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耀邦：一个大写的政治家
他没有伟岸的身材，他只是一位身高不过一米六七的小个子，却在人格形象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他没有为家人聚敛财富，他却给全中国人留下了"以民心为心、倡导民主自由、推动思想启蒙、启动民众创造活力、向世界文明看齐"的巨大精神财富。
他没有较高的学历，只上过几天初中，却在长期的战争年代和接受批判的年代如饥似渴地读了古今中外大量优秀文化典籍，说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史记、论语等等，如数家珍。他提倡青年读书，一生要读两亿字的书。不唯上，不唯书，真正讲究实事求是，是他的信条。
他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熏陶了许多年，却最讨厌整人。
他被称为中国的"解放者"，他启动了中国最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大行动，使成千上万被压在地狱中的人获得新生，也使成千上万惨死于"文革"中的冤魂得到安息。
他仅仅在中国政坛活跃了十多年，他申张了人间正义，却被那位箍一道白毛巾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斥之为"胡乱邦"，而在诸多正直的中国人眼里，他真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执政的日子，是中国十亿普通人活得最舒心的日子。
他最反对个人崇拜，他率先提出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突破毛泽东时代的种种禁忌，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评价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主持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一部历史性文献，占据了舆论的至高点，开启了中国的新时代。他本人在身后被中国数亿人、尤其是代表民族精神的、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久久怀念。
他没有领袖的作派，他静悄悄地走了中国1600多个县，尽量不骚扰百姓。他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考察工作，路经一个偏远省份的小县，只在县委办公室沙发上睡了一晚，第二天清早悄悄上路，当地县委书记都不知道。
他不符合中国历朝历代当政者精通"厚黑学"的执政标准，他坦荡如一泓清水，他亮亮堂堂地做事，亮亮堂堂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他最讨厌玩弄权术，他讲究游戏规则，却被一帮元老和喜欢算计别人的人三八两下赶下了政坛。
他的去职很悲怆，他的去世更悲怆，他的去世引发了中国政局的大震荡，也引发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大逆转。
诗人臧克家有句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用在他身上很合适。
诗人北岛也有一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用在他身上更合适。
他代表了中国的良心。他应该是中国人的楷模。他比雷锋高尚一万倍。很长一段时间，没人敢把他列为中华民族的做人榜样，他是一只扎在贪腐分子心上的刺。只有在习近平执政之后才大胆提出向他学习的号召。很长一段时期，他的名字竟被党的有关部门列为敏感词。
2015年，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逝世26周年。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对胡耀邦先生作了很高的评价。习近平说，胡耀邦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懈奋斗中，他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习近平说，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为民情怀，学习他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学习他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
也就是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年的日子里，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刊文〈耀邦百年祭〉。这位曾经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工作了30年之久、以后被打入冷宫的政治家说，耀邦独特的人生信仰和政治追求是什么？归纳到一点，那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天。中国古训说："圣人无常心，以民心为心"。耀邦就是以民心为心的人。在他的人生辞典中，民心、民意、民权、始终占有着最高位置。"中兴伟业， 民心为上"，"心在人民，利归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话，对于耀邦，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践于行。纵观耀邦的一生，他全部的思想和实践，他终生的追求的坚守，一以贯之地充盈着一种人道主义的的情怀和人民至上的道德精神。可以说，这是他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和灵魂。
胡启立说，作为普通共产党人的胡耀邦，他的人格、操守、品德、修养，可以用纯洁、高尚来作评，足以堪称世人楷模。作为政治家的胡耀邦，他的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识见、政治坚守，在共产党人的队伍里，也是出类拔萃、高树一帜的。他在长达60年的政治生涯中所表现的坚定的政治信念、博大的政治胸襟，光明的政治道德和坚毅的政治担当，集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道德家的优良素质于一身，为共产党人树立了一个卓越的榜样。
胡启立说。对于一个共产党的执政者，其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是区分其是政治家还是政客，是公仆还是官僚的试金石。
胡启立说，耀邦同志14岁参加革命，15岁入团，18岁入党，他从青年时就确立了为普天下劳苦大众摆脱奴役、压榨和剥削，争取自由、平等和权利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从此矢志不渝，终生坚守，虽历尽磨劫，也不曾稍有更移。
胡启立认为，胡耀邦主导的中国改革事业是全方位的改革。
胡启立列举了胡耀邦执政以来的改革举措--
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胡耀邦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作的第一报告就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所谓全面，当然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所谓新局面，就是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富裕幸福。怎样实现全面开创新局面？只能走改革开放之路。改革改什么？要改观念、改思想、改体制。1983年1月，胡耀邦作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提出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发端。在他的领导下，连续五年颁发了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1984年，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胡耀邦亲自主持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5年3月，颁发《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5年9月，颁发《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6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耀邦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胡启立说，今天回过头来看，在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邓小平作为主帅，把舵定向，以胡耀邦为班长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历史的选择，顺乎潮流，应乎人心，合乎规律，明乎道义，致力于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力图构建一种新的制度，全力推动我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科学的光明大道，使改革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在时代大考面前所展示出来的道义禀赋和责任担当，至今令人感佩不已。
胡启立说，耀邦同志宅心仁厚，任何时候都真诚待人。他在政治风浪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一点也不圆滑世故。他不知阴谋、权术、机巧、算计、出卖、诬陷为何物。即使自己被算计了，他也不失本性，不改一颗良善之心。就在他下狠心抓党风廉政建设、办大案要案的时候，因触及到一批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招惹了许多人，有人就不断到邓小平等老人那里告他的状，说了他许多坏话，甚至编造谣言对耀邦进行攻击。当胡启立听到了一些情况，为耀邦着急，就劝耀邦到邓小平那里走走，作点必要的说明，免得背黑锅。谁知耀邦听了很不高兴，还严肃地批评胡启立说，启立你怎么也信那些东西，搞低级趣味！
这就是耀邦。他像水晶一样纯净、透明。他内心始终充满了阳光，他用这阳光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就连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耀邦是个光明正大、品德高尚的人。很多人认为，搞政治天生就要搞阴谋，玩权术。耀邦却用他一生的实践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必须拥有高尚的品质和心灵。只有高尚的品质和心灵，才能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让公权力真正得到亿万民众的真心信赖和拥护。
胡启立说，胡耀邦的思想、理论、实践、智慧，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2、 "解放者"胡耀邦
纵观胡耀邦的业绩，他的最大功劳是"解放"。他把数亿人从"阶级斗争"的苦海中"解放"了出来，重新获得人的生活，人的尊严。
胡耀邦本人也历尽磨难。
胡耀邦女儿满妹在她写的《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介绍说，胡耀邦自小十分贫苦，他是从湖南浏阳山间石缝中长出的一棵草。他只读过高小就参加了革命，在反AB团的过程中几乎被极左分子割掉脑袋。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出生入死，显示了杰出的才华，被毛泽东看中，逐渐提拔到了重要岗位上。建国以后，先后担任过川东书记、行署主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
解放后，胡耀邦首次遭受政治劫难则是在1964年底。1964年11月，胡耀邦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时正是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胡耀邦敏锐地发现陕西的运动产生了偏差，出现了打击面过宽而导致了"三多"：抓捕人多、开除党籍多和开除公职多。胡耀邦立即与省委其他同志研究，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当前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他的这些举措受到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好评与支持，但却遭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胡耀邦被扣上"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否定党的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方针"等多项罪名。他们还竭力想把胡耀邦的主张上纲到路线错误和"与中央对抗"。西北局领导刘澜涛从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他，胡耀邦被批得突发大脑蛛网膜炎，直到医生认为有生命危险时，才被送进了医院抢救。但一旦病情稍有缓和，他们就对胡耀邦继续批判不止。此时，叶剑英远在京城，当他获悉胡耀邦身处险境之后，感到十分震惊，并对胡敢于"舍得一身剐"地顶风纠"左"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甚为钦佩，对身陷困境的胡耀邦深感忧虑。他当即邀约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西行救助胡耀邦。
叶剑英与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以"视察军事工作"为名抵达西安市。当晚，西北局、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为他们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宴会上，张爱萍首先发言，他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张爱萍的话说得有根有据，使批判胡耀邦的某些领导人哑口无言。当宴会结束后，主人们向客人告辞时，叶剑英大声说："耀邦，你留一下。"胡耀邦便单独留了下来。
叶剑英关切地询问说："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胡耀邦连忙回答："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仍然过不了关。"随后，胡耀邦向叶剑英简要介绍了有关情况。叶剑英听罢，意味深长地对胡耀邦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到北京去谈嘛！"耀邦担心地说："我走不脱呀！"叶剑英爽快地说："我带你走嘛！"随后，胡耀邦便请假以回京治病为由，搭乘叶剑英的军用专机返回北京。在临登机时，叶剑英对胡耀邦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胡耀邦终于摆脱了险境，可谓是"死里逃生"。
在"史无前例"的岁月，胡耀邦再一次经过了刻骨铭心的磨难。
1966年夏季"文革"初发，中央直属机关头一个受到冲击的是共青团中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由身强力壮的"小将"把耀邦硬拉到批斗台上去接受大批判，让他坐"喷气式"，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反叉到背后往上举，炽热的太阳在上空烤晒着。他面色发晦，汗水浸湿了衣衫，强忍着难言的苦痛，耐心接受"小将"们的厉声责问：
"你和刘、邓是怎么往来的？"
"这说不得，说不得啊！"
"那么你有没有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小将们批判。"
"是什么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小将们批判"。
再多，他就不说了。
这样批斗了一次又一次，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
1966年11月，当红卫兵和一些机关的造反派日夜批斗胡耀邦最激烈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王力等人接见了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代表，王力在会上大声说："你们应该狠狠地批斗胡耀邦，他是镇压北京各中学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应对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的'中学工作组'所犯的罪行负责！"
当即有人问王力："可不可以给胡耀邦黑帮们挂大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王力很轻松地说："群众运动嘛！即使有些过火的行动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算啥。至于胡耀邦，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他绝不仅仅是什么'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而是像许多小将们所说，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三反分子，是从根本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问题。因此，不把他们斗倒斗臭，你们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难搞好的！"
于是，对胡耀邦的批斗便更加猛烈。
同年12月上旬，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悼念据说是由于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候补书记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位于丰台区的北京第十二中学时发生武斗而被打死的一位老教师。王力、关锋、吴德等人主出席了这个大会，一口咬定这个悲惨事件是胡耀邦一手策划的。王力在会上还高呼口号："打倒胡家店，解放红小鬼！"
大会还没结束，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像抓小鸡似的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车游街批斗。一路上，糨糊、碎纸、木棍、瓜子皮劈头盖脸向他们飞来，直弄得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碎垃圾。一些红卫兵对胡耀邦说：
"你尝到群众运动的滋味了吗？"
"尝到了！"
"晚了！你已经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1969年10月，按照"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个直属单位两千多人，都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胡耀邦在干校中受尽折磨，和泥、脱坯、打小工、上屋顶、拉石头、挖河、打草、插秧、收割、烧茶炉、掏厕所，他都干过。抢场时，装有一百多斤粮食的大麻袋，他那么小的个头也一包一包地往仓库里扛。
就在"五七干校"，专案人员找上来了，要胡耀邦做一份他的下级张黎群的黑材料，专案人员对他说："张黎群窃据《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位置达八年之久，在报社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办报路线，你应该向我们揭发他的这些反党罪行！"
胡耀邦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他还没资格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因为他只是团中央眼皮底下一个直属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中国青年报》有时候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因为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1974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才算结束了干校的生活。第二年8月，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整顿。他与中科院另一位副组长李昌一道，走遍各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促膝交谈。他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份《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真实情况。可是，没过多久，毛泽东与"四人帮"反扑过来，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胡耀邦跟着邓小平一起再次被批判。
胡耀邦真正的光芒四射是在开始拨乱反正的那几年。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胡耀邦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就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几个再普通不过的字，却凝聚了胡耀邦对中国几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道路的深刻思考。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折腾出多少"阶级敌人"？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十年"文革"，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17.5%，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75%。其他虽没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斗的几乎无一幸免。因此，可以说，党内精英几乎被凋零殆尽！这种没完没了的"与人斗"，到处树敌，弄得全社会的传统美德荡然无存，那"解放全人类"只能是空前绝后的大梦想！彻底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全面而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新赢得人心！因此，胡耀邦把这归结为四个字："人心为上！"
但是，胡耀邦的话却没有引起当时执政的华国锋的重视，"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依然牢牢地钳制着中国解放思想的步伐。"抓纲治国"，这个"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还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乎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1977年3月底，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校园之后，他在思索，为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
一天下午，胡耀邦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我想请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了。"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和紧迫。
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利用这个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
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广开言路，真正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诬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都比不上，所以我们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作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这样的社会--耀邦说，还能谈得上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到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
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放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口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你们可以组织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写多长？"
耀邦说："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响。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有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千百万同志和他们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耀邦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后来，《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十七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发表，等了一月又一月，他仍然按兵不动。他说，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1977年8月18日闭幕的"十一大"，华国锋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
