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冬，当我返回村里上村办初中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消息，我们村要有一批北京知识青年来村里插队落户了，这对于我们这些从小没出过门的小孩子来说，可是个令人喜出望外的稀罕事，以后就要跟他们打交道了，从他们那里，或许可以得到好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或许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知识。他们对于我们这个偏僻山乡，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那时候，村里还没通公路，他们是村里派人赶着骡子驮着行李接回村的，数了一下，其中有4个男的，7个女的，男的都是高中毕业，女的只有一个高中，其余6个都是初中。男的在20多岁以上，女的最小的只有16岁。村里的人说，大人们把这样的小孩子打发到我们这偏僻山窝，真够狠心的。转过头想想，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命令，有哪个大人扛得过呀？
那天下午，我照例要给父亲揽的那群羊担土垫圈，一位女知青蹲在一边好像是在调整情绪，好奇地问我说：“你在干什么呀？”我回答说：“铲土垫羊圈。”“垫羊圈干啥呀？”嘿，这都不懂。羊在圈里拉屎撒尿，能不垫土吗？我回答了她的问题，估计她还是不懂。她们真的没见过农村，尤其是晋西北的农村。
这是一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村里的干部们早已给他们打了预防针，介绍了村里的阶级斗争情况，让他们擦亮眼睛，跟贫下中农站到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站到革命斗争最前列，绝不能跟四类分子站到一起。那时候，刚刚被批判了好久的我父亲，戴了一顶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属于管制对象。我家披了黑皮，虽然就住在大队部旁边，这些警惕性高的北京知青自然是不会主动上我家来的。倒是那个本家叔叔的前家儿，正是二十多岁年纪，为了红火，去找这帮女知青打了几回扑克，这就引起大队干部的高度警惕，因为他的继父正是那年刚刚批判过的坏分子，倘若打扑克久了，生出情感来，如何收拾？大队干部立马严正警告这小子的继父，谁再敢去飞蛾扑火？
交道自然是断不了的，只不过要等他们松开了那根弦之后。我爷爷那时已有六十多岁，在大队林业队劳动。渐渐地，他们跟我爷爷熟了，这群人直呼其名：老满仁。十几二十岁的娃娃，一口一声“老满仁”，这就是来自北京大城市大人们传授的礼貌？听了老大不舒服。可是，转念一想，他们之所以对我爷爷直呼其名，是因为有人提前给他们打过预防针，因为他儿子是黑帮，站在贫下中农的阶级立场上，不能对这样的老汉表示尊敬，必须划清阶级阵线。
要过年了，好多知青要回北京与父母团聚，但是，那4个男的就不回去，为啥？因为其中一位早已在文革造反初期就与自己的父亲宣布断绝关系，不能来往了，因为他父亲是一位受批判的黑帮、走资派。况且，回家还得一笔不小的路费，他还承受不了。为了让这几位留下来的知青有过年的感觉，大队就动员社员们挨门逐户请他们来家吃饭。当然，为了不受流毒影响，我家被排除在外。乡亲们准备了烩菜油糕，请他们吃饭，我只在大舅家中与他们共吃了一顿饭。
崩紧的那根弦渐渐松了。我家紧挨大队部，与他们越混越熟。在那个书籍极为匮乏的年代，他们手中有好多你找不到的书，诸如《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我们播种爱情》、《暴风骤雨》、《聊斋志异》、《水浒传》等等。他们还有文革前的高中课本，他们还有文革中全国各地造反兵团的传单。正是从这些传单里，我才知道，原来文革竟这么腥风血雨，四川乐山发生过激烈的武装冲突。我是个自小嗜书如命的孩子，与他们很能谈得来，能找到共同的兴奋点。比如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世界地理，等等。我发现，北京的学生确实比我们山区的学生知识面要宽得多，好多东西他们能说得头头是道，而我们只知道一点皮毛。比如说起中国的海防，军舰，防卫能力，攻击能力，军事装备与美国和苏联的差距，解放台湾没有航空母舰压根就不行，而我们那时却根本造不出航空母舰来。比如中国与日本的教育差距，原来当时的日本就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而我们连小学都没有普及。一位男知青对我说：“你能随意画出一张中国地图来吗？你能不用看图就标出中国各个地形的名称来？”我回答当然是不行的。他说，这个功夫他早已在初中阶段上地理课的时候就练出来了。渐渐地，我发现，这群北京知青是一群有激情、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
当然，在那个荒唐年代，被组织洗过脑的年轻人总能做出一些冲动的事。为了表现积极，在批判阶级敌人各个场合，他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做了一些很不适合的事。最倒霉的是我的二舅。他因为文革中被控有贪污行为，村里组织了一次次的批判。在勒令他退出的那几孔窑洞里，大队干部威逼我二舅交代问题，特意找了一位阶级斗争觉悟较高的北京男知青，授意他狠狠打。这位男知青拿起我二舅的旱烟锅，猛劲砸在我二舅的脑袋上，就这一顿打，我二舅当晚回家絮絮叨叨没完，就此成了精神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后来，他因为精神病，说过一些不大合适的话，被判现行反革命，刑期五年，直到三中全会才被平反。他只活了50岁。
