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忆中的干部
记忆中的第一张像，是曾在我家住的下乡干部王存明伯伯给照的。那是我只有两岁半，大夏天站在自家院子里，只穿了一个红腰子，光着屁股，手里还抓着自己的小鸡鸡。可惜，这张照片后来丢失了。
那位曾给我照像的王存明伯伯还真是一位好干部。好就好在他能跟村里的大人小孩亲密相处，好就好在他总也摆不出一个干部的架子来。论职位，他也不大，1957年，他是县里的团县委副书记，也算个官儿了。可是，他和我们一家人随便拉家常，经常帮助家里挑水、扫院，还时不时逗我玩。赶上大跃进，父母和祖父母都要下地劳动，只有一岁的弟弟就用一根绳子拴在土炕上，任凭他哭和闹。那时候，王伯伯经常要坐在家里写材料。这样，他就沾光了，他得帮助照料弟弟拉下的屎粑粑。有一回，拴在炕上的弟弟哭闹开了，掀翻旁边的被褥卷儿，将自己埋在被窝中。在另一间住的王伯伯正在写材料，听着这孩子突然不哭了，急忙跑过来，一看这情势，马上把弟弟从被窝中解救出来。因此说，王伯伯是我弟弟的救命恩人，一点也没错。后来，这位王伯伯调到忻州地区玻璃厂当书记。我到忻州上学的时候，父亲特意给我安排了一项任务，提一瓶胡油，去看看王存明伯伯。我到他家的时候，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患了肺气肿，经常在家服药。谈起过去的事，王伯伯记忆犹新，兴致勃勃。那时，他家虽然身为县团级干部，仍然过着贫寒的日子。住在两间小平房里，家里的摆设很简单，几个孩子都上学。我在《忻州日报》上班后，他爱人来找过我，说王伯伯几年前因病去世了，仅有的一个儿子还在一个即将破产的小企业，发不出工资来，要我帮忙找找当时的行署专员，我答应也领她找了，后来就再不知道怎样了。
另一位记忆深刻的干部也姓王，叫王玉，他曾在1958年被派到我们那个管理区担任党支部书记。就在他手上，我们那个大队搞修梯田，打旱井，植树造林，获得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授予的红旗，名为“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单位”。那个时候，后来的大寨还没影儿呢。这位王伯伯是邻县河曲县人，他把老婆也带来，住在邻村的一孔窑洞里，我妈就是在这位王大妈手上学会做裁缝的。后来，王玉伯伯也调走了，到另一个公社当了一名副书记。文革开始后，原来的干部统统被弄成走资派，村子搞得乌烟瘴气。等到文革尾声的1973年，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白立志向人们打听原来的先进单位怎么没影儿了，有人告诉他，那个当初把工作搞上去的王玉还在，只是在另一个公社当副书记。白立志当即下令，将王玉调到我们公社担任副书记，专门负责再把这杆红旗重新树起来。王玉来我们村之后，发现他原来倚重的几个人都打成了黑帮，只好请示县里组织平反冤假错案。这下子，我父亲的投机倒把分子帽子也给摘了，党籍也恢复了。王玉伯伯真的很辛苦，呕心沥血，苦口婆心，终于把个烂摊子又整得有模有样。那时候，县里的白立志书记经常来我们村，每天吃派饭。因为他是高度近视眼，晚上出门不便，就在大队的炉子里由王玉给他烧一个大山药蛋，边给我们开会，白书记吃着烧山药，乐呵呵地说：“我就爱吃个烧山药。”
在我的记忆中，干部曾是我家的常客，一拨又一拨的干部叔叔伯伯就住在我家，同一家人拉呱家常。有干部为我家担过水、扫过院，有戴眼镜的大学生干部坐在院子里向我爷爷征集过农谚和民谣。这样的事多了去了，总而言之，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干部就是亲和的人群，干部就是很讲卫生的一族，他们每天刷牙、洗脸，他们身上经常带一股香皂味。他们吃派饭一定要给你放下规定的三角钱和一斤四两粮票。他们待人友善，他们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懂得扶正去邪，他们会说公道话。他们似乎就是社会正义的化身。
这样的情况到了文革之后有了改变。文革开始之后，我正在县城读高小，劈头盖脸的运动搞得乱轰轰，一向受人们尊崇的县干部、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统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位威严的县委书记吕纯信被一拨造反派押到我们村接受批判，戴着一顶高纸帽，还有一副手铐。造反派的厉声责问使干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轰然倒塌。
那位被批斗的县委书记吕纯信到底是怎样一位干部？几十年之后，我特意去他家采访了他。他的家离我家不远，他已经行走很不方便了，耳背，说话要大声都才能听到。老人住在一间一百平米的房子里，没有装修过，纯粹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样子。我向他询问他走过的历程，他向我慢慢道来。原来，他是山西岢岚县人，1943年进入晋绥边区第二中学读书，参加过抢救运动，参加过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生活上吃糠咽菜稀一顿稠一顿，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特别是反扫荡期间，渡过黄河到陕北，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只好自己刨野菜充饥。就在这个时候，还吃过煮黑豆、煮荞麦。开荒种地时天亮上山，天黑回来。住的是老乡家，铺的是莜麦桔，枕的是木头。晚上累得翻不过身，手上都是泡。1946年入党后，先后在五寨县、偏关县工作。1956年29岁时担任偏关县代理书记，1957年后任偏关县委书记，直到1967年被打倒。