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于3月23日凌晨3点18分逝世。我没有资格与能力盖棺定论，但可以谈一些感想。
　　我出生于马来西亚，于1962年到1965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编者注：本文以下亦简称南大）读书，参与当时左派学生运动，支持左倾的社会主义阵线，与人民行动党对抗。后来，由于修读经济学、中苏思想斗争、中国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失败等因素，使我的思想从极左转变为中间偏右，但在经济学者中算比较左倾。
　　我1967年到澳大利亚读书，随后工作，虽然直到2013年初才到南洋理工大学工作，但在澳大利亚的几十年期间，我先后有多次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加起来共约两年。因此，我对新加坡算是保持了相当的认识。
　　对新加坡建国与发展的伟大成绩，李光耀的贡献功不可没。我们这些前南大的左派学生，对南大的关闭难免耿耿于怀，但对李光耀的功过，应该承认至少是九一开。我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有一个共同点与一个不同点，共同点是他们两人的功过都是八二开；不同点是一个是过功，一个是功过。中国是一个人口十多亿的大国，而新加坡的人口不到中国的二百分之一。因此，以绝对量而言，邓小平有更大的影响力。然而，相对于规模的大小，李光耀与新加坡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过一个小国的程度。李光耀不只是新加坡的伟人，也是世界伟人之一。
　　新加坡原本是一个失业率高而收入低，又有强烈的政治对立与不同种族的国家，加上英军的撤退，情况并不乐观。随后新加坡能够在不经受重大失误与混乱的情况下，在经济、社会、文化与国防等方面发展到今天高度，兼备良好治安与种族和谐，维持行政效率与清廉，新加坡这半个世纪以来的成绩没有被过度夸张。当然，除了李光耀的杰出领导，很多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我现在的教席所纪念的温斯敏先生（Albert Winsemius）也值得一提。
　　温思敏出生于1910年，来自荷兰，于1961年领导一个联合国团队来新加坡，帮助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李光耀很赏识温思敏的建议，让他成为新加坡的长期顾问。他几乎每年都来新加坡两个星期，一直到1984年。他原来对西班牙政府提建议，但不被采用，而李光耀是温斯敏的伯乐。温斯敏对新加坡政府提出的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建议，如保留莱佛士铜像与英文街道名称，使国际投资者安心；他也帮助新加坡获得像Shell与Exxon这样的跨国投资者。他正确地反对保护主义，建议从像生产衣服之类的低端工业开始，后来又发展到电子、航运、金融等方面。他也高瞻远瞩地远在1970年就提出建立新大学（或学院）的建议。在李光耀的赏识下，温斯敏的正确建议获得实施，帮助新加坡取得重大的发展。
　　在金融方面，温斯敏指出纽约与伦敦这两大世界金融中心有十多个小时的时差，新加坡可以填补这时差，成为金融中心。当时英国为了在香港的利益，反对新加坡在这方面的发展，说新加坡这么做，就得退出英镑区。结果李光耀果断决定进行，并取得成功。
　　温斯敏于1996年去世，南洋理工大学于1997年成立Albert Winsemius教席来纪念他对新加坡的贡献。他曾经长期担任国家工资理事会主席，对新加坡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林崇椰教授长期担任这职务，直到2012年退休，成为终生荣誉教授。
　　如果说功过是九一开，那么那一成是什么呢？西方评论者可能会认为是不够民主，不够自由，甚至会认为死刑与鞭刑是不文明的。我不反对鞭刑。我主张加大对罚款的运用。很多情形是罚款几千元，同时监禁几个月甚至几年。如果能够大量提高罚款，减少监禁，在达到同样的阻遏水平下，可以大量减少双方的成本。在罚款不足之下，鞭刑比监禁更加合理；监禁对犯人的家人危害更大。不过，我认为应该对重复或重大犯罪，才须要考虑采用鞭刑。
　　新加坡几十年来强调效率与发展，成绩有目共睹。林崇椰教授于约四年前提出平等的重要，当时被许多要员批评。我支持这看法。新加坡发展到今天，不论是在经济或其他社会与文化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以比较重视平等、言论自由等因素。以这两年来的一些政策来看，已经有比较明显的着重平等的措施。希望新加坡在第二个五十年，更上一层楼。
　　李光耀走了，而且走得轻松，不像我的前同事与合著者杨小凯教授，有几年与肺癌的战斗，与最后几个月的巨大痛苦。我们要记得李前总理的伟大贡献，但不必哀悼。我认为他会上天堂，不会下地狱。
　　（黄有光为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澳洲Monash大学经济系终生荣誉教授。他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近期于内地出版《快乐之道：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宇宙是怎样来的？》、《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