这时候，耀邦才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面全文刊发。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可装两麻袋。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中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人可盼到天亮了！"
然而，要使一个个冤沉海底的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许多省市和中央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其中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为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一个自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的人打来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的案子咋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许多地方和部门的组织人事干部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在无权过问"，"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处理时有材料依据，不要再费事"，"揭批四人帮是大事，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说得最软和的，也是"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怎么办？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碰了头。耀邦说，这不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能取得胜利。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3、"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来到中组部接替了郭玉峰。
此时的中组部，用胡耀邦的话说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先后发生过镇反、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直到十年"文革"浩劫，冤案如山，受到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数以千万计。"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谁也没法说得清。还有建国前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的遗留问题，"红旗党"与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悬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大杀"ＡＢ团"的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
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庄严旗帜下，不停地搞运动，已经形成一条源源不绝的冤假错案生产线！当政者毛泽东有一句口头禅："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在当时，不跨过这道门槛，改革开放无从谈起。
胡耀邦从担任中组部部长起，就以超人的胆识，将过去的冤案一一平反昭雪，从而驱散了长期笼罩在亿万中国人心中的阴云，四海同欢，天下归心。
原新华社记者戴煌先生所著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详细披露了胡耀邦是如何平反冤假错案的大体经过。现在，我们就循着戴煌先生提供的线索再次追踪一下胡耀邦是怎样平反冤假错案的。
在组织部的第一次会上，胡耀邦向大家提出了两个要求：一、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郭玉峰们过去紧跟"四人帮"的那一股阴风一扫而光。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不要任何同志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胡耀邦立即采取了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干部--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吕枫等十几位部局老干部，一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说完话，他立即给这些同志分配了工作：杨士杰，协助统管整个组织部工作，等中央批准后再正式宣布为副部长；陈野苹，蹇先任负责老干部接待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同志；章蕴、曾志两位老大姐负责已经作了结论的老同志的工作分配。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从此，"党员之家"美名大振。
1978年1月，即胡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六麻袋。
他在任中组部部长的一年零一个月时间里，平均每天处理副厅局级、地委书记级别干部的申诉信33封，最多时一天处理200多封来信。
到任没几天，他就开始着手给右派平反的事。
当年反右派运动发起时，胡耀邦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在强大的政治洪流下，团中央系统也揪出了一些右派，诸如项南、梁步庭、张黎群等许多人。多少年来，耀邦一直为没能保护好这些敢于直言的好同志而深感内疚。他决心要为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约45万余人；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万人，尚有十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耀邦预计，由于当时的好多执政者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有的人不主张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是求是的改正。杨士杰在会上发言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被压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面对烟台会议通过的那个仍然对平反"右派"留有尾巴的文件，杨士杰、陈文炜以书面形式向胡耀邦写了一个报告，胡耀邦看完之后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然后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来，请中央重新定断。
报告送上去迟迟未得到回音。耀邦隔三差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最后有了回音，还是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改正问题。当这五大部的负责人聚拢在一起的时候，又发生了一场口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可以的了。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不就忙得乱套了吗？统战部的又一位副部长说，不管怎么着，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最后，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说动了"五人小组"领导成员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得到了他们的认同，于是，以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做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是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等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的是耀邦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
此后，全国迅即形成了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50万大关。
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又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
戴煌先生说，当年，他也是这场大解救中被解救出来的一个。
戴煌本人是在1957年召开的党内座谈会上因提出反对"神化和特权"而被打成"右派"的。1978年元旦前后，当胡耀邦把抢救"右派"提上议事日程时，年过半百的戴煌还在山西太原的劳改场推烧砖土，又一次打断了肋骨。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戴煌历尽艰难，九死一生，妻离子散。终于等到了胡耀邦。中共中央文件下达不久，戴煌就得到单位通知，让他回新华社上班。上班后不久，他就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多次谈话，为昭雪"六十一个人"的大冤案广泛搜集资料。后来，戴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953万人的5.8%，大大超过毛泽东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这还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家人不下600万人。胡耀邦此举使数百万人重见天日！
1978年12月25日，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又为迅即解决一直使他深感内疚的项南的不幸遭遇，给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等人写了一封信，
野苹同志并干审局、经济局：我认为1958-1959年团中央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大的，不恰当的，是应该撤销的。对他的处分决定，因为发给了全国，撤销时，也应相应地发下去。至于责任问题，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应如何甄别撤销，因为时间已久，我对许多情况记不清楚了，你们办起来也一定感到棘手。我的意见是：先找当时的决定起草人、经手人，同项南同志一起，先写出一个甄别撤销草稿，由当时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常委（我、刘西元、胡克实、王伟等人）共同写个意见，然后做出决定。此事，请你们一定抽出二三个同志办一下（也可以说是帮帮我的忙，因为这一案件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1979年3月，中央批准了为项南同志平反的报告。
耀邦对中组部的同志坦率地说，我们这些人，在一生中办的错事是很多的。要革命，要工作，就不能不犯错误。我自己在对人的处理上，就犯过不少错误。延安时期，我搞组织工作，错误处理过几个干部；解放初期，在川北工作期间，也批过几个案件，后来证明是假案；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对几个干部的处理，很不恰当；"文化大革命"，我靠边站了，但是在写证明材料时，对两三个同志也说过不符合实际的错话。对这些事，我至今感到不安。对革命者来说，问题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错了就改。知错就改，光明磊落一辈子；知错不改，内疚一辈子。在我们党内，有的人整人整得不少，整错了又不肯改正，不主动解放被错整的同志，结果自己也不得解放，别人不想打倒他，最后自己毁了自己。这个历史教训，很值得我们记取。
此后不久，项南即去福建任省委第一书记。梁步庭复出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原共青团中央被打成右派的陈模复出后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兼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在一次共青团中央组织的会议上，胡耀邦站在主席台上说："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就是陈模。团中央在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也是签了字的嘛！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说着，他向陈模连着三鞠躬，接着又向整个会场三鞠躬，这使陈模又一次热泪盈眶：团中央当年打"右派"时，明明耀邦在国外访问嘛，他回国后，想方设法要保护挽救我们这些人的嘛！最后实在无可奈何，他被迫按规定签了字，现在他却要代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
作家从维熙说，1978年他曾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反右"落难后的遭遇。当他数月回到这不足十平米的居室时，一封发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并署名"胡耀邦"的回信，已在家中存放多日了。回信写了满满两张纸，内中说到：王蒙等人给他的信也收到了，"你们都受了委屈了，但也都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我希望并相信你们都会不断写出催人奋进的好作品来。"这封信，成了从维熙的笔尖源源流出优美亢奋文字的重大加速力。
就在胡耀邦上任中组部长后不久，有一封原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05位干部的联名信寄来了。信中说，这205位干部一直没有安排工作，其中有副部级干部5人，司局级干部14人，处科级干部86人，精通多国语言的科级以下干部100人，包括著名文化名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等。耀邦看了信后愤愤地说："这简直是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是'社会糟粕'？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海外关系之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的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了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小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前往调查研究。不久就解决了205位同志的工作安排，还解决了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6000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在胡耀邦的直接关注下，一大批多年深陷冤狱的人得以重生：
因反对"四人帮"和谢富治而被关的中央民族学院教师郑仲兵在胡耀邦的过问下得以平反，后来调往中宣部。
曾担任《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解放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的老报人恽逸群从1952年就陷入冤狱，出狱后71岁的老人几乎是讨吃要饭来北京申冤。胡耀邦与他亲切长谈，平反了这个冤案。
秦川，一位老报人，从大跃进时期到"文化大革命"就因自己的不同意见被康生列为"右倾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屡遭迫害，秦川来到胡耀邦的家，陈述自己的遭遇，胡耀邦留他共进晚餐。以后，秦川在胡耀邦的安排下到《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为拨乱反正作出突出贡献。
在担任中组部长后，胡耀邦给他的住宅守门人员安排说，对找我投诉的人，一律不要阻拦。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设计院党委书记朱鸿翔来到耀邦的家门前，他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毫无阻碍地进了胡耀邦的卧室。耀邦夜间与《人民日报》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深夜两点才睡觉，这时还没有起床，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他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表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苏是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文革"中遭到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耀邦立马表态："我一定要为周同志彻底平反！不过，你得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三个月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三个月，周苏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么样？"朱连翔连忙说："好好好。"耀邦这才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饭碗，和六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他与他们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
又一个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双目几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人来到中组部大门传达室。他们只给胡耀邦留下一封信，就转身而去。他们就是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及其老伴沈义。"文革"中，中央办公厅"造反组织"给曾三扣上了"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等帽子，将大量重要档案任意焚烧，大批从事档案工作的同志被撤职、被坐牢，曾三被打发到江西"五七"干校去割草种地。粉碎"四人帮"之后，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但连住房还得不到解决。两位老人考虑到耀邦工作忙，不想打扰他，只留下一封信。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的同志说："走了，放下信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耀邦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信，然后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他在信上写了几行字，请人即刻送给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汪东兴看了信和耀邦写的几行字，也批了几个字，曾三这才搬进了一座部长楼的三层楼。
从曾三、沈义老俩口这件事，耀邦想到一定还有很多老同志把很多应该一吐为快的话硬憋在肚子里，应该主动找他们谈谈。这时，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耀邦就请来《人民日报》的同志看望这些老同志，并开了座谈会。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叹。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但是，有些老同志却不大愿意敞开心扉，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都嗫嗫嚅嚅，诚惶诚恐。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说："不出所料，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碎了心，应该关怀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为党的中兴负起历史的责任！"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迅疾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很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胡耀邦和〈人民日报〉来信发电报，表示坚决放下包袱向前闯，向一切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行为作果敢的斗争，以振兴我们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和十亿人口的大"家"。
此时，远在陕西、安徽等地接受改造的彭真、安子文等也给中组部来信，诉说他们的苦衷，要求迅速返回北京看病，并解决自己的"莫须有"问题，重新为党奉献一份力量。耀邦看到这些老同志的信，即刻将其转呈主管中央专案组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汪东兴没有批准这些老同志的要求。耀邦建议由中组部直接复查这些老同志的悬案，汪东兴与中央专案组的人亮出了"两个凡是"：中央专案组的这些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
在要求复查中央专案和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的问题上一连受阻的情况下，耀邦把中组部的几位局长召来开了个会。耀邦说：几个月来，在好几位老一辈的招呼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吁与支持下，我们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坚定的，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像理想的那么快。第一，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肯交出，也不让我们插手复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干部的案件，我们讲话也不顶用，连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以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都得由中央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开；第三，我们主张办任何事都得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更得实事求是，有人就打出"两个凡是"，似乎只要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么实是求是，也只好随他去。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该怎么办？"
讨论热烈活跃。最后议决：
第一，不准开百人以上的大会，就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小会，叫做"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不是全国也是全国的大会了。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费口舌多劳累？
第二，"两个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须打破的。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让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和做法继续照样执行，一切的一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让全国人心涣散，相互戒备，相互斗来斗去，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主义的现代化都谈不上。因此，凡是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杆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发通知，请他们带着一些最棘手的疑难案例来开会，一个又一个的小会接连着开，坚决冲破不准开大会的壁垒。
那么谁来主持这一系列座谈会？
耀邦与几位局长谈话后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高奇，具体操办省市区党委组织部长分批参加的座谈会。为了打消高奇的疑虑，耀邦对高奇说："你还记得《论语》中的这句话吗？'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你也是见危授命，去提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高奇被深深感动了，他觉得，耀邦的一言一行，都闪现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非凡胆略和勇气，对党对人民的极端负责的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起身，握着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
