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际晦暗的时刻，很难分辨是暮色还是晨曦。2017年初，《华盛顿邮报》决定在报头下方刻写一句铭文：“民主死于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黑暗的隐喻不只在警示民主政治面临的威胁，甚至不只是对美国动荡时局的忧患，而是对西方文明再次陷入严峻危机的预告。回顾2017年西方思想的流变，透露出多种明暗交织的迹象：美国社会的分裂在加剧，欧洲开启了“马克龙时刻”的转机，中国的影响力正在改变西方世界的感知，民主的危机再次成为焦点议题，反性侵扰运动席卷全球，“思想工业”正在转变公共领域的结构，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令人兴奋也让人忧虑。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2017年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刻。但在一些结构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制约下，这个晦暗时刻更可能是漫漫长夜前的黄昏，而不是黎明将至的预兆。

美国的特朗普元年

2017年的美国政治很容易被视为“一场喧哗的闹剧”。闹剧是真的，但不是仅此而已。特朗普及其现象背后有着不可低估的政治文化意义。

就任总统的第一年，特朗普在身陷重围之中取得了乏善可陈的成绩。他实质性的主要政绩——作为“圣诞节大礼”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以及4月将年轻的保守派法官戈萨奇（Neil Gorsuch）送上最高法院——对于任何一位共和党总统而言（在参众两院的多数优势下）都是轻而易举之事，它们之所以显得隆重而喧哗，主要在于特朗普费尽周折克服了他自己制造的额外障碍。这位在任总统延续着竞选时期的战斗精神：善于制造和激化对立而不是化解冲突，勇于攻击而不是倾听异议并寻求妥协。但他在强大抵抗的逆境中生存下来，没有辞职也没有被弹劾，守住了自己的总统职位，这本身是他更难得的成就。

从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开始，特朗普就不断遭遇新任总统前所未有的抵抗。华盛顿特区有近百万人参加了“女性游行”，抗议活动从美国辐射到全球各地（远至南极）。4月，成千上万名科学家走上街头“为科学游行”。8月，夏洛茨维尔的右翼游行与冲突发生之后，特朗普的言论激怒了更多人。“总统艺术与人文委员会”17位成员中有16位联署公开信抗议并集体辞职，白宫随后宣布聘任该委员会的行政命令不再延续。而另外两个新近成立的白宫顾问机构“美国制造业委员会”以及“总统战略与政策论坛”中，也有多位著名人士退出以示抗议，特朗普干脆直接宣布解散了这两个机构。

连绵不断的抗议以及媒体的负面评论，都困扰着这位总统的感知与心态。《纽约时报》的一篇长篇报道分析指出，特朗普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收看电视和媒体的反应，并时刻准备反击。对他来说，这个总统职位是“他在那个美妙的胜选之夜获得的奖品，一个在他每个苏醒的时刻都必须奋力守护的奖品，而推特是他的王者之剑”。反击每一个批评和贬低自己的言论，包括自己的内阁成员。

当被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出言不逊斥责为“白痴”（moron）时，特朗普立即发推文回应，“我们必须用智商测试来比较一下，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谁将会胜出。”（许多评论表示，这条推文已经测出了他的智商。）信口开河的言论夹带着大量的不实之词。一位研究谎言的专家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据她计算统计，在执政的298天中特朗普做过的“虚假、误导或前后不一的陈述”高达1628次（平均每天5.5次）。毫无忌讳的言行又给媒体和脱口秀节目输送了大量素材，造就了更多的批评或嘲讽，使他感到必须不断反击，形成永久化的反馈循环。

特朗普的固执己见并没有妨碍他的反复无常。最初一些言之凿凿的理念（包括决意从阿富汗撤军，判定“中国是货币操纵者”以及宣称北约“已经过时”等等），都发生了逆转。根据NBC新闻公布的统计，从当选到执政百日，特朗普在13个政策问题上变换了32种立场，成为“现代历史上最难以预测的美国领导人”。易变的风格同样体现在白宫高层官员的频繁变动之中。有任职6个月的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和新闻发言人斯派塞，7个月的首席战略师班农和白宫顾问格卡，还有23天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以及最短10天的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在2017年，大约34%的高级官员辞职、被解雇或调任，这个更变比例之高是史无前例的（此前的记录是里根总统第一年的17%）。

