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因每个人的战争体验、知识结构、职业性质、生活阅历等不同而差异较大，确实也存在保守派、右翼分子与进步派在战争责任认识上的二元对立现象，但简单的二元对立难以说清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复杂性。重溯战后日本社会的变迁、国际环境影响和亚洲邻国人民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可见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与刺激，虽然改变着部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但未能从根本上撼动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总体框架。这是日本社会难以形成历史“共有”的重要原因，也是东亚历史和解任重道远的影响要素。
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对中韩等亚洲邻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给他们带来了难以弥合的心理创伤。因而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与态度，事关日本和亚洲邻国人民的战争记忆与民族感情，事关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历史和解，以及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合作发展。遗憾的是，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在战后不久就开始否认战争责任、美化侵略战争，到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两次教科书事件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不仅引发了中韩等亚洲邻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而且成为日本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障碍。21世纪初，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降至冰点。在此背景下，中日学界一方面解析战时日本政府、军部、财阀、媒体等方面的战争责任，另一方面批驳战后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否认战争责任的谬论，肯定日本进步人士反省战争责任的态度。在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上，似乎出现了保守派与右翼分子等同于“翻案”和进步派等同于“反省”的二元对立现象。然而，无论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论，还是暧昧的战争责任态度说，均难以阐明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复杂性，毕竟战后日本民众既受前述两派的战争责任观影响，也受个人的战争体验、历史记忆、知识结构、职业性质等因素制约，形塑着自身的战争加害意识与受害意识。从多重视角重溯战后日本社会与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亚洲邻国人民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更容易看清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症结所在，进而可为正确认识与处理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提供学术智慧。
一、战争责任检讨的热潮
与纳粹德国战败后被盟国追究战争责任不同，日本统治集团在无条件投降前夕便已在思考如何应对战后的战争责任问题。1945年8月11日，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就指出：“导致这次事态的责任应是‘军官民共同承担’……宗旨就是挽救濒于危殆的皇国前途。”要求全体国民一起承担战争责任。8月28日，即进驻日本的美军先遣部队抵达神奈川县厚木机场的当日，战后日本首届内阁首相东久迩宫稔彦在会见记者时强调，“事已至此，当然是政府的政策不好，另外，国民道义的颓废也是原因之一……我认为，军、官、民等国民全体都必须彻底反省和忏悔”，提出了“一亿总忏悔论”。该论一方面要求日本国民与统治者一起分担战争责任，造成“法不责众”，或“人人有罪，就等于人人无罪”的局面；另一方面，赞颂昭和天皇出于慈悲而反对战争和结束战争的“圣断”，宣称昭和天皇是“和平主义者”。那么，一亿总忏悔究竟向谁忏悔？答案自然不是我们善意的想象，即向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牺牲者忏悔，而是向昭和天皇忏悔，为日本侵略战争失败反省。因此，战后初期日本各界检讨战争责任的核心，并非检讨日本如何发动了侵略战争，如何反省破坏和平与违反人道主义的战争暴行，而是追究导致日本战败投降的责任。
