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呼声：布拉格、巴黎和波士顿
忧患是思想的内在品格，但各种立场的思想者都深感危机迫近，则是时代精神的征兆。2017年先后在布拉格、巴黎和波士顿发表的三份公开宣言，是当下政治风云与文化纷争的缩影，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试图提出自己的诊断、分析与期望，并集结起来以群体性的呼声介入公共论辩。
《布拉格民主复兴呼吁书》在5月发布，由来自全球的60多位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发起（最后有两百多位签署者），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前爱沙尼亚总统伊尔维斯，波兰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埃及政治学家哈姆扎维，以色列政治学家阿维内里，法国哲学家莱维，英国思想史家阿什，美国政治学家戴蒙德、福山、高尔斯顿和黎安友等。
呼吁书开篇写道，“自由主义民主正在受到威胁，所有珍惜它的人都必须来捍卫”。这种威胁即来自外部的威权主义势力，也来自新兴和成熟民主国家的倒退。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侵蚀着人们对民主价值的信念，动摇了对民主体制功效的信心，使民主进程遭受了历史性的停顿，并可能使民主在“逆转浪潮”陷于崩溃的危险。
“民主的支持者们必须联合起来制止这一退缩，为民主的道德、思想和政治的复兴事业结成一个新的联盟。”新的民主战役的出发点是“重申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激励了两百多年以来现代民主的发展，“植根于对人之尊严的信仰，并坚信自由主义民主是最能够维护这种尊严并使其蓬勃发展的政治体制”。捍卫民主的价值并不是“纯粹理想主义的事业”，而是体面的、包容性的社会的先决条件，是整个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框架，也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呼吁书构想的“新的民主复兴联盟”，是充当振兴民主理念的道德和思想的催化剂，通过展开一场有原则、有觉察力、有激情的“理念之战”，来改变当前的思想和文化氛围。“没有借口沉默或无所作为。在这个民主岌岌可危的时代，我们不敢依靠安全的幻想。目前的危机为民主动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这份自由主义倾向的呼吁书很难说有多大的感召力，至少保守派阵营对“时代的危机”会有不同的理解与回应。10月7日，欧洲十名保守主义倾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以九种语言同时发布一份联署的《巴黎声明：我们可以信靠的欧洲》。
签署人中包括英国政治哲学家斯克鲁顿爵士，法国宗教思想史家布劳格，和波兰哲学家与政治家雷谷德科等，他们感到的危机是“欧洲在幻象、自欺与意识形态的扭曲中，正在把自身的文明遗产挥霍殆尽”，他们出于“对欧洲精神与想象的共同关切”而聚集一起，撰写了这份声明，其核心论旨是攻击“虚假的欧洲”。目前欧盟致力于建构的欧洲，是一个“掩盖在伪宗教普世主义情感下的金钱与法规的帝国”，虽然自诩为“普世共同体的先驱”，但实际上“既不是普世的、更称不上是共同体”。
他们呼吁重建“真正的欧洲”，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其基础是民族国家体制和基督教传统奠定的价值原则。这种在民族国家相互承认主权的基础上展开的自由交往，形成了“多样一体”（unity-in-diversity）的欧洲，这才是“欧洲文明的标志”。这个欧洲遗产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然的，因此需要付诸努力和斗争来捍卫。声明坚持某些传统的价值立场，包括对文化等级的维护，对家庭和社群团结的重视。他们认为，对欧洲未来的威胁并不是来自俄罗斯的冒进或非穆斯林移民，而是“虚假的欧洲”的幻觉与欺骗，包括欧盟的技术官僚、放任的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和文化的商业化。
声明在最后呼吁，“拒绝那种无国界的多元文化世界的乌托邦幻想”，“重申民族国家的主权，恢复对欧洲未来的共同政治责任的尊严”。这份声明表达了欧美文化战争的一种保守主义立场，与自由派的布拉格呼吁形成对比，但双方都是新形势下的老调重弹，也没有在主流舆论界引起显著的反响。
信奉基督教传统的思想未必取向保守和排外。11月20日，300多名基督教神学家聚集在波士顿老南教会，共同签署《波士顿宣言》。他们是出席美国宗教学会和圣经文学协会年会的部分与会者。宣言的发起者以身披麻布、额涂圣灰的传统仪式，谴责美国福音派（evangelicalism）等宗教保守势力滥用和扭曲圣经教义，敦促他们悔改自新。