对特朗普精神健康状态的疑虑从大选期间开始就从未平息。10月6日《新闻周刊》报道，27位心理医生与精神卫生专家联名发表一份报告《特朗普的危险案例》，评估他有“暴力、不成熟和缺乏安全感”等多种精神障碍。由于总统的健康事关国家安全，这些专家认为有必要向公众警告“这位总统的危险性”。这是出于“道德的与公民的责任”，高于他们本应遵循的“职业中立性规则”。实际上，连班农也曾在访谈中说过，特朗普“就像个11岁的孩子”。《纽约书评》一篇文章的作者指出，“这是第一次，美国有了一位行事不像成年人的总统”，他那些不成熟的品行不只孩子气，而且是“大多数家长努力要让自己孩子去避免的”。

因此，这届行政当局的运行机制就是，特朗普制造混乱，然后由白宫里的“成年人”来帮他清理。这些“成年人”在管教他、让他长大并防止他失控。他们时而成功但常常失败。的确，特朗普“没有总统的样子”（unpresidential）。

在许多人眼里，他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自恋症患者，一个自称“天才”的弱智，不可能成就大业，也很难获得连任。或许三年之后，美国政治将重归正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评论说，特朗普现象很可能是“美国历史曲线上的一次异常波动”。也许，这最终不过是一场闹剧，借用莎士比亚的名言形容，“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但特朗普绝不是一个笑话，特朗普现象也不是一场闹剧。诸如此类的蔑视论调或许能满足对特朗普的反感心态，但这种认知包含着危险的误解和误判。

特朗普登上政治舞台具有真实的民意基础，主要来自两种（相互重叠或独立的）否定性的民众意愿：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抵制，以及对建制派政治的反抗。特朗普执政也带着并不含混的政治议程，简言之就是“还我美国”：不仅从全球化的得益者那里，也从建制派的政客那里，以及从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那里“夺回我们的国家”。特朗普的政治议程吸引和集结了一大批经济与文化上的受挫者，构成了他的选民基本盘。所谓“特朗普主义”以反全球化、反建制派、反少数族裔与边缘群体为特征，这样的政治议程是任何政治建制派（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无法容纳和胜任的，这也注定了特朗普的政治实际上是一场造反的政治运动，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那样，他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借（共和党之）壳上市”的“第三政党”。

特朗普具有造反派的特征，但他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获得权力，也必须遵循宪政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行使权力。许多人曾预测他会被制度的力量逐渐驯化，但这似乎低估了他反叛的野性。身处美国的宪政传统，特朗普如同一头困兽，既不愿接受建制派（所谓“房间里的成年人”）的驯化，也无法彻底突破体制的笼子。这种冲突状态解释了大部分白宫的混乱与喧闹，而他“精神障碍”病象至少部分地来自于他挣扎中的挫败感。他欣赏普京或埃尔多安那样的强势领导人，更羡慕他们更能自由发挥而更少受到限制的权力。

许多承诺落空了，他没能完全废除（更不用说替代）“奥巴马医保计划”，发誓要修建的“长城”还无影无踪，基础建设大发展也仍然是纸上谈兵。但在否定性的意义上，特朗普绝非无所作为。美国已经退出了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议，并可能退出北美自贸协定和伊核协议。他也成功地撤销了许多奥巴马以“行政命令”方式签署的政策和条规。同样重要的是，他也一直在冲击体制限制的边界，试图将频繁的“反常”言行“正常化”，改变何为总统规范（norms）的定义。而这种重新界定本身，也是对共和党建制派的“绑架”努力，使僵化的体制屈从于新总统的“活力”。

特朗普主义会在曲折中步步为赢吗？竞选的奇迹效应能在执政时期延续多久？特朗普仍然面临许多艰难挑战。在国际事务中，特朗普已经被大部分盟国视为“信誉最低、危险最大”的美国总统。在国内，“通俄门”的调查仍然在进展，弹劾动议时隐时现。而解雇“正在成为麻烦的”特别检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作为一个反叛的当政者，特朗普处在各种交错的压力之中：主流媒体的抨击，社会运动的抵抗，民主党的对抗，共和党建制派的要求，白宫西翼的内斗，家族亲属（尤其是女儿和女婿）的诉求，以及其选民基本盘的要求。12月中旬在盖洛普发布的民意调查中，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5%，低于现代历史（在这个任期的节点）上的任何一位前任总统。