美军进驻日本后，通过日本广播协会（NHK）不停地播放《真相是这样的》，利用各大报纸连载《太平洋战争史——虚假之军国日本的崩溃》，指出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发动了侵略战争，给日本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战争灾难，而日本民众被他们的谎言欺骗了，提出了“指导者战争责任论”。东京审判的首席检察官基南，非常策略地将战犯嫌疑人与日本国民分开，强调日本统治者是战争责任者，而日本国民是战争牺牲者，获得了日本国民的肯定和支持。因此，当盟军逮捕和惩罚战犯时，日本国民几乎没有大的反弹，而是强烈批判“一亿总忏悔论”。正是基于这种“被骗论”或受害者意识，日本国民认为既然东京审判没有审判自己，自己自然是无罪的，有意无意忽略了战时协助或支持侵略战争的责任。日本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指出，只有施骗者与被骗者凑在一起才能发动侵略战争，战争责任虽有轻重之别，但理所当然在于双方。然而，由于当时亚洲各国或陷于内战，或正开展独立战争，没有足够力量影响东京审判。于是，大体承袭战时政府组织体系和人员的战后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协助战犯掩盖罪证，逃避战争责任。需要指出的是，东京审判未起诉昭和天皇，那么打着昭和天皇旗号发动、实施和参与“圣战”的所有人，似乎也就“无罪”，这种现实与意识对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在检讨战争责任时虽然积极，但总体上也是站在受害者立场追究指导者的战争责任，包括天皇的战争责任。战后初期，日本国内曾有四种天皇战争责任论——天皇退位论、适时退位论、负有战争责任论、天皇战争受害论，前三种都强调天皇或多或少负有战争责任，故为维护天皇制国体或皇室安全起见，希望天皇退位。当时日本多数知识分子，甚至部分上层知识分子（如贵族院议员、战后东京大学首任校长南原繁，东京大学教授、战后曾任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横田喜三郎，东京大学教授、战后曾任日本广播协会会长的高野岩三郎等人），都认为天皇负有战争责任，乃至有人要求废除天皇制。普通知识分子，如诗人三好达治、评论家加藤周一、原近卫联队的青年将校村上兵卫等人，强烈批判天皇和天皇制是“日本国民无责任的象征”，以致当时不少人向国际检察局写信告发天皇的战争责任。在追究指导者战争责任的行动中，日本文学界还列出了负有重大而直接责任者的具体标准：一是战时导致日本文学堕落的领导者和直接责任人；二是甘当日本统治者的“麦克风”，引诱民众协助和支持战争，充当统治者奴才的人；三是向特高警察揭发、告密自己的“学术论敌”者；四是以文学粉饰侵略战争，蛊惑那些幼稚的年轻人参加战争之人。总之，在追究指导者或协助侵略战争者的战争责任过程中，似乎人人都有权追究别人的战争责任，却又往往忽视自己的战争责任。
不过在这一时期，以大学教授、文学家、中小学教师、新闻工作者等为主体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自身作为受害者的同时，对于日本侵略战争受害国的民众而言也是加害者，产生了未能阻止或勇于反对侵略战争的悔恨心理。随着冷战开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要求日本重新武装的压力下，不少日本人支持重整军备，但进步知识分子却极力反对，影响后者的重要因素就是前述的悔恨心理。1951年1月，日本教职员组合通过了著名的《不再将学生送上战场》的决议，要求全面讲和，实现“民族完全独立”和反对再军备，掀起了抵制日本再军备和将日本人再次送上战场的运动。具有战争体验的教师，最大的共鸣就是反对战争、尊重生命，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和自己再度受辱与悔恨。东京大学教授丸山真男根据亲身体会，总结了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悔恨心理，提出了“悔恨共同体”的观点。他所谓的“悔恨”，主要指允许日本突入“无谋”的战争并导致惨败的悔恨。战时日本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在饥饿与暴力统治下，为自保而迎合、告密、背叛等，即使不积极赞美战争，也欠缺公开反抗战争的勇气。因而，这种记忆在成为追求“主体性”战后思想的“发条”的同时，也留下了强烈的自我厌恶与悔恨。
战后初期的日本也出现了反省战争责任、主动回应亚洲受害者赔偿要求的声音。1956年6月21日、7月15日、8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分三次批准了对解放战争时期俘虏和后来苏联移交的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的决议。这些被免予起诉的战犯在当年分批回到日本后，开始以“中国战犯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的名义活动。1957年2月，日本光文社与中归联联络，选取其成员的15篇文章，结集出版了《三光——烧、杀、抢》一书，介绍了当年日军的残暴罪行，引起日本社会的极大反响。他们主张：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以政府的名义进行谢罪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决不能以“一亿总忏悔”的名义推卸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而作为侵略战争的参加者，侵略政策的执行者，也有必要进行反省，不能回避自己的战争责任。日本《近代文学》杂志的荒正人指出：“讲和问题草案中没有赔偿那是不可思议的，在亚洲各地，日军破坏、损伤的人命、财产、设施的总额应该是非常庞大的数字。哪里有成为抵消的理由呢？”强调“应该支付的时候，就支付赔款，这是当然的事情”。1952年11月，石田宇三郎在《和平教育与民族教育》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忘记了对亚洲各民族的暴虐责任，就忘记了追究我们同时是统治者的责任，也不可能实现民族的重生。即是说，我们没有从那场战争中学到任何关于民族生存方法的内容。”