这份宣言具有悲愤的基调，对于权势者性侵犯的愤怒、对于陷入“白人至上论”歧途的福音派的愤怒，要求忏悔作为美国原罪及其延续之罪的种族主义。基于这种愤慨，宣言表示“我们承诺追随耶稣走上代价巨大的门徒之路，为卑微者、失败者和被遗弃者寻求正义。我们宣告，在今天追随耶稣，意味着从我们信仰的最深处发起抗争，反抗贫穷、经济剥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一切形式的压迫。”
宣言的宗旨是要求遵循和践行“爱你的邻人一如爱你自己”的箴言。宣言的主要发起者之一，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副院长莱特西（Pamela Lightsey）博士指出，真正的福音教义与当今保守派圈子中“兜售”的东西相当不同，在宗教和政治意义上都相差甚远。“我们聚集于此，因为耶稣教导‘爱我们的邻人’，因为我们拒绝让那些人借基督教之名来支持对女性的虐待、对移民关闭国门以及让连篇累牍的谎言常态化”。谴责仇恨、召唤博爱是这份宣言的核心诉求。
反性侵运动与女性主义辩论
《时代》周刊将2017年度人物授予“打破沉默者”，向控诉和反抗性侵犯与性骚扰的社会运动致敬。封面刊登了五位女士的合影，她们勇敢打破沉默、公开陈述自己遭受性侵扰的经历。照片还包括只露出手臂的“第六个人”，据杂志主编介绍，这代表着许多匿名的指控者，迫于压力与风险无法暴露身份，但愿意分享自己的遭遇。
演员贾德（Ashley Judd）是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最早的指控者之一，成为这场运动的导火索。10月中旬，演员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发出倡议，邀请性侵的受害者们以“#MeToo”（我也是）作为状态更新的标签，以唤起社会关注。在短短几周内，这个标签在社交媒体上的使用率达到500万次，触发了一场后来席卷全球的社会运动，许多国家都开始了自己的#MeToo运动，法国则创造了自己的特色标签，称为“拱猪”运动（#Balancetonporc）。
原本孤立分散的幸存者及其支持者通过社交媒体结成广泛的联盟，各大主流媒体迅即呼应，声势浩大的舆论鼓舞了更多的受害者提出指控。到12月中旬，美国政界、演艺界、传媒界以及商业和企业行业中，至少有98个（其中有一位女性）知名人士受到公开的性侵指控，大多被解雇或被迫辞职。12月7日，受到性骚扰指控的国会参议员弗兰肯（Al Franken）宣布辞职。12月12日，肯塔基州的州众议员约翰逊（Dan Johnson）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媒体曝光的性侵指控，随后于次日早晨开枪自杀。
反抗性侵扰的公开行动在美国大约有26年的历史，#MeToo最早是在2006年由黑人社会活动家伯克（Tarana Burke）发明和传播的标签，但从未形成如此广泛和强劲的社会运动，不仅挑战了权重位高的施害者，也促发了意识与观念的变革。在《华尔街日报》10月的一项调查中，49％的男性受访者表示，有关#MeToo的新闻报道促使他们更认真地思考自己对待女性的行为。
好莱坞是性骚扰的“重灾区”，也处在反性侵风暴的中心。《纽约客》的资深记者古德耶尔（Dana Goodyear）最近发表文章《好莱坞可能改变自己的方式吗？》，报道了“后韦恩斯坦时代”正在展开的严厉“整治”（remediation）行动。
目前好莱坞的整个风气正在发生剧变，“零容忍”政策冲击着惯常的言谈举止，所有场合使用的语言（包括在餐馆向人问候的方式）都会受到影响。一位性骚扰问题调查员表示，一旦接到举报，他们会“即刻”（不是过几天或一周，而是立即开始）展开调查。与此同时，整治行动也在清算历史旧账，现在已基本完成。那些被指控者的照片已从墙上取下，他们的名字从捐赠的建筑物上抹去，电影在替换演员之后重拍，网上图书馆的相关资料被撤下、电影被搁置。这位调查者说，“与被告者的任何关联，现在完全是有毒的，经过一波波的清除，然后是苏联式的抹除（erasure）”。的确，那些曾经盛气凌人的侵害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但清除历史的做法不免让人发生警觉的联想。
应当如何对待有性侵问题的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史派西（Kevin Spacey）已被逐出第六季《纸牌屋》，新电影《金钱世界》删除了他的全部镜头，在更换演员补拍后刚刚上映。那么如何处理已经发行的作品呢？是否应当禁映甚至销毁伍迪·艾伦以及（尤其是）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
在学术界也有同样的问题。罗斯菲尔德（Becca Rothfeld）12月7日在《高教纪事》发表文章指出，存在一些重要甚至经典性的学术作品，其作者的性操守令人堪忧甚至不可接受，他们本人应当受到谴责或惩处（如果仍然在世），但“赞颂思想”要与“赞颂人生”脱离。基于作者的道德操守来查封他们重要研究的做法可能是有害的。无论如何，这场运动再度触发了一些令人困扰的难题：社会正义是否要求文化的道德清洗？这会损害艺术与学术的自由以及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吗？