目前的经济形势对特朗普有利。《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特朗普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幸运继承者：“自他当选之后美国股市增长了25%，但从2009以来增长了195%，失业率在奥巴马时期已经从10%的峰值下降到4.7%，然后在特朗普执政后继续下降到4.1%。”特朗普当然会毫不谦让地将所有经济成就归功于自己。

而《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光环很可能会破灭。Vox杂志发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向全美42位著名经济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所做的调查，其中同意这项法案会刺激经济增长的仅有1人，多数人反对，其余少数无法确定；而所有42位经济学家都认为这项法案会增加债务。另外有许多经济学家和评论者指出，虽然这项减税法案声称会极大地惠及中下层阶级，但实际上将加剧贫富差距，所谓“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s）的神话从未实现过。

然而，经济冲击会影响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吗？如果经济政策未能满足那些经济受挫者的期望，甚至低于他们在建制派执政时期获得的收入与福利水平，那么他可能会失去一部分反建制派的选民支持。但是，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抵制者而言，他们的身份关切往往高于经济需求，可能会不离不弃地留守在基本盘的核心。

凝聚这些选民依赖于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特朗普主义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建筑师。像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之类的新保守派（neocon）思想精英是不可指望的，他们大都激烈反对特朗普或与他保持距离，认为他完全不符合保守主义的真精神，有些成为“绝不要特朗普”（NeverTrump）运动的核心。克里斯托尔主编的《旗帜周刊》在11月发表社论《投降》，指责共和党建制派毫无抵抗地“向特朗普势力投降”。

然而，特朗普主义已经吸引另一群原本边缘的保守派思想家。《纽约客》、《新共和》与《纽约书评》等报刊都发表长篇文章，开始关注他们的来龙去脉。这些人主要是与加州的保守派智库“克莱门特研究所”有关的成员，在智识血统上属于雅法（Harry Jaffa）开创的所谓“西岸施特劳斯派”（West Coast Straussians）。早在2016年大选期间，他们就创办了支持特朗普的网刊《美国荣光杂志》，试图为他奠定清晰融贯的意识形态论述。而智库出版的季刊《克莱门特书评》现在被称为“高雅特朗普主义的圣经”。2017年，这个群体中有多名成员进入特朗普政府任职，包括高级国家安全顾问安东（Michael Anton）和立法事务主任肖特（Marc Short）等。这种情景有点像早年布鲁姆掌门的“东岸施特劳斯派”对布什政府的影响。在特朗普时代，沉寂多年的“西岸派”迎来复兴，压倒了家族内部竞争的对手。

意外的变节事故也会发生。年轻政治哲学家克赖因（Julius Krein）曾在哈佛大学受过曼斯菲尔德指导，早在2015年9月就力排众议撰文支持特朗普，称其为“最有份量的候选人”。他也是《美国荣光杂志》的创办者之一，而后又创立在理论上完善特朗普主义的新杂志《美国事务》季刊。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作为让他深感失望，“夏洛茨维尔事件”之后，他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高调承认“我投了特朗普的票，现在后悔不堪”。一位年轻的特朗普主义思想健将幡然悔悟，哗变为反特朗普的斗士，引起许多媒体的关注。他在接受NPR的采访时说，特朗普完全是没有政治理想的政客，同时表达了对班农的极度蔑视，说他“在思想理念上完全是无能的和错乱的”。

班农当然不会理会这种书生精英的看法。自称为“列宁主义者”的班农是更为彻底的造反派，他无法忍受建制派的束缚，在体制之外另外开辟群众运动的战线，推进他所理解的更为激进的特朗普主义。在离开白宫之后，他公然对共和党建制派发出战书。他自夸是他将民粹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两大利器授予特朗普，成为他获胜的法宝。

