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对李光耀的哀悼程度，是我以及多数人(包括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新加坡现任总理)所想象不到的。人们为了能够有几秒钟的时间一瞻李光耀的遗体，对其致敬，愿意在烈阳、大雨或深夜(开放时间增加到每天24小时)排队5小时-10小时以上。包括在其他各地的让人们致敬的地方，总共已经有170万人参与，这还不包括葬礼日在殡车走过的15.4公里的马路两边，在大雨中致敬的人群。
　　3月27日傍晚，我与夫人坐公车到附近的购物中心时，在车上与我们系的一位从英国来的教授同座，他说要到市区排队向李光耀致敬，这使我感到很惊奇。我对他说：“我应该向你对李光耀先生致敬的诚意与执着致敬!”当晚，排队的时间已经超过10小时，当局决定于晚上11时起，不再让人们加入队伍，到第二天早上才可以加入排队。我虽然没有去参加致敬，但在葬礼日下午4时35分，全国正式默哀一分钟时，我与夫人肃立默哀。
　　另外，让我感到很意外的是，印度与新西兰都宣布3月29日，李光耀的葬礼日，为全国哀悼日，全国下半旗与取消所有官方庆祝活动。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为一个人口不到两百分之一的小国的前总理的逝世而全国哀悼，可能也是史无前例的。来新加坡出席葬礼的国王与总理级元首，包括来自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尼、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缅甸、韩国、泰国、越南等许多国家。中国、美国与英国则各派副主席、前总统与外交部长出席。
　　李光耀的去世与公众的强烈反应以及媒体的大量报道，应该会使人民行动党在下次大选时大胜，扭转前几届大选选票百分比下跌的趋势。我估计，人民行动党的选票百分比多数会从2011年的60.14%，增加到接近甚至超过2006年的66.6%。很可能，政府会决定不等到2017年元月，而在明年或今年底，就提前举行大选。另外，我也相信，李光耀会很快被正式尊称为国父。
　　李光耀的功过
　　对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逝世，我没有资格与能力盖棺定论，但可以谈一些感想。
　　我出生于马来西亚，于1962年到1965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下称“南大”)读书，参与当时左派学生运动，支持左倾的社会主义阵线，与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对抗。后来，由于修读经济学、中苏思想斗争、中国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失败等因素，使我的思想从极左转变为中间偏右，但在经济学者中算比较左倾。这个转变以及以后的一些事实使我认识到以前左倾思想的不实际性，也认识到以前的一些行为的幼稚性。
　　我1967年到澳大利亚读书、工作，虽然直到2013年初才回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但在澳大利亚的几十年期间，我先后有多次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加起来共约两年。因此，我对新加坡算是有了相当的认识。
　　对新加坡建国与发展的伟大成绩，李光耀的贡献功不可没。我们这些前南大的左派学生，对南大的关闭难免耿耿于怀，但对李光耀的功过，应该承认至少是“九一开”。李光耀不只是新加坡的伟人，也是世界伟人。
　　新加坡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原本是一个失业率高而收入低，又有强烈的政治对立与不同种族的国家，加上英军的撤退，情况并不乐观。随后新加坡能够在不经受重大失误与混乱的情况下，在经济、社会、文化与国防等方面发展到今天的高度，兼备良好治安与种族和谐，维持高度行政效率与清廉，新加坡这半个世纪以来的成绩很难被过度夸张。
　　在经济方面，除了人均收入从第三世界水平增加到超过美国的第一世界水平，还长期维持低失业率。多年来约2%的失业率，比绝大多数经济学者认为的充分就业的失业率(5%)还低很多，可以说是超越充分就业。另外，新加坡的物价上涨率也很低，从1980年到现在，平均每年增加不到2%。从去年到现在的四个季度，反而是物价略为下降。根据所谓“悲惨指数”(失业率加上物价上涨率)，新加坡的世界排名，应该是非常高的。不过根据近年快乐研究的结论，这悲惨指数应该等于5乘以失业率加上物价上涨率，因为失业比物价上涨对人们的快乐的负影响大5倍。
　　长期物价上涨率很低的结果，使新加坡元的汇率大量提升。例如，50年前，一美元兑换3新元，一澳大利亚元兑换3.6新元，而现在是一美元兑换约1.375新元，一澳元兑换约1.06新元。新元与马来西亚元的兑换率，也从50年前的一兑一，增加到现在的约2.68。中短期汇率波动很大，也很难看出什么规律，但长期而言，很大程度是相当接近购买力平价的。例如，这50年来，澳大利亚的物价增加到了原来的约12倍，而新加坡的只增加到原来的约3倍-4倍，使新元对澳币的汇率增加约3倍余。
　　当然，新加坡的成就，除了李光耀的杰出领导，很多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我现在的教席所纪念的温思敏先生(Albert Winsemius)也值得一提。
　　李光耀与温思敏
