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绝大部分时间里，苏联和日本以它们签订的中立条约为基础曾保持过一种特殊关系。就苏联而言，虽然在1945年8月之前没有与日本发生直接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但一直把日本视为纳粹德国之外的第二个敌人。从这一基本定位出发，苏联考虑过利用盟国强烈要求开辟的远东战场，争取得到盟国更多的援助以及促使美英尽快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同时，尽管没有从战争开始就和日本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但苏联仍然给英美对日军事行动提供了便利与帮助，事实上成为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员。最后，苏联通过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满足了自己的利益要求。
【关 键 词】第二次世界大战/苏日关系/《苏日中立条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日关系在本应该相当明确的同盟国与轴心国敌友阵营之中，呈现出特殊之处。在苏日两国及其各自的盟国和敌人之间，在一段时间之内，是一张复杂且微妙的关系网。由于苏日两国在1941年4月签订了中立条约，两国之间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互不相犯”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它们的盟友又分别是苏联或者日本的死敌。直到1945年4月，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并在同年8月正式出兵远东，苏日关系也就此归于简单。以往大多数著述中，虽然把《苏日中立条约》立、废期间的苏日关系作为一种“特殊关系”进行考察，但并没有明确这期间两国关系的实质。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作为美英两国的盟国，已经与作为纳粹德国盟友的日本，处于事实上的敌对状态了。尽管两国维持着非军事冲突关系，但这并不能改变两国敌对关系的实质。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关头，怎样保证战争形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怎样利用一切可能战胜所有的敌人，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构成了苏联处理对日关系的最高原则和出发点。
一 一个敌人还是两个敌人：《苏日中立条约》的背后
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形成之前，德意日三国于1939年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同盟。之后，三国以“轴心”标榜，向世人宣示了一个跨洲国家集团的密切关系以及隐现在“轴心”一词后面的世界性野心。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苏联都是这个集团针对的重要目标之一。对此，苏联心知肚明，也充分认识到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
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苏联外交的首要任务，已经不是如何避免战争，而是如何尽可能推迟战争的来临。从这个意义上讲，为参战或者被参战争取更有利的条件，是当务之急。因此，苏联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与英、法进行结盟谈判，与主要威胁——纳粹德国达成协议以及与地处苏联国土另一端的日本保持关系的稳定。
苏联与英法谈判无果，但在与德国、日本的外交折冲中有所收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同样不是为了避免战争而是为日后到来的战争做最后的准备。《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也是如此。
苏日开始讨论有关两国条约问题时，日本的侵华战争还在不断扩大，苏联建立“东方战线”行动也没有结束，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气焰嚣张。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日两国从各自的处境考虑，都是着眼于应对已在进行的和即将来临的战争，来处理它们的关系。1940年7月2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两个月中的第三次会谈。如果说，前两次会谈在签署条约上还是试探性的，那么在这次会谈中，双方第一次涉及签署条约的具体问题。深陷侵华战争的日本担心受到另外一个大国的进攻，为此“它不得不针对这种进攻采取预防措施”。东乡向莫洛托夫表示，和苏联为邻的日本希望与苏联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如果两国中的一个……遭受来自第三个大国的进攻，另一个不应该帮助发动进攻的国家。”东乡强调，“如果建立了这种关系，苏日之间的关系将得到稳定并且没有什么可以使之动摇。”莫洛托夫赞同这种想法，认为“使两国关系稳定的总的想法是正确的，这只有联合才能达到。”莫洛托夫进一步表示：“不帮助侵犯己方和不侵犯对方的总的想法是正确的。无论是在我们国内，还是在日本的所有明白人，不能不赞同这一点。”①
似乎受到莫洛托夫同意其观点的鼓励，东乡茂德直接提出希望苏联不要再给中国重庆政府提供帮助。莫洛托夫回答说：“这个问题现在对苏联来说并不紧迫，目前所有帮助中国的猜测都是没有理由的。如果苏联帮助中国，中国也许就不会是现在所处的境地了。苏联有自己的需要，现在它要保证自己国防上的需要。”莫洛托夫又解释说：“他自己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即以前苏联给予中国人员、武器和飞机方面的帮助。但现在是另一种情况。”“我们的国家扩大了，在巩固本国国防方面我们有自己的需要。”②
不难看出，在大战战火蔓延于欧洲、亚洲之际，苏联的考虑和行动都有非常明确的出发点，即从战争的角度确定自己采取的政策和行动。这种角度要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当前战争的环境，它可能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是苏联一旦被卷入更大的战争，如何使自己的处境更好一些。从大战的发展趋势看，苏联非常清楚它所能争取到的不是避免更大的战争，而是延长更大战争到来的时间。在争取更好的处境上，苏联会为了安抚日本而答应放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当然，苏联此举仍有短视之虞。失去苏联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会增加不小困难，中国战场形势就会变得对日本有利。在日本国内早有进攻苏联意向的那部分势力看来，这无疑是个机会，甚至是个鼓励。
1941年4月13日，莫洛托夫与到访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莫斯科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苏日双方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对方之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双方发表声明，苏方同时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地位及领土完整，日方则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③。