第一次座谈会，于1978年2月下旬在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如期举行。会上，耀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别人呢？每个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问题，一定要听取本人对有关情况的陈述，任何人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这也是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关心和爱护干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干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都讲在明处，绝不能搞两本账。什么'内控'、'外挂的做法，在战争年代，敌人分割封锁，交通不便，迫不得已地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时期，交通四通八达，如果还习惯成自然地这么来，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谅的。至少，这是对革命工作，对革命同志的不负责任。
在会上，耀邦说，全国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个冤案究竟牵涉多少人？单是波及全国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冤案，在内蒙古自治区就有34600人遭殃，其中87000人被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16000多人含冤而死。这么多的冤屈，都有待大家去申雪，至于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级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强加的罪名，最轻的也是'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派工作组镇压革命运动'，其他的则都是"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还有成千累万的"五一六"分子，什么"五一六"？不就是那三个阿拉伯数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耀邦说，到目前为止，不但平反这些冤假错案的进度微乎其微，就是与干部审查不沾边的，在"五七干校"劳动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全国就以几十万计，这怎么得了？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不但要认真研究解决疑难案件，同时也要研究解决这许多同志的工作分配。关于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必须打破专案工作的神秘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于历史上做过结论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饼的，必须予以精察细看，看看这个翻究竟有没有必要？如果原来的结论基本正确，组织部门理应维持。如果新发现的问题无关大局，也不能影响原来的结论。
对于会上出现的"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翻"的说法，耀邦说，依我看，这种说法太绝对化了。小平同志讲过，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孤立地、割断历史地对待毛主席的某一个决定和某一句话。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看，第一，毛主席很伟大，主要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哺育成长了一代又一代新人；第二，他也不是完人，特别是在他的晚年，他也有缺点错误，有些缺点错误还不能说不严重，如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第三，正是遵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我们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些错误。这就是对待毛主席的"三点论"。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这"三点论"可以成立，那么对过去的许多疑难案件，当初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定的批的，哪怕是他老人家定的批的，或是他老人家"圈阅"同意的，只要是错了的，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改正；而且在哪个场合或范围弄错的，就在原来的场合、范围内平反改正，有的还得登报消除影响。不能含糊。
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84年底，全国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在这期间，全国复查各类问题的案件涉及近500万人，属于文革中立案审查的案件约290万人，文革前的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为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了党籍，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及家属，解决了殃及1亿人的问题。
想想中国的许多家庭，假如没有以胡耀邦为首的一代人的拨乱反正，有多少人还在背着一顶黑锅去见阎王，有多少人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战战兢兢过日子，那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情形？反观今日的中国，老百姓连年上访要求解决的问题并不怎么复杂，可是碰到一拨只会推来推去的官员，碰到在权力面前畏首畏尾的官员，碰到一拨不讲良心的官员，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小问题酿成大矛盾，以至让老百姓走上铤而走险、自杀的道路，执政为民、以民为本成了空话，面对胡耀邦的亡灵，我们不感到惭愧吗？
4、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但是，当10亿中国人在搞了几十年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却成了思想界不敢触碰的禁区。
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围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划开了中国思想解放的新纪元。在当时，毛泽东去世之后，毛泽东几十年精心构筑的左倾路线的阴云依然笼罩着中国大地。继任的中国领导人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面对毛泽东生前留下的巨大政治遗产，仍然高唱的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而中国要获得新生，必须从毛泽东设定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如果在毛泽东死后，依然把毛泽东设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魔咒念到底，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甭想迈开半步。
这是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这需要政治的大智慧。很显然，当时执政的华国锋缺乏这样的大智慧。在邓小平、叶剑英的支持下，胡耀邦挺身而出，他组织了这场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讨论。
在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期间，胡耀邦就指派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搞一个新的党史教学方案，要敢于实事求是，起草成一个文件。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起草好的文件初稿送请仍兼任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定。耀邦提出，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精神实质为指导，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在耀邦提出这种真理标准，并指导《理论动态》初步发表一些有关文章的过程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等人，从"十年内乱"给全国教育战线的严重摧残和天安门"四.五"运动之被镇压等事实出发，也认为必须在理论上和认识路线上，找出一个明确区分路线正误是非的标准。同时，胡福明应〈光明日报〉所约，于1977年秋天写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
1978年3月，中央党校开始组织全校八百多名学员，讨论研究党史的那个指导文件。在讨论中，发生了一些争论，少数学员仍主张以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来评价"文化大革命"，明显地倾向于"两个凡是"。
据此，吴江布置理论研究室的同仁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针对性的文章。孙长江以耀邦的多次讲话为依据，写成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南京的胡福明可谓不谋而合。
正当吴江等人研究孙长江的这篇文稿时，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原上海市委书记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被中央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党校学习半年，曾两次与胡耀邦深入交谈，支持用实践标准来总结党的路线斗争的是与非。他到〈光明日报〉上任后，才知道〈光明日报〉已约来南京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并经报社编辑部作了五次修改，他感到文章的分量还不够，没有着力突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命题。同时，他知道党校的孙长江在写同一主题的文章，遂通过吴江邀请孙长江到〈光明日报〉帮助修改胡福明文。吴江嘱咐孙长江，尽量把两文捏合成一文。孙长江把两文融合成一文后，两次送胡耀邦审改。
与此同步，为纪念"五四"运动59周年，耀邦又组织中央党校的同志撰写了《科学与民主》一文。这篇文章说，"四人帮"是科学与民主的大敌。"四人帮"代表着旧中国最腐朽、最反动的没落封建统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采取了野蛮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手段来践踏科学与民主，他们炮制出一个反动的"全面专政"论，无限制地扩张到一切领域和一切人，他们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践踏人民民主和革命法制，而且在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都推行法西斯暴力统治，用暴力摧毁工农业生产，用暴力摧毁机关学校，用暴力摧毁文学艺术，用暴力摧毁科学研究。他们完全是一群野兽，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蛮的暴力镇压手段，全都拿来对付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精华。1978年5月4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11日，〈光明日报〉也以特约评论员名义，隆重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当天，新华社全文播发。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这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但在国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砍旗"、"丢了刀把儿"、"反对毛主席"。
5月18日上午，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宣部长张平化、副部长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宣布熊复接管〈红旗〉。并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按劳分配这样的大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平化同志你要把好关。
与此同时，胡乔木去了胡耀邦的家，对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此后，汪东兴给胡耀邦谈话，又召开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点名批评胡耀邦。汪东兴警告胡耀邦说：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矛头对准毛主席，是绝对不允许的！
面对汪东兴和其他中共要员的责难，胡耀邦泰然处之。1978年5月13日，在吴冷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来责难电话的第二天，胡耀邦在自己家里，请来《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开了个小会。〈人民日报〉的同志介绍了吴冷西的电话内容。耀邦与大家议论起来。一些同志提出，对"砍旗"与"反对毛主席"之类的谬论，必须公开批驳。耀邦想了，支持这个意见。并出了个题目，叫做〈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耀邦说，这篇文章要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阐明历史潮流是无法抵挡的，"我们民族经历了'文革'"如此深重的大灾难，反面教育如此之深痛，在今后几十年，若再重复这种灾难和倒退，人民是定难饶恕的。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耀邦强调，这篇文章要把历史潮流是怎样地不可阻挡这个道理，说深说透。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思潮，十分明确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6月16日，在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的第二天，《人民日报》以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立即转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
专门反驳"两个凡是"论者对"真理标准"一文的首篇重头文章，是由吴江撰写、孙长江参与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文，这篇文章得到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支持。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这篇一万六千字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日全文转登。
6月30日，《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经耀邦审定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批评了"两个凡是"，同时也对一切反对"真理标准"的种种议论作了总回答。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禁区、下禁令。
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的又一力作〈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向更深的层次。
这天下午，邓小平找胡耀邦谈了一个多小时，邓小平说，"真理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理论动态》的班底很不错，这些同志读了不少书，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
就在这时，由杨易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黑龙江省率先讨论"真理标准"，新华社内参予以报道，《人民日报》随即公开报道，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
过了几天，耀邦又召集《理论动态》的同志开会，布置撰写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又一篇重头文章，即〈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此文经几次讨论、修改，发表于9月10日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立即转发全国。
这是一支优秀的大军，所向披靡，笔锋锐不可挡，统治中国多年的"左倾"理论，以及妄图在新时期继续坚持这种错误倾向的"两个凡是"，在这支大军的横扫下，顷刻土崩瓦解，连一篇反攻的文章都拿不出。
5、向"解放人民"的纵深进军！
就在胡耀邦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的同时，平反重大冤假错案的工作也在紧张尖锐地进行着。
首先突破的是"六十一人案"。这就是"文革"中轰动一时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赵林、李楚离、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人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这61个人出狱，本来发生在日寇势力侵华的1936年。当时，干部力量十分缺乏，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向中央呈报，经过中共中央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协商后作出决定，让这61个人在监狱主管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个字而离开监狱，然后投入抗日斗争。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党中央经过审查已经作了组织结论。"文革"中，康生为打倒政敌，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再度拿出此事来大肆炒作，使一大片人蒙受冤屈。但是，平反这个由毛泽东亲自定的案子，当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首先是汪东兴，他将中央专案组的材料握在手中，执意不交给中组部，胡耀邦无法插手。只能另起炉灶。他得到了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个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耀邦随即安排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苹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上世纪60年代，胡耀邦从湖南调往西北局任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为制止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四清"运动中的"左倾"路线对农村广大基层干部的无情打击和残害，曾被刘澜涛整了又整，但耀邦却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他仍然决心为包括刘澜涛在内的"六十一人案"彻底平反。
按照耀邦的安排，贾素萍一行四人当天下午就去探望了无家可住而临时栖居在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第二招待所传达室，贾素萍一见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派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便热情地上前问候，并伸出了手，"薄一波同志，您好！"薄一波随即感动得涕泪交流。十多年来，不少的红卫兵、专案组无数次地对他调查审问，从不称呼他为"同志"，也不通报单位姓名，更没有任何稍稍过得去的结果。而此刻站在面前的中组部派来的贾素萍等四人，不但亲亲热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是奉胡耀邦部长的委托前来探望他的，所以他激动异常。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情况，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取您的意见和要求，您看怎么样？"
"不！"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
边说着，薄一波就把贾素萍他们请到自己的房间，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一吐十多年来的悲愤和愿望。
从此，贾素萍一行四人冒着酷暑，在京城到处奔走。他们找到了与"六十一人案"有关的周仲英、马辉之、刘有光、朱则民、孔祥祯等多人并逐一交谈。孔祥祯在交谈中指着自己已残废了的双腿说："过去红卫兵和专案组的人多次来，口称调查，可是比审讯还凶，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他们全不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双腿都整残废了。他们后来再找我'调查'时，我就不再同他们谈一句话，给他们吃了闭门羹！这次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8月上旬，贾素萍一行飞到了安徽合肥。一下飞机，江淮的炎热使他们好像掉进蒸锅一样，但他们还是立即前往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找到了刘澜涛。这位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从西安被揪到北京，关押审讯了8年。1975年5月28日，他虽然被从监狱中开释出来，但专案组仍把"叛徒"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给他自由，不许他和任何亲友见面，并逼迫他"下放"安庆。为此他写了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出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以表明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志。现在，他终于见到了"党员之家"派来的人，让他倾述他们当年在敌人的监狱中与敌人的斗争，以及他的一家在自己人的"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富有理智而坚强的刘澜涛不禁热泪滚滚。他热诚地要用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菜豆角亲手做菜，招待贾素萍一行。贾素萍说任务紧，婉言谢绝了刘澜涛的盛情，又仆仆风尘地赶到淮南去见安子文。
被幽禁于淮南的安子文，面对他在"文革"前做了十多年部长的中组部来的同志倍感亲切。他回想"文革"中被揪斗、被踢打拧掐，遭受过许许多多的迫害与凌辱，以及康生们强加的"叛徒"罪名，原以为人们早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或仍然对他歧视敌视，谁知贾素萍一行不仅带来了部分同志的关怀与问候，还带来平反冤案的希望，他刹那间苦屈难诉，呜呜痛哭不已。
贾素萍一行结束了在安徽的调查访问，又快马加鞭地赶往山东、天津、吉林，然后再折往西安，去访问一位年过七旬的知情人。连续数月，他们走访了"六十一人案"中所有受迫害而仍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一摞摞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各人出狱经过的自叙，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张闻天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中共总书记，是如何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研究批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文革"伊始担任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这样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
中组部同志的调查研究紧凑而大有成效，直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患了心脏病。写证明材料的同志也争分夺秒。1978年8月21日，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对曾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人'的问题，耀邦让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1948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曾彦修一听，马上就写，两人签了名，连夜送到耀邦家。