与战后德国被分区占领、彻底打碎纳粹体制、严厉追究纳粹分子战争责任不同，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占领下不仅保留了天皇，相当程度上沿用了战时政府组织体系，而且随着美国逐渐转变对日占领政策和努力将其扶植为东亚的反共“桥头堡”，东京审判、公职追放、民主化改革等均具有不彻底性。虽然战后初期的日本也在检讨战争责任，但总体上说，这种战争责任追究与德国相比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的。1952年7月，日本律师联合会向政府提交了赦免战犯的意见书。同年12月9日、12日，日本众议院、参议院分别通过了释放战犯的决议。1956年3月31日，日本政府释放了甲级战犯，到1958年5月3日，所有在押乙、丙级战犯全部出狱。这些战犯大多摇身一变，重新成为日本政、财、学各界的领导者，甚至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还出任首相，这在战后德国简直不可思议。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不了了之，昭和天皇未被审判，且其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三缄其口，潜移默化地形塑着日本国民的“无责任”意识。随着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死灰复燃，各种战争责任否认论得以滋生、成长，以保守政客、学者和右翼分子为核心的保守派也通过财团、媒体等手段影响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认识。同时，进步的知识分子通过战争责任检讨，终于认识到战时自身的懦弱也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原因，并为此深感懊悔，且以此作为反省战争责任与开展和平运动的思想动力，逐渐形成以爱好和平的知识分子、进步人士和市民团体为主的进步派。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关于战争责任认识分化的历史根源之一。
二、记忆风化与认识分化
战后日本借助朝鲜战争的“特需景气”逐渐恢复了经济，到1956年各项经济指标已经超过战前水平，故日本政府在当年发表的经济白皮书中，自豪地宣称“战后”已经结束。此后，从1957年至20世纪60年代，日本相继经过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伊藏诺景气，以及越南战争时期的第二次“特需景气”，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明治维新一百周年时（1968年），日本已在经济总量上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被誉为经济奇迹和现代化的样板。这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本来就不愿认罪的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在战后初期追究战争责任的浪潮中，尚不敢过分明目张胆地否定东京审判和侵略战争，而在美苏争霸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似乎获得了为侵略战争翻案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忙于美苏争霸和深陷越南战争泥沼的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日本的管制，甚至为获得其“忠心”而默许日本政府纵容右翼势力。此时的日本政府，非但没有考虑如何为侵略战争赎罪，反而支持美国在越南和亚洲其他地方的侵略活动，再次成为亚洲邻国的加害者。
尤其是随着战争记忆的风化，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掀起了种种翻案逆流。日本作家林房雄此际毫无顾忌地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在1964年、1965年相继由番町书房出版《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两书，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和翻案，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日本陆军第六师团随军记者五岛广作，在《熊本广播》1966年8、9、11月号上，连载《六师团无事实》一文，否认南京大屠杀。1972年，铃木明开始在《诸君》月刊上连载《“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文，并在翌年出版的单行本《“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中，认为南京大屠杀中杀害几十万中国人的说法“纯属夸大”之词，否认日军残杀战俘和无辜平民，以及掠夺、放火、强奸等暴行，不惜篡改史料，制造南京大屠杀“虚构”的“根据”。此时的日本遗族会，以“表彰英灵”等词取代了早期的“和平”“防止战争”等标语，逐渐堕为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社会团体。随着战犯释放和死亡战犯相继合祀靖国神社，保守派积极推动靖国神社国营化，为彻底否认战犯的战争责任和为侵略战争翻案做准备。1959年3月，厚生省归国者援护局分数次向靖国神社提交了准备合祀的乙、丙级战犯名单，并在靖国神社配合下，将近千名乙、丙级战犯合祀于该神社。自民党积极支持“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和国家化运动”，从1969年6月30日开始，连续六次向国会提出“靖国神社法案”，由于在野党和多数宗教团体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得逞。