条约的签订并未让苏日关系改进，这从斯大林和松冈在签约后的交谈中可以体会到。在斯大林为日本代表团中的军人祝酒之后，松冈的一番话冷风乍现：“这些统领着陆海军的人们从大局出发签署了中立条约。实际上他们总是在想消灭苏联。”④对这种暗含机锋的话，斯大林也不示弱：“所有日本军人要想明白，今天的苏联不是那个你们曾经战胜过一次的腐朽的沙皇的俄罗斯帝国。”⑤不难看出，这样的对话营造出的氛围会使人明显感觉到，“坐在桌边的不是朋友，而是敌人”⑥。
条约的签订也并未消除苏日之间面临的战争危机。就在签约之后的第九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曾经当面向松冈夸下的两个月内把苏联从地图上抹去的海口，在苏德战争初期的战况衬托下，似乎大有变成现实的可能。其结果就是极大刺激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人，他们主张趁德军还没有最后击溃苏联之前发动进攻，以便有资格和德国一起分享好处。不久前刚刚签下中立条约的松冈，是主张北上进攻苏联的代表。在1941年6月25日召开的政府和帝国大本营联席会议上，松冈说：“我在签署中立条约时，德国和苏维埃俄国还没有开战。如果我知道它们将要开战，我也许会在对德关系中持更加友好的立场并且不签署中立条约。”他说他曾向德国驻日本大使奥托表示，“我们会不管(日苏)条约的规定而忠于我们的盟友”⑦。7月11日，御前会议给关东军和在中国北部的日军部队发出进行演习的第506号特别命令，以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名义调动了约30万兵力，这个所谓的“关特演”，强调“演习”的目的是加紧准备对苏联的进攻。日军总参谋部还制定了从开始动员到结束对苏战争的时间表。根据这个时间表，开始对苏军事行动的时间定在8月29日，而结束军事行动不超过10月中旬。这就清楚地说明，日本统治集团并没有把遵守中立条约看得很重要。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苏联是一块大部分已被德国人叼在嘴里的肉，日本要做的就是尽快抢到更多。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北上派”没能争过“南下派”，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但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苏日中立条约完全可以根据局势需要撕毁；在他们眼中，这无异于一道纸屏。
日本高层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北上南下”之争，并没有躲过苏联情报机构的触角。6月26日，苏联著名情报人员佐尔格向莫斯科报告，松冈对德国大使说，“毋庸置疑，不久之后日本将进攻苏联”⑧。7月3日，佐尔格再次报告，德国驻日武官相信，“日本将不晚于6周之后发动战争。日本人的进攻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开始，并登陆萨哈林，再从萨哈林进攻苏联沿海地区……”一周后，他又报告：“御前会议决定不改变进攻印度支那的行动计划，但同时决定准备一旦红军失败就进攻苏联的行动。”同时，他还告诉莫斯科，奥托收到来自柏林“尽可能让日本尽快参战”的指令⑨。7月30日，佐尔格从自己的情报渠道获得消息，日本准备进行的“关特演”，其主要矛头指向苏联⑩。根据日本的动员进度，“从8月下旬起日本可以开始战争，但只有在红军实际上已被德国人击溃，远东的防御能力已经削弱的情况下。”(11)直到9月14日佐尔格发来日本不会在今年进攻苏联的情报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日本的“武装力量在明年春季之前还将留在满洲国，以便那时在苏联出现溃败情况下展开进攻。”(12)
佐尔格的报告还只是苏联遍布各国的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之一，莫斯科还从德国、中国、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获得了类似情报(13)。这些情报之间相互印证，让苏联领导人形成一个强烈的印象：日本会随时进犯苏联。尽管这种进犯可能会因苏德战场的形势变化提前或者延后，但日本骨子里对苏联怀有的敌意难以改变。在苏德战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作为德国盟友的日本，无论如何都不会被莫斯科当作“朋友”，苏日之间敌友的分界线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对苏联来说，日本甚至都不能算“潜在的敌人”，它就是一个随时可能扑过来的现实敌人。这个敌人之所以没有马上扑来，是在等待苏联在和德国的殊死厮杀中血尽气竭。于是，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苏联为了避免日本进攻，不使自己陷入两线作战，必须全力抵抗住德军；而要在对德战争中获胜，则需要及时得到反法西斯盟国的外部援助；这样，苏联从美英得到了援助，德国在苏德战场上感到的阻力和压力增大，愈加指望日本进攻苏联来分担压力；而苏德战场的战局僵持不下，日本也就越发举棋不定。
苏日关系紧张和苏联对日本高度警惕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苏联在远东沿海海域布设水雷。1941年7月，苏联首次布雷后，通知了日方可能威胁到船舶航行的危险海域(14)。日方对此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次官大桥忠一在会见苏联驻日大使斯麦塔宁时警告说，苏联此举对日本渔船作业和其他船舶航行构成威胁，因而对日本国家利益构成打击；日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11月5日，日本汽船公司的“气比丸”号触到苏联水雷沉没，造成156人死亡。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赔偿损失和清除设置的水雷。对此，苏联予以否定，认为事故原因不是因苏联水雷而起，不能排除日船自身原因或第三国的政治性挑衅，因此拒绝解除设置危险海域区(15)。其实，查明“气比丸”事件的真相并不困难，而且苏联无论如何也脱不了与这一事件的干系。苏联是在为布雷和不取消危险海域区的设置寻找借口。很好理解，归根结底它还是对日本不放心。
此后，日本对苏联船只也频频采取行动。1941年12月，苏联的“克列切特”号、“彼列科普”号、“斯维里斯特罗伊”号、“迈科普”号先后被日军炸毁炸沉(16)。而1941年全年有10艘苏联舰船被日军炸沉(17)。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4月，日本扣押苏联商船194艘(18)。苏联政府多次严厉抗议和交涉，但日本官方都拒不承认和以战争时期为由推卸责任。防范——危害——报复，苏日之间的这一串“互动”，完全可以用“敌意”来解释了。
从卫国战争的整体局势看，苏联实际上要应对的是两个敌人。一个敌人扑上来与苏联厮杀，一个敌人做好准备伺机而动；一个敌人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异常危险，一个敌人随时可能背后偷袭而须臾不能掉以轻心。对付这两个敌人，条约是靠不住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已是前车之鉴。苏联采取的战略措施是，与更强大的那个敌人死拼，以不屈的精神和顽强的韧力，震慑和压制实力较弱那个敌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对一明一暗两条战线之间微妙关系的把握。从这种把握上去理解斯大林果断地从东部军区调兵，去理解苏联对租借法案的关注，去理解为什么在彻底打败纳粹德国之前苏联都遵守与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就能从历史现象的表层更深入一步，放大认识问题的视野。