然而，班农力挺身陷性丑闻的候选人穆尔（Roy Moore），结果使阿拉巴马州迎来了25年以来第一位民主党参议员。在《名利场》发表的长篇报道中，班农申辩说，把选举失利与政治失败相提并论是错误的，“我不是一个政治操作员，我是革命家”。就在2018年伊始，特朗普与班农公开决裂，指责他“不仅失去了职位也丧失了心智”。但班农不会气馁，革命之路总是漫长而坎坷的。他正在考虑自己在2020年参加总统竞选的可能。他清楚地知道，存在一群愤怒的美国民众，而他拥有杰出的才能去激发、煽动和凝聚他们的愤怒，并转化为政治运动的力量。特朗普主义的革命潜力还远未耗尽。

因此，“特朗普元年”并不是一个误称，即便他无法成功连任。他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开启了美国政治的一个新时代，一个社会分裂与政治极化不断加剧的时代，一个持久的“文化内战”（cultural civil war）时代。终结特朗普主义需要美国建制派的深刻改革，也需要不同身份政治派别之间的对话与和解，需要政治文化的重建。这将是艰难而漫长的历程。

欧洲的马克龙时刻

2017年是欧洲重获信心的一年。象征转机的时刻出现在5月7日夜晚，当卢浮宫广场奏响“欧盟盟歌”贝多芬的《欢乐颂》，马克龙在音乐与欢呼声中走上讲台发表胜选演讲，预示着欧洲一体化的重新启程。

这与一个多月前罗马的阴郁气氛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参与欧盟特别峰会的领导人还在承受“2016年冲击”的创后症，面对反欧盟的浪潮（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胜选，欧洲各国本土主义、民族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充满忧思，也对即将来临的法国与德国的选举前景深感疑虑。黯然悲观的情绪笼罩了本该庆贺的《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纪念日。而法国大选的结果驱散了阴云，被欧美舆论视为关键的转折，称之为“马克龙时刻”（the Macron Moment）。

更早的逆转发生在3月的荷兰大选，总理吕特（Mark Rutte）领导的自由民主党赢得多数议席，压倒了主张退欧的自由党党魁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在5月马克龙以压倒优势击败“国民阵线”的勒庞之后，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联盟”（CDU/CSU）也在9月的德国大选中胜出，至少遏制了“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势头。这三次选举的结果有力回击了欧洲极右翼政党势力的扩张，也鼓舞了已经开始回暖的欧元区经济。

据《金融时报》报道，10月德国的经济信心指数上升到六年以来的最高点，而整个欧元区的经济信心指数连续第14个月攀升，到达2001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失业率下降到9年来最低水平。欧盟也积极推进国际自由贸易，先后与加拿大和日本达成协议，并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美洲“共同市场集团”展开贸易谈判。马克龙9月在索邦大学发表演讲，坚定地表达了重启欧盟规划的决心，并提出了长远宏大又不失现实感的欧盟改革方案，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多次表达了马克龙的赞誉与期望。他在4月对法国《世界报》的访谈中指出，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根源在于欧盟领导力的失败，无法让欧盟成员国开展有效的合作。强制实行的金融危机应对政策未能解决问题，却加剧了欧洲南部与北部的裂痕。

而马克龙具有改革家的气质，他展现出不同于欧盟政客的三种非凡特征：塑造政策的勇气、让欧盟的精英规划服从于民主政治的承诺、以及令人信服的思想论辩能力。10月哈贝马斯在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文章（《马克龙对欧洲意味着什么？》），认为马克龙给欧洲带来了新的机遇，呼吁德国抓住时机积极协同合作，但他也怀疑默克尔是否能够响应法国新总统的大胆倡议。

许多学者表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国和德国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欧盟复兴的希望也在于形成“法德轴心”的强健政治领导力与治理能力，以真正积极的改革方案，对于那些使欧洲选民背弃建制政治的诸多问题，提供可靠的解决方式。就此而言，所谓的“马克龙时刻”并不是一个现成的答案，只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

“欧洲一体化将错过一个罕见的机遇吗？”这是《金融时报》副主编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的疑问。他在11月初发表文章指出，德国多年来一直因为找不到一位出色的法国政治家伙伴而抱憾，总是哀叹独自担当领导欧洲的重负而无人分担。现在“默克尔政府的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甚至是超额的满足”。马克龙的欧洲主义视野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气质，同时具有现实主义的务实精神。