那个时候，上级高度强调知识青年要站稳阶级立场，站队太重要了。我堂舅是文革造反派，文革主任，又长了一付好嘴，自然成为知青们拥戴的对象，关系亲密得不得了。此后很多年，他们之间的来往很是密切。我的那位委琐无比的堂姥爷，因为担任贫协主任，又是大队的林业队长，居然也是他们的好朋友。
北京来的知青一个个能歌善舞，他们中，有的会拉二胡，有的会吹笛子，有的会唱整段整段的京剧样板戏，还会唱阿尔巴尼亚语的《地拉那——北京》。“耶巴塞，欧米叟哎苏嘎，胡内隆都里，埃塞那喔呆塞，西伯利亚哟尼……”，“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您有方向，迷路时想您心里明……”，“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横扫一切害人虫！”激昂悠扬的歌声唱起来，你能听出澎湃的激情，你会想象出，文革的鼓声一起，这些人是如何踏着领袖的鼓点奋勇冲向前线的。
这样的文化基因，正好适于造反，适于撕碎一切。我们七年制学校的校长恰恰是个很善于点燃激情的角色。那年夏天，学校组织我们表演节目，总得有点戏装吧，校长想出点子了，他跑到大队部，从一个柜子中翻出我们大队过去积存的一大堆锦旗，都是几年前从中央、省级、地区、县里获得的，因为文革前我们大队曾是晋西北水土保持的一杆旗，获得的奖励太多了。文革一来，所有这些荣誉一风吹，这些在刘邓路线领导下获得的锦旗还有什么用？干脆改成学生表演节目的兜肚吧！命令一下，几位女知青拿起剪刀和缝纫针，一个中午，摘掉锦旗上的红穗穗，三下五除二，几十个表演用的红兜肚做成了。以后，县委书记来我们村抓典型，追问当年获得的锦旗到底哪里去了，人们才说了实话，都改成小娃娃们的红兜肚了。
现在看来，这些北京知青当时真的太单纯了。
因为急于在知青群中冒尖，一位个子最矮的女知青主动挑起了在大队部磨豆腐喂猪的角色，在全县出名了，还上县广播站讲过一回。此举得到了县里知青办的重视，首先安排她到县机械厂上了班。
一位女知青被推选为村里的赤脚医生，经过短期培训后，回村背起医诊箱，给人们扎针看病，赢得了人们的夸赞，不多久就入了党，成为这一批北京插队知青中最早也是唯一一个入党者。
一位女知青被选为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音色甜润，播得很不错。可是，因为被公社秘书瞄上了，她成为他的情人。过不多久，被这位公社秘书的妻子发现了，大吵大闹了一趟，这下子，成为公社机关内公开的秘密。两年后，中央来了文件，严查侵害女知青的事件，公社秘书被判刑，一个家庭毁了。
仅仅4年，这批插队知青都走了，招为本地企业的员工。4年时间，他们似乎原来就不准备扎根农村闹革命的，当我们这些年轻人长大之后，他们都远走高飞了。我们这些回乡知青，估计原来就给我们安排了道路，真的要扎根山区闹革命。要离开农村，只有走升学参军这两条路。他们后来闹腾着回北京，结果都回去了。那么，原来镀金又为了啥？真的是为了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面貌还没改变，他们倒先走了。
很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当年轰轰烈烈的知青插队下乡不过是一场荒唐的闹剧。
很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正是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的日子里，1972年5月5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境内的宝日格斯台牧场，在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三团发生了一起惊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火。此次火灾的起因是，两个战士将头天烧剩的炉灰倒出蒙古包外的防火坑内，引起草原大火。在救火过程的半小时内，当即有66名知青战士壮烈牺牲，负重伤的16名，轻伤的11名。后又有三名重伤员在抢救过程中身亡。这场大火共有69个年轻的知青战士在烈火中牺牲，年龄最大的27岁，最小的15岁。
很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当年的知青回城潮是由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西双版纳的一群热血战友们推动成功的。当然，不能忘记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形势明智的妥协和退让。
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在我们国家发动了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将数千万知识青年送往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时候，我们邻居那个严重伤害过我们的岛国日本却实行教育领先的重大国策，将他们国家的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和科技素质大大提升了。