在另一方面，这场运动对政治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大西洋月刊》12月15日发表文章指出，身陷性丑闻是摩尔的落选一个重要原因。但有调查显示，阿拉巴马州选民的党派分歧远比性别差别更为显著：共和党的女性选民仍然有90%投票支持摩尔（只比其男性选民低两个百分点），她们相信摩尔性侵行为属实的比例也仅比男性高4%，而比民主党男性选民低40%。
另有研究指出，就性别政治问题而言，两党极化趋势的驱动要素不是性别本身（男性或女性）而是性别立场（是否相信男女应当平等）。10月皮尤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这个国家对女性权利伸张还走得不够远”这一陈述，在民主党男性中的支持者要比共和党女性种的支持者高出31%。这意味着“民主党并没有变成女性的党派，而是正在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党派。”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会有支持者和反对者，#MeToo运动也不例外如此。争议很快就出现了（虽然明显的反弹到2018年初才开始）。值得关注的意见不是来自保守派阵营的抨击，而是自由派甚至女性主义内部的批评。11月22日，在线杂志Quillette发表了四位女性学者和作家（包括杂志主编）的批评意见。12月18日，英国左翼网刊Spiked汇集了13位女性知识分子的异议。这些作者都坚持男女平等以及反性侵的立场，但对#MeToo运动的发展趋势感到忧虑甚至强烈的不满，简要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运动目前的趋势可能在女性主义内部导致一种文化转向，“从女性的赋权（empowerment）目标，转向赋予女性受害者的地位”。最令人不安的倾向是运动变形为一种“告解的竞争”：“一个女人的证言越可怕，她可能从网上姊妹那里获得的同情就越多。”沉默多年容忍施害者逍遥法外，现在才站出来的指控者们赢得了欢呼，被誉为“女英雄”和“强大的女性主义者”；而那些提倡并做到了当即明确有力地拒绝侵扰、并快乐地继续自己生活的众多女性，现在却被嘲讽为“受害人的责难者”。
在当下的风潮中，好像愿意充当受害者才是唯一“正确的女人类型”。将女性视为脆弱的受害者，而不是胜任公共生活的行动者，使受害成为武器，固化女性的脆弱性，挫伤女性的适应力，这是从以往取得的女性进步事业中回退。
其次，对性侵扰的定义越来越宽泛，使运动失去重心和焦点。存在真正的受害者，她们在暴力或隐性权力的威胁下陷入困境，不得不忍受了侵害，她们不仅值得同情，也需要声援和司法救助。然而，将任何不合心意的一句赞美、一个玩笑、一声口哨甚至一次眨眼都界定为性骚扰，这将使整个运动琐碎化（trivialized）。
“当28%的年轻人认为眨眼也可以是性骚扰，社会就可能怀疑女性判断危险和应对公共生活的能力。”女性主义应当鼓励女性施展独立自主的能动性，而不是将女性“婴儿化”。将职场上危及女性生涯的性骚扰与无关紧要的社会麻烦相提并论，这样的运动“普通工薪阶层的女性根本不会去理睬”，只是满足了“中产阶级的记者，饥渴于名望的政客以及显示美德的明星”。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姐妹们相比，西方女性享有非常优越的地位和法律保护，“却把自己刻画为身处危难的少女，无力应对成人世界，永远需要援救”。
第三，这场运动揭露了严重的性犯罪以及女性被轻视的程度，这是健康的。但现在“它已经变形为一场群体性的歇斯底里”。许多男性被指控犯下无法合理定罪的越轨，并得到迅即而可怕的惩罚，“但没有清晰的定义也没有法定时效，这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是荒谬的”。运动忽视了正义程序（due process）与无罪推断（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的法律传统，正在演变为一场群众性揭发和公审运动。
甚至有位女性主义者在推特上声称，“我实际上毫不关心无辜的男人们由于受到性侵犯/骚扰的不实指控而失业。”这是在引导人们“发展围攻心态或建立战区”，会将运动演变为针对男性的大规模“猎巫”（witch-hunt）行动，制造群体性的道德恐慌。“在2017年，我们几乎可以凭借一项指控就摧毁任何一个男人”。
最后，这场运动的极端趋势正在制造两性关系的对立。假定男性霸权的结构是根深蒂固且无所不在的，因此男人天然属于“邪恶的压迫阶级”，而女人则生活在恐怖的性压迫之中。“这个文化时刻已经转变成女性受害者的狂欢以及对男性的妖魔化。”这将把男女关系塑造为潜在的施害者与受害者的敌对关系，至少将本来复杂丰富的两性关系转变为谨小慎微、彼此堤防的关系。“如果我还是一个寻找伴侣的年轻女子，我不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一个男人在吻我之前必须确认一份联署协议。”厌女症确实存在，“但如果女性将自己描述为如此脆弱，无法以健全的常识感应对日常生活的微小变化，那么厌女症的态度将会盛行起来”。
