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与德国分别在亚太和欧洲发动侵略战争而全面引发的，因而有两个策源地。中国战场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即已形成，中国抗日战争有力遏止了日本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使得日本在亚太地区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受到延阻。中国抗战是最早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使得日本数百万陆军被牵制于东方战场而无法脱身，中国战场获得国际舆论的广泛尊重和赞扬。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野观察，中国抗日战争是以中国抗战力量为主体、以中国为主战场的国际性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 抗日战争 反法西斯战争 东方主战场 中国战区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已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的热点。抗日战争史研究应如何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发展学术理论、探索全新思路，已成为学界需要思考和总结的重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鉴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尚未得到国际社会足够重视和应有评价，他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国际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一、 中国抗战是最早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

日本在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要实现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称霸的目标。而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和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均有力遏制了日本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使得日本在亚太地区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受到延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制约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战略配合的企图”。

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 J. van de Ven）最近明确指出，从亚太视角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应该是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他在这两场报告中均提出应重新确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分期。他的观点是1937—1955年。他的这个观点值得中国学界认真思考和研究。这个观点有助于我们打破传统的西方视角，进而凸显以中国抗战为主体的东方主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众所周知，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中国各党派和各民族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浴血抗击日本侵略军。

中国抗日战场从一开始就释放出巨大能量。从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国共两党依靠以步枪、手榴弹、轻重机关枪、迫击炮和少量大炮为主的轻步兵军队，单独抗击拥有飞机、航空母舰、坦克、装甲车、重榴弹炮的日军机械化部队达4年半之久。面对叫嚣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的日本军队，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抗敌，让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付出了沉重代价。

淞沪抗战历时3个月，中国动员精锐部队70万，让日本不断增兵，并付出死伤4万人的惨重代价。参加平型关战役的八路军一一五师重创日军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歼敌千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8年3—4月，中国军队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诱敌深入，在台儿庄重创日军第五、第十师团各一个旅团，歼灭日军1万余人，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历时4个半月的武汉会战，中国军队毙伤日军近4万人，极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妄想。

日本侵略军由于战线过长，军力和财力已显不足，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本占领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有力地钳制着日军在正面战场的进攻，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迫使日本从1939年起将速决战改为持久战。这一时期，日军发动的两次长沙会战都付出惨重代价，并以失败告终。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历时5个月，歼灭日伪军2万余人，更是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这样的认识，是从事抗日战争研究者必须把握的基本立场。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摆脱过去影响抗战史研究走向深入的诸多困扰。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纠缠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之争，或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加以对立，因为这些都无益于阐明中国抗日战争之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策源地

反观此时的欧洲战场，面对德国纳粹军队的“闪电”攻势，英法联军无力抵抗，马其诺防线形同虚设，敦刻尔克大撤退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沦陷，而1940年7月1日维希傀儡政权的建立更成为法国与英美的耻辱。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德意日轴心国在亚欧非发动的侵略战争，而由以中美苏英四国为主体的受侵略国组成的同盟国进行这次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德意日的侵略。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欧美主导的国际学界一直不愿将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而是将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他们不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个策源地。

笔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日本和德国分别在亚太和欧洲发动侵略战争而全面爆发的，因而有中国和波兰两个策源地。若以1939年德国侵占波兰为唯一起点，而忽视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借口卢沟桥事变对中国发起全面侵略，显然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

作为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率先发起意在奴役中国人民、将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但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英勇抵抗。日本的侵略战争，实际上从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变即已开始。自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1年12月7日，中国人民独自抗击日军达4年半之久。因此，中国战场（即东方主战场，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即形成，1941年12月成为同盟国的中国战区。

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第一战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不存在。

波兰战役是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军队于1939年9月入侵波兰的行动。该战役一般被认为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一星期后，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出动58个师对波兰发起闪电战，9月17日即包围华沙。而苏联亦于9月17日入侵波兰。10月6日，德苏两国占领波兰全国领土，波兰战役即告结束。波兰军队实际上并没有进行激烈而有效的抵抗。

1940年5月10日，德军部署的136个师在从北海到马其诺防线300多公里的战线上发动全面进攻，迅速完成对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占领。英法联军节节败退，被德军压迫到敦刻尔克。6月16日，贝当上台组阁，宣布停战。6月22日，法国正式投降。德军不到10个月就占领了整个西欧。