这一时期美苏争霸愈演愈烈，广大亚非拉地区的非殖民化运动、不结盟运动和独立运动日益高涨，紧张的国际局势刺激了刚刚经历过世界大战且被捆绑在美国战车上的日本国民，不少心有余悸的日本人怀着未能阻止近代日本突入战争的悔恨心情，为免遭二次战争之苦，强烈反对延长《日美安保条约》，积极推动日韩建交、中日复交与世界和平运动。同时，大规模的越南战争勾起了20年前具有相似战争体验的日本人的回忆和同感。美国人对相似脸庞、同样皮肤、同样生产稻米、同为亚洲人的越南民众实施的破坏与暴行，极大刺激了具有相似遭遇的日本国民。以宣扬拯救世人和普度众生为旗帜的日本基督教与佛教团体，开始反省本宗教各团体协助战争的责任。1967年3月，经过教团内部的激烈争论，日本基督教团发表了战时基督教各团体协助战争责任的报告，告白战时教会参与和支持战争的罪责，恳求亚洲邻国及本国教众的原谅。日本著名的反战先锋小田实在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中，提出了加害与受害理论。他认为日本国民虽遭受了战争之苦，并深受其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与政府合作，主动或被动参加了侵略战争，是实际上的加害者，因此战后日本人站在受害者立场上的战争责任追究做得很不够，也就无法获得受害国民众的理解，更无法构建和平主义的理论并进行实践。这种加害与受害理论，相较于此前日本国民普遍认可的受害意识是一个巨大进步。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1967年连载报告文学《战场之村》，报道了美军在越南无视稻田、破坏耕地、屠杀和平居民的种种暴行，引起不少读者共鸣，进一步勾起了战后日本人对战争犯罪和战争责任的思考。本多胜一以越南战争中日本和西方记者对美军的片面报道为契机，开始反思和关注日军的暴行，决定前往中国调查采访战时日军的活动，从被侵略者中国的视角，探寻军国主义日本形象。本多胜一从1971年6月中旬至7月下旬，在大约40天内，按照日本侵华战争的进程和时序，访问了中国东北原住友的工厂、矫正院及细菌试验与活人解剖处、平顶山大屠杀、各地的万人坑、北京的卢沟桥、上海、南京等地，获得了战时日军在华暴行的一手材料。1971年8月底至12月，本多胜一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以调查采访为基础的四篇报道，即《平顶山》《万人坑》《南京》《三光政策》，还在《朝日记录》上刊登了相关照片。1972年，朝日新闻社出版了其单行本《中国之旅》，在日本引起极大反响。随之，千田夏光在1973年出版了《从军慰安妇》（三一书房）一书，拉开了追究从军慰安妇问题的序幕。基于对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拒不反省战争责任的愤怒，激进的日本青年还建立了“东亚反日武装阵线”，强烈要求追究古代日本对虾夷、爱努、朝鲜的战争责任和近代日本对亚洲邻国的战争责任，批评当代日本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掠夺，甚至不惜制造爆炸事件。他们的激进言论和极端手段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和媒体的攻击。
日本政府在推进日韩建交、中日复交谈判中，不得不最低限度地承认战争责任，表示反省或道歉；但同时，其也在国内表彰和恩给原军人，缅怀战死者的“功绩”，合祀战犯于靖国神社，恢复战前的“建国纪念日”等，有意无意地模糊侵略战争的性质。这种内外有别的战争责任标准，自战后以来几乎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根据国际环境或国内形势的需要进行些许调整。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分化比较明显，保守派与进步派围绕战争责任认识问题的斗争比较激烈，且两派各自内部的战争责任认识也有差异，彼此之间分化组合、不断调整，尤其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外形势变化，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出现了多元化趋向。
三、自相矛盾与多元反思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苏争霸正酣，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同时1973年的世界性石油危机，基本终结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近20年的高速发展；此时的世界思想文化领域则呈现出相对自由的空气。在此国际背景下，日本经济亦由高速增长转变为平稳发展，并持续至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政府的保守色彩日益浓厚，197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首次在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突破了现任首相正式参拜“合祀”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禁忌，他还默许歪曲历史的教科书通过审定，日本阁僚“失言”事例更是层出不穷。
保守派与右翼分子在“靖国神社法案”失败后，决定自1975年开始实施带有迂回战略色彩的“表敬法案”，提出“新保守主义论”“有条件投降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和“东京审判否定论”等歪理邪说，意图否认战争责任，为侵略战争翻案。部分右翼分子为配合保守派政客和学者而发动宣传攻势与实施恐怖活动，出动宣传车，散发传单，殴打、袭击敢于追究战争责任的进步人士，引起日本多数国民的不满。