材料准备好了，然而，围绕此案的短兵相接才刚刚开始。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胡耀邦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上作主要讲话人。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胡耀邦为此准备了一份讲话稿。讲话稿是由政研室的苗枫林起草的。在起草过程中，苗枫林尽量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而无懈可击。耀邦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是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说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而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林彪、"四人帮"们搞了那么多年的个人崇拜，对全党全国造成的危害之大之重之深，难道还够吗？苗枫林建议耀邦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耀邦生气地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谨小慎微，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9月18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如期开幕。耀邦发表了那篇讲话，台下掌声连连。然而，"照本宣科"，还是出了事！按规定，大会秘书处应该立即把耀邦的讲话全文登上会议《简报》。但是，等〈简报〉发下来，许多代表都傻了眼：耀邦讲话的精髓--用"两个不管"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被删得一字不剩。接着，续出的〈简报〉连篇累牍，借用某些代表之口，对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其中据说是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说：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这都是汪东兴让删的。会议闭幕时，汪东兴在总结讲话中说，"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
但是，汪东兴坚守的阵地正在垮埸之中。
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后说：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应当予以纠正。
1978年12月16日，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为数寥寥的"两个凡是"论者作了最后冲刺之后，彭德怀案件和陶铸案件也被平反昭雪。此后，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杨献珍、安子文、刘澜涛、赵林等人相继回到北京。这61人中，有16人没能回来，已经被迫害致死。他们是：原农业部长廖鲁言、原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副书记王其梅、原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等。高仰云被南开大学造反派打得皮开肉绽，投河而死，妻子李琛将高仰云的血衣带到了北京。
1978年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两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和陶铸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
1979年1月25日，又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为"三六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或出席了追悼会。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沉痛地致了长篇悼词。
此前此后，北京和外地还召开了一系列追悼会，为我们的开国元勋贺龙、庐山会议开始落难的张闻天和周小舟、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杨之华、杰出的戏剧家田汉、文艺理论家冯雪峰、作家周立波、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三家村"冤案受害者邓拓、吴晗等一大批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被定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案平反了！
被定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平反了！
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史学权威"而被迫害致死的煎伯赞平反了！
被定为"二月逆流"案平反了！对由此被整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人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被定为"冲击中南海"的冤案涉及到的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平反了！
被定为"中宣部阎王殿"、"总政治部阎王殿"、"小说《刘志丹》反党集团案"等一大批冤案平反了！
震撼全国的1976年"四五运动"平反了！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一时间，整个神州大地，平反纠正各种冤假错案的消息，犹如滚滚春雷，响彻四面八方。
在南京，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文革"中的120个"反革命"案件宣告无罪。
在山东济南，中共山东省委召开万人大会，为所谓"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昭雪。此案的起因是，1959年，山东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的指示，为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对江青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亲哥哥李干卿进行了调查，查明李干卿当过日伪和国民党的警察、警长、巡官等职务，是一个有历史罪恶的特务、反革命分子。1960年5月12日，江青给李干卿写信说："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完全可以不理，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呢！""文革"中，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为巴结江青，在江青、黄永胜、吴法宪等授意下，将参与调查李干卿的山东省公安厅的同志扣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帽子，使公安队伍中一大批人蒙受冤狱，有的被迫害致死。
在辽宁，1978年10月底，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召开大会为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案彻底平反，为遭受残酷迫害的90位党政领导干部和知名爱国人士昭雪伸冤。
1979年冬天，中共广东省委在习仲勋主持下为"文革"中被迫害的彭湃烈士的亲属平反昭雪，对指挥这场迫害活动的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和杀人凶手绳之以法。
继彭德怀平反昭雪之后，1979年，党中央下令为所有因庐山会议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右倾错误"的同志全部平反改正。
此后，对原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的平反和落实政策也得以顺利推进。这部分人有三十多万人，"文革"中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帽子，被抄家、管制、关押、判刑、劳改、或开除公职，家属子女也无不受到株连迫害。为促使这项工作尽快落实，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几次批示，要求各地"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才使这项工作得以圆满结束。
早在延安时期，康生就炮制了"红旗党"案件，在甘肃、陕西、云南、贵州、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浙江等地的地下党都称作"红旗党"，波及一大部分忠实的地下党员。"文革"中，康生再度把这一历史冤案翻了出来，使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批斗，有的惨死或致残。耀邦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对这个源起于几十年的冤案，也作出了全面彻底的平反决定，对含冤死去的同志予以平反昭雪，人事档案中有关假案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取出销毁。
1979年3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在全区有线广播大会上宣布，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在内蒙古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中影响最大、危害最深、涉及全区几十万人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二月逆流"、"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三大冤案，全部平反昭雪。
1979年3月，中共广东省委作出决定，对"文革"中制造的"南方叛徒网"案、"审理广东地下党和广东的革命武装案"，以及在《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下祸及全省的冤假错案，全部平反昭雪。
同月，中共上海市委发出文件，为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上海地下党冤案彻底平反昭雪。此案被立案审查的多达3600多人，有多人被迫害致死。
1979年3月，国家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制造的"文艺黑线"和大批"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一律给以彻底平反。
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大会，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部门摘去"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帽子，为所有为此而遭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平反昭雪。
同月，经党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召开大会，为1961年的《科研十四条》和1962年的"广州会议"等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为受到株连迫害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平反昭雪。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革"中是重灾区，仅有两千多人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被立案审查的就有1042人，占全部人员的50%，有的被迫害致死。这一个个错案，在胡耀邦的推动下，统统都得到平反昭雪。
紧接着，全国总工会对工会1958年的"工团主义"冤案宣布平反。
不久，文化部党组宣布为"二流堂"冤案平反，此案涉及的吴祖光、丁聪、黄苗子、高集等一批文化界名人得以重见天日。
1979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沙甸。本是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回民聚居村。1968年以后，因推行极左路线，采取了侮辱回民的做法，引起回族村民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四人帮"及其云南的代理人又进一步混淆敌我，激化矛盾，酿成了1975年7月的武装对抗的沙甸事件，造成了死伤众多的严重后果。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中央对这一严重事件的平反，使沙甸等地的回族群众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说，"四人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终于被洗刷干净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终于又回来了。
到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报告说，"文革"中全国经过法律手续错误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175000多个，涉及184000余人，已全部得到平反或改正。江华说，"文革"中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冤错比例一般占40%上下，有的地区高达60%至70%，数量之大，比例之多，后果之严重，为建国以来所仅有。
6、胡耀邦与刘少奇平反
刘少奇冤案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错判的案件多达22053件，涉及2.8万多人。刘少奇冤案案情复杂，直接关系到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正确与否，关系到对"文革"的评价，关系到毛泽东的一系列论断和决策正确与否。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在大局未稳的情况下，刘少奇仍然作为反面人物，继续受到批判。
胡耀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唯一公开表态应当为刘少奇平反的中央机关负责人。他顶着"两个凡是"的压力，奔走三年，最终促成这一重大冤案的彻底平反。
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胡耀邦已经指示中组部调查起草刘少奇问题报告。
据何载《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一书记载：关于六十一人的案件向中央的调查报告写完后，一天中午，他(胡耀邦)到大食堂和大家共进午餐，走到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桌边坐下，问道："六十一人的问题搞清了，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我们认为是大冤案，应当平反昭雪。""你们敢不敢向华国锋主席提出意见？""那有什么不敢!"这是他又一次进行探索。于是经过一段时间，一份关于建议为刘少奇平反的报告(即《关于刘少奇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送到党中央和华国锋桌上。
胡耀邦出席三中全会，并主持了全会公报的起草。公报宣布，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端很大，应该永远废止。胡耀邦决定乘势解决中央专案组转交档案之事。12月19日，由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召集中央专案组和中央组织部讨论交接工作，胡耀邦与陈野苹等人参加会议。会上宣布中央决定：立即撤销中央专案组，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处理。移交过程中不准销毁任何材料。
1978年12月20日，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开始全面接管中央专案组档案。同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被撤销，相关案件材料移交中央组织部。
1978年12月22日，中央组织部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做出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
据王光美回忆 ："那时，我没有家可回。出狱那天，我被有关方面直接送到了厂桥的中办招待所。孩子们马上赶来厂桥见我。他们告诉我，这里是'两个凡是'那几个人掌管的地盘，可住不得啊，应该住到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分管的地方，这样才安全。经过耀邦同志的过问，我便搬到翠明庄的中组部招待所去了。那时，我一身是病。耀邦同志十分关心，又送我到医院去治病。"
胡耀邦女儿满妹曾回忆道：1979年一月下旬的一天，王光美在儿子刘源、女儿刘婷的陪同下，来到富强胡同6号，看望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父亲，要求对刘少奇一案重新审查，做出结论。谈完话后，父亲说："少奇同志的案子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这个案子是一定要平的。但是，我们现在复查，不能像'四人帮'那样随心所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要逐一逐条地反驳，还少奇同志以清白。"听了父亲的话，三人都倍感温暖和兴奋。
回家后，被关了12年之久的光美阿姨大哭一场。事后刘源对满妹说："那天从你家出来，我们全家人都很振奋。我们非常感激耀邦叔叔，他是最早对我们说这个话的人……"
王光美出狱后急于为屈死的丈夫刘少奇申诉平反。胡绩伟和《人民日报》编发了王光美在翠明庄写的申诉材料，经胡耀邦批转给中央领导。
1979年2月5日，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致信胡耀邦并党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孙大光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复查刘少奇冤案，因为有华国锋的态度在前，当时没有得到正面回应。现在胡耀邦已是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这封信经胡耀邦决定，正式转报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批阅。华国锋圈阅了孙大光来信，但并未表示态度。
邓小平和陈云批示要求中组部复查刘少奇问题，这起惊天大冤案终于在胡耀邦的组织领导下开始复查。
1979年4月18日，刘少奇案件复查组正式成立。在胡耀邦领导下，由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担任组长。复查小组由8人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
当时刘少奇案有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一些案卷，总共570卷档案。复查组在4月至5月中旬集中看材料，5月至6月搞调查，7月至8月做补充调查，写复查报告。他们查了约半年，本以为那么大的帽子、那么多的帽子，证据应该很硬，不好推翻，结果发现所谓的"证据"全都是子虚乌有，基本上都是伪证、逼供的产物，还有诸如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更是莫须有。
11月，复查组向中央正式做出《关于刘少奇案件的复查情况报告》。
胡耀邦几次与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的干部进行研究，精心指导，强调要把这个报告写得缜密确凿，经得起历史检验。胡耀邦审阅了调查报告，认为这个调查报告对所谓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所谓1927年在武汉和庐山进行"内奸活动"问题、所谓1929年在沈阳"被捕叛变"问题、所谓"其他反革命罪行"问题、所谓"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的调查核实，都是详尽确切的，证明完全是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是错误的。
为了克服最后的阻力，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做了各种准备工作。1979年冬季的一天，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集体听取了复查小组的汇报。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胡耀邦、徐向前等人出席了会议。邓小平、胡耀邦、徐向前先后发言，肯定了复查工作。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与华国锋、汪东兴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邓小平等人对不理解和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阻挠为刘少奇平反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上华国锋明确表态，同意为刘少奇平反，对十一届五中全会将要决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也表示赞同。华国锋的转向，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包括专案组组长汪东兴在内最后也说刘少奇案是冤案。
12月，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等审阅复查报告表示同意。邓小平并提议，可考虑将这一报告作为中央对刘少奇案件的平反决定。
与此同时，胡耀邦主持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特别强调："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这条规定即是胡耀邦提出的著名的平反冤假错案的"两个不管"原则。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胡耀邦在全会上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胡耀邦成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全会在对刘少奇案的复查进行讨论时，有的同志提出，如果要为刘少奇平反，就要公开承认党和毛泽东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可能会引起社会思想的混乱。胡耀邦指出：我们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我们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必须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为刘少奇平反，以及为一系列冤假错案一一平反，正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使这类错误永远不致重演。
经过讨论，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一)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和相应的文件，恢复刘少奇的名誉；(二)适时举行追悼会；(三)对因刘少奇受株连的人和事，进行复查，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
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刚刚传达下去，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人反对平反，认为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有人认为平反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公开为刘少奇平反，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做好冤案昭雪的宣传工作。
1980年3月12日，胡耀邦出席中宣部部长交接会。这是他最后一次以中宣部部长的身份作讲话。他特别嘱咐宣传系统在刘少奇平反昭雪宣传上要注意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早就给新华社打过招呼，要求抓紧准备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报道。中央要求写一组推翻强加在刘少奇同志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的重头文章，在刘少奇追悼大会前发出。新华社派出几位记者在中央组织部翻阅了所有重新调查取证的材料，抓紧时间，写出了《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三篇长篇通讯。这三篇稿子送审后，于3月12日、16日、21日先后播发，全国各大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用，《人民日报》还在每篇稿件前加了很长的按语。这些按语，据说是胡耀邦亲自加的。
3月23日，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协"二大"的全体代表之前，胡耀邦在休息大厅里问华国锋：关于刘少奇同志那三篇文章怎么样？华国锋连说三个"好"，胡耀邦便说："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大权，批了刘少奇同志整整十多年，发表了数百万、上千万篇文章，我们只用三篇文章就把他们的彻底推倒了。"
中央正式决定为刘少奇平反之后，胡耀邦在多个场合明确提出为刘少奇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就召开的时间、规格等问题，和华国锋、邓小平等人多次进行沟通。在1980年4月初召开的一次常委会上，胡耀邦又一次提出了为刘少奇隆重召开追悼大会的问题。具体时间倒好商量，但按什么规格来办，却产生了不同意见。邓小平干脆地说道："一切按国家元首逝世后的待遇搞，地点选在人民大会堂。我们既然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要拿出真正的大气势来嘛!"