二 同盟国之间的援助和两个“第二战场”：苏联对苏日关系的利用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1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第一条明确规定：“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与各国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使用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19)法西斯集团和反法西斯集团的对决完全公开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进入新阶段。
在反法西斯集团的三大国中，苏联和美英相比有一个特点，它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与敌对集团中不同成员的关系相对“复杂”：它与纳粹德国互为死敌，在战场上全力厮杀，又与德国的盟国日本保持国际法意义上的“中立”；同时，苏联的盟友美英两国，在不同战场上与德、日进行着交战。苏联希望美英两国在对德作战中给予大力支持，美英也希望在对日作战中得到苏联的帮助，由于苏联与日本保持着条约关系，无论是苏美英之间，还是德日之间，都在利用苏日之间的微妙关系做文章。这种现象在大战中是绝无仅有的。如果简单地用是否交战来衡量，似乎苏联既不是轴心国集团的共同敌人，也不是同盟国集团内忠实尽职的一员。
从上述“两个敌人”以及对它们先后次序的排列看，苏联不可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把日本从自己敌人的名单中划掉，也不会对盟国正在与日本进行的战争完全无动于衷。实际上，苏联一直是把参与对日战争看作实现主要战略目标的助力手段。这个战略目标首先是战胜德国，之后是实现远东的领土利益。
战胜最主要和最凶恶的敌人纳粹德国，是苏联大战期间最重要的军事目标。苏联战时主要内外政策都紧紧围绕这个目标，而其他的一切都要服从这个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服务。应当说，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为苏联实现这个目标增添了有利的砝码，它可以希望从盟国——主要是美英两国——那里得到进行对德军事斗争的物质援助和军事配合。在争取援助和配合的过程中，苏联也利用苏日之间处于敌对集团、但又没有宣战的特殊关系，企图改善对德战争中的被动局势。
争取盟国更多更快地提供物质援助，是苏联战时的一项重要工作。苏德战争初期，苏联的艰难处境和对外部援助的迫切渴求，自不待言。但盟国对苏联的援助并不给力(20)。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在对日战争上开始“有求”于苏联了。1941年12月8日，罗斯福在会见新任驻美大使李维诺夫时明确提出，美军战机可否利用苏联领土例如符拉迪沃斯托克作为基地，对日进行轰炸(21)。答应这个要求意味着苏联破坏苏日中立条约，自动加入了对日战争。两天以后，莫洛托夫电示李维诺夫回复罗斯福：“我们不认为在当前时刻有向日本宣战的可能性，在日本还将遵守苏日中立条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保持中立。”莫洛托夫给出了两点理由，第一是苏联不愿意落下率先破坏中立条约的名声，“因为我们自己总是谴责破坏条约的政府”。第二个理由从两方面说到当前对日宣战时机不当：一方面，当前苏联对德战争的严酷处境和把几乎所有力量都集中到苏德战场，这时候对日宣战和两线作战是不明智的，而且是危险的；另一方面，“在当前敌人还没有被从苏联领土上赶出去，而苏联国民经济还经受着极度艰难的时候，苏联人民和苏联社会舆论也许不理解和不赞成对日宣战的政策。”接下来，莫洛托夫把对日战争与对德战争联系起来，“苏联对日宣战会削弱苏联对希特勒军队的抵抗并让希特勒德国获利。我们想，我们主要的敌人还是希特勒德国。”(22)
从这个回复中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一切以苏德战争为主，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国民经济还无法满足两条战线作战。但细读之后就会发现，莫洛托夫强调了两次，这只是“当前”!既然是“当前”，也就意味着它会发生变化。那么什么因素会促成和加速变化的到来呢?或者说，需要苏联对日宣战的盟国，可以做些什么改变苏联“当前”的状态呢?答案不言自明(23)。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苏联领导人虽然没有立即答应对日宣战，但并没有改变“两个敌人”的立场，而且直接把对德和对日战争联系起来了。在12月17日与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交谈中，斯大林不仅主动把话题转到远东问题上，而且把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可能性说得更为明确了：“当前苏联应该仔细考虑自己的力量和可能性。我们远东部队的绝大部分最近已经向西线调动。现在远东将组建新的力量，但还需要不少于4个月的时间。如果(日本)能进攻我们，就最好了。如果德国人现在开始在前线失败，日本就有可能、甚至确定会进攻苏联。”(24)很明显，斯大林仍然没有关死对日作战的大门，他所强调的是在远东组织新力量的时间和由谁首先“破坏”中立条约的问题。其中，斯大林特意说明在远东组建新的力量和时间表，绝对不是对美英的顺口搪塞。他是表明组建这种力量所需要的援助和落实时间表的物质前提。有意思的是，在1942年2～3月份罗斯福致斯大林的信中，美国总统不仅亲自向斯大林通报已经装运完成提供给苏联的武器装备的详细数量，而且主动建议给苏联追加拨发10亿美元额度，用于根据租借法案获得所需物资(25)。也许正是罗斯福真正读懂了苏联领导人的“潜台词”。
敦促盟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是战时苏联外交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卫国战争开始后的两年中，苏联竭力争取盟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但并未及时如愿。当盟国在参加对日战争上“有求”于苏联的时候，苏联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如上所述，1941年12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和艾登既谈到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时机，也谈到了盟国何时能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有学者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不排除在转向参加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实际上是催促西方大国政府作为回应措施在欧洲开辟对德第二战场。”(26)长期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的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则认为：“非常明显，华盛顿把盟国在西线对德第二战场的开辟，与苏联在东方帮助美国的准备联系起来。”(27)尽管在公开的文件中，反法西斯大国领导人都没有直接说明这种联系，但它是客观存在，当属不言而喻的事情。