这一时期，保守派内部也产生了分歧。中曾根康弘主张的“新保守主义论”认为，“这场战争，从日本国民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战争，是大失败的战争，已经被宣布了历史的判决”；同时指出它在客观上有利于亚洲各民族的“解放”。尽管其保守主义色彩浓厚，但“新保守主义论”还是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拉开了距离。江藤淳的“有条件投降论”，仅仅承认日本陆海军的无条件投降，并不承认“日本国的无条件投降”，企图为日本国家涂上从未失败过的英雄主义色彩，并以此批判美国指导下的日本民主化改革等都是被迫的、强加的和不合法的，否认战后日本的民主化道路，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海军史观、宫中集团史观，也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之间存在矛盾。战前和战时“陆主海从”的军人格局，在战后逐渐变成了陆军“坏”、海军“好”的神话。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海军热”，70年代形成的“海军史观”，以及80年代的“海军优秀论”，就具有某种程度的继承关系。日本国民“海军热”的背后，存在着对原陆军的反感和对战争的否定。因为他们认为海军曾经反对亚洲太平洋战争，海军是“好的”；反之，陆军发动实施了亚洲太平洋战争，是坏的。日本国民的“陆坏海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亚洲太平洋战争，意味着“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退潮。宫中集团史观一贯认为，天皇及其身边的元老、亲信等，曾经反对和抵制军部实施的军国主义战争，是遵守宪法的“和平主义者”，是军部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受害者”。既然昭和天皇坚持“和平主义”，反对日本侵略战争，因而“大东亚战争”无法正当化。这与日本保守派、右翼分子一边叫嚣维护天皇的地位和尊严，一边推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显然自相矛盾。保守派欲推卸天皇、宫中集团、海军的战争责任，就无法正当化“大东亚战争”；如果肯定“大东亚战争”，天皇等人的战争责任自然也无法避免。这种两难境地是保守派与右翼分子始料未及，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针对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的各种谬论，进步派开展了对包括细菌战、毒气战和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战时日军暴行的实证研究。著名史学家粟屋宪太郎基于原细菌试验人员战后逍遥法外的义愤，详细调查、研究了战时日军的细菌战。他根据国会图书馆所藏的缩微胶卷，找到了东京审判时国际检察局收集的庞大证据资料，发现了1644部队于1942年在浙赣实施细菌战的证据，并搜集了该部队士兵的证言。他指出：“日本方面在论述乙、丙级审判事件时，往往强调其‘黑暗性’、‘行不通’，即法庭的不完备和缺陷，将日本战犯作为被害者而错误描述的戏剧风格作品也不少。但是，迄今为止没有正视日军对亚洲民众、盟军俘虏、市民带来的极大损害，是无法产生国际说服力的。”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笠原十九司、吉田裕、井上久士等进步学者，在1984年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主要通过实证研究批驳保守派学者否定南京大屠杀或缩小屠杀人数的错误言论。曾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日军官兵也站了出来，勇敢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如1987年，东史郎出版了《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青木书店），成为首位以著作形式承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原日军士兵。
进步派在揭露战时日军暴行的同时，还批判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保守派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错误行径，提出日本人应为过去犯下的错误道歉和反省，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1984年，大江志乃夫在《靖国神社》（岩波书店）中指出，如果日本政府护持祭祀着战犯的靖国神社，或者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人将会受到来自世界范围内的谴责。果不其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靖国神社问题严重伤害了亚洲受害国民众的民族感情，严重影响了日本与邻国的关系。家永三郎提出战后出生、与战争无关的日本人，也负有回应战争罪行的责任，即战后责任的观点，并揭露了所谓“大东亚战争”使欧美列强殖民地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说法的虚伪性。他指出若日本真想使亚洲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统治，应首先让朝鲜独立，把台湾归还中国。家永的战争责任论代表了部分进步学者的观点。但他的个别论点也需要斟酌，井上清、粟屋宪太郎等，都不认可家永的昭和天皇无战争责任论；社会运动史研究者高桥博彦，则质疑他的战争责任相继说、国民的连带责任论，提出若如此，则战争责任对于个人只能成为不可避免的、宿命的、他律的东西，批评家永过于强调“作为被统治者的一般国民的被害者一面”，充满了过度辩护的“温情论”。