在开追悼大会前，要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从河南迎同北京。为此，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并批准了中央组织部报送的《关于刘少奇同志骨灰从郑州迎回北京的请示报告》，知会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办理。治丧委员会决定由王首道、刘澜涛等人陪同王光美及子女前往郑州迎回骨灰。
1980年5月14日，刘少奇骨灰被迎回北京。
5月17日下午，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参加了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正式宣布："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7、开明领袖胡耀邦
从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同央总书记不过十多年，但是他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1）"解放者"胡耀邦
正是胡耀邦，将数千万被一个个冤假错案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以及被列为"贱民"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从苦海中拯救出来。
与美国总统林肯倡导的"解放黑奴"运动相比，胡耀邦发起的对地富反坏右的平反更是中国式的"解放黑奴"运动。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曾经说："林彪、'四人帮'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 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 口的九分之一。"胡耀邦则公布过一个数字：冤假错案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包括文革以前的）；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还不包括出 身、成分不好的家庭。这1亿6、7千万人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其实还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叶剑英所说的"群众"， 地富反坏右等所谓"黑五类"则是受害"群众"的主体。仅所谓"现行反革命"一项，据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在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说，即有"十八万四千人 遭到错误判决"，受此牵连的即达百万之众。
地富反坏右等所谓"黑五类"纯粹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即适应升级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敌对阶级"。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他们就被剥夺了几乎全部的权利和尊严，沦为贱民，没有任何救济渠道。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而且持续数十年，早被视作天经地义。正因为胡耀邦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在1980年代获得平反，恢复了公民身份。其间的功德，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可以说不亚于当年美国的黑奴解放。这也是胡耀邦所投身的人道事业的巅峰。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贡献，不单在个案的纠错，而在结束迫害，而在个人解放。但它不是没有风险，贡献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冤案的很多制造者当时都在台上而且位高权重，更有很多冤案是最高层乾纲独断的。胡耀邦却无所畏惧，以"要下油锅我先下，要上刀山我先上，要入地狱我先入"的"三先"勇气力排众议。诚然，平反冤假错案不能仅仅归功胡耀邦一人，有集体领导的作用。但最坚持、最拼命、作用最大的，无疑仅胡耀邦一人而已。田纪云先生说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诚哉斯言。
（2）廉洁自律者胡耀邦
"心在人民，原无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胡耀邦用以激励自己的这副对联，正是他一生忠诚、干净、担当的真实写照。
胡耀邦对自己子女和亲属要求特别严格，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他的爱人李昭在文革之前就是北京一个较大的国棉厂的书记，文革中吃尽苦头，后来有人提议让李昭担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胡耀邦却硬是卡住了，他担心如此一做，有人要说三道四，所以让李昭提前退休。当选为总书记之后，他让秘书给家乡的领导打了电话，给家乡的亲戚们定下几条规矩：不许敲锣打鼓放鞭炮，不许家乡搞庆祝游行，不许进京找他办私事，不许打着他的旗号办事，不许哥哥外出作报告。后来，浏阳县里、乡里的同志还是有人找到胡耀邦的家，找他要项目、要物资，还是被他给婉言拒绝了。他的哥哥在有一年化肥紧张的时候，受浏阳县委委托，要批一点化肥，胡耀邦急了，大声嚷道："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他哥哥一气之下走了，跑到了在北京当教师的女儿家。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六年时间里，他没有给浏阳人批过一个条子，没有帮浏阳人说过一句话。他在台上时，他家的四个孩子都做到了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就在胡耀邦卸任之后，满妹才出了国进修，可接到父亲患病的消息后，满妹一个堂堂前总书记的女儿，竟连飞机票都买不起。后来还是在一位修女莫妮卡的帮助下通过一位西安来的朋友用他的信用卡才买到了返回祖国的飞机票。
1961年，胡耀邦的家乡浏阳县文家市公社修水库，需要解决发电机。公社负责同志托人到北京找他帮忙，顺带捎了点儿家乡土特产。胡耀邦认真听取汇报后，认为修水库发电是好事，便按原则解决了发电机，却把土特产折合成等值现金托人带回，并给公社写信，严肃指出"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政治错误……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就向你们的县委写信，举报你们犯了法。"
他常说："共产党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胡耀邦的亲哥哥胡耀福老人一生都在浏阳老家当农民，无论胡耀邦当上多大的"官"，他都没能"沾上一点光"。1983年，胡耀邦的侄子胡德资到岳阳物资局当了一名普通职工。胡耀邦知道后毫不客气，一个电话过去，胡德资就被退了回来，直到现在，他还在浏阳当农民。
胡耀邦的家规极严。1982年，担任总书记的前夜，他把家人召集在一起，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什么'天恩祖德'，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不会讲情面。"这就是胡耀邦的家规、家训、家风！
胡耀邦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无数次出入家门，却从来不准子女搭乘他的"顺风车"。有一年，胡耀邦女儿满妹参加高考，他的儿子关心妹妹考大学，半开玩笑式地跟他说了句，想请他"关照"一下。胡耀邦勃然大怒，严厉批评这是"腐朽的世界观"。
有一句话常挂在胡耀邦的嘴边：要特殊化，走后门，没有！要马列，要真理，有！
当了那么多年党的高级干部，胡耀邦没有留给子女任何有形财产，有的只是那件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心脏病突发时穿的汗衫，至今仍带给家人无尽的思念！
胡耀邦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在他在任期间，风雨兼程，马不停蹄，奔走在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当时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却不顾身体不适，走过边疆的哨卡，走过西藏、新疆、青海、甘肃等等老少边穷地方，全国2000多个县中的1600多个县留下了他的足迹，其中包括7300多公里的中苏边界和2000多公里的中缅边界，以及中越边界的部分地区，还有不少地方他去过多次。在全国30个民族自治州中，除了青藏高原的玉树和果洛，他视察过28个自治州。全国的330多个地区、州、地级市，只有云南的3个、青海的2个、西藏的5个地区他没有去过。
有一次，胡耀邦一行人的车子在贵州到广西的路上因为车子坏了，只好步行，天黑后，一行人终于走到县委机关，工作人员敲开大门，叫醒了已经熟睡的老头，请求留宿一夜，可老头听说没有介绍信，硬是不同意。省委领导急了，出面说："我是省委书记，明天你可以告诉你们县委书记，说是我让你打开办公室的。如果出了问题，一切由我负责。"这样，老头才放他们在县委办公室留宿了一夜。随行人员在椅子上睡了一个囫囵觉，胡耀邦在仅有的一个沙发上过了一夜。第二天天还不亮，他们找到一家小饭馆每人吃了一碗面条，就起身上路了。直到黄昏时分，当胡耀邦他们走到一条大河边等船摆渡时，当地的县委书记带着一群人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县委书记一边擦汗，一边说，昨天就听省委说，北京在到处找你们，可怎么也打听不到。要不是中午两个中学生在小饭馆中遇见你们给我们说了情况，我们还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们呢！胡耀邦解释说，我们的车在路上坏了，现在是周末，没必要去打搅大家，随便走走看看，不是很好吗？这样得来的情况，更真实。
这就是胡耀邦失踪一天半的一段故事。这样的全国第一号人物的出巡，现在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在目前的中国，很难听到这样的事了。胡耀邦走后，中国的官员铺排成风，每次出巡，整条公路全部戒严，一辆车也没有。1996年，一位顶级大领导到山西吕梁视察，干脆连当地的地方铁路也给封了，说是怕有人谋害。如此扰民现象，胡耀邦是断定做不出来的。这就是人与人的差异。
（3）目光远大的胡耀邦
胡耀邦在任期间，不但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他还引导人们深刻反思中党和国家的体制性缺陷，大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探索。
胡耀邦辞职后，1988年底曾到湖南长沙疗养。在这里，他对刘少奇冤案的形成以及党内民主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他在与湖南省教委主任朱尚同谈话时说道："我也讲过违心的话。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知道是不可靠的，但勉强举了手。会议公报虽然说是'一致通过'，但是就有那么一位老大姐没有举手。这就是陈少敏同志。真是难能可贵。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举手，这当然是由于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思想意识的结果。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有相当一段时期，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不能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我过去讲过，也是从马列著作看来的，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也一定有少数'奴才'。任何时代这种奴化思想都是有的，程度不同而已。"
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尽人皆知。胡耀邦的民主作风的确是缘于他一以贯之的民主思想。他平易近人，没有官僚架子；平等待人，欢迎别人讲话，喜欢与人讨论问题，甚至能与晚辈促膝谈心。1979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时候，就曾在自己家中与民刊《北京之春》的青年人一起探讨时局。当惯了奴才的人说他"到处乱跑，随便乱讲，不像个领袖"，佩服他的人称他为新型的"平民政治家"，并且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胡耀邦认为，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就要蜕化变质，由相信社会主义到蜕化为法西斯主义，"从人民的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变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他说，这种事"历史上是有的嘛。意大利那个墨索里尼，开始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以后却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头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因为"党从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地位，转到了执政党的地位这个根本的变化。"胡耀邦探讨根源说，"执政以前，形势迫使我们党要有一个好的作风，搞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权，就会被敌人打垮、消灭。而且环境本身就很艰苦，没有多少特权可以搞，也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搞那么严重的官僚主义，一个事情一拖就是一年。尤其是在战争年代里，敌人来了，打不打，走不走？考虑考虑吧，研究研究吧，画画圈吧，那样几个小时后，你不是被俘就是呜呼哀哉。"所以到了执政以后的今天，党控制着一切资源，也就控制着人民群众的生命线，官员们就以为可以用强迫命令来迫使人民群众就范、服从，而无须用说服、教育来吸引人民群众，社会上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执政党的行为。因此就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脱离实际，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茁壮成长"起来，变成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好学善思，是耀邦同志的一种生活乐趣。据回忆，他读书的范围很宽，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到四书五经，《资治通鉴》，从中外古今名著到伯恩斯坦、希特勒、苏加诺以至尼赫鲁的书，到一些科学技术知识的小册子，都在他的阅读之列。据他的秘书回忆，胡耀邦至少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两遍，《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和《鲁迅全集》各数遍，《毛泽东选集》四卷读过15遍。他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吸取营养的。胡耀邦是个读书十分刻苦又勤于思考的人民领袖。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还是在文革处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他都抓紧一切时间，苦读各类书籍，由此拓宽了他的知识面，大大提升了自己的能力。他的读书速度极快，记忆力惊人，还有举一反三的习惯，因此对这些著作和理论达到了过目不忘、出口能诵、信手拈来的程度。凡是和胡耀邦深入讨论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相关著作的理论工作者乃至权威专家，无不对胡耀邦熟知理论的程度惊讶不已。就在胡耀邦被罢官到去世的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又读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写下了24本读书笔记。这，又是怎样一种做人的境界？
当年，马克思所设想的现代社会不是由特权来统治的社会，"而是废除了特权和消灭了特权的社会，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活动场所"的公民社会，法治社会。马克思认为最好的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得到；我们倾尽全力所得到的，却是马克思叫我们必须防范的东西：即权力集中在某个或几个职业政治家手中，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政治家专政。
比胡耀邦老一辈的领导人，就没有像他那样充沛的精力来学习和思考了，因此在执政理念上就落后于像胡耀邦、习仲勋这样的晚辈。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人，斗不过那些"不读书，不看报"、只知道以势压人的人是常有的事。
胡耀邦是领导人中讲民主和自由最多的人。在1979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胡耀邦曾经很激动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犯'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眼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
1979年10月，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胡耀邦就文化艺术工作讲过一些话。他不但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首次提出执政党应该尊重创作自由的主张。他提出：党非但不应该干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反而应该尊重知识分子及其精神劳动的独特性，保证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他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问题，一定要经过商量、讨论，逐步求得一致，加以解决，不能采取随便下指示的办法。"在实践中贯彻得如何，就要看宣传理论干部是否有良好素质，所以他提议："从宣传部长起，都来一次开卷考试，考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不得请秘书代劳。"这个意见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因为一些从来不读马列的长官，除喜欢自称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外，还最喜欢叫别人学习马列。