如果能够在东、西方同时开辟两个“第二战场”，实现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战略利益的互补，也许不失为一种最理想的选择。但就现实情况看，同时在两线作战，无论是英美还是苏联都有相当的困难，需要解决一系列极为复杂的问题。除了西方和苏联之间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长期对立产生的猜疑、防范和不信任等因素外，单从军事角度说，三大国之间尚缺乏一个统一的军事决策机构和一套确保紧密配合的协调机制。这就势必造成各国军事力量无法实现统一部署和调动，战略资源的及时共享以及军事信息和情报的顺畅交流等等。三大国在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战略目标一致，但在考虑各个战场投入多大力量和孰先孰后的判断上，基本是各自为主。众所周知，围绕欧洲第二战场和远东第二战场该不该开辟，什么时候开辟，投入多大力量开辟等问题，在反法西斯盟国之间出现了尖锐矛盾和激烈纷争，给盟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不小的负能量。一方面，罗斯福和丘吉尔把答应斯大林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时间一推再推，斯大林在失望之余曾愤而直言：“这里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苏联政府的失望，而是在于维持它对盟国的信任问题，这种信任现在正遭受着严重的考验。”(28)另一方面，当罗斯福多次请斯大林提供苏联远东地区军事力量情况以便给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共同对日作战计划进行参考时，斯大林态度消极(29)。好在稍后美英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要求苏联开辟远东第二战场的压力有所减弱。不过这也同时意味着，在力促盟国重返欧洲大陆上，苏联手中仅有的一个还算有分量的砝码，重量也相对减轻了。
同盟国三大国把两个第二战场问题同时提上议程的是德黑兰会议。会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当面向斯大林介绍了盟军计划中的“霸王”战役的初步设想，三国首脑随后就战役开始时间、兵力、登陆地点、各个战区之间的协调以及指挥战役的总司令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让斯大林有理由相信，盟国就“从东、西、南三面将发动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30)。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同样当面向盟国领导人表示了准备在战胜纳粹德国后，参加对日战争，与盟国形成“反对日本的共同战线”(31)。尽管斯大林没有明确说开辟远东第二战场，但罗斯福和丘吉尔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一种承诺上的“默契”：当欧洲第二战场开辟基本落实的时候，远东第二战场的开辟也看到了希望。深谙两个第二战场潜在关系奥妙的罗斯福，借着赞赏斯大林愿意在“霸王”战役中与盟国配合行动，弦外有音地说：“我希望，我们这些国家，现在都懂得了共同行动的必要性，我们三国即将进行的战役表明：我们已经学会了一致行动。”(32)罗斯福的“学会了一致行动”，与斯大林的“反对日本的共同战线”之间，就这样形成了巧妙的呼应。
在欧洲和远东两个第二战场开辟上，美英和苏联都分别掌握着主动权，同时期望对方首先付诸行动。它们也都不是没有任何能力在对方希望的时间和地点开辟新的战场。历史发展过程显示，它们意识到了两个第二战场之间的联系以及有可能带来的局势变化。意识到这种联系并利用它达到自己期望的目的，再一次反映出苏联对日本的基本态度。为了抵抗第一个敌人，苏联考虑过在艰难的情况下开辟远东战场，与第二个敌人戳破那道“纸屏”。苏联之所以没有马上付诸行动，不在于对日本的“怜悯”，而是在盟国没有做出足以让它下定决心的表示后，根据战局权衡利弊的结果。美英和苏联都没有利用手中握有的主动权，在大战全面爆发的最初两年在欧洲和远东开辟两个第二战场，并尽早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及时满足盟友的要求。
三 苏日关系的一般状态与实质：苏日关系的两条线索
从与日本迅速签订中立条约，到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中立状态，不与日本发生正面军事冲突，是大战期间苏联与日本关系呈现出的一般状态。同时，从两个敌人的意识，到与美英结成同盟，再到考虑开辟远东第二战场的可能性以及最后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和对日作战，则是苏日关系的另一种真实存在。一般状态与真实存在的交织，反映出战时苏日关系的微妙。
尽管苏日之间有一纸条约规定了在集团对抗的大战中保持“中立”，但正如前文所述，双方都仅仅把这个条约作为某一时间为规避更大风险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大战中，苏联与日本的盟国在苏联领土上血拼，日本与苏联的盟友在亚太战场上激战，这种状态使敌与友的鸿沟模糊不得，也不容模糊。苏日不仅把对方视为敌人，而且做出了明确部署并且不乏相互冲突、彼此相犯的事实。尽管这不是大规模的战争形式，但两国之间掩盖在“中立”面纱下面的谋划与行动，同样充满火药味道。
在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后，伴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日本军、政两界数次提出和讨论进攻苏联的计划。1942年2月18日，日本“总体战研究所”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对苏战争战略纲领，其中提出：“在对苏战争情况下，利用敌人战争的主战场的战略形势，在远离主要作战基地的地方，实施最强有力的第一次打击，迅速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和部队，力图在最短时间内解决军事交锋，然后占领重要地区，进行持久战。”(33)根据陆军总参谋部制定的进攻苏联作战计划，第一阶段在满洲里集中使用30个步兵师，4个航空师和近1000辆坦克。主要打击计划放在伏罗希洛夫(乌苏里斯克)方向，并最终占领全部沿海地区(34)。1942年3月7日，帝国大本营和内阁联合会议形成的《对国际形势和所能达到的军事后果的评价》指出：“美国和英国……将希望苏联以其行动牵制日本，或者直至参加对日作战；当前，美国和英国可能希望在苏联东部秘密建立进攻日本的基地。”“考虑到世界大战的严重性，苏联将力图巩固与美国和英国的合作；其基本注意力将放在对德战争上；当前，苏联将力求保持已有的对日态度，它没有按美国和英国的要求加入对日作战；如果苏德战场的局势在春季攻势时变得有利于苏联，而日本的军事实力由于美国和英国的军事行动受到削弱，那么就不排除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可能性；如果苏联认为使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是不可避免的，将出现不小的危险性，即苏联在自己的领土上提供给美国若干军事基地以对日本实施突然打击。”(35)
前文提及，日本武装力量多次直接对苏联舰艇和运输船采取行动。这些行动虽然不是大规模的，但无疑起到了某种警示作用，提示苏联存在着日本与德国勾结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苏联虽然对此没有做出激烈的公开反应，并不代表敌视日本的程度没有增加。
