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选择的对错，真是既可以兴邦，又可以丧邦，能不慎重戒惧乎？”在《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的最后，齐锡生先生写下这句话。

齐锡生，芝加哥大学博士，主修国际关系和政治学，1967~1991年任教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1991~2002年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建校工作，研究兴趣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内政外交、国际关系理论和军备战略问题，作品《中国的军阀政治》《剑拔弩张的盟友》影响甚巨。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是继《剑拔弩张的盟友》之后，齐锡生先生对二战时中美同盟深入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剑拔弩张的盟友》聚焦于抗战后期中美同盟运转的实际状况，《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则聚焦于抗战初期中美达成同盟的艰难历程。两书合并起来，即为“从外交视角看抗战”的全史。

通过细致的史料研读，齐锡生先生发现：美国相关档案被大量“动手脚”，以致长期以来，许多读者被史迪威、马歇尔等人观点误导，忽略了在同盟过程中，美方对中方始终抱有种族歧视的态度。

而令人震惊的是，作为驻美大使，胡适先生表现不合格，一味迎合美方，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倒是宋子文不择手段，反而取得一定成果。

抗战初期，蒋介石外交重点是争取苏联、德国和英法，美国本不在他的视野中。因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愿干预国际事务，且日本侵华，对美利益不构成直接威胁。

恰在此时，胡适提出“苦撑待变”的观点，与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双方通过深入沟通，胡适提出的“先争取美国民众支持，为将来中美同盟做铺垫”的想法打动了蒋，恰好蒋试图重整工作不力的驻美使馆团队，便力排众议，请胡适担任驻美大使。

胡适到美后，通过巡回演讲等方法，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中方的舆论环境。

欧战爆发后，曾给蒋最大帮助的德国、苏联先后与日本缔约，法荷亡国，英亦无力关注亚洲，蒋的外交四面楚歌，只好将重点转向美国。

一涉及具体工作，胡适的短板便显现出来。他缺乏专业外交知识，不懂具体操作，在争取外援、搜集信息、干预美国决策等方面，成绩不佳。万般无奈，蒋介石只好重新启用宋子文。

宋子文与胡适过分信任美国政客、坐等机会不同，他主动出击，用近乎无赖的手段，很快打开局面：在美国高层建立了关系网，取得了罗斯福的信任，在争取外援上也有进展。

在宋子文的争取下，罗斯福派私人特使居里来华探路，因事先得到宋子文秘报，蒋介石予以热情接待，向居里开放了全部政府信息，让居里感到蒋的诚意，中美向结盟方向大大迈进一步。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军偷袭珍珠港，吓慌了神的美国突然发现了中国是可以结盟的对象，中美匆匆联盟，已接近临界点的中国终于结束了“苦撑”。

蒋介石的韧性、胡适的迂阔、陈光甫的磊落、宋子文的自负、罗斯福的怯懦、美军“中国通”们的刚愎与自私……交织成一幅高度复杂的历史画卷，谋国之难尽在其中。

显然，《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在追寻历史真相的同时，更寄托了83岁的齐锡生先生对未来的思考。

美国的史料也被动了手脚

新京报：你是如何想起写抗战史的？

齐锡生：我不是学历史的，对于历史，我是外行，历史系最基本的方法论我都没学过。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研究，原本想写外交，只是过去200年，外交与历史关系太密切，所以写成历史了。

1962年，我到美国去读研究生，为了找博士论文选题，看了一些材料，都是在当时台湾看不到的。当时的感觉是：这才是历史。其中包括美军关于二战的官方史、芭芭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还有邹谠先生（他是我的老师）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等。当时想当然地觉得，美方材料肯定更诚实；如果说有一点遗憾，就是觉得这些书引用中文档案少，否则会更精彩。

于是，我回头去看中方材料，如《总统蒋公大事年谱长编》等，但不太相信它们，因为编者做手脚的动机太明显。看了一段时间，又去看美方的材料，意外发现其中许多地方做了手脚。

比如大家常引用美国国务院的材料摘要，可一对全文，发现摘要中刻意忽略了很多东西，这提醒了我：有人在避重就轻。

2005年1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公开了蒋介石日记，我和学者杨天石都去抄。蒋介石日记的字迹非常潦草，用的是梁启超式中文，半文半白。即使是我们这个年龄的读者，也常有看不太懂的地方，常为一个字讨论很长时间。

看了蒋介石日记，我有信心了。毕竟美方的材料、中方的材料我都读得差不多了，中文材料中哪些地方动了手脚，我大体知道。相比之下，美方材料动手脚手法非常隐蔽，通过对比蒋介石日记，才能看出来。

从读研究生到现在，我一直在做相关研究，积累成这本《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可以说，这本书我整整写了40年。

史迪威究竟懂不懂中文

新京报：你说美国史料动手脚了，有例证吗？

齐锡生：那就太多了。

比如滇缅战争中史迪威临阵脱逃，马歇尔都感到有些不安，打电话给蒋介石，问中国人对史迪威有什么看法。蒋介石可能还不知道史迪威逃跑了，说我们对他充满信任。这下马歇尔放心了，这是标准的美国人的逻辑：你们自己都说信任他，我们也就没责任了。蒋介石知道真相后，气得要送史迪威上军事法庭。可在美国军方编纂的正史中，对此一字不提。