在他就任后的几个月，法国削减了预算赤字、放松了劳工法并削减了税负。这些脚踏实地的努力也提升了马克龙的话语权优势。“对欧洲一体化事业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时机了”。

但德国政府陷入了一种困境，这也正是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长期以来未能挣脱的困境：将欧洲一体化视为利益计算的“一系列零和交易”，而不是“支撑欧洲大陆和平与繁荣的支柱”。德国曾经有更加开阔的视野，这并不是利他主义，而是由于充分理解德国的国家利益（经济福祉、国土安全以及两德的统一）全部都依赖于战后的欧洲秩序。欧盟不只是德国与法国实现和解的方案，也解答了那个“著名的德国问题”：“如何容纳这个对欧洲来说太大、对世界而言又太小的国家？”

而在当前，如果德国的政治家消极应付马克龙的欧元区预算计划，认为这不过是一个“要求德国纳税人掏更多钱”的计划，那么他们就放弃了“那种对国家利益更高瞻远瞩的理解”。德国各派的政治家们仍然处在复杂的协商谈判阶段。但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达成妥协之后表达明确的政治意愿。法国如今有了一位勇敢主张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领导人，“马克龙正在等待柏林的答复”。

同样，欧盟外交家、瑞典前首相比尔特（Carl Bildt）在12月也发表文章，探究“欧洲能否持续这个马克龙时刻”。他指出，英国脱欧没有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欧洲一体化的事业渡过了一场危机，但其前景远非一片光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匈牙利与波兰已经掌控政权，在西欧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在逐步上升，这对欧盟事业构成了持久的挑战。2016年的反欧盟波浪眼下似乎已经退潮，但很有可能卷土重来。“维持马克龙当选总统所启动的动力并兑现其承诺，需要在未来几个月内果断采取行动。”现在，“马克龙正在焦急等待着柏林的新政府，但下一届政府能否支持他的欧盟改革议程还远不清楚。”

但马克龙不只是等待，他积极“干预”了德国新政府的组阁。12月初，德国社民党主席舒尔茨（Martin Schulz）表示，他接到马克龙“无数次电话”，敦促他与默克尔阵营展开组阁谈判。年底双方的谈判议案已经开始启动，这是打破组阁僵局的重要一步。

然而，欧洲一体化还存在着更深刻的问题。12月初“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莱昂纳德（Mark Leonard）发表文章《欧洲的危机始于家庭内部》，他引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三十年间，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与制度的差异变化不大，但各成员国内部的分歧日益严重，远大于国与国之间的差异。英国在决定脱欧后陷入政治混乱，荷兰大选后用了长达7个月时间才组建新政府，而德国由于默克尔的组阁谈判失败，“看守政府”延续至新年，这些迹象都显示了国家内部政治极化的严峻状况。

莱昂纳德认为，欧盟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对半开的社会”：“一半世界主义，一半是社群主义”。在任何给定时刻，政府只是代表了“在持续不断的文化战争中获得最近一轮胜利的那一方”。政府的立场只能随着双方拉锯战的结果而变化。

目前的欧盟仍然是以欧元区为主体的“货币联盟”，还远未达成有效的“财政联盟”（fiscal union）与“政治联盟”。这种“部分一体化”的格局造成了结构性的治理缺陷。面对持23种不同语言的27个成员国，欧盟推行的任何一项政治或经济政策都可能是高度争议的，不仅在不同成员国之间，而且在各成员国内部，引发分歧与冲突。欧盟的治理机制常常陷入“温和则无效，强硬遭反弹”的困局之中。目前一体化与反对一体化之间分野越来越明显，欧盟处在不进则退却又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马克龙时刻”可能产生一次推进的动力，但这个机遇的潜力是否能被充分实现，是否会遭遇新一轮的反弹，都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影响力与锐实力

当逆全球化的浪潮在西方社会汹涌不息，中国则展现出逆流而上、引领全球化前行的姿态。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再一次引起西方舆论的高度重视与关切。