在胡耀邦主持下，1980年代的一些中共中央文件中都写进了民主化的目标。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开创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中写道："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这些观念，又同它们有原则的区别。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民主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社会主义在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为充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把民主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开辟了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把民主和自由视为全人类的精神遗产，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并将其写入执政党的正式文件，这是胡耀邦对于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大贡献。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前的几年中，胡耀邦曾一再表达过这一思想。1984年，他的大公子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特派员在湖北省工作期间，积极支持一批思想敏锐的青年学者创办了《青年论坛》，胡德平本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为自由鸣炮》的文章，为自由正名，强调自由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应当说是代表了胡耀邦思想的。
胡耀邦去世后， 著名作家作者白桦曾经撰文回顾了他与胡耀邦的交往。
白桦回顾说，他是在1952年夏天在成都认识胡耀邦的。24年后。胡耀邦这个名字，像万马齐喑后的钟声那样，一次又一次在他耳边轰鸣。胡耀邦，是中共高层最先觉醒并立即勇敢地走进前列的人之一。1977年底，他还是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敏锐地从劫后余生的群众呼声中，意识到解决一切问题的障碍首先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诸如怎么看教育上的"两个估计"、"文艺黑线"专政论、老干部和"走资派"、"反右"刚争、知识分子、乃至"文革"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等等。他勇敢地肯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准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在当时对于长期只有群体意识、而没有个人独立思考的中国，无疑是一颗振聋发聩的超级炸弹。几千年来，在中国，真理只属于一个人，那就是世袭君主或终身制领袖。如果实践可以检验真理的话，岂不是也可以检验君主或领袖了吗？这太不可思议了！许多在历次政治运动受伤害，甚至致残、致死的人（包括某些高级干都），都不能、也不敢接受这种"异端邪说"。
白桦说，我记得，1977年冬天，我请还没有复出的罗瑞卿，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观看我写的话剧《曙光》内部演出。由于很多人认为这部《曙光》无光，没能公演。坐着轮椅的罗瑞卿对如此真实揭露三十年代中共党内极左灾难的戏剧，先是十分困惑，他说，他曾经在红一方面军担任过保卫局长，他坦白承认："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生活的真实是一回事，编成戏演出又是一回事，演出会产生什么效果，不知道。"他回去以后，深夜时分才给剧组的一位演员打了一个电话，说："我想了很久，觉得是可以公演和应该公演的。"
白桦回顾说，1979年夏天，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请文化部代理部长周巍峙找了几位当时比较活跃的作家，到富强胡同的胡家开了一个无拘无束的座谈会。我依稀记得，他的家，离老舍先生故居很近。这个会很特别，一反过去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先生讲、学生听"的老办法，而是"学生讲、先生听"。
白桦说，那时的作家们所关注的是：抚摸人们心灵上的伤痕，冲破陈旧的观念束缚。因为无数观念的束缚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致命障碍。胡耀邦只在作家发言时进行插话，他的插话很风趣，没有一句教条。他对作家们的招待除了茶水就是西瓜。我能感觉到：胡耀邦对"文革"后的形势充满信心。他热情洋溢，平易近人。没有模棱两可的意见，简练、明快。听得出，他读过很多书。胡耀邦说的，都是通过胡耀邦自己的大脑思考过的胡耀邦的语言。那次座谈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也产生了一些错觉，认为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像胡耀邦一样，真正接受了"文革"的惨痛教训，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在文艺领域内的宽容度更应该大些。
白桦回顾说，1979年冬天，我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国内外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胡耀邦看了这次发言后，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其中第三部分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问题，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忡忡。我当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并非多虑，而是他过于大意了。仅仅一年，《苦恋》（即《太阳和人》）摄制完成，在文化部送审期间，引起轩然大波。据外电报道：中国不少有地位的人士愤怒要求严惩剧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还乡，劳动改造。个别人的主张尤为极端。有些人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胡耀邦说成是"炮制反动电影《苦恋》的黑后台"。这样一来，一部再现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电影的问题，就上升为政治问题了，中国人立即敏感地联想到《清宫秘史》、《海瑞罢官》。中国知识分子凭籍历史的经验，完全能嗅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了。拍案而起者有之，投书抗辩者有之，从此躺倒者有之……
白桦说，在当时，中央党校秘书长宋振庭，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尽管沸沸扬扬，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再也不能以一个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白桦说，1981年1月10日晚，我求见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这次见面，还是在那间小客厅里，比上次多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张藤椅。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
白桦说，后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真的很遗憾，1981年全年，举国上下都卷入了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事件，与共和国的主人--所有的普通人民一样，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席却没看过这部影片。春节后，一个日本有影响的报纸发出一则消息，题目是：《批（苦恋）意在阻挠胡耀邦出任党主席》。是海外传媒经常把中国的文艺和政治扯在一起呢？还是中国的文艺本来就和政治分不开？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举国哗然！举国愕然！文化部事先不知道，胡耀邦事先也不知道。如火如荼的批判与过去历次批判运动相反，出现的是与原声迥异的回声。
白桦回顾说， 5月17日，胡耀邦有一个讲话，希望了解并考虑知识分子的情绪。7月17日，邓小平召见几位意识形态方面的负责人，很激动地谈《苦恋》的问题，对自由化泛滥讲了一番十分严厉的话（显然，他看到不少这方面的报告），这篇讲话后来经胡乔木按自己的记录，在语气和用词方面进行了修改，比原话缓和很多。8月3日，胡耀邦受命主持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作为当事人，我在武汉军区接受批判，而没能参加。有几位著名的知织分子上台表态，捶胸顿足，义愤填膺。而吴祖光先生的表态和他们的激昂慷慨形成极大的反差，吴先生说："这部作品温柔敦厚。"在座的人都是1957年的过来人，当年的"左派"，故伎重演者有之；当年的"右派"，一反常态者也有之。胡耀邦的讲话，已经尽了他之所能，把调子压低了很多。他说："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个错误倾向。"
白桦说，我相信，这是他所能说和必须说的话。9月25日，胡耀邦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对当时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应该了结了，你和白桦熟悉，能不能写封信给他，请他给你回一封二百字左右的信作为文艺讨论，表个态就行了。"
荒煤事后对我说："我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怩？有些人显然还不肯罢休。"10月，《文艺报》发表了唐因、唐达成署名的遵命批评文章，后来唐达成见到我的时候拱手对我说："冒犯，冒犯！"我说："可以理解。"听说，胡耀邦在见到张光年的时候说："《文艺报》的调子太高了！"当光年反问他："这调子是上面定的呀……"他只好哑然一笑。他当然也知道，即使这样，也还有人（而且不是一般人）认为火力不够猛烈。10月13日，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刚刚从巴黎国际笔会回来的巴金。一见面就问："巴老！你看过我的文章吗？"巴金回答说："没有。"胡耀邦说："我的文章本来把批《苦恋》应该结束的意思放在前面，有些老同志的气不顺，我只好把这样的意思摆在后面。你在文学界德高望重，应该给中青年作家以正确的引导。" 巴金没有顺应胡耀邦当时非说不可的意思，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那些有才能、多产的中青年作家--比如白桦等。"
白桦说，我和胡耀邦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12月29日。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开幕，那是一次空前轻松的大会，那是一次空前透明的大会，那是一次空前自由的大会，果然，会后就有人称之为"典型的自由化"的大会。但人们对"自由"二字的解释是那样的不同，有人要的是人身自由（包括表述真知灼见的自由）；有人要的是限制别人人身自由的自由。所以人类经常为了不同的"自由"而产生激烈的矛盾。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薄一波等前来参加。胡启立"受书记处的委托"，在开幕式上作了恐怕是他一生中赢得掌声最多的一次讲话。因为他在讲话里说了--
"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像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
"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白桦回忆说，开幕式以后，胡耀邦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作家们合影留念，胡耀邦径直向我走来，伸出手来和找握手，因为场上人声喧哗，他连续几次问我在写什么，我第三次回答他，他才听清。后来这张照片在国内外的报纸上发表，从照片上看，作家们对这一瞬间都感到欣慰，因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绽开着发自内心的笑容。那张照片，着实引起了海内外很多朋友的错觉，纷纷来电、来信，以为知识分子（尤其是我）的境遇会好起来。结果，仅仅一年，在新的一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前夕，1986年最后一天，作家们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了一场名叫"你们，我们"的朗诵晚会上，已经听到沸沸扬扬的私下议论，胡耀邦可能引咎辞职。
白桦说，他很久都在猜测：他的"咎"是什么呢？三天后，胡耀邦就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让人感到既突然而又意外。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再次"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与世长辞。
白桦反思说，我始终认为胡耀邦是一位从打土豪、分田地愤而冲出土屋草舍，走向漫漫两万五千里烽火长征路的那一代先驱者中最不墨守成规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杰出，还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比较少。中国的农民运动，包括中国共产党须导的农民运动，始终都没有摆脱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让人困惑不解的是：中共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在长征前自己的困厄时期，对中共中央执行的"左"倾政策，十分清晰。抗战时期有一段从实用的角度，的确注意到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建国以后又重蹈覆辙，任意践踏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织和尊严，乃至生命。从后果来看，比王明、张国焘等有过之而无不及。
胡耀邦却不同，"文革"以后，他对历史的教训有过深沉的思考，和知识分子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交往。他不仅了解知识分子的苦难，也了解知识分子的心灵。据说，在"文革"后期，当一位老知织分子坦率地问胡耀邦："您能够举出一九四九年以后针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政治运动，有哪一次不需要平反改正的吗？"面对这一难题，胡耀邦理所当然地很难接受，他首先是惊愕，然后是愤怒，甚至自然而然地对提问者的动机产生怀疑；但经过一番理性的思考以后，又不得不接受，并冷静下来，代替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刻反省。所以，当他在中国失望的荒原上播种着希望的时候，首先向知识分子伸出了坦率、热诚的手……在我们需要从他那里得到更多希望的时候，他精疲力竭地躺倒了！他在去世前不久，向一些电影工作人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面对的困难很多，许多事在近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不能如愿以偿。谁让你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呢！生活在这个时代，就要承担这个时代的苦难和使命，责无旁贷！"
白桦说，胡耀邦没有虚伪的承诺，没有空洞的安慰，只有坦白地说出实情。那时的胡耀邦，可以算得上是身居高位的人了吧！身居高位而能实实在在地思考、诚诚恳恳地说话并踏踏实实地行动，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1998年长江的特大水灾，国人好像才恍然大悟：原来长江上游的国家专业伐木大军是造成绿色植被严重破坏的主要原因，认识到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愚昧的行为。其实，在胡耀邦重访长征路的那年已经下达过这样的、断然的命令了，这是一道泽被子孙的好命令啊！为什么后来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了呢？在没有胡耀邦的十年之后，仅仅想到这一点，面对滔滔江水的我，就止不住泪如涌泉……
白桦说，1994年10月5日，我和一批作家到共青城富华山胡耀邦墓地的时候，是一个满天云霞的傍晚。拜谒了他的陵墓，在题字的时候我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起来……胡耀邦"文革"后在中国政坛上的升起和陨落，说明了多少事啊！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至今都被戴着沉重的枷锁一一那也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而且是其中难以拒绝的一部分！
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他说："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十三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了一条法制。这些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4）胡耀邦提出了切合中国实际的富民思想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她的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月，胡耀邦到湖南调查，问到一个农民对人民公社的看法。被问的农民反感地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面对这一吃惊的回答，陪同干部们都大惊失色，面面相觑。胡耀邦却用坦率的口吻支持说："好！你不干，老子也不干！"几十年后，胡耀邦在广西接见共青团骨干时讲述了这件事，他的结论是："人民的事业需要人民讲真话，讲真话符合人民利益。"
1964年11月，胡耀邦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不久，他便对陕西省情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并向中央和毛主席提交了《走马到职报陕情》的调研报告。针对当时陕西社教中"左"的倾向，胡耀邦不随波逐流，强调要加强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经济。在他的努力和带领下，陕西的农业生产情况出现好转。张爱萍将军赴陕西考察时，笑着对他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