这些对#Metoo运动的批评和抨击，有许多是片面和过激的，也并非无可反驳。在事实层面上，以社交媒体为主要载体的自发社会运动，缺乏明确的组织和领导，本身包含了驳杂多样的方面和倾向。批评者很容易选取任何一个有问题的侧面或支流，以偏概全地攻击整个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批评者强调在程序正当的同时，完全漠视了一个事实：#Metoo运动的激进性恰恰是对程序主义功能失灵的反弹。
在职场和校园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大量的严格意义上（以人们普遍认可的标准而言）的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但其受害者或投诉无门或举报无果，纸上的法律与规章在实践中变得形同虚设，积怨已久的伤痛爆发为运动的力量，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运动的宗旨并不是要瓦解法律和程序，而是要激活和改造沉睡已久的程序正义，让它在实践中回复活力。的确，法律程序的稳定性与社会运动的激进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如何平衡与协调两者的关系是复杂而困难的问题，这需要在运动进程中被认真对待和解决，而不应当成为将运动污名化的一个理由。
就批评的立场而言，这些作者几乎都属于自由派或左翼阵营，甚至大多都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这也反映出女性主义本身在发展中的内部差异与分裂，而这些分歧由来已久也难以调和。类似的意见分歧更为突出地体现在年底之后发生的两场争论之中。在2018年1月，反性侵运动遭遇了明显的反弹。法国著名演员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等百名知名女性联署了一份公开信，对运动提出批评，并引发了激烈争论。在美国，刚刚荣获金球奖的喜剧演员安萨里（Aziz Ansari）受到化名的性骚扰指控，由于事件的性质处于“灰色地带”，媒体与网络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意见冲突。
韦氏（Merriam-Webster）词典选择“女性主义”（feminism）作为2017年度词汇。#Metoo运动带来了女性主义的新一波兴起。然而，女性群体并不是同质化的，她们不仅有经济阶层、教育程度和种族认同等区别，也并非天然地支持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者内部，也存在复杂的代际差异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分歧，体现为对多种诉求的不同优先级排序，以及对女性主义实践的不同战略构想。
无论如何，2017年的反性侵运动重新定义了社会对待女性的标准：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容忍的。历史上每一次女性主义运动的进展都遭遇了反弹，但“时代精神”正在发生改变，每一次回潮都可能激发新的反思和勇气，开启下一次运动的再出发。
思想工业与明星学者
公共领域正在发生一场工业革命，过去的“思想市场”（the marketplace of ideas）已经转变为“思想工业”（the Ideas Industry）。牛津大学出版社在4月出版《思想工业》，作者德瑞兹纳（Daniel Drezner）是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国际政治系的教授，也曾从事智库研究工作并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 他对思想工业的成因与特征提出了独到的观察分析，《新共和》和《金融时报》等多家报刊对此发表书评。
《思想工业》
德瑞兹纳指出，今天的知识阶层已经不再可能像1950年代《党派评论》的撰稿人那样远离市场、社会或国家，而是受到多种力量的显著影响。《外交政策》杂志每年隆重推出的百名全球思想家名单，各种高端会议、演讲和论坛的兴起，使知识分子以过去难以想象的方式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精英们相聚结交。各种“大观念”活动——包括TED年会，阿斯彭思想节，梅肯研究院全球会议，以及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和瓦尔代俱乐部等——风起云涌，往往邀请具有挑衅性新观点的思想家，他们更能够满足与会者的好奇心，也更能吸引媒体的关注。“二十一世纪的公共领域比以往更开阔、更响亮，也更有利可图。”
