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语所迁四川以后，我与所里联系，准备去内地。就在这时，洪煨莲先生提出给我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留学的建议。任务是学比较文学，条件是回国后到燕京服务。洪先生的安排，看来包含三方面用意：一、他是哈佛燕京学社中国方面的总负责人。对于为燕京以及其他美国教会大学培养后进，办好文科各系，筹划有素，时刻关心。各教会大学历次派赴哈佛的人选，基本上都经过他选择推荐。1938年底，燕京历史系第二次派去的翁独健先生已在哈佛毕业（第一届是齐思和先生），可以再派一名去。二、由于燕京校内的派系斗争，以资助文史哲三系为主的哈佛燕京学社，不仅关心历史系，还要抓国文系和哲学系。因为我日文修养较好，而哈佛燕京学社总社主任叶理绥恰恰是研究日本文学的。所以派我学比较文学，正是准备回校后安插到国文系。我回国后的安排也正是如此。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涉及当时北平学术界（至少文史方面）的派系斗争。北大、清华之间虽不无门户之见，但大体上这两所国立大学和史语所关系较近。而燕京是教会大学，自成格局与体系，与这三个机构关系都比较疏远。近年我才听说，洪先生与傅先生这两位都具有“霸气”的“学阀”，彼此间的关系也不融洽。所以，像我这样燕京毕业的学生，被史语所吸收过去，洪先生定是于心不甘的。因此趁派人去哈佛学习的机会，把我重新拉回燕京。洪先生推荐我去哈佛，可称一举三得。而我自己，只有过赴日本的念头，从来没有想到会赴美留学，当然求之不得，决定不去内地。

其实我当时作出赴美留学的决定也与陈寅恪先生有关。当时崇拜陈先生的学问，虽知先生的才智以及深厚的文史修养非我努力就能达到的，但仍决心沿着陈先生的学术道路走。至少应该像陈先生那样学习梵文等文字，而去哈佛多少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1939年秋，我从天津到上海，乘大来公司塔虎脱总统号邮船赴美，二等舱一屋四人，每人美金200元。到达旧金山时，正值纳粹德国侵占波兰，欧洲战争爆发。由旧金山乘火车东行，到达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燕京学社的基金，用于资助东方研究，分为几种途径：

一、资助美国学生到东方学习，头一个领这个奖金来华的，是1930年来北京的卜德（Derk Bodde）教授。回国后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以翻译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而知名。他1948~1949年又来中国，著有《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1948~1949》，同情中国革命，是宾大左派教授。1989年我重过费城时曾再次相晤。

二、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头一个是得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的齐思和（致中）先生。

三、在哈佛和中国各教会大学颁发研究生奖学金。

四、支付中国各教会大学文史哲等系某此知名教授的薪金。

五、资助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总社图书馆购置图书。在裘开明先生长期经营下，哈佛燕京学社的有关东亚藏书现在美国仅次于国会图书馆。

我到哈佛时，已成立远东语言系，还规定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的学生，都在这系注册，因此当时有些中国同学不无讽刺地称之为“学中文的”。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除第一年因包括路费稍多以外，每年1200美元。交学费400元后，所余基本够用。当时物价较低，学校附近小饭馆午饭二角五分，晚饭四至五角。周末看一场电影四角，中国城打一次牙祭也不过一元左右。学校宿舍昂贵，中国学生一般住民房。但房东太太往往对东方人偏见很深，不肯把房间租给中国学生。有时外边贴着“出租”，开门看见黄皮肤，立即说已租出，甚至更恶劣到一言不发，享以闭门羹，我碰到过多次，最后租到的公寓房东为犹太人。当年中国留学生的住房常常是由中国人“世袭”下去，如我的房由赵理海先生继承，而40年代吴保安先生的房东老太太，还是30年代初齐思和先生的房东。

