良）从北京师范大学复制全部王文进旧藏弢翁书札，李国庆先生悉数纳入书中。

国家图书馆为弢翁捐赠善本古籍，曾经办过三次展览：其一是1952年9月20日，适逢弢翁捐书入藏之际，赵万里先生操持策划“中国印本书籍展览”，其中弢翁捐赠者尤多，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对这批善本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评语（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书题跋•年谱》，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当年出版了北京图书馆编辑的《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书后附有若干书影；其二是1991年，国图为纪念弢翁百岁诞辰举办展览，当时弢翁子女十人都曾亲往参观，冀淑英先生陪同讲解，并摄影留念；其三是2012年，国图为纪念弢翁捐赠善本古籍六十周年，与天津图书馆合作举办“周叔弢自庄严堪善本古籍展”，展出古籍92部，并出版展览图录《书香人淡自庄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收录书影54部，每部均有著录和简单解题，书末附《自庄严堪善本简目》。

弢翁捐赠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古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上海书画出版社、朵云轩、上海古籍出版社皆曾影印出版，化身千百，惠及学林，至2002年中华善本再造工程启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复影印多种。此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还影印了《周叔弢古书经眼录》（2009年）、《周叔弢批注楹书隅录》（2009年）、《周叔弢批校古籍选刊》（2013年），孟繁之整理的《弢翁书札（附日记）》正在编辑之中，收录遗札七百余通，即将出版。周景良先生《丁亥观书杂记——回忆我的父亲周叔弢》（2012年）为我们了解弢翁的藏书、校书、读书、捐书，以及书法造诣、玺印收藏等提供了丰富资料。周一良先生批校各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曾影印出版《周一良批校〈世说新语〉》《周一良批校〈颜氏家训〉》《周一良批校〈文选〉》《周一良批校十九史》等多种。

弢翁珍爱自己的藏书，凡有破损，必得雇请良工，“缮完补缀，存其旧装”（傅增湘《自庄严堪勘书图序》）。不仅如此，1957年弢翁还与徐森玉联合提案，建议设立古籍修复技术班，培养修复专业人才，以使公藏善本修复后继有人。这项提案获得通过，由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书店各自办班，前后两届。如今全国各地图书馆的一流古籍修复师大多是这个修复班的学员，在国家图书馆暨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开展的全国古籍保护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弢翁这一建议可谓泽被后世。

弢翁和一良先生父子两代捐书、爱书的拳拳之情，感人至深。

能读父书：一良先生与弢翁藏书

弢翁以命子女抄书、校书作为国学基础教育的方法，故一良、珏良兄弟自少年时代就协助弢翁抄书、校书。1928年，一良先生（时年16岁）协助弢翁传录《栲栳山人诗集》和《危太仆云林集》。直至一良先生学有所成，1937年居家时期仍然协助弢翁校书，弢翁用多种抄本校勘《彊村丛书》本《乐章集》，其中一种就是由一良先生代校，并以蓝笔书于天头的（以上均见《弢翁藏书题跋》）。1948年，一良先生代弢翁书元相台岳氏家塾本《春秋左传集解》题跋（《自庄严堪善本书影》第一册）。以上种种，都是弢翁培养子弟的途径。

一良先生从其尊人学习版本之学日久，对于弢翁倡导的版本鉴定之法亦熟练应用，所批《世说新语》云：“汪藻书（指《世说叙录》）久佚。日本前田侯

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有之，近影印行世。其书刻工姓名，与董弅刻于严州之《刘宾客文集》全同，盖亦董刻严州本也。”（《〈世说新语〉批校》，《全集》第九册）一良先生所云严州本《刘宾客文集》，即南宋绍兴八年（1138）严州知州广川董芬校刻之本，逐页版心下鱼尾最下皆有刻工姓名，与尊经阁藏宋刻《世说叙录》刻工相同。严州本《刘宾客文集》藏故宫博物院，弢翁友人徐森玉曾影印行世，一良先生或曾寓目，并据以勘合两书刻工。又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亦著录严州本《刘集》，并记“刻工有与《世说新语》及余藏《新刊剑南诗稿》同者”，然傅书原系私记，刊布甚晚，当非一良先生所据。

弢翁赠一良先生的书不少，其中尚留存天津家里的也捐赠给天津图书馆。今可见者有1929年所赠《仪礼图》、1931所赠陶湘影刻宋本《八经》（周景良《丁亥观书杂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此书一良先生后转赠外甥孙启治，因孙先生助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段注说文》，故有此赠，为此一良先生还谆谆叮嘱云：“我甥经史子集，四部皆通，洵非虚语。究其原因，实际在小学根柢较好之故。我之所以以段注说文相赠者，于此故也。弢翁藏书由北而南，此书由我传于你，皆因‘小便能通’之故”（2001年2月7日，《全集》第十册）。所谓“小便能通”，是指方尔谦曾赠幼年一良先生联语“生小便能通鸟篆，闲来每与说龟藏”（《也记联圣大方》，《全集》第九册），以鼓励他学习古文字，而孙启治亦擅长“小学”（文字训诂），所以一良先生移作赠语。赠书中还有平装书《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此书系弢翁六十生日时谢国桢所赠，当时弢翁子女编辑《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乃至日后《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都受此书的影响。1952年捐书之际，弢翁特地写信给在北京的一良先生，所捐图书中若有需用者，尽早取走，可见舐犊情深。