热衷于传播挑衅性思想的平台、论坛和渠道数量爆炸式增长，同时带入大量资金的运作，在思想工业的兴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思想需求的激增会使整个知识阶层受益，但思想工业有其特定的奖赏偏好。
在此，作者区分了公共领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与“思想领袖”（thought leaders），他们都介入思想创造活动，但彼此的风格和目的相当不同。作者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比喻说，公共知识分子是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而思想领袖是专注于一件大事的“刺猬”。前者是批评家、悲观的怀疑论者，而后者是创造者、乐观的布道者。
公共知识分子通常是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大学教授，比如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或者莱波雷（Jill Lepore）。他们崇尚专业学术标准，善于在众多议题上展开批评分析。而思想领袖充满自信地传播自己创造的新理论，比如卡根（Robert Kagan）、弗格森（Niall Ferguson）、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或者克莱恩（Naomi Klein）。他们能够以一个视角或一套系统思想来解释非常广阔的现象，并愿意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观念。
德瑞兹纳分析指出，目前思想工业的需求与奖赏明显地倾向于思想领袖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原因在于三种相互关联的趋势：对体制权威信任的衰落、社会政治的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迅速加剧。这三种要素形成了动荡不安与高度不确定的社会氛围与心态，也塑造了思想工业的供需结构。
人们对新思想以及思考世界的活跃方式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迫切期待具有开阔而明确理念的思想领袖，而不是在学理上纠缠细枝末节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革命就像农业革命和制造业革命一样，会带来赢者和输家，导致知识阶层的大动荡，也会改变目前的思想生态系统。作者认为，思想工业的结构性不平衡需要认真对待，但简单地抨击思想领袖降低了公共话语的品质却是一种苛责。
在思想世界中，实际情况远比“今不如昔”的伤怀论调复杂得多。数十年来，学者们一直抱怨大众文化的粗鄙状况，那么面对更加广泛的对新思想的渴望，以及回应这种渴望的努力，我们就不该沮丧或苛求。实际上，两类人物在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各自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公共知识分子常常被指责为具有精英主义倾向，但他们的批判揭露了伪装成智慧的陈词滥调。而思想领袖往往由于涉嫌学术上草率肤浅而受到嘲讽，但他们创立和传播的新观念，能够在变化多端的时代提供具有启发性的视角和方法，以激发人们去重新想象这个世界。
随着思想工业的兴起，各个国家都出现了一批活跃在大众媒体与网络的明星学者，在获得广泛声誉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质疑。《纽约时报杂志》10月18日刊登长篇特写《当革命向卡蒂袭来》，讲述了一位40岁声名鹊起的女学者在学术上受挫的经历。
卡蒂（Amy Cuddy）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任教。她在2012年的TED演讲中介绍了自己与合作者的一项研究成果——“权力姿态”（power poses）效应：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摆出更为权威和自信的身体姿势，那么就会在社会交往中逐渐变得更加从容自信。她建议大家坚持练习各种自信的身体语言，将有助于获得更出色的工作和生活成就。这个演讲视频在网络上的访问量高达4300万次，造成了现象级的轰动。卡蒂的著作也成为风靡市场的畅销书。
心理学家卡蒂
几乎与此同时，社会心理学界正兴起一场“方法论改革运动”，对许多既有的权威成果发起挑战。卡蒂的研究也受到了学术同行的质疑，许多学者以新的研究方法发现，所谓权力姿态效应缺乏实验的“可重现性”（replication）。卡蒂的反驳与自我辩护招致了更强劲的同行批评，她显赫的名声与丰厚的商业收入也在社交媒体上遭受攻击。