1965年11月，胡耀邦收到西安市委《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的报告》。当他看到西安市共查处了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时，敏锐察觉打击面可能过宽了，当即批示："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做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投机倒把分子……可否考虑群众性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暂停一下？"后来，西安市委遵照他的批示进行复查核实，一下子减轻了对4000多人的处分。
国内有学者认为，富民思想是胡耀邦经济思想的宗旨和灵魂，它的根本主张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要以富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人民生活现代化。中外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现代化进程越深入，能否走富民道路就越关键。走富民道路，就有可能实现现代化。反之，走贫富悬殊的道路，那就只能堕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角度看，实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宗旨究竟是什么？作为中共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根本主张始终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胡耀邦在发挥、发展和阐述这一指导思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4年初，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论述提出了"富民政策"概念。他说："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劳动致富的措施、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实践。小平同志提出，是否使人民更快地富起来，是评论我们一切工作做得对与不对的标准。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第一步是求解放，第二步是富裕起来，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观念。人民富了，我们国家的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把我们解放以来所有的政策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
胡耀邦多次说过，"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鲜明"。因为"富民政策"鲜明地强调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宗旨、根本政策和道路就是富民。
在富民问题上，胡耀邦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民富与国富的关系。
胡耀邦首先主张："我们搞社会主义，脑子里一定要有两个富：国家富、人民富。……离开这一条，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表明，他既不赞成国富民穷，也不赞成民富国穷，更不赞成国家和人民都穷，而是主张国家和人民都富。那么，究竟是人民利益是根本、民富是根本，还是国家利益是根本、国富是根本呢？胡耀邦的回答是前者是根本。他说："我们共产党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
他说，"两千多年以前，管子就曾讲过'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传到司马迁，就改成'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都懂这个道理，共产党员反而不懂。毛主席是懂这个道理的，……后来他在晚年又忘了这一条。"
他还更明确地讲过："农民富了，我们国家才能富，你怕人家富干什么啊。"实际上，"民富了国家也富了。"
胡耀邦的这些论述也是对以往长期片面强调国家利益、忽视人民利益的形左实右思潮的根本的拨乱反正。由此可见，胡耀邦的治国理念是：藏富于民，富民为先。
1984年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胡耀邦讲话发表的《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的评论也指出："引导人民靠勤劳尽快地富裕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个根本观念、根本立场，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我们决不能看到一些地方、一些人致富，就不舒服。我们是执政党，党的工作的结果如果不是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不断的改善，党的领导就不是成功的，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胡耀邦还从社会主义理论角度论述富民政策。他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物质极大丰富起来，使国家和人民尽快地富起来。如果那个社会主义穷得要命，谁干社会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弄得很清楚。"他对"四人帮"的"穷社会主义"极不以为然，斥责说："他们说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实际是穷光蛋主义！弄得什么也没有！"
1983年，胡耀邦说："现在，山区大约有两三亿人民富不起来，翻不了身。要给干部和群众以正确的政策，帮助解决问题，诸如山权问题、承包责任制问题、自营林木的继承权问题、农林副产品自由交换问题、山货贩运问题、交通问题、市场问题等等。"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时又说："更快更好地使国家和人民富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想事情、办事情的最核心的问题。"他认为《决定》确定的商品经济道路正是实现富民的最根本的道路。
（5）胡耀邦开创思想解放与思想启蒙之路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勇敢地开启了中国思想解放的闸门，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史上，这一功绩肯定是彪炳史册的。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开放必须解决思想束缚，否则寸步难行，第一步靠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第二步靠全民族的思想启蒙。
198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胡耀邦担负了双重思想解放的任务：全党的思想解放与全民族的思想启蒙。第一步差不多是两年的时间完成，第二步直到今天还在艰难地继续。胡耀邦直到去世那一天也未能瞑目，他抱恨终天未能完成思想启蒙的大业。
思想启蒙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目的是相同的，但是目标是有区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突破的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束缚，而思想启蒙是突破所有的思想束缚。国人其他方面的束缚远远没有解决，胡耀邦的思想解放下一步是对所有束缚进行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对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普世价值的肯定，这些工作未有穷期。
邓小平主张的思想解放"补课"未成功，开始零打碎敲。在华国锋下台之后，一些人在邓小平身边嘁嘁喳喳围攻思想解放的人。开始邓小平不为所动，他提出了思想解放的"补课"问题。胡耀邦开始还不知道，是吴江发现了邓小平的讲话，马上报告了胡耀邦。胡耀邦让吴江以个人名义写了报告，让中宣部讨论。讨论通过之后，让吴江在中央党校讲话。统战部也主动请吴江讲话了，年龄很高的李维汉自始至终听完。但是"补课"还是被扼杀了。是邓力群把吴江诬告到陈云那里。如果这一补课能够继续，肯定与思想启蒙成为时代的大潮流，会波澜壮阔地推动中国向现代化迈进。
胡耀邦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几乎是速决战，而思想启蒙却一直是处于难解难分、胶着状态的拉锯战、持久战、疲劳战。
胡耀邦说：提出真理标准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破除新旧个人迷信，粉碎新旧精神枷锁的理论武器，无论谁说的话要由实践来检验正确与否。这下子打中了教条主义的要害，不但"凡是"派恼火，其他教条主义者也害怕。
第一步突破两个凡是，大多数老一辈革命家都支持，只是汪东兴少数人除外。"两个凡是"是套在大多数老同志头上的紧箍咒，破除个人崇拜使大家都得到解放，使他们回复了名誉和地位。所以尽管开始艰难、激流险滩、风大浪急，还是航行到彼岸。汪东兴说胡耀邦砍旗、丢刀子，胡乔木说有可能造成党内分裂。这几顶帽子扣上一顶就受不了，胡耀邦顶着三顶帽子毅然决然前行、不为所动。从动力上看，真理标准大讨论得到全党的共识，思想解放就是突破"两个凡是"，突破个人崇拜，达到了全党认识上的一致。
思想解放突出的成果有那些？胡耀邦自己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说：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和科学界，对林彪、"四人帮"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如"天才论"、"一切从本本出发论"、"批判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全面专政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论"、"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论"、"儒法斗争论"，"黑线专政论"、"三突出论"、"反对科学是生产力论"等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冲破了他们设置的各种禁区。
第二步是思想启蒙，解决中国发展的更深层次的思想动因，是吸收西方近代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平等的价值观念。突出的成果是198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错误发动和领导？深层次的原因是缺乏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的理念与制度设计。中国严重缺乏这些价值观念、制度设计所致，引起了文化大革命。胡耀邦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不断地支持和提出了思想启蒙问题。
解决浅层次的原因是党内的原教旨主义。1978年11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中说：前些年，我们党内有那么几个理论棍子，或者叫理论恶霸，像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还有康生。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垄断起来，只许自己任意歪曲篡改，不许别人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他们可以利用特权毫无根据地把人民欢迎的作品扣上"反党文章"、"反党小说"、"黑画"、"黑戏"的帽子。这种摧残文化、钳制思想的恶霸作风必须肃清。有些同志把"革命就是批判"这句话，理解得很狭窄。批判是扬弃，吸取好的，排除坏的。
对于思想启蒙，不是理论界没有做这个工作，而是新老教条主义的一再干扰、破坏、阻挠。其中批"精神污染"、批"人道主义、异化论"、批"普世价值论"致使思想启蒙进程一再被打断。
大多数老一辈革命家之中有的人对西方关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不屑一顾，甚至充满蔑视，这为思想启蒙设置了很难克服的巨障。本来这些问题通过理论界的说理是能够一点一滴影响老同志，事情正好相反，胡乔木从反面极力论证这些文明成果的阶级性、局限性、历史性。一些极左的理论家借助个别政治事件，否定对西方文明的汲取。许多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思想马上停止了，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就是一篇代表性的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通过，这是胡耀邦思想启蒙努力的最后一次尝试。思想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不矛盾，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文明的产物，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基本理念都是西方思想文明的精华。要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不能拦腰斩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血脉。这就好像你要接受汉儒、宋儒、明儒和新儒家的学说，而拒绝接受原始儒家孔孟之学那样荒谬！胡耀邦正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轨问题。
胡耀邦为思想启蒙做了一系列对全社会有益的工作：
--胡耀邦接受了陈荒煤的建议，批准发表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拨乱反正的巅峰之作，告诉人们人性是可以写的，写好了有益于人们的精神面貌的改变。周恩来还批评了民主不够，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发扬文艺民主与自由等等。胡耀邦说：《文艺报》的同志送来周恩来总理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好，可以先在《文艺报》上发表，发表前后，可以在文化、文艺部门组织座谈，这对于我们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发展和繁荣文艺创作都有好处。总理的讲话已发表了18年，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要总结这18年的正反面经验，应该又有所前进，又有所发展。他还说，应当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为契机，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促进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周恩来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在广大文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文章，谈学习体会，批评"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对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
--对伤痕文学的宽容大度，促使了文艺的繁荣。伤痕文学的积极意义在于揭示了社会的阴暗面，同时揭示人性的负面，告诉了人们社会与人的另一面，另外一种事实。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是有悲剧和心灵创伤的，这有利于人们深刻认识社会。1979年6月出版的《河北文艺》，在显著的位置上推出了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对"伤痕文学"作了文革式的大批判，有人反对作者如此进行大批判。但是，另一种声音是为李剑文章叫好：有人认为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搞得不好，"会出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甚至指责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大都是"欧洲18世纪文学的染缸里染过的"。
大约在8月底，胡耀邦通过一封反映情况的信，对这场争论的大致状况有了了解。经和中宣部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统一思想认识。从9月4日至6日共开了3天。胡耀邦6日参加会议和与会同志座谈，并作了循循善诱的讲话。胡耀邦说，《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出现和围绕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是粉碎"四人帮"将近3年来文坛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歌德与"缺德"》这篇文章，确有缺点毛病，毛病错误就是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特别是党中央一再声明要在一切战线，包括文艺战线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针不合拍。李剑同志的调子不合时宜。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诚诚恳恳帮助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
--胡耀邦为肃清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专制主义流毒而努力。何方在《胡耀邦是"五四"传统的伟大继承者》一文中说：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胡耀邦都是"五四"运动反帝救国与科学民主精神的伟大传承者。 在《理论动态》创办后不久，胡耀邦对理论动态组指出：在"四人帮"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东西就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1980年7月5日，《理论动态》第215期发表《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应该肃清》一文，专论肃清封建主义思想遗毒问题。1981年1月5日，《理论动态》发表《马克思为封建官僚画像》一文，剖析封建主义，揭示了官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联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大量的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文章，成为一种潮流。