在哈佛，我的学生生活极为单调，读书之外还是读书。主要工作地点就两处：一是博义思同楼中哈燕社的汉和图书馆，那里中日文藏书之富可以比之美国会图书馆；一是魏德纳图书馆亦即哈佛的总图书馆，研究生可占一张用格子隔开的小桌，自由取阅库中书籍，还可留置桌上长期使用，方便异常。那时书籍没有磁性报警设备，大图书馆门口有位白发老人，检查每个出门者的书包，有无未办出借手续的书籍。这位老人对中国学生特别友好，每次总是把手一挥，让我们免检过关，而中国学生也从未听说有人辜负老人的厚爱。尽管有人检查，柯拉克教授指导的一个美国研究生还是盗运出了不少珍贵的佛教考古书籍，后被查获。

我一到哈佛，和导师叶理绥教授谈学习计划时，表示自己文学基础太差，燕京指定我研究比较文学不太对路，而我对日本语言文学及梵文有兴趣。恰巧叶理绥自己也是语言学家，对我酷好语言和有志于梵文深表赞同，欣然允诺我在美学习日本语言文学和梵文，使我来美之前的盘算得以实现。在哈佛的五年学习，便以日文为主，梵文为辅。而时间的分配上，由于日文根底较好，只需充分利用哈佛的条件提高，所用时间反不如梵文多。

叶理绥教授（Serge Elisseeff，日本名英利世夫，1889~1975）是俄裔法国人，早年先在德国柏林大学学语言，1908~1914年在日本，是东京帝国大学国文学科第一个外国毕业生。他毕业成绩优异，本应与日本优秀生同样获得天皇给予的奖品。教授芳贺矢一认为，外国人不应受此殊荣，因而作罢。现在有的学者称他为西方日本学的奠基人。我原对到哈佛学日本语言文学并不抱太大希望，接触了叶理绥教授以后改变了看法。他不仅口语纯熟（法、英、德等语亦流利），关于日本语言学、文学、艺术的知识都很丰富。他曾指导我读过一些日本历代文学名著，如《竹取物语》、《今昔物语》、《心中天网岛》等，口讲指划，触类旁通，发挥尽致，使我感到是一种享受，大为折服。他讲的内容，一定也有当年他的老师如芳贺矢一、藤村作等人所传，再加以他对日本戏剧、音乐、美术的修养和深入社会各阶层获得的了解，有不少为书本所无而极富启发性的观点和评论。两三年后，通过精读原作、听课和浏览相配合，我感到日本语言及文学知识面和水平确实扩大、提高了。以后能在哈佛教日语，固然依靠自己早年基础，更应当归功于叶理绥教授的教导与熏陶。

说起学习梵文，其实是我多年的夙愿了。1930年我初进燕京国文专修科时，看见宗教学院课程表上有许地山先生讲授的梵文，兴致勃勃去签名选修。谁知选修的学生太少，没有开成。这以后虽然陈寅恪先生的博学又一次勾起我学习梵文的强烈愿望，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学习。想不到九年以后，我竟能在哈佛敲开梵文之门。梵文教授柯拉克是哈佛第一任梵文讲座教授兰曼的弟子，留学德国。与叶理绥教授之滑稽幽默、玩世不恭不同，柯拉克教授是一位说话都慢条斯理的严肃长者。我当时虽通日、英语并略解法语，但像梵文这样在“性”、“数”、“格”和“时”上都如此变化多端的文字，却从未接触过。初级梵文的教学方法，又非般当代语言那样，由浅入深，学语法，做练习，而是一上来就以文法为拐棍来读古书——《罗摩衍那》大史诗中那拉王子故事。与学叶理绥教授的日文课游刃有余大不相同，我简直晕头转向。梵文班上另外两个研究生，一个是主修希腊、拉丁文的，当然不太吃力；另一个是主修阿拉伯语文历史的，即后来哈佛大学近东研究所的费耐生教授，也有古典语言的基础。我与他们竞争，显处劣势。但心想机会难得，当初唐朝玄奘和尚都学通了梵语，我不能不咬牙。而且，为了保证继续领奖学金，我也不得不努力，主要课程得B等是无法交待的，何况选修梵文又是自己的请求！我只能咬紧牙关，用玄奘先辈来鼓励自己，直到第一学期结束，成绩得了A等，才松口气。不久，柯拉克教授在一次宴会上向同学黄延毓提及我的情况，说我“必然是拼了命”。