当时的偏关县特别贫穷。为了摆脱这种贫困面貌，他确实在农业生产和组织工业生产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尤其是在大饥荒的1959年到1961年，周围的许多县都相继发生饿死人的事件，条件很差的偏关县竟没有饿死过人，这里面，有他抵制极左思潮的艰巨努力，他没有征过头粮，不搞浮夸假报，坚持实是求是。就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的好干部，文革中被列为走资派，关入监牢，后来被押着每天到煤窑中拉炭，因为疼痛，到一家医院向一位老中医要几片药，被押他的造反派发现，马上贴出大字报，说这位老中医阶级立场站错了，又是一顿批判。这位老书记直到1973年才被忻州地区调到地区水利局担任局长，后调入山西省水利厅担任水保局长。老人现在九十多岁了，一个儿子，六个女儿，儿子因为嫌他没有利用手中权力安排好工作，对他很是冷淡，他只有靠他的几个女儿照料生活。
我在高中毕业后，曾在生产队当过保管员。有些事，只有我们亲历者知道。那时候，公社书记和主任的最大特权是用他供应的高粱和玉米换一点小米和豆子。有位熟人悄悄送了公社主任一条羊腿，换取了自己儿子当民办教师的资格，被人们吵得沸沸扬扬。县里分来的缝纫机、自行车给了某个不该给的人，也要有人喊叫。我们公社书记在任期间动用关系和人力给自家盖了几孔窑洞，被县里查为重大腐败行为，免职给了处分。
我在《忻州日报》上班的时候，听说一件事：那位当初的偏关县委书记白立志，后来调到山西省水利厅担任副厅长，退休之后，儿子结婚，要一台电视机，拿不出钱来，老白只好将自己的彩色电视搬给儿子。闻知这件事后，当初他的一位下级安排另一位熟人给买了一台彩色电视，这才解了老白老俩口的难题。儿子结婚买不起猪肉，由偏关招待所送了一扇猪肉才把婚宴给办了。
这些，就是我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对干部的一些零碎记忆。
二、搅动世界的干部们
当你走过好多路、看过好多书之后，许多现实逼得你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些问题。
后来才闹明白，“干部”这个词原来是个“泊来品”。这个词是从日本引来的。而干部队伍的大量繁殖和培养，这一套几乎全是从苏联那里引来的。正是列宁、斯大林和苏联，为了发动世界革命，先是帮助孙中山办了黄埔军校，后来又在莫斯科办了中山大学，帮助中共培养了大批立志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中共干部。曾经搅动中国的大批杰出人物，诸如王明、周恩来、张闻天、杨尚昆、刘少奇、邓小平、康生、博古、陈云、蒋经国等等，好多就是由苏联培养出来的。
以后，干部还真成了砸烂旧世界的中坚力量。从上一个世纪到现在，干部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未曾有过的一道风景线。从延安到北京，从北京到全国，从土改到镇反，从互助组、合作化到人民公社，从四清到文革，再到后来的催粮催款、计划生育、精准扶贫，没有哪一项能离开干部的影子。可以说，干部是大脑指挥下活动的躯干，是贯彻统治者意志的冲锋队，干部是统治者的传声筒，干部是念经的和尚，干部是政治的晴雨表。毛泽东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中国这样一个用干部网络编织起社会神经系统的社会，你会随时随地觉察到干部对你的管制和影响。
三、干部队伍怎么啦？
干部队伍令人惊讶只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
上世纪90年代，从诸多熟人那里，我已经知道好多买官卖官的黑幕了。作为一名多年从业的记者，我深深知道，在现行体制下当一个按照良知做事的官员有多难。不跑不送，原地不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逐渐成为蔓延全国各行各业的现实。由中纪委组织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永远在路上》披露了我们生活中的真实状况。电视片中，曾担任吕梁离石区区委书记的闫刚平坦率地说，2002年，他在考评中本来名列第一，因为没送钱，结果被刷了下来，自此之后，他想进步，就找人拿钱送，一下子就敲开上进之路，一直当到权力较大的离石区区委书记，结果却栽了个大跟头。这部电视片披露，腐败已经渗透到共和国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于凡，西安市一个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利用社区拆迁改造项目为自己牟利，单笔受贿就达5000万，涉案总金额高达1.2亿元。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原党委书记纪海义受贿9000余万元。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19亿元。马超群，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经理，被调查时家中搜出1.2亿现金、68套房产、37公斤黄金。河北省纪委书记陈超英在电视片中披露，我们开展专项行动一年了，立案的已经将近1万件，从现在看已经查处了6000多人，过100万的190个，过1000万的31个。这些人级别都很低，但是他们贪的数量都是很惊人。
四、我们的答卷到底交得怎么样？