此外，我们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场分布来看中国战场的重要性。

第一，中国战场（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又称东方主战场。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即已形成，1941年底中国战区建立，成为太平洋战争的陆地主战场。

第二，北非战场。1940年9月形成，最初为意大利军队同英国军队作战，德国后来加入。美国在1942年1月投入作战后才进行了阿拉曼战役和突尼斯战役。1943年5月德意军队投降。

第三，苏德战场。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形成。苏联学者称之为“伟大的卫国战争”，也称之为欧洲东线战场，为欧洲主战场。1945年4月30日，苏军攻克柏林。

第四，太平洋战场。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开始，美、英、澳、新（西兰）、荷五国建立西南太平洋战区，包括澳大利亚、菲律宾、所罗门群岛、荷属东印度和太平洋其他地区，为太平洋战争的海洋主战场。

第五，西欧战场，又称欧洲第二战场。1944年6月6日，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盟军投入兵力288万人。3个月后盟军解放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并攻入德国本土。

概言之，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使得中国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我们应该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层面来认识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基于这样的视角，中国抗日战争对于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正能量便能得到极大体现。

三、 中国抗战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抗击日本侵略的主要战场

笔者之所以要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称为“国际抗战”，是因为此时中国抗战已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结为一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41年12月9日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正式宣战。蒋介石深知，中国抗战只有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才有获胜的可能性。

1941年底，美英元首在华盛顿举行的军事联席会议上决定设立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为统帅，统一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境内活动之联合国军队”。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在中国境内和缅甸进行的几次作战，恰恰显示出中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的重要性，也充分体现出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的重要贡献。

12月8日，驻广州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向香港发起进攻。为阻止日军抽调兵力前往东南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各战区对日军进行牵制作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正是日军为确保香港作战顺利进行而发动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率所部3个师团约7万人向岳阳以南的新墙河北岸地区集结，计划用两周时间在汨罗江沿岸击溃中国第九战区所属第二十军和第三十七军，以减轻香港方面的作战压力。日军试图将长沙一举占领，结果却差点被中国大军围歼在长沙城外围。最终，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日军惨败而告结束。此次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上首次大规模的作战。当此日军在太平洋各战场攻城掠地、美英军队接连失利之时，长沙会战的胜利对于提高中国战场的地位，对于激励盟军的士气，对于支援英美部队在南方战场的作战，均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英国《泰晤士报》于1942年1月5日以《中国否认长沙陷落——日军损失惨重》为题，发表中国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的消息。报道指出：“在过去的几天里，日本人已经遭受22000人的伤亡，并有3万日本军人被困在两个正不断收紧的包围圈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确保美国援华物资经由缅甸和滇缅公路输入中国，中国远征军依照《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从1942年2月起陆续开进缅甸。因英军放弃缅甸，溃逃印度，使得中国远征军退路被断，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尽管如此，中国远征军依然在缅甸取得辉煌战果。同古保卫战历时12天，戴安澜率第二〇〇师官兵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以高昂的斗志，同4倍于己的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展开激战，予敌以重创，打出了国威。仁安羌一战，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官兵救出英军7000余人，以及被日军俘去的英军和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

1943年1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收复缅甸。2月，中美英商定由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最终打通印缅交通线的作战计划。为配合中国驻印军的反攻作战，英国和美国先后成立“钦迪特”和“加拉哈德”远程突击部队，以小规模兵力深入丛林，进行渗透，攻击日军后方。中国驻印军于1944年1月初发动缅北反攻作战，先后占领胡康河谷的于邦家、孟关和瓦鲁班，孟拱河谷的卡盟与孟拱，以及密支那、八莫、腊戍等缅北重镇，期间还数度派兵深入丛林，援救被日军包围的美军“加拉哈德”和英军“钦迪特”突击部队。1944年4月，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组编了一支中美英混合联军，其中中国驻印军4000人，美军“加拉哈德”支队1400人、英军“克钦”侦察队600人。该联军在克钦族向导的带领下，翻越海拔2000米的库芒山，于5月16日秘密抵达密支那的西飞机场，并于17日占领之，驻印军主力得以运往密支那，为中美联军最终攻下密支那奠定了基础。