日本准备进攻苏联的计划很快传到了莫斯科。美国军方在大量情报基础上判断，日本迟早会进攻苏联，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初期它暂时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但随着德国1942年新攻势的开始，日本加入纳粹德国对苏作战的可能陡然增加。1942年3月12日，在与罗斯福总统会谈之后，李维诺夫大使向莫斯科报告：“美国政府得到消息，希特勒对日本寄予厚望，能把日本对我们的进攻同德国的春季攻势联系在一起。”(36)斯大林对日本的看法非常明确，他在4月23日对美国新任驻苏大使斯坦德利说：“我们的情报显示，日本人正向北方调动补充力量。我们不相信日本人没有做什么反对我们的事情的保证，并且我们也在采取相应措施巩固我们的东部国防。”(37)10月6日，他又对来访的布莱德雷将军表示：“日本人多次向我们保证，他们不想破坏这个条约。但我们这里甚至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保证。日本人将有可能破坏这个条约并随时进攻苏联。现在日本和苏联之间存在的关系，可以称之为武装的和平。”(38)
斯大林所说的“武装的和平”，放到当时的环境下理解，实际上就是一种临战状态，或者是“高度戒备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正像斯大林所说，苏联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远东的国防力量。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在远东保持着32～59个步兵师，10～29个航空兵师，约6个师又4个旅的国土防空军，总兵力100万～150万人，8000～16000门火炮，200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000～4000架飞机以及100余艘舰艇。换句话说，苏联把自己15％～30％的武装力量配置在了远东(39)。这也是对日本进攻企图的一种震慑。难怪日本人很快发现，他们期待中的远东和西伯利亚苏军人员的大幅度缩减并没有发生(40)。
苏联既然在《联合国家宣言》上落笔签字，它实际上已经参加了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集团的全面战争，只是没有公开宣示而已。面对日本对苏进攻的秘密准备，苏联既要正视，更要有所应对，这其中包括与盟国就对日战争的相互合作问题进行磋商。1942年5月30日，罗斯福在与到访的莫洛托夫会谈中提出美国飞机经过阿拉斯加运送物资到西伯利亚的问题。莫洛托夫当时表示“这条线路对苏联东部地区来说很好，但对西部地区它太远了”(41)。这个建议最初是由美国大使斯坦德利一个多月前向斯大林提出的，斯大林当即表示“研究这个问题”。6月4日，斯大林电告莫洛托夫，可以开通阿拉斯加至远东通道，但“只可以同意部分轰炸机经过阿拉斯加和远东飞来苏联。”同时一贯严谨的斯大林也想好了对付日本人的理由：“这件事不涉及日本，因为不是用于和它们作战，而是和德国作战。”(42)但事情的进展很快突破斯大林划定的框框。6月17日，罗斯福致电斯大林，告知“在太平洋北部地区和阿拉斯加地区正在发展的局势提供了确实证据，表明日本政府可能采取步骤对苏联滨海各州进行军事活动”；同时提出了美国的应对方案：“美国准备用美国空军帮助苏联，只要苏联在西伯利亚地区为它提供合适的降落机场。”一周后，罗斯福再次致电斯大林，就开通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航线和在西伯利亚地区修建机场阐明了更有说服力的理由，除了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和增加武器装备数量和种类外，美国总统还特别强调：“万一日本攻击苏联滨海各州，这样一条西伯利亚航空线可以使美国迅速把美国空军部队调到后一地区(海参崴地区)，以便前来援助苏联。”经过了十多天思考之后，斯大林7月1日回电罗斯福：“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即最好把飞机从美国取道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运往西部前线。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已经发出必要指示，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现在正在西伯利亚进行的接收飞机的准备工作，也就是整修现有的机场并给它们补充相应的设备。”(43)斯大林的回复很策略地没有提及海参崴和滨海地区，只是说“西部战线”，显然他在避免涉及日本。然而谁都明白，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航线的开通和西伯利亚机场的建成，在对日作战上所发挥的作用，丝毫不比西部战线小。
7月11日，苏美两国签署了《反侵略战争中相互帮助的原则协议》，明确了美国继续向苏联提供国防物资、国防服务和国防信息；苏联继续促进和加强美国国防并在可能的范围内提供物资、服务、优惠和信息(44)。这个协议更为明确地把两国联结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同盟当中了。协议中所指的侵略，应该包括威胁到两国国防的所有侵略国家，尽管协议中没有提及德国和日本，但正是这种泛化的处理，把一国的敌人变成了两国的共同敌人。
此后，不管是8月份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哈里曼，还是10月份美国将军布莱德雷访问莫斯科时，都与斯大林谈及在苏联远东地区建设美国空军可以利用的机场问题。斯大林仍然没有表示反对。他同意布莱德雷将军对远东空军设施进行视察(45)，还与哈里曼为将来美苏共同轰炸日本而干杯。
不过这种“和谐”的气氛在1942年年底至1943年年初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波动。当时正值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罗斯福根据他得到的情报和对日军动态的分析(46)，认为在德国的要求下，日本很有可能乘机在远东发动对苏进攻。他在1942年12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文中以“万一日本在远东进攻俄国”为前提，表示“准备在实际可行的最早时间内用一支约有100架四引擎轰炸机的美国空军在那个战场帮助您”，条件是“只要苏联当局提供某些供应品和装备，并事先准备好适当的作战设施”。同时罗斯福还建议两国军事人员立即开始讨论相关的具体问题，并授权布莱德雷将军“代表美国探讨在远东战场上苏美联合作战的每一个方面”。斯大林在1943年1月5日的回信中，对罗斯福主动提出给予苏联的飞机援助表示感谢，但对美国只愿意把这些飞机用于远东战场表示了异议：“我必须说，目前我们需要飞机的帮助，但不是在远东，因为目前苏联在那里没有战事，而是在对德国人进行最残酷的战争的战场上，就是在苏德战场上。”如果这些飞机能用于苏德战场，“那将在我们对希特勒斗争的最重要部分起到显著作用”。罗斯福不得不又进行了解释：“我们关于100架飞机的建议指的是万一日本和俄国真正爆发战争时会产生的一种局面”，相应的其他建议，也是“为应付一种可能性而预先做出的防范性的计划”。罗斯福再次急切地表示，应当“立即采取行动进行有关视察以及由布莱德雷将军同苏联军官们进行讨论”，其理由是“只有通过这种初步的视察和预先计划，才有可能在西伯利亚万一爆发战争时给予相当迅速的援助”。最后他再次提议苏美两国军事人员“毫不迟疑地前往远东进行视察和参与讨论”。斯大林也再次强调了苏联需要美国飞机的地方不是远东而是苏德战场，同时对罗斯福急于让布莱德雷开始视察，很不客气地表示“困惑莫解”：“十分清楚，只有俄国人能够视察俄国的军事目标，正如美国的军事目标不能由别人，而只能由美国人视察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容许丝毫含糊。”(47)