在陷入多年激烈争论的漩涡之后，卡蒂的合作者终于接受了批评，公开声明“权力姿态效应”是不真实的。卡蒂感到孤立与沮丧，但仍然奔赴拉斯维加斯的演讲台，面对万名听众宣讲她的理论。然而，她已经感到自己在专业领域很难再有容身之地。2017年春季，卡蒂离开了哈佛大学，放弃了她的长聘轨教职。
德国有享誉世界的哲学家，大多是“高冷”的格调。终身居住在哥尼斯堡的康德，或者黑森林小木屋中的海德格尔，只是“知识小众”钦慕的偶像。但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变化。《外交政策》杂志在7/8月号发表文章，题为《德国哲学终于爆红，这将是它的毁灭吗？》，探讨了当今德国出现的“摇滚明星”哲学家的现象，及其与德国哲学演变的渊源关系。
在新一波的德国哲学中，普雷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是最著名也最受追捧的人物之一。他1994年在科隆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目前担任吕讷堡大学的荣誉教授，写作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其中探索自我问题的大众哲学读物《我是谁？》被译作32种语言（包括中文），全球销售总量超过百万。他英俊的外表与极富魅力的表达备受媒体青睐，不仅作为嘉宾频频亮相，而且还在德国电视台（ZDF）开办了一档自己的电视节目，直接冠名为《普雷希特》，据称吸引了近百万观众。在某种程度上，普雷希特几乎是法国哲学家莱维（Bernard-Henri Lévy）的德国翻版。
德国哲学家普雷希特
但专业哲学界对他颇有微词，有人称他为“哲学表演家”或者“职业的普及者”，普雷希特却对此毫无愧疚之感。他一直主张，哲学必须走出象牙塔与大众对话，从而保持这个学科的现实相关性。他心目中的哲学家是富有吸引力的人，过着振奋而坚定的生活。他们这一代哲学要探寻自己的道路与观念，与前辈教授们那种“无用的学院派哲学”相距甚远。
上一代德国哲学家并不缺乏关切时代的问题意识，只是他们不愿直接面向大众发言，法兰克福学派的灵魂人物阿多诺（Theodor Adorno）就是如此。文章回顾了他的一场戏剧性遭遇。1969年4月22日，阿多诺在歌德大学举办系列演讲，正要开场时被学生抗议者打断。有人在黑板上写下“如果让阿多诺留在安宁之处，资本主义将永远不会停止”。然后有三名女性抗议者裸露胸脯围绕着他，朝他身上投撒花瓣，阿多诺仓皇逃离演讲厅。他陷入抑郁并取消了演讲，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这次所谓“胸袭行动”（Busenaktion）事件后来被一位评论者阐释为实践与理论的对峙：一边是赤裸的肉体在实践“批判”，一边是苦涩失望的批判理论大师，“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裸体的力量，才让这位哲学家无言以对”。骄傲的德国哲学似乎经不起任何现实的挑衅，而这正是抗议者选择针对阿多诺的原因：“他表面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却蔑视他们的行动呼吁。当革命需要行动的时候，他退却到理论之中。”
从阿多诺之死到今天媒体明星哲学家的兴起，德国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转折性人物是哈贝马斯（阿多诺曾经的助手，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他在1979年的访谈中就质疑了批判理论的前提——“工具理性已经获得了如此支配性的地位，以至于无从走出幻觉的总体系统，在此只有孤立的个人才能在灵光闪现中获得洞见。”在他看来，这种洞见既有精英主义又有悲观无望的局限。
哈贝马斯以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反叛改变了德国哲学的方向。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不仅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理论、社会学和法学理论的综合，而且深度参与了公共领域的思想论辩，从反思纳粹德国的罪行到构想欧盟的民主宪政原则。哈贝马斯实际上担负了一种桥梁的作用——从阿多诺悲观而精英化的哲学风格，通向新消费主义的哲学复兴。
然而，批评者仍然会指责，与哈贝马斯追求的“交往理性”乌托邦理想相比，很难说那些热衷于电视节目和畅销著作的新浪潮哲学家们具有同等的品格。因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哲学的大众化消费是否会失去思想的复杂性？德国哲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传统是否会在流行化中衰落？倘若如此，哲学的这种新消费主义版本实际上只是掩盖其衰落的面具，而并不是复兴的标志。如果它确实在走向衰落，那么德国哲学已经签订了歌德所谓的“浮士德协议”——以交付深刻来换取流行。