弢翁幼好哲学，随祖父在青岛居住时期，与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交谊甚笃，曾与卫礼贤、劳乃宣合作翻译康德《人心能力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计划续译《康德传》及《纯粹理性批判》，因一战德国战败，卫礼贤回国未果。然弢翁终身爱好哲学，兼通西学，所畜西文图书亦复不少，1955年捐赠给南开大学。一良先生回忆：“后来学梵文时，他（弢翁）收藏近三十年而当时已很难买到的一部大型梵英字典，成为我不可缺少的工具书。父亲收藏的英文文学哲学书籍，以后也为学西洋文学的二弟珏良和一度学哲学的十弟景良所利用。”（《怀念敬爱的父亲》，《全集》第九册）珏良先生《自庄严堪藏书综述》、景良先生《丁亥观书杂记》都有专门章节谈弢翁的西文图书收藏。

一良先生所得弢翁的教育，所读弢翁的藏书，积累成他独特的学问，既善利用各种珍本善籍，又擅长从惯常所见之书中读出更深的意味。

善世家学，读书得间：周一良先生的校书与著史

周一良先生少年时代（8岁至18岁）是在家接受私塾教育，青年时代才进入燕京大学学习。1922年弢翁为时年十岁的一良先生所定的日课清单，可见一良先生幼年所读之书：

一良日课

读生书《礼记》《左传》

温熟书《孝经》《诗经》《论语》《孟子》

讲书《仪礼》（每星期二次）

看书《资治通鉴》(每星期二、四、六点十页。)《朱子小学》（每星期一、三、五点五页。）

用红笔点句读。如有不懂解处可问先生。

写字《汉碑额》十字。（每日写。）

《说文》五十字。（每星期一、三、五。）须请先生略为讲音训。

《黄庭经》（每星期二、四、六。）先用油纸景写二月。（周景良《回忆一良大哥》）

弢翁为一良先生安排的课程明显高于一般私塾的水平，也比一般西式学校里同龄少年学得更多。这个时候，周家西席张潞雪先生刚刚到馆，他学问渊博，循循善诱，通《毛诗》《三礼》《春秋左氏传》，在周家前后四年，一良、珏良兄弟从之读《礼记》和《左传》，收益很大，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一良先生对张潞雪先生印象极深，晚年回忆录曾经提及，而且一直保留着张先生亲手题签的《东塾读书记》（《读书题记》，《全集》第九册）以及他的照片。此后，又从唐兰先生学习古文字。一良先生幼弟景良曾翻阅长兄少年时代所用之书，发现很多题记，他写道：

我看到，一良大哥常常在看过的书上题字。我十多岁时，在家中看到这样的书籍很多。我心想，他那时也不过十几岁，怎就这样大胆地分析、批评书的内容，有时批评作者的口气言辞还十分不客气。十几岁年纪，毫不顾忌地随意在书页上写下评论，起初，我多少有点感觉他有几分狂妄。逐渐，随着我自己认识的提高，才有了新的认识。这有两方面：一、他那时虽然年龄小，但已是“饱学之士”，读《论语》、《孝经》不用说，读《左传》、《礼记》等等之外，甚至连《仪礼》等也都读了。习古书强调治“小学”（古文字学），他在这方面则深入学习了《说文解字》。我感觉，即使在读老书房那一代的学子中，他也是个饱学之士，功底非常深厚和扎实，不见得就低于某些出名的作家，因此有基础辨识学术的高低。再加上家中“取法乎上”的空气，自然他看到不行的就是不行，自己追求的境界、标准在那里呢。二、这只是写给自己看的，近乎日记，不是拿给别人看的，不必顾忌而能充分写出自己的意见。（《回忆一良大哥》）

