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行话语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化的，而不能搞多元化＂，指的就是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能以其它的社会思想理论为指导．对此，人们不禁要问：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正确原理，如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益，即如邓小平所说的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什么就不可以用来＂指导＂呢？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诸多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做指导，就是因为它能对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派上大用场，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和政党，不应从某个＂主义＂或学派出发，而应从客观实际或事实出发，对既有的理论进行取舍，或创造新的理论，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以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正确的理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应当认真吸取，并大胆地拿来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其实，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包括了经典的或＂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又包括了种种非经典的或非“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科学的社会思想理论．正是这种新的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才在中国大地上，发挥出了巨大的社会功效，并继续在补充着、发展着、创新着，而越来越与经典的或＂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前者越来越高于后者，而这正是理论发展的规律．面对这一基本事实，硬说这些可以和应当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思想理论，全部属于马克思主义，无论什么样新的正确理论，都跳不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那就过分牵强，有点宗教的味道了．例如在改革开放中，党和政府把已经被基本消灭的私有制＂请回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或“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吗？不是．因为在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诞生标志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宣布：＂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按：本文只对读者不易查到的引文注明出处）而计划经济，也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以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还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有计划的生产和消灭商品经济的观点，但是人们知道，这一不够正确的思想，已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们纠正，而不再是“指导思想”了。相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一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了。

（二）流行话语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说法有不当之处，以致说其中的“个别原理”可以改变，但却认为“基本原理”不能改变，并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指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这种辩解，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马克思主义同历史上所有起过重大作用的社会思想理论一样，都有其特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以此对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原则性地回答，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的两个最重要的“发现”是，一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为剩余价值学说。前者指明，“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2-123页）后者指明，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额外地生产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被整个资本家阶级剥削去了。（同上书第125页）由这两者又引伸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原理：“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现时代“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通过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来“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上书第123、12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这些“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8页）那种认为基本原理只能无条件地信奉，而不能改动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愿的。事实上，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人们公认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那段表述是经典的，但这一“经典”只是突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８2页），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面，而没有讲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另一面。恩格斯晚年注意到了这一点，多次论及这种“反作用”，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并且坦率地承认：“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１９72年版第479页）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交互作用”也做过许多发挥。值得一提的是，相当一些社会学家曾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并加以攻击。被中外一些学者推崇备至的德国社会学家Ｍ·韦伯就在１９０４年参与过这种攻击。他在否定《共产党宣言》时声称：“作为‘世界观’或作为历史现实因果关系解释基点的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应该予以断然拒绝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这种攻击，暴露了这些学者在治学上的浅薄的一面或故意贬低马克思主义的意图。对于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正式提出时，尚未做出解释。从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他当时还在使用“劳动的价值”、“工人的价值”等不确切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１979年版第274、285页）甚至在作为《资本论》的手稿即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的手稿中，马克思在使用“劳动力的价值”这一科学概念的同时，还偶尔使用“劳动的价值”这种不确切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6卷ｉｉｉ第99页）直到１８６７年正式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马克思才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及其所用术语做了具有说服力的精确阐述。即使如此，马克思仍在注意改进自己的论述。他在晚年注意到：资本家被“┅┅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 。“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取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1页）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在生产剩余价值中的作用，更进行了并继续进行着深入地研究和探索，突破了马克思的某些经典提法。对于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恩格斯在世时就曾将《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修改为“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他还将《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只有用暴力”的观点，改变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以和平地长入新社会”这种更为科学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3页）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关系，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理论问题上，都有许多重大修正、新的创造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协调、合作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后一理论甚至使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坚持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９72年版第441页）这一基本原理显示出了某种错误，并转化为非基本原理。可见，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或可变性。所谓的“基本”，与“本质”、“主要”是近意词，在这里可以通用。而按黑格尔的说法，应把“同一内容时而看作是本质的，时而看作是非本质的”（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9页），“有时从它的这一规定，有时又从它的另一规定去加以说明”。（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２21页）按照现代解释学的理论，“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再创造”，“理解就是对本来事物的重建”。（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246页）而人们进行“再创造”、“重建”的基点，便是实践的需要。由是，人们对“基本”、“非基本”的解释和理解，是可以和必然依据条件的变化，而“再创造”、“重建”的。不能设想开列出一个单子，把某些原理定为基本原理，做为不可变易的教条，要人们永远坚信不移，把另一些原理定为非基本原理，可以因地制宜地加以改变。历史和现实都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但在其表述上可以或应当不断完善，而且在其地位上也可以或应当予以改变，即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非基本原理，非此便难以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改进、发展和创新。