进步派还开展了关于战争真相的社会调查，举办各种战争罪行的展览，并反省自身的战争责任。1974年，进步人士在琦玉县举办了“731部队展”，中国哈尔滨市平房区的靖福和作为中国受害者和见证人应邀出席并发言，他多次提到的“小白鼠”引起了当地老师和学生的注意。在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帮助下，当地的远藤老师和地理历史部的学生进行了广泛调查，揭开了战时琦玉县为731部队饲养培育细菌的小白鼠的真相。受此影响，进步派人士在那里多次举行“为了和平的琦玉战争展”。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东京、大阪、京都等地的进步人士自发组织“为了和平的战争展”，展示侵略战争的实态、原子弹的悲剧、战时民众的生活等，向日本国民介绍侵略战争的真相。披露战争罪行，追究战争责任，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已成为日本各地和平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认识到战时日本的侵略罪行和加害责任。1975年11月和1982年10月NHK进行的两次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认同日军残虐性的受调查者从14.5％上升为26.7％，认为日军勇敢的则从18.4％下降为8.6％。这反映了原日军形象的逐渐恶化。1982年10月，NHK进行“日本人的和平观”舆论调查，当问及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一般国民的战争责任时，36.3％的受访者认为“一般国民受军国主义的教育和宣传之骗，是遭殃的被害者，没有责任”；29.5％的受访者认为“当时的国民大部分是军国主义的赞美者、协力者，至少对亚洲人民来说是加害者”；17.6％的受访者认为“那场战争是为日本的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而战，所谓军国主义、被害者和加害者之类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持其他观点的受访者则占0.5％。从受害立场出发者仍然最多，但认识到加害责任者近30％，相较于战后初期已是一个很大变化，这是战后日本各地和平运动的社会基础。
四、战争责任与国际关系
昭和天皇去世的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首先，美苏两极对立变为“一超多强”，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等都争取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其次，本来受两极格局约束的边境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再次成为各国对峙、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原因。再次，国家统一和领土之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东西德的统一、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中国统一问题，以及日韩独岛之争、日俄北方领土问题等，都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最后，要求日本赔偿、反省和道歉的呼声，从亚洲邻国扩展到世界范围内的受害国及其民众，成为影响日本与他国关系的一个因素。
缘何出现如此规模的要求日本赔偿、反省和道歉的呼声与行动？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四：一是战后日本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冷战对峙，逃避了应负的战争赔偿责任，至今仍未能真诚反省战争责任，向受害国民众赔偿和道歉；二是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走向政治、军事大国之路和保守派日益猖獗的否认战争责任言行，刺激了亚洲邻国民众的民族感情，引起了他们对日本再次走向侵略扩张道路的警惕；三是随着亚洲一些国家的民主化，受害国民众向日本提出的赔偿要求和诉讼，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受害国政府的默许和承认，也获得了日本和平友好人士、团体的支持与资助；四是日本战后补偿工作的滞后，激起了受害国民众的不满（德国对原德国境内外的战争受害者的补偿，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超过7兆亿日元，并把补偿计划延伸至21世纪；美国、加拿大也补偿了战时被强制关押的日裔；而日本在战后补偿方面并无太大作为）。
