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论者提到浙江大学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湖州模式”（《新农村建设的湖州模式》，《决策》2007年9月26日），认为这种模式体现了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一种全新发展思路，改变了过去就“三农”抓“三农”的局限性，能够尊重市场规律，重视社会力量，形成政府、企业、社会三者之间互补、合作的良好格局，从而合力解决实际进程中的困难。
不过在作者看来，“湖州模式”虽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特别是借助大学的智力资源优势，在农村地区积极开展产学研活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仍然属于传统的帮农、扶农形式，难以在当地大范围地推行，政策惠及到的农户还是少数。原因其实很简单，在“湖州模式”的运作中，浙大师生作为外来者，并不能像民国时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派那样，常年累月地扎根在农村，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制度环境。
就今天中国的现实而言，我们不能苛求再出现一大批晏阳初式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就大学现有的情况而言，还是能够以一种务实的方式参与新农村建设，并且可能取得不亚于晏阳初等人的成就。为什么笔者敢于这么说呢？因为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大校新校区或者是大学城在各地的遍地开花。这些新校区绝大多数都是建在农村地区，只不过目前还是按照原有的管理模式，筑起围墙，自成一统，隔绝于周边社会。但是就新农村建设而言，这种封闭的模式显然是不可取的，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大学新校区地处乡镇，周围都是村落与村民，在土地征用、失地农民安置、基础设施运转等方面，都不可能不与当地乡镇政府、村民打交道。在社会学意义上，大学新校区应该是当地农村社区的一部分。从资源优势上来看，大学新校区拥有丰富的教育、文化、科技资源，可以借鉴“湖州模式”的一些做法，在科技、教育、人才培训、文化卫生、农村管理以及产业发展、城镇村庄规划、环境保护等众多领域，组织教授、专家、学生参与当地新农村建设。而新校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更是能够融入当地农村社区，持续地提供这种资源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资源支持其实是一种互补与双赢的形式。因为农村地区拥有丰富的劳动力、社会资源，可以为高校提供后勤人力、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应用科技实验场所。从长远来看，一旦这种资源互补的合作方式长期进行，完全可以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真正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有信心地预见到，未来中国的大学新校区或大学城，也能够像美国的弗吉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众多名校一样，惬意地栖息在无数个环境优美的小镇上，展现迷人的乡村风光与人文景观。
《东方早报》2007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