为配合驻印军的反攻，肃清滇西日军，早日贯通滇西公路与中印公路，1944年5月，驻扎滇西整训的中国远征军开始对怒江以西日军发动进攻。中国第二十集团军于7月27日晨将腾冲县城团团包围，8月21日晨进入城区。经过20多天的巷战，该军于9月14日将困守腾冲之日军全部歼灭，日军联队长藏重康美及其手下32名官兵被美军飞机炸死。中国第十一集团军所部于6月4日攻占腊勐，日军腊勐守备队队长金光惠次郎率部退入松山既设坚固阵地，凭险据守。从9月1日起，中国第十一集团军军长何绍周派小股部队昼夜不停地在松山顶峰周围向日军阵地进行袭扰，掩护工兵营在松山顶峰向日军阵地正下方约3米处掘进两条地道，构成两个炸药室，装进约1吨黄色炸药。9月6日，松山整个山顶被炸翻，在山内工事困守的日军第一一三联队全军覆没。与此同时，中国第七十一军主力于6月10日攻入龙陵城区。经过近百天激战，中国远征军击败来自芒市的日本援军。9月18日，日军龙陵守备队队长小室中太郎自杀身亡。11月3日，中国第十一集团军主力克复龙陵。中国远征军随即攻克芒市、畹町。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畹町附近的芒友胜利会师。

中国军队反攻缅北、滇西的作战取得巨大胜利。根据日本厚生省救援局的统计数据，驻守缅北的日本缅甸方面军第三十三军所属第十八师团总兵力为31444人，此役战死20393人；第五十六师团总兵力为28980人，此役战死17895人；司令部直辖部队战死2854人。也就是说，在缅北滇西战役中，日军第三十三军共计有41142人被打死。加之缅甸方面军直属的第二师团和第五十三师团在救援缅北、滇西被困日军时的损伤，至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会师芒友时，中国军队共毙敌近5万人。此战歼灭和消耗了日军的重要力量，有力配合了盟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此外，中印公路的打通，使大批物资输入内地，支援了中国战场。

正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导致日本数百万陆军被牵制于东方战场而无法脱身，轴心国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印度和中亚的战略始终无法实现。所以，伟大的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四、 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间的相互支持和援助

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得到来自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的各种经济和军事援助。

据档案资料统计，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借款，计有中英第一、第二次信用借款及《中英财政协助协定》拨借购料款，共2850万英镑；中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借款及《中美五万万元借款》拨借购料款，共计177844657.04美元；中苏三次借款共计2.5亿美元。

1942年6月，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中美租借协定》，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总额达8.4亿美元的租借物资。此外，美国还向国民政府提供总计7.47亿美元的政府贷款。通过这些贷款，美国将大批军用物资输入中国，中国大量的战略性矿产和农产品则通过易货偿债的贸易方式出口到美国。国统区的主要出口商品均被指定用于易货偿债。1942—1945年，51.3%的矿产品被运往美国，其余的48.7%被运往苏联。主要农产品的出口贸易方向与矿产品类似，也主要是以易货偿债的贸易方式输往美国和苏联等同盟国。

截至1940年10月，苏联共向国民政府提供各类飞机1000余架、飞机备份发动机200台、坦克82辆、各类火炮1200余门、轻重机关枪近万挺、汽车1500余辆、步枪5万余支，以及炮弹180余万发、子弹1800万发。

据统计，从1942年1月至1944年9月，美国援助中国的军火计有：飞机326架、战车防御炮362门、各类火炮657门、迫击炮514门、火箭筒1030具、战车防御枪1269挺、重机关枪3044挺、手提机关枪16690挺、步枪21000支、手枪442支、各类子弹26950万发、各类炮弹90万发、各种汽车700余辆。

截至1945年9月，中国政府使用英、苏、美等国借款情况如下：（1）由于英国政府没有按约拨付《中英财政协助协定》拨借购料款2000万英镑，实际使用英国信用贷款8055406英镑；使用苏联易货贷款173175810.36美元；使用美国易货贷款176299386.04美元。其中美国提供的贷款余额为1545270.8美元，苏联第三次借款的1.5亿美元中尚有76824189.64美元未使用，英国对华贷款余额为444594英镑。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苏等国家之所以会向中国政府提供如此多的贷款和军火，恰恰说明中国战场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得到的这些信用贷款和军事援助，并不是无偿的，因为中国用于偿还债务的绝大部分是美、苏等国紧缺的战略原材料，如钨、锡、锑、镍，以及茶叶、桐油、猪鬃、生丝、羊毛等农副产品。这些战略原材料和农副产品构成全面抗战时期中苏、中美、中英易货贸易的基础。