据统计，从1977年韩国人孙振斗偷渡日本并提出赔偿诉讼开始，到2003年已有77件要求日本赔偿的诉讼案，但日本法院往往以“国家无答责”和时效限制为由驳回诉讼请求，从一审到三审已经判决的案件中，原告获得胜诉或部分胜诉的比例分别是15%、12%、6%，比例越来越低。面对世界范围的对日索赔运动和国际社会的谴责，日本政府于1995年7月设立了“亚洲妇女基金会”，试图以“民间慰问金”的形式补偿从军慰安妇。但是，绝大多数受害人拒绝接受，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与谢罪，该基金会也于2002年5月停止运行。遭受日军虐待的盟军战俘，也就战时日军虐待和残害俘虏等战争罪行，发起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的运动。该运动从加拿大开始，接着扩散到澳大利亚、美国、英国、荷兰、新西兰等国。美国司法部于1996年将731部队的有关人员和慰安所的责任者共16人作为战犯，禁止入境。1998年，联合国防止歧视、保护少数者小委员会提出《马克杜戈尔报告》，劝告日本政府应与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配合，追究加害者的刑事责任。这些谢罪和补偿要求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对日索赔运动遥相呼应，对日本政府造成了一定冲击。
随着战争责任问题国际化，日本政府不得不调整在该问题上的态度。如，在日本学者发掘的大量新史料面前，日本政府对从军慰安妇问题、战争责任问题表示反省和道歉。五五年体制解体后，联合政府的细川护熙首相发表了“侵略行为论”，1995年村山内阁时期国会通过了《不战决议》，首相本人发表了“村山谈话”，在战争责任表态上有了明显进步。1996年自民党再次上台后，又开始回调对战争责任的态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默许教科书“改恶”、不愿承担赔偿责任等行为，恶化了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2006年9月，安倍晋三继任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保持克制态度，并率先访问中韩两国，取得积极的外交效果。民主党执政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首相亦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保持了相对稳健的态度，为日本的亚洲外交营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氛围。不过，保守派与右翼分子的战争责任否认论在日本政界及民间都有一定的基础和市场，且日本首相多出于外交利益表态战争责任问题，而实际的战争责任认识相对薄弱，甚至本身就属于保守派。因此，日本与亚洲邻国保持相对稳定、友好关系的历史基础仍然脆弱，2013年7月，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在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方面的表现就是证明。
保守派根据所谓“新史料”或经过篡改的史料，否定东京审判，歪曲侵略史实，否认侵略战争性质，拒绝承认战争责任，对日军遗弃生化武器、强制劳工、从军慰安妇等战争遗留问题，或全不承认，或故意缩小，或者以各种理由拒绝赔偿。小堀桂一郎为否定东京审判，故意在“审判”与“判决”两词上大做文章。他认为《旧金山和约》第四章第十一条，即“日本国接受国际军事裁判所以及设在日本或国外的联合国战争犯罪法庭的审判……”之中的“审判”一词，属于“误译”，应译作“判决”。实际上，中文翻译的《旧金山和约》该条内容就是将“审判”一词译作“判决”，此处两者的意思相同。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翻译的“正误”，而是小堀氏指出的所谓“误译”的结果——导致日本人接受了“东京审判史观”。按照小堀氏的理论，既然属于“误译”，那么日本人接受“东京审判史观”也是一个“错误”，这才是其极力主张“误译”说的本质目的所在。1993年10月5日，石原慎太郎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叫嚣日苏战争是苏联对日侵略战争，即使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也未必是不能正当化的，认为参战各国“同罪”，哪个罪重、哪个罪轻，是无法比较的。即是说，日本与欧美、苏联，甚至中国之间互不相欠，根本不存在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上坂冬子认为日本“在战争之后已对战胜国进行了道歉、赔偿”，声称“赔偿已经结束”。此外，还有“从军慰安妇商业论”、优先祭祀本国死者的“败战后论”等歪理邪说。更有些保守派学者顶着“自由主义”研究之名，大行否认战争责任之实。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等，提出重新审视战后日本的和平教育，编撰出版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误导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且陷入长期停滞状态，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于2010年在GDP上超越日本。中日发展的换位与失衡，某种程度上也刺激着日本社会的右倾思潮，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的采用率开始增加，反映了保守思想、右倾思潮逐步扩大的社会影响。2011年3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一批检定“合格”的中学教科书，而歪曲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育鹏社版、自由社版历史与公民教科书赫然在列。同年8月4日，横滨市教育委员会决定2012年在该市18个区的147所公立初中全部采用育鹏社版教科书，仅此一地就有近10万名中学生，使原本采用率长期徘徊于0.5%以下的右翼教科书猛增至2%以上。此外，还有神奈川县藤泽市、栃木县大田原市的教育委员会，以及东京都都立初高中一贯制学校，都决定采用育鹏社版教科书，进一步推高了右翼教科书的采用率。