面对干部队伍大面积的腐败现象，我们到底有什么办法？其实，当年领导共产党打江山的毛泽东早就想到了。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他看到的延安，街头“无一人游手好闲”，意见箱在大街上随处可见，“人人可上书于主席毛泽东”。他坦言：“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然而，饱经世事的黄炎培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将来会怎么样？ 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提问说，一些封建王朝刚建立的时候，励精图治一片新气象，但是时间不长人亡政息，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很多王朝，基本上都是限于这个所谓历史周期律。那么，共产党有没有办法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很自信地说，能跳出，靠什么呢，靠人民起来监督政府，那就不会发生人亡政息的问题。
这段发生在窑洞里的对话，被后人称为“窑洞对”。 在延安工作过的领导干部，每个人都熟知“窑洞对”，但遗憾的是，毛泽东说过的“让人民监督政府”又不幸说了一句空话。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曾这样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不管有什么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68年了，从土改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十年文革到现在，一直是党的领导说了算，从干部的任命、提拔、选举、财政、投资一直到每个村、每个街道办事处、每个企业、每个民主党派等等，没有一项真正接受过人民的监督，有些自己跳出来监督的，一个个落得下场很惨。诸如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林希翎等55万右派分子，如彭德怀、张闻天、李达等革命元老，哪一个不是被碰得头破血流？
那么，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前往京城赶考的路上说过要向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到底交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
有一本由新华社记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写成的《告别饥饿》回答了当年毛泽东要提交的答卷。这4位记者1980年受总社领导派遣，沿着山西晋西北、陕北、甘肃、宁夏39个县跑了一圈，走村串户，历时半年，记录了改革开放早期农村的变化。书中写道，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像牲口一样死死地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这些平实的话，饱含了农民对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抱怨，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书中写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已经搞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人均也不过74元6角7分。在全国，人均分配超过300元的“明星队”仅占千分之二左右。在4位记者走过的这些地方，许多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扣除了口粮，竟没有任何现金可以分配。在记者走过的山西吕梁地区，人均口粮只有二百来斤。人均分配收入43元。最穷的临县，从1958年到1979年的22年中，每个农民平均每年从集体分得的收入，达到和超过40元的，仅有3年。1976年仅有21元8角。平均一天才6分钱。这个县讨吃要饭的有统计的就有14000人。在陕北延安，最困难的要数上世纪70年代，仅收容所在在1977年到1978年就遣返了上万人讨吃要饭的。
记者来到安塞县王家湾公社，这里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住了58天的地方。在王家湾，记者见到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当时已经72岁，一家11口，吃的是用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渣渣饭”和糠拌苦菜。揭开缸盖一看，大部空空。高文秀老汉在一间土窑洞中，卧病不起，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其余也就一无所有了。他说，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好，一口 人分了三百来斤粮，饿是饿不死了，比前几年吃树叶的日子好些了。问起老汉当年毛主席在这里居住的日子，老汉激动地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有三百来人，俺那会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没问题，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怕草料供不上。一直住了58天，那会子王家湾17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要是没有余粮哪能成？就说俺家，那会8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