《时代》周刊以“中国赢了”作为11月13日一期的封面。布雷默（Ian Bremmer）在当期的封面文章中写道，在这个时刻“中国，而非美国，是全球经济中最强大的角色。”与二战结束后主导国际体系的美国模式相比，“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配备更完善（better equipped），甚至更可持续。”中国政府能够迅速集中资源，对特定发展目标（比如人工智能的开发）予以大量投入，在技术变革的速度和规模无比重要的时代，这一特征具有竞争优势。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及其倡导的代议民主制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不具有竞争力。“美国人和欧洲人一直假定，人类发展的长程弧线是向自由主义民主趋近的。但如果他们错了呢？”

当然，布雷默是政治风险研究的专家，他并没有忽视中国在政治与法治方面存在的局限与可能面临的风险，“步入聚光灯下的中国并不确保能赢得未来”。但他在结语中写道，“如果你必须为一个国家押注，想选择一个如今处在最有利的位置来对伙伴与对手扩张其影响力的国家，那么美国大概不是你明智的选择，聪明的赌注或许是投向中国。”

最近一期《纽约客》刊登长文《让中国再次伟大》，作者是获得普利策奖的著名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曾在北京居住长达十年之久。

文章从讨论电影《战狼II》的轰动效应开篇，描述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雄心与渴望面对外部世界。通过大量访谈、历史回顾与社会经济分析，作者对比了美中两国近几年来此消彼长的国际影响力。引人瞩目的“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了历史上花费最大的海外基础建设项目，计划的投资高达一万亿美元之巨，七倍于美国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总投资（按目前价格计算为1300亿美元）。文章引用北京一位学者的话说，“特朗普为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来填补美国正在退出的国际领域，扩展自己的全球影响。

然而欧逸文也指出，在对几十位中美专家的访谈中，几乎没有任何人预期“中国很快就会取代美国的世界超强角色”。中国在许多领域中面临着挑战，也未必愿意仿效美国，去担当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和规则仲裁者。因此，“更可能的是，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缺乏突出领导者的时代”。

无论如何，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格局与力量对比。中国在增强硬实力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发展自己的软实力。然而，一些西方分析家现在发现，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无法确切地描述中国的某些影响力，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锐实力”（sharp power）。

11月以来，锐实力这个术语迅速传播，许多主流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展开讨论。始作俑者是《外交事务》11月发表的文章《锐实力的涵义》，作者沃尔克（Christopher Walker）与路德维格（Jessica Ludwig）都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研究人员。

他们指出，在冷战消退后，许多西方观察家从软实力的视角来理解威权主义国家（如中国和俄国）的影响努力。然而，这些努力的技术手法“虽然不是那种公然强制意义上的硬实力，但也不是真正的软实力”。许多在媒体、智库、文化和学术等领域展开的努力，主要不是用吸引和说服来“赢得人心”，而是“通过扭曲信息来操纵目标受众”。这种影响努力“穿透了目标国家的政治与信息环境”，使威权主义者得以切入社会的组织结构，挑动和扩大现有的分裂，在此意义上它是“锐利的”。文章认为，在两种政体目前正在展开的新竞争中，锐实力是威权主义国家的刀锋。

随后，NED主办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发表长达150多页的文集报告《锐实力：正在上升的威权主义影响》。报告在前言中指出，中俄两国的影响手段在形式和基调上存在差异，“但两者都源自同一种意识形态模式：将国家权力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并且在根本上敌视自由表达、公开辩论和独立思想”。与此同时，都明显利用了民主体制的开放性来施加其影响。

因此需要重新思考以往的软实力概念，因为它已经不足以解释现状。报告考察了中国和俄国在拉丁美洲以及中欧几个新兴民主国家中的影响，主旨在于告诫民主社会预防恶意的威权主义影响，并重申对民主价值与理想的支持。《经济学人》12月16日一期刊登封面文章，题为《如何应对中国的“锐实力”》，认为西方需要回应中国新的影响，但不能简单地用建造壁垒的隔离方式，因为中国与以前的苏联不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西方需要发现一种具有政治家风范的中间道路，而提倡透明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约瑟夫·奈是最早（1990年）使用软实力概念的美国政治学家，最近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表文章《中国的软实力与锐实力》，对这一讨论做出了回应。

他首先在概念上做出澄清，软实力“有时被用来形容任何不涉及强力（force）的实力行使，但这是错误的。实力有时取决于谁的军队或经济更有优势，但也可以取决于谁的故事更能引人入胜。”如果“锐实力”这一术语是“信息战”的简称，那么它与软实力就有明显的区别，“锐实力是硬实力的一种类型”。