显然，斯大林已经把问题提到了怀疑美国试图侵犯苏联军事安全的高度，罗斯福也就不好再坚持了。置身当时战局当中的斯大林，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决定着整个苏德战场态势发展的斯大林格勒会战，调动一切手段确保会战胜利，应当说是正确的选择。罗斯福缺少对苏德战场紧张、残酷交战的亲身体验，从美国的战略角度出发，希图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做一些预防性准备和安排，所提出的建议虽然合理，但未必切合苏联当时的实际。此后，随着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苏德战场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苏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进一步交涉。在同年11月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当着罗斯福和丘吉尔的面，对“还不能把苏联的力量和美英的力量联合起来对付日本”感到遗憾。他透露说，“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军队用于防御目的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发动进攻，还必须把兵力再增加三倍。”斯大林第一次当面向美英领导人明确表示，一旦击溃德国，“那时就是一条反对日本的共同战线”(48)。
斯大林透露出的信息至少说明，苏联愿意在适当时候与美英联手打击日本；这与大战中苏联视日本为敌人的基本定性是一致的。苏联在远东对日本一直严阵以待，没有放松对日本的警惕，也没有削弱防御力量。这种状态比表面上维持中立关系更能说明问题。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与美英领导人之间在远东问题上的其他“互动”，已经在为苏联出兵进行全面谋划了。
首先，11月29日，罗斯福交给斯大林两份关于准备使用苏联沿海地区的空军基地和准备在太平洋西北部进行海战的建议，涉及苏美联合对日作战(49)。针对美国提出的问题，莫洛托夫12月25日回复驻苏大使哈里曼：“基于美国政府可以理解的原因，当前给予任何具体的回答都有困难。”哈里曼再次提醒注意两个战场之间的联系：如果美国感到“在太平洋方面的信任越大，就可能把更多力量投入到欧洲战场”。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元帅在德黑兰会议上的声明已经相当明确了”(50)。如果只看这些外交语言式的回复，就会觉得苏联在用自己处理对日关系的困难，搪塞盟国军事配合的要求。但如果把美国提出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此前的问题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以前美方提出的一些要求有的已经开始落实，有些已经在更深层次上进行了讨论。例如，曾经遭到斯大林严词拒绝的实地勘查，已经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由少数人进行了(51)。再如，原来美方要求的空中通道，是从阿拉斯加到堪察加，而现在则是要求到达滨海各州的机场。还有，以前没有涉及海军的配合，现在提出了双方能否互相利用对方的港口及设施等。这是不是意味着，苏美之间在远东军事合作已经在外交语言掩护之下悄悄地进行着?
苏美之间秘密军事合作的一个例证，就是美军战机在轰炸日本目标之后降落苏联远东地区。第一次出现此种情况是1942年4月18日，一架美军飞机在完成空袭日本后被发现降落在苏联领土上。日本政府向苏联政府抗议，认为“如果类似事件在将来重复出现，实质上造成了美国将可能有意和系统地利用苏联领土作为空袭日本的军事基地”(52)。但随后到1944年11月，日本又6次向苏联提出类似抗议，苏联政府并没有一一作出答复(53)。就美国战机降落苏联远东领土问题，不管是莫洛托夫还是斯大林都明确拒绝过美方的要求。可实际上，苏联还是让美军战机不止一次降落在自己领土上。材料只能说明日本发现了6次，是不是就是这几次，规模有多大，还需要材料说明。同时，战争期间苏联曾租用多艘美国船只运输租借法案提供给苏联的物资，由于船只属于美国船主，日本在1943年4月两次扣押了3艘航行在宗谷海峡的船只。苏联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被迫放船放人。“此后，对于此类事件，日本只好采取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态度。”(54)这些可以证明，苏美在远东的合作，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不管规模多大，至少是存在的；对日本敢于“冒犯”苏联，苏联采取了不退让的强硬态度。
其次，在与罗斯福、丘吉尔的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对远东地区安排的基本设想，这些设想被西方盟国领导人很自然地理解为斯大林开出的“要价”或者“底牌”。既然美英希望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探明苏联的要求是不可缺少的步骤。斯大林也无须完全回避，他也觉得是时候把扣在桌上的纸牌“透露”一些让盟友了解一二了。在讨论拟议建立的国际组织时，斯大林提出，为了防止侵略，只是建立几个机构是不够的，“必须占领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不仅要在欧洲，而且在远东也应该占领这样的据点，使日本也不能重新发动侵略。”一旦德日发动侵略，“应该立即占领这些据点，以便包围德国和日本，把它们打下去。”(55)丘吉尔对“弄清楚苏联政府对远东和那里的不冻港问题的看法感兴趣”，斯大林指出，苏联在远东没有不冻港，海参崴只是一个部分不冻港，“而且还被日本控制的海峡所包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或堪察加虽然是不冻港，但没有铁路连接。罗斯福提出，自由港的做法也可以适用于远东，并认为“大连就有这个可能性”(56)。
很明显，“探明”和“透露”的来往之间，就是对战后远东地区重新安排交换意见。而这种安排的前提，毫无疑问是战胜日本。对这一点三位领导人的看法完全一致。当然，作为老练的政治和外交领袖，斯大林没有把苏联在远东的全部要求和盘托出，他觉得“等到俄国人参加远东战争时，再提这个问题或许更好一些。”(57)众所周知，这些条件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正式提出，并由三巨头签署的《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最终确定。相比于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与盟国就对日作战问题的“拍板成交”，德黑兰会议上苏联与盟国之间“探明”和“透露”的意义在于，苏联摆明了参加对日作战的态度，美英了解了要让苏联出兵需要满足的条件。换句话说，双方心里应该都很清楚：此事能成。
此外，还有会上就“霸王”战役和苏联出兵远东问题的讨论以及罗斯福关于“我们已经学会了一致行动”的意味深长的话，反映出苏联与西方盟友之间探明了利益的契合点在哪里。
从1944年年中起，苏联最高领导层着手为参加对日作战进行具体谋划了。1944年夏，斯大林在与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谈话中告知，准备任命他指挥远东部队对日作战(58)。9月23日，斯大林会见了美英两国新任驻苏大使哈里曼和克尔。这次会谈实际上确定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规模。斯大林表示，准备从西线向远东调动25个至30个师(59)。12月14日，斯大林在与哈里曼会谈中，提出了苏联希望得到满足的具体领土条件以及苏军参加对日作战需要的军事物资清单(60)。
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虽然没有把对日作战问题列入正式议题，但经过讨论达成了比德黑兰会议更明确的协定。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拿到了苏联出兵的“保证书”。鉴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拼死顽抗，美英对苏联出兵的时间和方式非常重视。由于对德战争尚未结束，加之苏军从西线调往东线绝非简单的问题，因此，时间上美英希望尽快，但也没有理由质疑斯大林提出的“2至3个月之后”的保证。在方式上，美英希望苏联使用强大力量，对日军实施毁灭性打击。这也符合苏联对日战争速战速决的设想。