（三）马克思主义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特别是它的基本原理，既具有高程度的真理性，又具有某种局限性，这是在将其做为“指导思想”时，必须注意的。为此，应当善于将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优秀者，也做为“指导思想”。一个掌握政权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以平等的精神，“兼容并包”的胸怀和气度，来对待其它的具有科学性的社会思想理论，而不能以高傲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对待其它的具有科学性的社会思想理论，不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唯我独尊地绝对排斥其它具有科学性的社会思想理论，或要求“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将其它具有科学性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公认的优秀者，硬是经过牵强附会地“论证”，贴上自己的标签，拉到自己的战车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创立的量子力学，至今仍是热门的物理学，有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丹麦哥本哈根学派的海森堡所提出的＂测不准（不确定）原理＂揭示了，一些微观客体的共轭物理量（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在测量过程中出现了相悖性．在用哲学观点总结这种＂测不准＂（不确定）现象时，哥本哈根学派的首领玻尔提出了＂互补（并协）原理＂．他指出：用经典物理学概念来描述原子（微观世界）现象，不可能具有理应要求的那种完备性；在微观世界中，人们运用一部分经典概念的同时，会排斥运用另一部分经典概念，而这被排斥的概念却是在其它境遇中说明物理现象时所不可缺少的．可见，这些经典概念之间并非绝不相容，而能互相补充．物理学后来的发展表明，所谓＂量子行为＂，不仅仅限于微观世界，在宏观世界，甚至是在人的思维过程中，也表现了出来．有趣的是，在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正统解释＂）的完备性问题上与玻尔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争论的爱因斯坦，在方法论上却与对手有一致之处．爱因斯坦在晚年非常重视＂认识论同科学的关系＂，批评了＂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旦他力求贯彻这样的体系，他就会倾向按照他的体系的含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于他的体系的东西＂．他认为，一个真正有头脑的科学家，在这种有体系的人看来，＂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爱因斯坦文集＞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版第４３０页）他列举了实在论，唯心主义，实证论，柏拉图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等理论和学派，说明了固守某一种体系是一种缺陷．现代和当代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哥德尔、劳丹、奎因等都曾论述过，在不同的理论体系、研究纲领、陈述方式之间，既有争执，又可互补，他们的这一思想，对于人们在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既要承认在具有确定客观内容这一点上的真理的一元性，又要承认在不同视角上得出不同结论的真理的多元性．（可参阅系列评说之五、之七）科学哲学的一位代表人物拉卡托斯，在总结若干科学研究纲领的经验和自己从学、从政生平的教训后得出结论说：＂理论多元论＂，要优于＂理论一元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他的话是有道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可能了解二十世纪才出现的量子力学和科学哲学的内容，但他们反对把他们的学说绝对化、孤立化、教义化，却与量子力学和科学哲学所提供的方法论有相通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成教义，马克思本人在听到有位法国社会主义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时，表示了不满，这不但因为他歪曲了马克思的理论，而且因为他把马克思的理论教义化了．英语词尾ism和俄语词尾изм，都既可译成＂主义＂，又可译成＂教＂．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容易被理解为具有排它性的宗教教义，而这是马克思所反对的．恩格斯后来从有利于扩大宣传他们的理论的角度出发，同意了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但他本人很少使用这一概念，强调不要把它当成教条，而要做为行动的指南．据此，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再提马克思主义，而只提＂马克思思想＂、＂马克思理论＂、＂马克思学说＂了，而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列宁主义者，也不再提马克思主义，而只提＂马克思思想＂、＂马克思理论＂、＂马克思学说＂了．在苏东剧变后，据某些机构和学者所做的考察，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遭到重创，战住脚跟，重新确立“指导思想”时，多数已不再提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思想、理论、学说了，在执政的共产党中，有的在提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时加上了本土的传统优秀思想（古巴共产党就在马列主义的前面加上了何塞·马蒂的思想），而在野的共产党中，有的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放在了次要的、只对于某项具体亊业起指导作用的位置上（法国共产党就把“自由、平等、博爱、公平”做为总的思想统领，而在列举“加入共产党”的六项具体“目的”时，只在所列的第三项“为积极参与挣脱资本主义的束缚，建立新的制度而斗争”这一点时，提到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时代的需要和该国的现实。至于中国共产党仍然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是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当代中国现实直接相关的，因而具有某种合理性．只是应当避免把马克思主义教义化、独断化，成为排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以致要求先进的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流行话语断言＂指导思想一元化不会影响思想文化的繁荣＂，显得与事实有些不符．论述问题，不能忽视历史教训，特别是刚刚发生过的重大教训．在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６年这二十年间的中国大地上，可谓实现了＂指导思想一元化＂．当时，＂非马克思主义＂遭到了批判和抵制，而＂反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了政治犯罪乃至刑事犯罪．当时的流行话语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解释为＂放马克思主义鲜花，灭反马克思主义毒草＂，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后果．其间的＂文革＂十年，在文坛上呈现的百花凋零，百家齐瘖的景象，对于亲历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无不记忆犹新．只是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中国的文艺界和理论界才开始繁荣起来．但流行话语仍把＂百花＂、＂百家＂解释成＂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允许＂的各派，那么，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就不在＂允许＂之列吗？（可参阅拙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思考和未来展望＞，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３、３期）。近些年来，有些学者要求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甚至称＂一万年后也要信仰马克思主义＂．有的“新权威主义者”甚至主张或认可用马克思主义的一支——列宁主义“这把刀子”，来打压不同的观点或学派，认为这有利于“维护稳定”，防止“政治参与爆炸”。其实，任何科学理论，包括自然科学理论在内，如果太＂纯洁＂了，就会僵化，无法向前发展了．试想，如果牛顿的经典力学太＂纯洁＂了，怎么能产生出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这两种更为科学的理论来呢？即使后两种理论，也在发展中．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宇观大尺度和微观领域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构成了对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的既有理论的挑战．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中更是如此．从古代中国的老子、孔子的思想和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再到近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变化之大，尽人皆知．这使人想起了清代诗人赵翼在谈到李白、杜甫诗篇时说的那句话：＂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马克思主义在事实上已引领世界先进社会思想理论一个多世纪了，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认为它会永远引领世界先进社会思想理论，甚至认为运用政权机关的力量强行确立其“指导思想”的地位，就能促成其在未来世界中，“信仰”它的人越来越多，以致某一天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无限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不深刻、不准确、不适用的部分，越来越会显现出来，也许会经历如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所说的那种过程：先是外围的＂保护带＂失效，进一步扩及到＂内核＂中去．（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７页）但它的某些内容和方法，将融入到真理的海洋中去，成为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永恒之光，正象至今人类还在纪念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孔子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从中吸取思想营养那样！这是人类认识史和科学发展史中的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只图暂时的、表面的“效果”，任意打压与主流观点不同的学说和学派，势必带来长期的、深远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