第二年以后，友人陈观胜先生从加州大学来哈佛，和我一起学习梵文。因为班里只有我们两个学生，改为每周一个晚上在教授家上课。我们陆续读了《佛所行赞》、《妙法莲华经》等，直到1946年我离开哈佛，这每周一晚的梵文阅读没有中断。当然，这时已享受从容研讨的乐趣，不为分数而发愁了。

叶理绥教授主张，学梵文必须略通希腊、拉丁文，这是西方学术界的传统。哈佛大学的初级拉丁文已达一定水平，我无法选修，于是到剑桥的中学和孩子们一起读了一学期启蒙的拉丁文，然后选修大学本科的初级拉丁文。结束之后，又选修了大学一年级的希腊文。此外，为了应付博士学位的规定，利用平时选课再加暑期补习方式，1944年秋季开学前通过了法语和德语的考试。所以在哈佛的头几年，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学语言——死的和活的。可惜的是，回国以后不久解放，梵文与佛教史固然束之高阁，德文也还了老师，只有法文还偶尔用上。拉丁文只记得凯撒的三句名言：“veni，vidi，vinci”。希腊文则只记得杰克森老教授在课堂上活灵活现地描述希波战争时，希腊士兵归途看到大海如见亲人，大叫“thalata thalata”。

1941年我爱人来美后，假期中我们曾去过华盛顿、纽约以及英国移民最早登陆之地普利茅斯、南特克岛、马瑟葡萄园岛等不远的名胜。周末看电影是最为价廉物美的娱乐，大约四五角钱。而且那时影院不分早中晚场，开门以后一遍又一遍地放映。进去不出来，可以看几遍，对于初到时语言未过关的人有很大好处。

二战开始后，美国方面为了训练士兵掌握中日语言以配合对日作战，陆军战略服务处在若干大学中开办了特别训练班，哈佛也是其中之一。于是我开始兼任陆军特别训练班的日语教员，当时我哪里想得到这段经历也成为了“文革”中我重要的“罪行”。

我的毕业论文因为在训练班兼课的缘故而一拖再拖，直到1944年夏才完成博士论文毕业。哈佛规定在开始写毕业论文之前，必须通过一次口试，包括四门课。我考的是日本文学、日本历史、中国历史、印度佛教史。博士论文题目没有选自日本，而是利用梵文知识，研究了唐代天竺来华的三个密宗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金刚。内容为三家传记的翻译，配以详细注释和专题附录。取了一个堂而皇之的题目《中国的密教》，是尊崇魏鲁男教授的建议。此文1945年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1982年及1989年我两次重访美国，从一些研究佛教史的外国同行得知，因为关于印度本土密宗的史料很少，这篇论文40年来颇受重视，有的佛教史参考书目中列为必读，对我可谓“不虞之誉”了。

总的来说，在哈佛的整个留学生涯虽然艰苦，但也度过了许多欢乐的时光。现在回忆起来，最令人难忘的是剑桥行者街赵元任先生家的多次欢宴。赵先生慈眉善目但沉默寡言，赵太太杨步伟先生却完全相反，心直口快，热情好客，因此赵家常常是高朋满座，成为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的社交中心。每逢节日，赵太太必然做了很多中国菜，邀请同学们去家做客，客人常常多达几十人。1946年我回国后，一过节就会想起当年赵家的盛宴。其盛并不在于菜式的丰富，也不在于主人的好客，而在于不少客人的高水准。由于赵先生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过往剑桥的学者往往都是他的座上客，使我们这些留学生得以走近这些学界闻人。如胡适之先生卸任大使后，曾到哈佛短期讲学，人住旅馆，而在赵家吃饭，我因此和他熟识，回国后有段时间在北平也时时向他请益。在赵家我还曾遇名望甚大的伯希和教授。老教授颇为朴素，晚宴后搭电车由剑桥回波士顿，我有幸陪同引导了一段路，途中还曾请教过教授一两个小问题。

1944年我毕业后，系里聘我为教员，于是我又在哈佛教了两年日文。这是我的导师叶理绥教授安排的。1945年，次子启博在波士顿出生。为了避免学生签证纳税过多，我从美国出境，到加拿大后，又重新入境，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身份。不久以后我的工作合同期满，这是1946年，我去国已然八年，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我偕妻将子返回祖国了。

本文来源：《周一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