这就是当年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老革命的境遇。这样的答卷还能说是满意的答卷吗？
制度变革才是治本之策
到了今天，严酷的现实不得不令人思考干部队伍大面积腐败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妨顺着毛泽东当年在回答黄炎培先生的思路，防止腐败要靠民主的监督，那么，问题又恰恰出在不民主上。根据已经披露的大量史实来看，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是不赞成的，是毛泽东在斯大林的逼迫下为了巩固共产主义阵营才动员出兵的，后果严重就不用细说了。当年的大跃进也是毛泽东一人的决策，其所导致的后果也不言自明。以后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毛泽东一手发动和指挥的，它给这个民族造成的灾难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如果真的建立了党内民主和宪政民主机制，这类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这些年，看了好多有关苏联方面的书。一个拥有1800万党员、有74年建政历史的泱泱大国轰然倒塌，其原因有着多种解读。有的说，是因为党内出了一个叛徒戈尔巴乔夫，是他把红色江山葬送掉了。有的说，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颠覆政权的阴谋。还有的说，那是苏共不加强执政党自我建设酿成的恶果。其实，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如果说，一个戈尔巴乔夫就能葬送苏联，岂不是又掉进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论的泥坑里了？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真的能颠覆国家政权，是不是又回到外因决定事物的变化的谬误中去了？用毛泽东在《矛盾论》的观点来分析，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那么，只能从苏联的制度僵化上寻找原因。
前些年，著名苏联史专家郑异凡先生在他编的《苏联史》中在分析苏联最终解体的原因时引述了先哲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在《印度的起义》一文中说：“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历史报应的规律就是，锻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自己。”马克思说的是印度的起义。此前，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本地人中间招募了一支名叫“西帕依”的雇佣军，用来征服印度并维持其统治。然而，正是这支部队在1857年震撼殖民者的印度民族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马克思接着写道：“第一次打击法兰西君主制的是贵族而不是农民。发动印度起义的不是饱受英国人折磨、侮辱和洗劫的莱特，而是由英国人供给吃穿、受英国人豢养和宠爱的西帕依。”郑异凡先生接着分析说，马克思提到的这个“历史报应的规律”或者“类似报应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在苏联共产党垮台上，我们同样看到了它的威力。郑异凡在分析了斯大林时代充满暴行的制度、苏联武力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制造的民族怨恨和斯大林及其后继者培养的“在册权贵”之后，他不无愤慨地指出，多次打断改革、最终使苏共丧权的不是平头百姓，而是苏共自己培植起来的领导上层——“在册权贵”！最后促使苏联解体的急先锋，在联盟内部打开缺口的则是几个被兼并的国家！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报应规律！
如果你承认郑异凡先生所分析的确有一定道理，那么，我们真应该从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中引出一定的教训，从而能为推动中国干部制度改革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很显然，中国革命的起因和逻辑是从苏联那里引来的，而且得到过苏联老大哥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至关重要的援助。可以说，没有苏联，就绝不会有后来的政权。而今天，中国的局面并不比老大哥面临的问题更简单，我们国家业已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绝不比当年苏联的“在册权贵”更省心。但是，再难，我们也必须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大幅度起步，否则，当历史报应的规律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那就麻烦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