1977年8月，胡耀邦布置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同志写一篇一两万字长文章，题为《"四人帮"的覆灭与思想解放运动的任务》（正式发表时改名），谈反封建的问题。排印后送给一些领导人看，只有罗瑞卿一个人打电话表示赞赏这篇文章，还说："发表后军队要读，人手一份。"其余的或置之不理，或坚决反对，文章压了三年，到一九八○年八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后才得以发表。罗瑞卿是当时唯一对这篇文章的反封建主题表现出热忱支持的领导人。胡耀邦说："罗大将同我是心心相印的。"
1977年11月，胡耀邦给大家传达揭露旅大市铺张浪费的文件之后，说：我们可从思想上写一期这个东西，搞享受是一种什么思想？是封建思想，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帝王，贵族，秦始皇。……秦始皇有什么好？地主，贵族，一得天下就享乐。历史上除秦始皇外，还有隋炀帝，慈禧太后。罗马帝国怎么灭亡的？后期很腐朽。封建社会后期十分腐朽。自己埋葬自己。资产阶级才不是这样呢！他一方面剥削，但有钱就办工厂。我们有些人连资产阶级都不如，是没落的腐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个人享受，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没落的地主贵族的思想，颓废的思想，从思想上、历史上讲，谈点历史，罗马帝国怎么灭亡的？……现在，文物搞杨开慧的衣服，我才不相信呢！把文物搞那么高干什么。死人拖住活人。文物只能有一定意义。到处搞展览馆、纪念馆，坐过的石头也搞成文物。搞这些东西干什么？
这里，胡耀邦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封建专制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区别，把全民的财富拿来享受与拿来投入生产作为一个重大分水岭。对享乐之极的秦始皇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其腐朽、没落、颓废的本质，而不是仅仅看到其血腥暴力统一天下就佩服的五体投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个人的无限享受。胡耀邦还反对极端的妻以夫贵的封建作法，把杨开慧的衣服作为文物，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是死人拖活人。
--胡耀邦支持宣传、研究、吸收西方启蒙思想，出版启蒙思想的著作。要想启蒙，绝对离不开西方学术思想的介绍，出版西方学术著作，这是思想启蒙绝对必要的一环。曾彦修介绍说，1979年，我调回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想多出版一点介绍外国政治经济情况及政治、经济学说的翻译书籍，为打破中国的蒙昧状态做一点服务工作。我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家出版局等单位的支持，并成立了选译与书目工作小组。1980年7月，选译书目录及其简介印好后，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分送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胡耀邦征求意见。结果是，那位领导人无反映，但胡耀邦却在第三天就复信给该编辑室。复信的全文如下：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的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指定一二十个有水平的专家再精选一下。
胡耀邦主张出版胡适的著作，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等人的著作的出版。胡适在五十年代遭到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全国性的大批判，其实是批判了民主、自由与人权。改革开放之后，胡适的研究仍然放不开手脚，畏首畏尾，动辄得咎。陈平原说："198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出现了解放前出版的亚东图书馆的《胡适文存》。胡耀邦看了胡适的书以后写了一个内部批示，要文化工作者研究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一个是胡适，胡适是一心一意要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胡明记得："这个批示一下来就很厉害了，很多胡适的书很快就出来了。"后来出现了出版胡适著作的高潮，纪念胡适、研究胡适的高潮。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起到了其他理论家无法起到的作用。
与此同时，胡耀邦积极主张出版港澳台一些作家的作品，这也是启蒙的一股潮流。湖南出版社决定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牧惠回忆说："排印过程中，在一次《红旗》编辑部的编委、室主任会议上，传达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一段话。大意是：台湾有位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主要讲中国人的国民性实在丑。他的说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可是，用这些东西来激发我们的斗志，我看也有点好处。听了这番传达后，我心里高兴，但对出书事默不作声。我知道，随便在这里透露这类事情，未必会有好结果。"此书出版之后，各地书店的订单、催书电报如雪片飞来，加印的书还来不及送仓库，就从车间里打包直接送火车站，到年底已经累计印了90万册！但是好景不长，1987年初胡耀邦黯然辞职，《丑陋的中国人》作为自由化的典型遭到严厉的大批判。"《丑陋的中国人》忽然变成一本被讨伐的坏书。先是在一个范围不大的会议上，好几位文化界的老人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一位既非在执法部门也非在出版部门负责的人士竟然宣布，谁敢卖《丑陋的中国人》，我就派人去封他的书店！与会者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作者、出版者、编辑者则变成了等待判决的罪人，湖南的空气更特别紧张。"半年之后解禁了，库里的十多万册卖了出去。1989年之后又挨批了。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元月初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同样，此书惹起的风波，比《丑陋的中国人》更大。只到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此书新译本。当然，这是后话。当年的被禁与后来的解禁，都是领导人的指示、批示，没有任何法律程序。
这些思想启蒙著作的出版极大加强了中国社会科学与国家的接轨。西方近现代的学术思想的概念、命题、理念、理论极大地滋润了我国的社会科学界的贫瘠的土壤。我国社会科学与世界接轨成为现实，出现了一大批学有所成、融汇中西的中年知识分子，为我全国的文化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胡耀邦是政治开明的典范。
1988年11月27日，胡耀邦在湖南长沙省委九所与来访的省教委主任朱尚同谈话，说：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也一定有少数"奴才"。任何时代这种奴化思想都是有的，程度不同而已。这是胡耀邦最后还是呼吁平等观念。
胡耀邦反对随便给人扣上自由化的帽子。1983年12月20日，在胡耀邦毅然决然停止批判"精神污染"。一次书记处的会议时，他明确同意万里不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说："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虽然是总书记，胡耀邦这样作依然是担负起极大的责任与风险的。
1984年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说：社会主义应该保证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创作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同起来，因此这次会议也不要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还是提"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为好。这就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胡耀邦主张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反省无产阶级专政。1982年10月14日，胡耀邦同法共中央总书记乔治o马歇谈话说：无产阶级专政，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不要多讲，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结合起来就好了。这里胡耀邦把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对应起来讲，就是基本上否定没有法治的暴力统治，其最深刻的意蕴是用民主来启蒙，否定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
胡耀邦主张人们在生活上的自由。胡耀邦针对一些人借着批判精神污染，指责青年人的自由穿着。1983年12月13日，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又说：什么奇装异服，这个话不好，以后报上把奇装异服这个话去掉。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的衣服是奇装异服，外国人看我们中国的女同志总是穿裤子也是奇装异服。不要用"奇装异服"这个词，胡耀邦说：我主张"奇装异服"这个词以后在报纸上不要登，取消这个词，行不行？
胡耀邦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要注意八条政策界限，基本精神是：不许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不要说什么"奇装异服"。不要禁止那些无害的歌。所有中国的、世界的著名的文艺作品，哪怕里面有恋爱的情节，有一些男女关系的描写，都不能禁止。不要完全禁止裸体雕像，要慢慢开放。不要看到电影、电视的因为搞了一点恋爱故事，有接吻的镜头就要禁止了。允许青年人、少数民族跳健康的集体舞。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课。胡耀邦讲话的内容基本上是人类一些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当时竟然被一些人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横加指责，无限上纲上线。
胡耀邦的讲话端正了当时的思想教育，第二天又在另一次会议上讲了这些问题，避免了一次来势凶猛"左"的错误泛滥与回潮。
胡耀邦为了启蒙，直接间接启用了一大批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诸如朱厚泽、李锐、杜导正、李慎之、曾彦修、吴江、孙长江、王若水、杨西光、王蒙、薛德震、丁石孙、王元化等等人物。这些人领导和控制了一个部门，为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打开绿灯，批判蒙昧和专制主义，抵制了极左思潮，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舆论基础。当然，这些人也受到了极左势力的围追堵截，必欲除之而后快。
胡耀邦还保护了为思想启蒙的一系列知识分子和有关人物，如周扬、王若水、白桦等人。可以说是尽其所能了。
1983年3月20日胡乔木命令邓力群给中央起草报告，继续批判人道主义，对王若水撤职，要周扬检查。胡耀邦出面干预了，把文件压了下来，明显袒护周扬，矛盾在胡耀邦与胡乔木之间展开了。
顾骧说：第四次作代会以后，周扬同志病情恶化。北京医院曾报了一次"病危"通知。耀邦同志念念不忘，要给周扬同志平反。这并非仅是出于私人感情，而是对启蒙运动中先驱者的彰显。他又提出重新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文章，显示这篇文章已得到当局确认，周扬得到平反。耀邦指示习仲勋同志找秦川给周扬出文选，把《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收进去，后来这个任务由顾骧完成。突击编了一本《周扬近作》，"探讨"文章一字不改收了进去。
把马克思主义与启蒙思想割裂开来是是极左派的手法之一，是思想启蒙不能继续的原因之一。1983年胡耀邦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上指出："一定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尊重科学文化知识的正确观念，动员全党全民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马克思主义是从哪里来的？从根本上说，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工人运动的产物；但它同时又是吸收人类几千年文化知识的结果。如果只有工人运动，不利用人类文化成果去科学地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论证工人阶级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那就只能产生形形色色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而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的同志都有亲身的体验：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学文化。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只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而不可能系统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至于我们今天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新世界，要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成功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且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全体社会主义建设者，就更加需要不断批判地吸收当代科学文化的新知识、新成果。
胡耀邦的思想启蒙直接激发了全党的共识，那些有启蒙思想与意识的领导人都能够大胆直言。在讨论精神文明决议的时候，万里在书记处会上说过，我们过去把民主、自由、平等、人道通通让资产阶级拿去了，现在我们把人道主义提出来。胡启立在发言中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开放不足。所谓资本主义的侵蚀，其实很多是封建主义影响，如干部子弟问题，是家族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用过的全是坏的，民主、自由、人道都是资本主义的，剩下的就是镇压、斗争。封建主义、小生产是大量的，这个包袱沉重，不丢掉，搞四化很难。）
陆定一向起草组说：我们要把民主、自由、博爱的口号拿过来，争取群众的民主、自由、博爱。……陆定一再次讲了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怎么看的问题。他说：第一，要接过来，不要否定它；第二，加以科学解释。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更民主一点，自由一点，平等一些。
最后中央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决议指出：我们坚决摒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但是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决议》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这些成果是胡耀邦启蒙思想的一次实现，是启蒙的一次进军号角，是彻底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总之胡耀邦一方面让一些部门做一些西方的启蒙书籍的出版，宣传工作，一方面竭尽全力抵制来自"左"的各种各样的干扰。胡耀邦虽然勇于负责，大义凛然，冲锋陷阵，但是工作显得非常艰难。
当胡耀邦去世之后，启蒙的知识分子命运多舛，走着艰难曲折的路，在阴转晴、晴转阴，明暗转换的艰难的环境中苦苦追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周扬、王若水、李慎之等数十位学者遭到粗暴的批判与非难。使更多的学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作壁上观。中国的思想启蒙虽然尽管不断地前进，但是一波三折，时断时续，令人扼腕浩叹！
其实，这些干扰还是浅层的现象，深刻的原因是时代的隔阂，老一辈革命家的部分人物的知识素养和文化储备不足，他们的治国理念不是完全的民主与法治，他们的民主与法治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他们治国明显带有一些革命的色彩。他们的革命理念与现代治国理念的区别就是革别人的命，这样构成了胡耀邦这些走在历史前面的人物的悲怆。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她写的书《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有一段话发人深思，她说她在从美国乘飞机返回广州的路上，听到了汽车上的一阵哀乐，听到了了父亲的讣告，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此刻只有一幅莫名其妙的"农夫与蛇"的画面，慢慢地，慢慢地，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地占据了她的脑海和视野。这个"农夫"肯定指的是她敬爱的父亲胡耀邦，那么那条"蛇"指的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不应该弄明白吗？我们不应该从胡耀邦的悲剧中总结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吗？
大哉胡耀邦，永远是中国人民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