作为制造重型武器不可或缺的战略原料，钨砂的重要性无可替代。中国拥有蕴藏量巨大且品质优良的钨矿，赣钨更是当时国际钨砂主要的供货来源。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所需的飞机、坦克、重炮和其他先进武器，主要依靠钨砂来交换。因此，中国的钨砂出口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也为苏联、美国战胜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苏钨砂贸易。1938年5月以后，苏联军火开始大量援华。根据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协议，苏联援华军火，半数要用中国生产的钨、锑、锡等特矿偿还。从1939年3月到1946年3月27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同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一共签订8份《对苏矿产交货合同》，规定国民政府向苏联运送的钨砂总量为31500吨。实际上，在1938年3月中苏第一次信用借款合同签订以后，中国政府对苏联的钨砂供货即已开始。根据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的回忆，抗战时期中国运交苏联的钨砂总量达31177吨。

中美钨砂贸易。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已在积极购买中国钨砂。资源委员会于1940年10月22日与美国金属准备公司签订《售钨合约》，借款总额5000万美元，以中国钨砂作抵，7年还清。合同规定中国平均每年应向美国运交钨砂7000吨偿还债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战略矿产资源的需求猛增。美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于1942年内运美的钨砂，75%由美国支付现款。美方甚至提出1942年内运美钨砂20000吨的要求，可见其对于钨砂的需求多么迫切。中国1942年钨砂产量原定为12000吨，如果增加产量，连同库存钨砂在内，1942年最多只能供应20000吨左右。但国民政府仍决定按照每年15000吨的标准，对美国“尽量筹运”。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1941年1月至12月，国民政府运美钨砂总量为4800吨，1942年1月至1944年3月运美钨砂总量为14186吨，总数达到18986吨。

中英钨砂贸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J.Seymour）亦称“英国需钨甚急”，希望中国政府“在不影响对其他各国偿债需要之范围内，尽量供给”。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不得不决定再供给英国“一千至二千吨”赣钨。

五、 中国战场获得国际舆论的广泛尊重和赞扬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突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在随后的5个月内，日军接连攻占中国香港、英属马来亚、新加坡和菲律宾，进攻荷属东印度，进而威胁澳大利亚，英美军队兵败如山倒。中国远征军虽然在缅北孤军作战，力挽狂澜，但终因英国军队放弃缅甸而陷于绝境。

直到此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赢得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广泛尊重。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对中国人民独自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予以高度评价。他称赞“中国对于寇盗邻邦之侵略，作四年有半之英勇抗战，已获得美国在原则上与事实上之同情”，并盛赞中国抗战如今已成为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许多国家的榜样，促使这些国家“群起参加中国对侵略之抵抗”。罗斯福认为，参加抵抗日本的同盟各国，必须向中国学习，“集中力量，专一意志以赴，始可打倒敌人，建立正义的和平之共同目标”。罗斯福同时向蒋介石表示，“得与阁下及阁下所领导之伟大民族相与联合，本人殊引为光荣”。他深信，中国、美国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共同奋斗的结果，“必使素来友谊之联锁，经此熔炼而益加坚强，结果必将贵国与我国及我等诸与国正在努力个别应付或共同应付之非法暴力，予以彻底之毁灭”。

12月22日早晨，罗斯福在白宫约见中国驻美大使胡适，称远东有三个战场：第一为中国，第二为马来半岛，第三为海上各地。罗斯福指出：“第二战场英国必用全力守新加坡。至缅甸方面或需中国协助，务使滇缅路安全，使英美空军可由缅入华直攻敌国。”罗斯福特别向胡适表示，“第一战场此时至盼中国能在各方面袭击，务使敌军疲于应付，不得抽调大量军力”。

12月27日，罗斯福在华盛顿举行的军事联席会议上对丘吉尔说：“中国已苦战四年余，如再无特别之补救，人民恐难再继续忍受数年之战争。”

英国《泰晤士报》于1942年1月5日发表社论，盛赞“中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四年苦难中团结一致，并以全力挫败敌人”的壮举。美国《纽约时报》于同一天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中国战场之重要”，并指出在日本突袭珍珠港的“一个月以前，许多美国人尚很难了解中国战局与美国有直接之关系，现在则尽人皆知：中国人在为我们战斗。中国对日本施加之压力越大，则我麦克阿瑟就越有可能在菲律宾的不对等战役中获胜，（英国）也就越有可能守住新加坡”。