1945年3月末开始，苏联已经开始向远东调动部队。日本驻莫斯科武官处的报告说，“每天沿着西伯利亚干线通过12至15个列车编组”，他们明确判断，“当前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为了调动近20个师大约需要两个月时间”(61)。
4月5日，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去除了苏日之间还存留的那道“纸屏”。这实际上预示了苏联将参加对日战争。8月8日，苏联宣布同意《波茨坦公告》并正式对日宣战，已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
四 结语
在《苏日中立条约》立废的近4年时间里，苏联和日本的关系处于一种特殊状态：就两国关系而言，它们没有宣战，但却分属于正在交战的两大集团，与对方的盟国是战场上的死敌。一纸中立条约虽然一段时间内表面上维持了两国的中立，但无法改变它们视对方为敌人的关系本质。卫国战争开始后，苏联一直不放心作为纳粹德国盟友的日本，提防它与德国配合，从远东进攻苏联。所以，尽管是迫不得已从远东抽调一些部队支援正在进行的莫斯科会战，但也不忘把大批新兵派往远东，填补那里部队员额出现的空缺，给日本造成苏联远东驻守部队没有减少的印象，以此来震慑日本，“稳住”日本。此外，尽管日本没有出兵远东，但它随时准备进攻的企图和态势，不能不让苏联保持高度戒备。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说：“从1941年到1945年，‘没有交战’的军国主义日本给‘正在交战’的希特勒德国莫大的帮助。”(62)从这个角度说，德国日本的确都是苏联的敌人。如果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前期没有遭到破坏，并不是这个条约有什么“魔力”，而是两国相互把对方当作敌人来防范、戒备的结果。双方根据对形势的判断，权衡得失，选择攻守策略。
无论是苏联还是日本，大战之中都有自己的主战场和最主要的敌人。按照战争的一般原则，在面对两国或者多个敌人的情况下，都要首先集中力量解决主战场的任务，并尽可能不使力量分散。就苏联而言，苏日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对它来说又开辟了一个“第二战场”，其需要下定的决心和投入的力量，都非同寻常。问题的巧合在于，苏联的盟国是日本主战场上的对手，日本的盟友是苏联主战场上的死敌。在开辟远东战场问题上，它们的盟国比莫斯科和东京更感兴趣。大战期间，苏联利用开辟远东战场，先是要求盟国增加对苏援助和对德施加更大压力，之后积极争取在战后远东安排中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可见，在大战的环境下，对日作战是苏联实现远东利益的现实路径，也是最快捷的路径。在苏联决策层看来，开辟对日战场，不是不可为，而是必须为，问题只是何时为才最有利。在它认为时机不利的1942年、1943年和1944年，尽管美英一再催促，但苏联坚持苏德战争尚未结束，《苏日中立条约》未见明显破坏而按兵不动。但这并不等于它没有做好在远东与日本交战的心理准备。当它认为时机已到，则果断出兵，迅速有力地达到战略目标。
在中立条约存在的情况下，苏日之间表面上维持“中立”状态，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两国处于敌对关系的实质。苏联接受盟国提供的物质支援，也就不可避免地要给盟国进行的对日战争回馈帮助。因为盟国的胜利或者失败，与苏联的命运息息相关，苏联不可能对盟国的军事要求置之不顾。这是战争的逻辑，是战争环境下的“硬道理”。因此，尽管日本政府对美国借助苏联领土对其进行军事打击非常敏感，史实证明，美苏之间在打击日本的军事合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只不过不那么大张旗鼓而已。严格地说，苏联不是《苏日中立条约》的忠实维护者，但它也不想早早就戴上首先破坏者的帽子。这不是道义和诚信问题；它面对的是敌人，而对敌人恪守这些只会有害无益。充其量这是苏联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策略手段，目的是避免更坏的局面出现。结果证明，苏联的策略成功了，目的达到了。
还有一点也应该认识到，在这时期苏日关系中，苏联掌握主动权的时间要多于日本。日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对苏关系的战略选择，与苏德关系和苏德战场形势联系起来；同时，在与美英两国的战争中，日本从没有在整体上占有优势，并受制于作战地域的广大和兵力的分散，这就使它即便在苏德战场出现了有利时机，也难于调动足够的力量进攻苏联。莫斯科战役使苏德战场形势开始转变，斯大林格勒战役完成了苏德战场的战略转折，随着苏联掌握了苏德战场的主动权，随着日本的军事力量受到的削弱越来越大，它能给苏联造成的威胁也就越来越小。意大利和德国相继投降，日本成了同盟国最后要消灭的敌人，苏联已经完全掌握了处理苏日关系的主动权，从莫斯科外长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明确应允参加对日战争并提出领土要求，到雅尔塔会议签署《雅尔塔协定》，到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再到波茨坦会议明确出兵时间，最后正式对日宣战，每一个环节苏联都掌握着主动权，推动历史进程向着苏联需要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Т. ХХⅢ. В 2 кн. М., 1995. С. 400-401.
②同上，第405～406页。莫洛托夫所说的国家扩大，是指在建立“东方战线”过程中苏联得到的领土以及带来的国界变化。
③《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页。
④Мацуока, Ёсукэ—чеповек и его карьера. Токио, 1974. С. 879-881.转引自Кошкин А. А. Японский фронт маршала Сталина. М., 2003. С. 104.
⑤Bergamini D.,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London, 1971. p. 749.
⑥Кошкин А. А. Японский фронт маршала Сталина. С. 104.
⑦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Т. 18.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45 года: история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а двух держав в 30-40-е год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97. С. 138.
⑧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Т. 18. С. 185.
⑨同上，第187页。佐尔格得到的情报是准确的，在苏联缴获的纳粹德国外交部文件中发现了里宾特洛甫给奥托的指令；在纽伦堡审判中，出示了奥托给上司的回电：“我尝试以一切手段促成让日本在最近参加对俄战争……我认为，根据日本的军事准备，它在最近参战是有保证的。”见Нюрнбергский процесс.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сриалов. М.，1955. Т. 1. С. 422.