然而，流行并不注定流于肤浅。加布里尔（Markus Gabriel）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这位1980年出生的年轻学者，在29岁时成为德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哲学教授，目前在波恩大学就任认识论讲席教授，已经发表了20部哲学著作，既有精深的研究专著，也有较为通俗的作品。
年轻学者加布里尔
在广受赞誉的《为什么世界不存在》一书中，他同时批判了科学的傲慢以及后现代的相对主义黑洞，而且写作的文风遵循了维特根斯坦所确立的原则——“凡是能被言说之事，都能被清晰地言说”。这部著作获得了国际畅销的商业成功，同时也保持了思想的深刻与严谨。他的新书《我不是一个大脑：21世纪的心灵哲学》也是如此。
加布里尔的成就证明，那些以为大众不能也不该阅读哲学的前辈哲学家过于保守了，严肃的哲学家依然可以吸引广泛的读者而无需变得圆滑或肤浅。在德国哲学的当代潮流中，可能蕴含着比“浮士德协议”的隐喻更为微妙复杂的线索。无论如何，2017年的德国哲学呈现出某种繁荣的景象。《哲学杂志》发行量到达了10万份，选读哲学课程的学生在过去三年中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每年6月的“科隆哲学节”（phil.cologne）能吸引上万名游客到访这个城市。
人工智能的神话与现实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实际生活，也对人类的生存意义造成冲击，这带来一个颇为反讽的现象：人工智能的研究群体及其热衷者大都是理性主义的世俗论者，然而在他们中间以及相关的媒体报道中却开始盛行宗教性的语言：人工智能的“神谕”（oracles）、技术“福音传道者”（evangelists）以及各种关于天使、神灵和天启（apocalypse）的言说。
《永世》（Aeon）网刊6月13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fAIth”（在英文“信仰”一词中大写“AI”），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作者辛格勒（Beth Singler）供职于剑桥大学的科学与宗教研究所，她的观察着眼于人工智能讨论中的“奇点论”（singularitarianism）以及“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等话语如何引发了存在论意义上的困惑。
谷歌的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常被媒体称为“先知”。他在《奇点将至》（The Singularity Is Near）一书中描述了所谓的“加速回报定律”，预测（计算机、遗传学、纳米技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呈现指数级增长。机器智能将首先企及人类智能的水平，一旦达到转折性的“奇点”（singularity），就会以递归式的、自我改进的螺旋方式迅速提升，成为“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将无限超越所有人类智能的总合，并将从地球向外辐射，直到充盈整个宇宙。
莫拉维克（Hans Moravec）曾担任卡内基·梅隆大学（CMU）机器人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他将奇点描述为一种智能的“心灵之火”（mind fire）：“能够从我们的世界蔓延出去，将宇宙中的一切吞噬到赛博空间的计算之中，它以这种形式在技术同一性中表征所有存在的统一性，绕过了我们对智能、物质和物理的理解。”奇点也常被视为机器智能与人类的融合时刻。出于对“人机合体”的猜想，许多奇点论者热衷于展望一种“超人类”（transhuman）的未来：人类能够通过科学技术手段不断“演进”，克服目前身体和心灵形态的限制，甚至获得永生。
辛格勒指出，一旦奇点被构想为一个实存，那么如何与这样一个全知、全能甚至可能是全善的非人类造物交流就成为一个宗教性的问题，类似于托马斯·阿奎那渴望与上帝对话的探寻。在网络论坛上，理性主义“奇点论者”的相关讨论已经将自己带入了一种存在论的苦恼之中，宗教因此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麻烦问题。理性主义者虽然将宗教鄙夷为“更为原始的人类的非理性遗迹”，许诺了天堂与来世，只是用作维持人类“必死论”的安抚。
但末世论的修辞又反复出现在他们的讨论中，因为“超人类主义者”对肉身的蔑视非常接近某种诺斯替教（Gnosticism）对所有具象事物的拒斥。这是犹太——基督教思想的一支，构想了一种不可逾越的二元对立，其中一方是上帝，另一方是此世存在中是不完整和败坏的显现。文学评论家奥康奈尔（Mark O’Connell）在其新著《成为一部机器》（To Be a Machine）中指出，宗教和科学都是超越我们与生俱来的脆弱境况的方式，它们是“反叛人类如其所是之存在”的不同版本。某些超人类主义者致力于新的宗教，并试图建立自己的教会，包括“图灵教会”、“宇宙工程师秩序”以“永久生命教会”等，但他们吸引信众的努力却进展缓慢。