1942年9月29日，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威尔基（Wendell Willkie）自阿拉木图飞抵新疆迪化，10月1日自兰州飞抵成都。10月2日上午8时，威尔基在成都华西坝对金陵、燕京、华西等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讲。威尔基对美国未能及时援助中国抗日战争表示歉意，并指出：“中国抗战，已达五年。你们五年来所遭受的艰难困苦，盟国已深切明了，但引为深歉的是我们来得太迟了，今后当与中国同负此艰巨的责任，无论是财力、物力，此后决尽量予中国以最大援助。”他还强调，“欲求达到同盟国之胜利和战后和平建设的成功，我们不应该忽视每一个分子的个人价值”。在威尔基同蒋介石进行多次会谈后，中美达成美国继续援助中国抗战、战后中美合作、美国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东北回归中国等共识。

威尔基回到美国后，于1943年将见闻写成《天下一家》（One World），呼吁世界和平，呼吁与中国合作。他在该书第六章中以“中国已战斗五年”为题，对中国的抗战表示深切同情：“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目前进行的这一次世界战争中获得一种真正的胜利，我们必须对远东的人民有一种清楚的了解。”因为“在我们直接作战的第一年中，大多数美国人已经知道，亚洲的战争并非欧洲战争的插曲”。他愤然批评欧美许多领袖人物“让战争分为一等的战争和二等的战争”的倾向，强调“我们在亚洲和中国完全合作，正像在欧洲与英苏以及被占领国合作一样，共同取得胜利，否则我们就不会得到真正的胜利”。

威尔基在书中明确指出，必须充分记住一个事实，“倘若没有中国人民在过去五个多悠长伤心的年岁中坚持抗战，我们要击败日本，无论在军事上抑［或］在政治上，或许已经觉得过迟了”。他不无遗憾地强调指出，“在过去五年中，很少的人认识到中国抗战对我们整个文明的重要作用”。

1943年1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杰拉尔丁·费奇（Geraldine T. Fitch）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地位——帮助英勇的盟友是我们的责任》。从文中可以看到，中国战场的地位已经得到美国各界的认同。费奇指出：“为了赢得这场非胜不可的战争，我们必须……实现对中国提供更多援助的承诺，并让中国直接参加缅甸战役。”她对英国政府在中英新约谈判中不肯承诺战后归还香港和九龙的做法予以尖锐抨击，并呼吁美国政府废除《排亚（华）法案》。她认为“对于这两个民主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时刻，可以用来彻底解决或消除他们同中国间不和与敌意的所有根源”。她明确指出：“香港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作为战利品强行割让的，因此，它也是作为治外法权的同一条约（指《南京条约》——引者注）的一部分。……拥有自治权和领事法庭的外国租界或居留地就是从这些特权中产生的。”她强调：“在日本背信弃义进攻香港前的两年里，中国曾三次向英国提出，如果战争爆发，中国愿意帮助其保卫香港。但他们三次遭到拒绝。这里既不是对勇敢的英国人民的侮辱，更不是对在香港英勇作战的加拿大和英国士兵的诽谤。可以说，这只是对自鸣得意的殖民地政府的尖锐批评。一旦中国军队帮助联合国夺回香港之时，难道还有人认为他们会把香港放在银盘上拱手还给英国吗?”她呼吁：打败日本以后，必须将“东三省和台湾归还中国，归还香港和所有其他外国租界”；“由联合国寻求对英联邦前殖民地实施行政援助；朝鲜在遭受日本37年侵略后予以独立”；“印度的完全自治”应该在战后实施。

结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全面抗战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为一体。中国抗日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成为战后亚太国际秩序的制定者之一，抗日战争的胜利亦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场，拖住了包括中国派遣军、关东军、驻朝鲜军和缅甸方面军在内的日本陆军约200万兵力，迫使日军不得不终止从中国战场向东南亚战场增派援军的计划，有力配合了美国军队在太平洋的对日作战。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60%以上和大量的海空军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以伤亡3500余万人、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约6000亿美元的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美国、苏联、英国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给予大量人力物力上的援助，特别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对日作战以及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

国际抗战既是一种研究视角，亦是全面抗战发展到太平洋战争后的一个新阶段。从中国抗日战争视角来看，它是中国全面抗战的一个阶段，但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野观察，它是以中国抗战力量为主体、以中国为主战场的国际性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