操纵信息是在使用硬实力，虽然信息是无形的，但“无形性”（intangibility）并非软实力的特征。比如，口头威胁就同时是无形的和强制性的。作者认为，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愿性”（voluntarism），而硬实力依靠的是威胁和利诱。“在公共外交中，真相与开放性在软实力和锐实力之间划出了分界线”。

当一个国家的官方新闻机构在其他国家公开传播时，这是在行使软实力的技术，但如果通过秘密支持其他国家的媒体来传达自己的声音，那就违背了自愿性，而跨入了锐实力的边界。当然，广告和说服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框架预设，这会限制自愿性。但将极端的欺骗置入框架之中就可被视为强制，虽非暴力性的强制，但它阻碍了有意义的选择。“在信息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关注度与公信力（credibility）”。如果某种公共外交手法被普遍视为政治宣传，就失去了公信力，也就难以增进软实力。

在奈看来，中国经济的成就生成了硬实力，也因为提供了有力的叙述而形成了软实力。但硬实力的不当使用会削弱了中国叙事的软实力。他主张西方国家在回应中国的锐实力时，必须谨慎避免反应过度。抵制中国正当的软实力工具可能会事与愿违。

“中国的软实力有时可能演变为锐实力，但仅仅因此就阻止中国的软实力努力将会是一个错误，而同样重要的是仔细监测软硬实力之间的分界线。”作者认为，软实力常常用于竞争性的目标，但未必只能成为零和游戏。“如果中美两国都希望避免冲突，增进彼此吸引力的交流项目将惠及双方”。在许多议题上，两国都能从合作中获益。而软实力有助于建立互相信任，并创建促成合作的网络。

在西方思想界，曾有人惊呼“中国将统治世界”，也曾有人预言“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对中国的赞赏与质疑一直并行相随，而告诫“中国威胁”的声音也层出不穷。关于中国锐实力的警觉，很像是一种“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调。因此，这不只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种翻版，还标志着西方意识形态从向外扩张转向对外防御的征兆，这可能是当前西方思想最发人深思的变化之一。

探究民主的危机

西方学术界对民主问题的研究，以往偏重于威权政体向民主转型及巩固的条件与困境等问题，但近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对“成熟民主国家”自身的反思。

在2017年的思想界，“西方民主的危机”成为格外突出的议题，并带有鲜明的现实关切，两次重要的学术会议都明显体现了这一趋势。耶鲁大学在10月6日举办的会议，以《民主政体何以崩溃》为题，邀请十多位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学，着眼于讨论两个问题：导致民主退化或瓦解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是否可能在当今的美国产生同样的效应？会议全程的视频随后在YouTube网站上发布。斯坦福大学在11月3-4日召开两天的会议，主题是“全球各种民粹主义对于民主的威胁”，25位政治学家参与会议，主办方在网上公布了全部会议论文。

*“民主如何崩溃”会议

民主的衰退成为这两次会议共同关切的焦点议题。在斯坦福大学会议上，民主理论的权威学者戴蒙德在论文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进入了“民主错乱的新时期”（The New Era of Democratic Distemper），以三个趋势为标志。

首先，民主的衰退已经蔓延到核心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特别是欧洲和美国。自“民主第三波”开始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对发达国家的民主前景产生严重质疑的时刻。

其次，整个世界的政治光谱向威权主义一端明显偏移：核心民主国家中非自由势力的兴起，新兴民主国家中有些已经逆转成为威权政体，而俄罗斯、埃及和伊朗等既有威权国家中威权主义倾向更为坚固。

第三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专制政体以强大的威权国家为楷模，在“另类选择”的激励下逐渐摆脱了民主化的压力。这三种趋势造就了“意识形态的反叙述”：“民主已经过时，它导致混乱和停滞，而集中化的权力才是进步的通途”。这种论调日益高涨，正在催生一个新的“威权主义的全球时代精神。”