可见一良先生年轻时代就有如此见识，与其接受高水平的私塾教育和善读父书极有关系。

周家一向对子女买书、读书不加限制，故一良兄弟除了读父亲藏书之外，也自己购置图书，当然主要是课业、学术，乃至消遣的书籍，善本殊少。一良先生非常珍视自己的藏书，抗战军兴，特地致信傅斯年，请他代为搬运并寄存自己所用的图书，他说：“一良藏书本区区不足道，唯其中多朝夕摩挲，手加批注者，是以辄念念不能忘耳。”（1939年4月24日，《全集》第十册）又说：“一良藏书无珍本，但经校读批写后，便觉恋恋如故人，不忍舍弃之矣。”（1940年11月13日，《全集》第十册）一良先生晚年对此事仍然念念不忘，其回忆录《钻石婚杂忆》说道：“我在史语所办公室的藏书，由于傅先生的关怀，与所里藏书一起南运，在李庄曾起作用。周法高先生就曾利用过周一良批注的《颜氏家训》。我的藏书和所里藏书一起复原到南京，后来又寄到北京。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全集》第八册）遗憾的是，抗战及内战时期毫发无损的藏书，1967年竟遭抄没，逮至1978年发还，多数线装书已经不知所踪，或是散乱不全，一良先生最为珍视的曾经手加批注的图书丢失不少（周启锐《周一良读书题记出版说明》，《全集》第九册）。目前仍在的，有可举如下几例：光绪二十年（1884）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光绪十七年（1891）思贤讲舍刻本《世说新语》、朝阳郑氏石印卢氏抱经堂本《颜氏家训》。

《魏书》题记云：

朱笔为20世纪30年代在史语所时手迹，墨笔为40年代在清华时所书，铅笔则70时代重读时所记。回首前尘，四十余年矣。1979年2月记于燕东园，时正草写南北朝诸史札记。

《世说新语》题记云：

朱笔为30年代读时所写，墨笔为40年代手迹，铅笔则70年代重读时所记也。1978年1月2日题。

《颜氏家训》题记云：

廿五年（1936）入中央研究院，专读南北朝史书，旁及当时子部、集部，更喜此书多记当时风俗人物，暇辄翻阅卢、赵两家外，并参考鄞县全祖望、兴化李详以及今人息县刘盼遂、长沙杨树达之说，翻检所得有足与正史相发明者，并著于书眉。（以上《读书题记》，《全集》第九册）

由这些题记可知，当年一良先生朝夕摩挲、不能舍弃者主要就是以上这些的书籍。

一良先生《世说新语》的批注，参考目加田诚的日文译注和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英文译本。一良先生教授学术专业英语时也曾使用马瑞志英译本，1982年在美国讲学时，曾以“《世说新语》及其作者”为题发表英文演讲，此后1989年至1990年用四十天时间挑出英译本四百余处讹误和不确之处，重新翻译，并请老友王伊同教授润色译文，交台湾《清华学报》发表。目加田诚的译注本则是日本友人渡部武先生寄赠，一良先生题记云：

1976年9月收到，一良。

此书收到后即值毛主席逝世，未及阅读，以后又入梁效学习班。到1979年9月间，写《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翻阅《世说》，始参考此中译文及注解。《世说》颇不易解，此书日语译文甚能体会原文语气，又以当代口语表达之，流畅易懂，极为难得。然不免有误解误译处，皆为标出，俟将来有机会与渡部武先生等一商榷也。1978年10月7日。（《读书题记》，《全集》第九册）

从以上题记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书籍的批校与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和《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周一良1936年以燕京大学高材生入职中央研究院，得到极好的读书和研究机会，及至1946年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入职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得到极好的教职，潜心问学。1963年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就是他二十年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成果；“文革”十年，一良先生不能安心学术，1976年之后重新董理南北朝史书，参考中外最新成果，奋力写作，1981弢翁九十生日之际成稿，至1985年出版《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则学问更上层楼。一良先生在《札记》题记中自谦“余之此著则‘愧为乾嘉作殿军’矣”，实则远超乾嘉诸贤，诚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之新典范。

弢翁旧藏754种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我曾经在那里供职14年。自2006年参与“文明的守望”大型古籍善本展览到前三届届全国珍贵古籍特展，多次获睹弢翁所藏珍本，曾撰写朱存理稿本《珊瑚木难》的全国珍贵古籍申报书，因之反复拜观、揣摩；也曾撰写《宋本〈东观余论〉考》，对校上海图书馆所藏嘉定三年刻本，表彰弢翁所藏残宋本《东观余论》的文献价值，也是继承赵万里、冀淑英等前辈图书馆人的事业。关于一良先生的志事与生平，则拜读过荣新江老师在先生逝世之后所作纪念文章《周一良先生与书》（《读书》2002年第6期），此篇专谈周先生读书、赠书的旧事，以及因书而起的各种因缘，我由此深刻体会到弢翁与一良父子对于藏书、读书、著史的关联，特别感受到一良先生“读书得间”的特色。如今《周一良全集》出版，复读赵和平老师《儒生思想 书生本质 史家学术——周一良先生的学术生涯》（《全集》第一册），参以《全集》最新收录的《自传与杂记》编，更是无比景仰一良先生。余生也晚，不获亲炙教筵，第一次得见一良先生是在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当时曾提交《敦煌吉凶书仪与东晋南朝礼俗》，意在继先生《书仪源流考》之后有所探索，惜未能当面请益。最近复有《南北朝交聘记的基础研究——以〈酉阳杂俎〉为中心》《北朝士族音韵之学与南北交聘》等小文，亦是追慕先生《魏晋南北史札记》的致敬之作，不敢辄献，敬祈教正。

本文承周景良、荣新江、赵前、孟繁之、刘波、孟刚、廖生训诸位先生教正并赐示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