进步派指出日本人应勇于面对并承担战争责任。他们支持原强制劳工、毒气战受害者及从军慰安妇的索赔诉讼，与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各种活动相互配合，从多角度研究并进而追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内田雅敏指出日本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谢罪，这种想法充其量不过是个小盘算，那将意味着日本还会重犯历史错误；实现以谢罪、补偿、历史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战后补偿，与追究战争责任密不可分。1994年10月，著名律师尾山宏、小野寺利孝等联合数百名有良知的日本律师组建了“中国人战争受害对日索赔律师团”，免费为中国受害者辩护。该律师团已为平顶山大屠杀、日军遗弃毒气弹伤害平民、731细菌部队活体解剖、无差别轰炸平民等10多件起诉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的案件提供了法律支持。十几位日本老人为反对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成立了以三种武器的英文首字母简称的ABC企画委员会，并在1992年7月11日组织了“731部队展实行委员会”。他们在日本巡回展出731部队的战争罪证，并募捐数千万日元转交中方，以支持哈尔滨市的731部队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1996年1月28日，日本“毒气展实行委员会”成立，他们的巡回展出，起到了促使日本普通国民认识那场战争的真相和残酷性的积极作用。荒井信一等进步学者成立了“日本的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出版《季刊 战争责任研究》，支持家永教科书诉讼等和平运动，赢得日本国内外进步人士，包括受害国民众的理解和尊重。
然而，部分日本国民面对亚洲邻国民众的战争责任追究，产生了日本“究竟要道歉到何时”的抱怨，导致对华、对韩感情恶化的逆反心理。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当局和大部分媒体，往往将中韩等国批评的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与普通日本国民强行捆绑在一起，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事件等历史问题上挑动日本人与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普通国民在战争时期确实家家户户有人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事，不少不愿或无法将问题搞清楚的国民更容易误认为外来的批判声是针对自己的；另一方面在日本政府的诱导和媒体宣传下，不少日本国民将历史问题曲解为是中韩等国另有所图的“历史牌”，旨在经济“敲诈”。由此，部分日本国民在面临中日关系摩擦或历史认识问题时，更易产生批评中国的情绪。2022年3月29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一批历史教科书，其中部分历史教科书将战时日本从朝鲜半岛、中国强征劳工的行为，表述为“动员”“征用”，删除了“从军慰安妇”的“从军”二字，意在文过饰非，切割强征劳工、从军慰安妇与战时日军的关系，歪曲侵略历史，淡化战争责任。这种错误的历史教育不仅影响和改变着日本人的战争记忆与历史传递，而且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一个潜在威胁。
结 语
总之，通过考察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可见其三大特点。一是复杂性，战后日本除保守派、右翼分子与进步派的二元对立外，上层知识分子与下层知识分子、战前出生者与战后出生者，以及广大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千差万别。这种复杂性促使我们必须客观、理性、科学地认识与把握它，从而为正确处理事关中日关系和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历史问题提供学术智慧。二是延续性，无论保守派、右翼分子的战争责任否认论，还是进步派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以及在日本民众中比较普遍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论”、“受骗论”、受害意识和加害意识等，均可从战后初期的战争责任观中找到其历史根源。三是变动性，从战后初期检讨战争责任的热潮，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战争责任认识的分化，再到经济稳定发展时期战争责任认识的多元化，最后到冷战以来战争责任认识与国际关系的互动与因应，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据郭光昊在观察者网撰文介绍，原本育鹏社版教科书的最大用户横滨市教育委员会，已于2020年8月4日决定弃用该教科书。因此，从日本社会、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亚洲邻国的横向影响等多重视角观察，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变动性以延续性为基础，很少超出延续性的框架，而延续性中也呈现各种变动性的趋向，在延续性和变动性的纠缠中展现了更多的复杂性。这是日本社会难以形成历史“共有”的重要原因，也是东亚历史问题反反复复、难以和解的影响要素。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