福山提交的论文题为《民粹主义与身份》，就民粹主义的兴起提出了身份与经济的复合解释（从中也可以预见他在即将发表的《身份》一书中的观点）。身份的特征之一是对“承认”（recognition）的要求，即对内在自我或集体自我的尊严要求“主体间的承认”。这种要求“使身份政治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因为承认主要是通过政治行动获得的”。

他认为，许多被归为经济范畴的现象实际上源自人们对身份和尊严的关切，因此很难将两种因素拆解开来。人们对“经济正义”或“同工同酬”的要求往往不是出于对资源本身的关切，而是因为“资源是地位和尊严的标志”。单纯的经济学解释放弃了这个面向，这种局限性由来已久，是因为忽视了柏拉图所谓的“血气”（thymos），“这是人类心智的一部分，要求承认一个人的尊严”。

在近年的政治选举中，那些支持英国脱欧、特朗普和勒庞等人的核心选民并不是经济上最为穷苦的底层，这些人更多地投票支持传统的左翼政党。而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支持者来自中下阶层，在收入分配的五等分结构中处在中间三层。他们并不是饥饿的群体，也不是在经济上无路可走，但在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冲击下，他们经历了“相对社会地位的巨大损失”，而且担心自己的处境每况愈下，落入下层阶级。因此，“经济关切在当代民粹主义政治中会以身份的形态来展现”。

福山的解释蕴含着一个推论：如果这些选民“更多地关切身份而不是经济问题”，那么他们就未必会被传统的左翼经济政策所吸引，也不一定因为民粹主义政客未能兑现其经济许诺而背弃他们。这意味着要克服民粹主义的挑战，我们“需要一种语言和一套实际的措施来正面应对身份问题”。

在移民问题上，福山也试图以集体身份的视角提出更为复杂的分析。他认为有必要检讨当下流行的批评意见——将民粹主义者的反移民倾向简单地归咎于种族主义、仇外情绪、族裔偏见或无知。这些驱动因素确实存在，但还存在其他几种可能的原因需要予以辨别。

民粹主义的支持者或许并不反对移民本身，而是出于法治的理由反对非法和不受控制的移民；可能担心移民难以同化，无法融入主流文化，甚至抵触和改变主流文化的价值；可能疑虑移民增长的节奏和速度过快，由量变导致质变；可能担心移民享受的福利待遇远远超过他们对税基的贡献（这在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成为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些选民的关切出于党派立场，担心自己反对的党派更可能获得移民的投票支持。

对当前民主衰退的成因存在多种解释，既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文化因素。在耶鲁大学会议的报告中，著名政治经济学家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中产阶级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两百年中，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信念是财富的不断增长，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但现在这个信念被动摇了。

在1970年，美国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中有90%认为自己比父辈年轻时的生活质量更好，到2010年这个比率下降到50%。从1980年以来，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现在有64%的欧洲人和60%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代的生活会比自己更差。在1973年之前，生产性（productivity）与工人收入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此后开始明显脱节。

经济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导致了“阶级妥协”的瓦解。人们对现有体制缺乏信心，引发了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使边缘党派和候选人有了可乘之机。而美国的社会分歧与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达到了182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使得两大政党的中间力量失去了民众动员力，最终破坏了政党体系的稳定化作用。

普泽沃斯基认为，特朗普只是这些政治危机的征兆而不是其根源，在他任期结束之后，同样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但他也指出，目前美国民主危机的形态是“恶化（deterioration）而不是崩溃”。这种危机也曾出现在一战之后、麦卡锡主义以及尼克松执政的时期，而政治制度最终克服了这些危机。但过去并不能确保未来，对于当下的危机，真正可行的应对方案尚未成形。

哈佛大学的青年政治学者芒克（Yascha Mounk）在发言中指出，民主社会实际上还没有经受过长期经济停滞的考验。经济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收入多少，还与人们的相对获得感与相对剥夺感有重要关联。如果目前经济停滞的趋势再持续二三十年，那么民主体制可能就会崩溃。

在身份政治的问题上，许多人转向种族认同可能存在相当复杂的原因。如果相信美国人口中有那么多人是种族主义者，这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那么我们就陷入无能为力的绝境。但如果种族意识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就需要建立某种联合来创造这些条件。美国已经是一个多元族裔的社会，在族群身份的冲突中，仅仅揭露非正义和歧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积极的建设性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