在美国军方正史中，基本不谈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因魏德迈和蒋介石关系搞得很好，这就没法说蒋刚愎自用、导致史迪威出局了，只好忽略魏德迈。

人们觉得史迪威受委屈，因《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这本书影响很大，作者芭芭拉·塔奇曼用功得不得了，但她不懂中文，且只看了史迪威的材料，连马歇尔的材料都没看，成了史迪威的传声筒。

我去马歇尔图书馆查了一个多月的材料，因为好长时间没人来，工作人员特别热情，提供了很多帮助。充分了解美方材料后会发现，常被引用的那些东西太片面，且附加了选择性。

比如，史迪威在向中国士兵训话前，会让秘书在中文稿上注好音，并附英文解释，然后他才去朗读，我看到了这个讲话稿的原件。可在塔奇曼的书里，就成了史迪威的中文“很好”。

胡适不是一位合格的大使

新京报：以往人们对胡适任驻美大使这段经历多有赞扬，你在书中却呈现出胡适“书生误国”的一面，你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

齐锡生：我上高中时才听说胡适这个人，上大学时和他见过面，听过他的演讲，真是万分赞赏，认为他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人。他说不要做官，所以我一直也不愿当官。可走进史料，我的感情取向遭到打击。

在拉近中美民众情感交流方面，胡适的功绩非常大，作为亲善大使或文化参赞，他是非常合格的。

蒋介石请胡适任驻美大使，他回信说：我当大使，不负责找贷款、找军援之类。第一次看到这条史料，我大吃一惊：当时国家正在战争中，不努力争取外援，这还是大使吗？对胡适的要求，蒋介石居然也接受了。因为美国当时还没进入蒋的视野，他全力在拉苏联和德国。

胡适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熟悉，提出先争取美国民众支持，以待国际局势变化，即“苦撑待变”。

胡适原主张对日妥协，甚至提出放弃东三省。胡适是爱国者，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太弱，不如先增强国力，再进行决战。他认为，东三省就像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今天让出去，明天还能夺回来，关键看实力。

“七七事变”后，胡适态度发生逆转，意识到这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从此坚定支持“抗战到底”。这一转向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在胡适建议前，蒋在日记中已提出“苦撑待变”，所以二人很快达成共识。

蒋介石对美国没更高期望值，只想争取一点民间好感，以备将来之用，派胡适去最合适。

胡适品格很高，比如他提议，自己在大学中有工资，不拿政府薪水。他走遍美国，用演讲来争取民众，患了重病也不休息，所有开销公私分明。然而，作为大使，胡适太不合格。他驻美多年，在美国政界高层几乎没建立什么人脉，他也不愿参加政客圈的活动，未在高层建立信息渠道。美国人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美国政客喜欢胡适，因为他温良恭俭让，美国人觉得中国人就应该这样。

宋子文敢跟美国人耍心眼

新京报：在中美实现同盟的过程中，宋子文的作用不可忽视，为何美方对他评价这么低？

齐锡生：我此前非常不喜欢宋子文。

胡佛研究所收藏着46箱宋子文的材料，但没得到授权，不能对外开放。研究所的人建议我，给宋子文家属写封信，作为研究者，较容易被认可。但我拒绝了。欠了他家的人情，将来别人会质疑我写的东西是否客观，这种事我不干。好在几年后，这些材料也开放了。

美国人讨厌宋子文，因为他和胡适的风格完全不同。

蒋介石初期是“苦撑待变”，可随着日本和德国、苏联先后签署和平协议，英、法又陷在欧洲战场上，蒋不得不重视对美关系，从“苦撑待变”转向“苦撑求变”。可胡适过于消极的外交方式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的，所以蒋不得不起用宋子文，此前宋已被搁置多年。

对于宋子文，蒋不太信任，认为他太张狂，重新启用他前，蒋还特别进行了一次长谈，希望宋子能收敛锋芒，从结果看，似乎没起到什么效果。

为了不伤胡适的面子，蒋介石请胡适回国转任他职，被胡适拒绝。此后，只让宋子文任特使，让胡适继续任驻美大使，可在几个关键事件上，胡适表现甚差。

宋子文没什么大战略，但操作能力强，他意识到美国政界也分很多派，应加以利用。他到美国后，很快建立起自己的人际关系网，这让美国政客很不满。凭借人脉，宋子文甚至窃取过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把蒋介石吓得够呛，叮嘱不能再这么干。

宋子文经常直接找到罗斯福，提出中方的要求，而此前胡适只是礼节性地拜访罗斯福，抗战局势恶化时，罗斯福甚至主动对胡适说，是否希望美方援助，胡适却回答：中国会继续坚持下去。

美国人喜欢胡适，因为他知趣、不给别人添麻烦，宋子文则野心勃勃，敢跟美国人耍心眼，敢和他们争论。宋子文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论学历论智商，都不输于美国政客，所以他非常自负，有些目中无人，这让一些美国人无法接受，觉得：你是一个中国人，怎么敢这样？