对人工智能前景的预言，无论是悲观的人类毁灭，还是乐观的获得永生，都带有浓厚的神学修辞和隐喻：“有神一般的无限知识（奇点），有对有限世界的逃离（上传我们的心智），有主显圣容的时刻或世界末日（奇点作为一个“被提”时刻），有先知们（即使他们为谷歌工作），也有恶魔和地狱（即便只是计算机模拟的永恒受难）以及穿着西装的布道者（就像宗教传教士一样）。”在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讨论、规划与希望中，宗教理念有意无意地在叙述中发挥着作用。辛格勒认为，无论我们是不是自视为世俗的，古老的宗教传统仍然深刻地塑造着我们的思想与语词。
当然，关于技术奇点与超人类主义之类的论述，在人工智能研究界是饱受争议的。被誉为“硅谷精神布道师”的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一直反对奇点论，认为这种猜想是论证非常薄弱的“神话”，实际上是一种“用倒叙方式讲述的宗教历史”。
“神创论”的一种阐释被称为上帝的“智能设计”（intelligent design），神的智能在创生世界的源头开启了宇宙的复杂性和生命奇迹。而奇点论则倒转了这个叙事，将神秘的创生时刻投向未来，来自人类创造但终将高于人类的超级智能机器，来自它将带来的一个奇点时刻，开启一个人类无法完全理解的神秘宇宙。如果说传统宗教的拯救来自外在的神圣力量，那么奇点论的新弥赛亚源自人类自己的制造。在这个意义上，奇点论是信奉人造神的新宗教。
对大多数人来说，哲学或宗教性的谈论仍然虚无缥缈，但无法忽视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冲击，这是更为现实而紧迫的关切。在日益自动化的世界中，绝大部分工作可能会走向一个消亡的时刻，有人称之为“经济奇点”（the economic singularity）。《纽约客》10月23日一期的封面预告了这种暗淡的前景：昂首阔步的机器人向街边行乞的人类施舍。当期的封面文章题为《黑暗工厂：迎接我们新的机器人君王》， 通过对美国和中国几家高度智能化公司的采访，描述了“经济奇点”已在当下初露迹象。
自动化首先导致制造业人力需求的大幅下降，目前美国劳动力分布中制造业的就业人员已经低于10%。机器人正在取代越来越多的工作，而科学家还在研发更加智能的机器人。“十年前是工业机器人协助工人完成任务，而现在（那些留存下来）的工人却只能辅助机器人来完成它们的任务。”那些按照严格自动化流程劳动的工人被称为“肉机器人”（meat robots）。大量的失业工人转向快餐店或大型零售店去寻找工作（尽管薪酬和福利不如从前）。
但即使这样的工作也正在流失，因为店面零售行业在网络销售日益兴盛的压力下迅速萎缩。而且像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也在引进“数字订餐亭”，预期将会取代大量收银员。运输驾驶员是另一个可能的就业出路。但像优步和谷歌等公司正在大力投资自动驾驶技术，自动化的冲击也正在波及驾驶员这种传统工作。建筑施工行业也不例外，纽约一家公司推出了一套“激光导引”的施工系统，每天砌砖的数量达到800-1200块，比普通泥瓦工的两倍还多。
对于低技能的工人来说，仓库的搬运、挑选和放入货架的工作似乎成为一个就业的亮点。亚马逊是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商，目前在美国的分销中心就雇佣了九万多名员工。但仓库作业的人力密集型特点也恰恰是吸引自动化的目标要素。2012年亚马逊斥资近8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名为科瓦（Kiva）的机器人公司，这种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工移动货架，每年一个仓库就可节省2200万美元，整个公司能节省数十亿美元。在这种激励下，亚马逊目前正在寻求收购或开发系统，取代人工挑选货物。
而波士顿一家仓库技术公司Symbotic的自动化创新更为彻底，已经打造出结构和机制全新的仓库，其中根本没有人的空间。文章作者在上海采访了剑桥工业集团。这家公司是中国向人工智能和工业自动化方向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黄钢（Gerry Wong）播放着幻灯片向作者讲解人类技术革命的四个历史阶段。他最后打出的一张幻灯片上写着“未来：‘黑暗工厂’”。的确，在不需要工人的未来工厂中，照明是多余的。
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劳动变得更为轻松和简单，让生产更有效率、消费更为便捷，但同时也正在造成大量的失业以及更大的贫富差距。这一切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冲击可能只是刚刚开始，其广泛而深远的挑战意义令人兴奋也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