黄安年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当代世界五十年》一书中有一章《日本岛超级大国的崛起》，其中披露了这样一些情况：
※1956-1973年的18年间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和工业现代化的时期。1955-1970年间, 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为10.3％, 其中1966-1970年间为年增12.2％。日本的GNP1950年在西方国家中占第7位, 1960年超过加拿大, 1966年超过法国, 1967年超过英国, 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 一个仅占世界陆地面积0.3％的岛国一跃而成为西方国家第二、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18年间, 日本工业增长8.6倍, 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3.6％。六十年代的最后四年, 平均每年增长为16.5％, 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发展速度是最快的。
※教育优先, 大力追加教育经费, 加强基础教育,、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1950年日本的教育经费共1599亿日元, 到1972年增加到40244亿日元, 占当年政府行政费的20％。战后30年间,日本的高等学校由48所增加到998所, 增加了近21倍, 大学生从82900人增加到213.58万人, 增加了26倍。1976年起普及了高中。日本的科研人员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西方大国中仅次于美国, 就工程师的人口比例来说, 居世界第一位, 大学中工学院和工业大学的比例也最大。日本认为“经济竞争是技术竞争, 而技术竞争又变成了教育竞争”, “教育是最好的投资”。
※实现了农业技术四个现代化, 即:农业机械化、裁培化学化、农田水利化、品种良种化。 从1950年到1967年, 日本实现了水田农业的机械化。日本农田配备的每公顷马力为10, 居全球之冠。水稻的机耕面积、收割面积和脱粒面积分别达到96％、80％、98％。1955-1975年农业人口从总人口的40％减少到20％, 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33％至12.6％。
※科技立国和兴国, 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发展本国的工业技术体系。 40年代末, 日本的工业技术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60年代后期, 日本的技术水平还不如美国、联邦德国和法国。而到70年代初, 已仅次于美国和联邦德国。提高技术水平采取的是吸收性战略, 即把世界的先进水平,作为本国的起跑点。从1950年至1973年日本共引进国外先进技术21863项, 到1979年,共引进31000多项世界先进技术, 其中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一半来自美国。由于日本具有世界第一流的技术水平, 其结果是，缩短了赶超时间, 在50年代, 日本落后于美国20-30年, 在70年代基本上消除了落后局面,并且在钢铁、家用电器等方面,超赶了美国, 也就是说, 用15年时间集中了世界上50年的开发成就。
看了这些，我们难道就不感到惭愧吗？我们还应该再喋喋不休地再重复那句“青春无悔”的空话吗？我们不应该把这数千万的知识青年送入大学掌握科学技术让他们成为振兴中华的有用之才吗？我们不应该深刻反思那段历史吗？
很多年之后，那些当年曾在我们老家插过队的北京知青陆陆续续返回那块土地追寻往日的光阴。两年前的国庆节后，一位白发苍苍的女同志在几个人的陪同下走进我家那座院落，这是谁呀？只见她一把拉住老妈的手说：“我是当年插队的王永平！”噢，王永平，就是那位漂亮的北京插队知青，就是那位背着药斗的赤脚医生，她回来了，带着自己的女儿和自己的弟弟，跟老乡亲们拉了家常，合了影，铲了一块黄土，装了一瓶这里的水。她深情地对我们说，在这块土地尽管生活的时间不长，却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魂牵梦绕，要回来看一看，看看这里的变化，看看当年的老乡亲。她说她现在退休生活在保定，早有一个心愿，要回当年插队的老家看看，这回终于圆梦了。
听王永平说，曾在我们插过队的11位年轻人，后来陆续回了北京，因为没有高学历，大都被边缘化，无缘进入上流社会，平平淡淡。有一位因病已经去世，其余的都已退休。他们早已没了梦，侍弄孙子和外孙。按月领退休金，安顿柴米油盐，遛遛家里养的狗。
回不去了，回不去激情燃烧的岁月，回不去绑定在祖国战车上的豪迈，曾经的激情不再，只有莫名的失落和惆怅。
祖国，你缺对这些千千万万个挥洒过青春的知青们一声郑重的道歉！
常回家看看，我们村的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