　　温思敏出生于1910年，来自荷兰，于1961年领导一个联合国团队来新加坡，帮助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李光耀很赏识温思敏的建议，让他成为新加坡的长期顾问。他几乎每年都来新加坡两个星期，一直到1984年。他原来对西班牙政府提建议，但不被采用，而李光耀是温思敏的伯乐。温思敏对新加坡政府提出的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建议，如保留莱佛士铜像与英文街道名称，使国际投资者安心;他也帮助新加坡获得像Shell与Exxon这样的跨国投资者。他正确地反对保护主义，建议从像生产衣服之类的低端工业开始，后来发展到电子、航运、金融等方面。他也高瞻远瞩地在1970年就提出建立新大学(或学院)的建议。在李光耀的赏识下，温思敏的建议获得实施。
　　在金融方面，温思敏指出从纽约闭市到伦敦开市，这两大世界金融中心有10多个小时的休市时间，新加坡可以填补这时间，成为金融中心。李光耀果断决定进行，并取得成功。
　　温思敏于1996年去世，南洋理工大学于1997年成立Albert Winsemius教席来纪念他对新加坡的贡献。著名经济学家林崇椰教授长期担任这个职务，直到2012年退休，成为终身荣誉教授。
　　后李光耀时代
　　如果说功过至少是“九一开”，那么那一成是什么呢?西方评论者可能会认为是不够民主，不够自由，甚至会认为死刑与鞭刑是不文明的。我不反对鞭刑。我主张加大对罚款的运用。很多情形是罚款几千元，同时监禁几个月甚至几年。如果能够大量提高罚款，减少监禁，在达到同样的阻遏水平下，可以大量减少总成本。在罚款不足之下，鞭刑比监禁更加合理;监禁对犯人的家人危害更大。不过，我认为应该对重复或重大犯罪，才需要考虑采用鞭刑。
　　根据国会议员司徒宇斌的说法，李光耀所坚守的信念或原则包括“以法治国，打造几乎没有贪污的社会，建立唯才是用的体制，以及维护种族与宗教和谐”。新加坡虽已进入后李光耀时代，但我认为在这些重大原则方面，新加坡会继续坚持到超越李显龙执政的时代。
　　新加坡坚持的另外一个要点，是在政府辅导下的广泛市场经济，包括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上的自由开放、外国劳工与科技经理人员的大量引进等。不过，外劳政策这一两年有些收紧。
　　2013年元月政府发表人口白皮书，预测人口从当时的530万，增加到2030年的650万至690万。这个预测所蕴含的人口增加率，平均每年只有1.38%， 比这10多年来以及建国50年来的平均每年远超过2%的增加率低得多。
　　然而，人们激烈反对。这一方面是前几年的交通基础设施跟进不够快，造成一些拥挤现象，但这一两年已经有改善。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认为移民抢走本地人工作，使本地人收入降低，造成拥挤与污染等。这些看法，可以用简单经济学与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但多数人，包括许多经济学者，依然深信不疑。关于这类谬误，详见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
　　除了提供法治、基础设施、有效与廉洁政府等有利投资环境，新加坡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辅助包括大量兴建高品质的廉价房，成立强制性中央公积金(提供养老)，设立淡马锡控股管理政府在海外的投资，用劳资与政府三方参与的国家工资理事会(开始由温思敏所建议)决定薪资的水平等。
　　新加坡几十年来强调效率与发展，成绩有目共睹。林崇椰教授于三四年前提出平等的重要，当时被许多要员批评。我支持这看法。新加坡发展到今天，不论是在经济或其他社会与文化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比较重视平等、言论自由等。以这两年来的一些政策来看，已经有比较明显的着重平等的措施。希望新加坡在第二个50年，更上一层楼。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第二天早上，香港的英文电台RTHK Radio 3电话采访我，主持人提到有人形容李光耀是香蕉，外黄内白。我说，李光耀受西方影响比受中国影响大，但他把三个孩子送到华文学校读书，在家里与孩子讲华语。根据李显龙的悼词，李光耀去世前一个多月，2月4日半夜或5日凌晨，他“还在跟华文老师上课”。可以使我们这些前南大左派学生及大家深思的是，南大的“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精神，也是李光耀所重视的，用以教育孩子，以及希望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学习的精神。这大概是李光耀于10多年前想要把南洋理工大学改名为南洋大学，承继南大精神的主要原因。可惜当时改名没有进行，希望不久能够顺利进行，让新南大发扬旧南大的重视华文与中华文化，与“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精神。
　　李光耀走了，而且走得轻松，不像我的前同事与合著者杨小凯教授，有几年与肺癌的战斗，与最后几个月的巨大痛苦。我们要记得李光耀的伟大贡献，但不必哀悼。我认为他会上天堂，不会下地狱。
　　（黄有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系终身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