美国人把自己当成爸爸

新京报：史迪威说蒋介石是守旧、封闭的军阀，满脑袋农民思想，对现代军事一窍不通，这是真的吗？

齐锡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蒋介石曾留学日本，是典型的亲日派。通过实际接触，他看到了日本国民的优点，如坚韧、忠诚、朴素等，他认为中日应携手，蒋喜欢王阳明，也因当时日本盛行“王学”。

蒋介石又是民族主义者，所以在文化上是从日派，在军事上是反日派。战后他主张以德报怨，不希望中日长期对立，并希望保留日本天皇。

在日记中，蒋介石对国民性有较多批判，认为国人动辄头脑发热，需不断泼冷水。

可见，蒋介石并不守旧、封闭，史迪威这么看，是有原因的。

偷袭珍珠港前，美国军方根本看不起日本，战争爆发后，又陷入极度恐慌中，甚至怕日军占领阿拉斯加，派史迪威去那里组织民众抵抗。

美军采取的计算公式和日本侵华时采用的计算公式是相同的，只是考虑武器、经济、军队数量等，所以日本人觉得自己优势太大了，要3个月灭亡中国，忽略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与奋斗意志。同样，美军也只看到武器、经济、军人数量等，所以觉得日本绝不敢挑战自己。

军方对蒋介石的傲慢态度让罗斯福都感到很不安，几次提醒说，蒋是4.5亿人的总统，不能用对非洲酋长的态度来对他。

其实，美国非军方人士表现得也不好。罗斯福派特使居里到重庆，这是中美同盟的关键一步，双方谈得很好，但中方材料被动了手脚，因为居里对蒋介石说：中美关系就像爸爸和儿子之间的关系，现在管得多一点，将来儿子表现好了，爸爸就不管了。

在中方材料中，动手脚的地方不多，但居里这段话说得太难听了。

种族歧视是惯出来的

新京报：史迪威、马歇尔等曾在中国长期生活，是“中国通”，可他们对援助中国表现得最消极，这是为什么？

齐锡生：有了种族歧视心理，越是“中国通”，对中国越不好，他们自认为最了解中国，觉得中国没什么了不起。

当然，我们也应检讨自己，正因应对不妥，才让别人产生了歧视心理。

史迪威、马歇尔曾在中国长期生活，他身边的中国人都是唯唯诺诺的，听他们会讲一两句中文，立刻夸他是“中国通”。会说中文有什么可值得称赞的呢？我们到国外，不一样要说英文？

我在香港，一次遇到外国人不守秩序，保安却不管。问他为什么不管，保安说自己不会英文，说了对方也听不懂。外国人来中国，就应该和他讲中文，听不懂是他的问题。正是通过这些日常行为，种族歧视被一点点培养起来。

要旁征博引，不要博闻强记

新京报：史料太多，如何才能都看完呢？

齐锡生：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不同。外国学者是先入为主，中国学者喜欢做起居注，对细节斩钉截铁，可知道这些有什么用？有的细节不那么重要，关键看从中得到什么启发。

古人做历史，强调博闻强记、旁征博引。

在今天，有互联网和电脑，博闻强记已不太重要，关键在旁征博引，培养出跨学科的治学方法。只在单一知识中下功夫，就算“上穷碧落下黄泉”，人家一句“有用吗”，立刻就把你戳破了。

我最不喜欢读引经据典太多，却看不出题目有什么重要的书。

搜集史料不是目的，目的是获得发言权。现在有很多小题目专家，虽然能拿到博士、硕士，但太浪费时间了。应该在观念史的框架下，多想几步，然后再跳到史料中去。比如“一二八事变”，很多人说蒋介石消极抗战，处处给十九路军掣肘，以引诱日军攻击租界，让列强出面解决。这说的对不对呢？

有了问题，我们再去查史料。那么就会发现，“一二八事变”的中方主力是陈诚、张治中的部队，对外称十九路军，因蒋介石想吓唬日本人——我们的地方部队就这么厉害，你还敢侵略中国？

在战争中，张治中发现日军火炮的巷战威力不如野战，建议今后多打巷战。蒋介石以为找到了新战法，可到1937年时，他发现根本不行，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受文白（张治中字文白）误导不浅。”

至于说蒋介石想引诱日本人打租界，他的几十万大军可以一打就走，没必要坚持一个多月。

如果一开始没有问题意识，这些史料就没有任何意义。从研究到收集史料，到分析，再到结论，在这个过程中，收集史料最不重要。

好多人都会问我：相关史料你都看了吗？可我为什么要看完呢？历史学者不是材料员，材料员坐在宝山上，可他看不出其中的珍贵。有的单位把史料藏起来，以后再研究，其实大错特错。

历史名著《寡头统治铁律》，史料源于一家意大利工厂，再如《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只在美国旅行了六个月，照样能写出来。可见，不和观念结合，史料就是垃圾。

（本文刊发于2018年11月5日《新京报》，原题为《专访史家齐锡生：胡适不是合格的驻美大使》，感谢《新京报•书评周刊》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