⑩[德]马德尔：《佐尔格的一生》，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1)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Т. 18. С. 189.
(12)同上，第192页。
(13)例如1941年7月3日，美国副国务卿维尔纽斯紧急召见苏联驻美大使К.乌曼斯基，告知后者“根据美国政府获得的可靠情报，日本政府正打算废除与苏联的中立条约并进攻苏联。”几天后，罗斯福总统在会见乌曼斯基时说，美国的情来自重庆。见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84. Т. 1. С. 52, С. 61-62.
(14)据当时担任苏联海军人民委员的库兹涅佐夫元帅回忆，在当时讨论在远东海岸附近布雷时，预计到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部分水雷可能会脱锚而被冲到开阔海域，也就是说，可能出现在日本海附近。”参见Н.Г.库兹涅佐夫：《走向胜利》，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3页。
(15)李凡：《日苏关系史(1917～1991)》，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49页。
(16)Н.Г.库兹涅佐夫：《走向胜利》，第513页；李凡：《日苏关系史》(1917～1991)，第152～153页。
(17)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й фл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гг. под общ. ред. в. и. Куроедов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5. ТⅢ. С. 466.
(18)Эолотарев В. А., Коэлов И. А. Три столе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лот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5. С. 680
(19)《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42页。
(20)到1941年年底，即苏联卫国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美国向苏联实际提供的武器远远没有达到协议规定的数量。例如，协议中规定的提供600架飞机，实际只提供了204架；坦克750辆，实际只有182辆。美国按照租借法提供给交战各国的武器中，只有不足0.1％给了苏联。驻苏大使哈里曼承认，到1941年12月24日，美国只完成与苏联第一个合作协定中的1/4。参见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 Т. 4. С. 175.
(21)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143-144.
(22)Там же, С. 144.
(23)俄罗斯学者А.А.科什金也注意到莫洛托夫信中“当前”的提法。他认为写此信时正好是苏军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反攻刚刚开始4天，最终结果尚不清楚，因此苏联强调的是，以对日宣战来帮助美国还需要看苏德战场的形势是不是顺利发展。这和笔者对“当前”的解读并不完全一致。见Кошкин А. А. Японский фронт маршала Сталина. С. 173.
(24)Ржешевский О. А. Война 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Комментарии 1941-1942 гг. М., 1997. С. 36-37.
(25)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Ф, Переписк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с преэидентами США 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м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 М., 2005. С. 389-390.
(26)Кошкин А. А. Японский фронт маршала Сталина. С. 175.
(27)Громыко А. А. Памятное. М., 1988. Кн. 1. С. 191.
(28)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Ф, Переписк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с преэидентами США 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м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 М., 2005.
(29)Кошкин А. А. Японский фронт маршала Сталина. С. 199.
(30)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э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онференциях периода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Ⅱ: Тегеран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трех союэных держав—СССР, США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28 ноября—1 декабря 1943 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1978. С. 175.
(31)Там же. С. 95.
(32)Там же, С. 151.
(33)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гарФ), ф. 7867, оп. 1, д. 275, л. 84.
(34)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гарФ), ф. 7867, оп. 1, д. 196, л. 394-396.
(35)Такусиро Хаттори, Япония в войне 1941-1945 гг./пер. с яп. М, 1973. С. 180-181.
(36)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1. С. 156.
(37)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1. С. 171.
(38)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1. С. 247.
(39)Шишов А. Б. Раэгром Японии и самурайская угроэа. М. 2005. С. 452. Эолотарев, В. А. Коэлов и. А. Три столе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лота. С. 680.
(40)Дайтоа сэнсо кокан си(Офи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ойны в Вели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Аэии). Т. 73: Кантогун(Квантунская армия). Токио, 1974. Ч. 2. С. 95. 转引自А. А. Кошкин Японский фронт маршала Сталина. С.185.至于远东苏军人数没有很大变化，有一种说法，为了瞒过日本的监视，苏联从莫斯科军区征召了30多万兵力，把这些秘密新兵调往远东，填补从远东调走的部队。参见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中)，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41)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1. С. 187.
(42)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1. С. 198. Ржешевский О. А. Война 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комментарии 1941-1942 гг. С. 204.
(43)Министеъ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Ф, Переписк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с преэидентами США 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м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 С. 395-398.
(44)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1. С. 198-202.
(45)Там же.
(46)例如，1942年10月12日，美国收到消息，一艘从阿拉斯加开往美国的苏联潜艇被日军击沉。12月30日，罗斯福特意致电斯大林对此表示惋惜。参见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Ф, Переписк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с Преэидентами США 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м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 С. 415.
(47)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Ф, Переписк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с преэидентами США 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м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ии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 С. 415-419.
(48)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э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онференцияX периода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Ⅱ: Тегеран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трех союэных держав—СССР, США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28 ноября—1 Декабря 1943 г.). Сбор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95.
(49)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Ф, Переписк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с преэидентами США 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м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 С. 474-476.
(50)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1. С. 471-472.
(51)罗斯福在12月30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目前我们人员所做的实际勘查应当仅由极少数人员进行并且应当保密。”(I realize that the physical surveys by our people should be limited at this time to a very few individuals and accomplished with the utmost secrecy.) 参见President Roosevelt to Marshal Stalin, November 29,1943,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p. 618.
(52)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Т. 18.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45 года: история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а двух держав в 30-40-е год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76.
(53)日本外務省編：《日ン交涉史》，嚴南堂書店昭和四十四年，337页。转引自李凡：《日苏关系史》(1917～1991)，第162页。
(54)李凡：《日苏关系史(1917～1991)》，第162页。
(55)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э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онференцияX периода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Ⅱ: Тегеранск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терх союэных держав—СССР, США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28 ноября—1 декабря 1943 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117.
(56)Там же. С. 142.
(57)Там же.
(58)Василевский А. М. Дело всей жиэни. М., 1989. Кн. 2. С. 238-239.
(59)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2. С. 210-211.
(60)Там же. С. 270-273.李凡：《日苏关系史》(1917～1991)，第166页。
(61)转引自Кошкин А. А. Японский фронт маршала Сталина. С. 265.
(62)Шишов А. В. Раэгром Японии и самурйская угроэа. С. 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