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二战前英法张伯伦、达拉第的“绥靖政策”，以牺牲小国利益对恶纵容而助长了法西斯的气焰，加速了战争的爆发，但对战后英美绥靖谈得不多。下面我们以“卡廷事件”为例，看看当时他们是怎么做的。英国学者哈莉克.科汉斯基在《不折之鹰——二战中的波兰和波兰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一书中为我们展现了很多细节。
一
1943年4月初，德国人在斯摩棱斯克郊外的卡廷森林挖出4千具波兰人的尸体。4月12日，德国通信社对外广播说，他们在卡廷发现了1940年4月至5月被苏联内务部杀害的波兰军官现场。苏联的反应很快，4月14日塔斯社发表声明，信誓旦旦坚称这些波兰军官是德国人占领这些地区时杀害的，说这是德国人惯用的嫁祸于人手法，企图用这种卑鄙伪劣的方式诋毁苏联。
1939年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有一个秘密议定书，确定了两国在东欧的利益范围。1939年9月1日希特勒闪电战进攻波兰，波兰军队抵挡不住向东撤，9月17日苏联军队从东部攻入波兰。波兰军队在苏德的“联合入侵”夹击下向苏军投降，少数没有执行命令的军队进入罗马尼亚和立陶宛。被苏军俘获的1.5万军官被编成146个战俘营送往苏联。1940年春苏联内务部在最高层的批准下，对波兰战俘进行有组织的屠杀，连同其他人共杀死了约2.22万人。这次屠杀对波兰军队造成的重创很多年后都无法恢复。
波兰方面一直询问这批军人的下落，苏联对外声称，俘虏营已被取消，波兰战俘已经回国。斯大林说，他们都跑了，可能是跑到满洲里绕道回国了。1942年，波兰方面再次要人，斯大林说我们把所有的人都释放了，他们可能在德国占领区。注意：西部的德占区与满洲里差不多快上万公里，一万多人的被俘军官在这么大的地域上移动，能不留下痕迹吗？
如果有监控摄像头回放这段历史，我们就会看到：1943年9月22日，在斯摩棱斯克解放前3天，一个由内务部和地方警察部门组成的小组悄悄潜入卡廷，在其秘密的状态下为“证明”德国队枪杀波兰军官准备材料和相关证据。在一切准备就绪后，1944年1月，苏联调查法西斯罪行委员会通过决议，组成一个专门“调查德军在卡廷森林枪杀波兰军官的委员会”。
苏联发布公告，宣称这些波兰俘虏是被德军杀害的，为了提供事件的真实性，他们邀请各国记者到达卡廷现场观看，“这些人穿着军装，双手被反绑，所有人的脑后脖子后面都有枪口，尸体共叠放了12层……”。苏联人还说，经检查，屠杀使用的是德国的子弹和德式的“瓦尔德”式手枪。
后来的证据表明苏联人在屠杀时早就计划好嫁祸于人的安排。包括在屠杀中使用德国的武器。这种枪杀俘虏惨绝人寰的场景激起了人们极大地愤慨。在纽伦堡审判时，苏联代表提议把关于德法西斯在卡廷枪杀波兰军官列入审判议程。苏联不但死死咬住说这是法西斯德国人的罪行，而且表演得煞有其事。
可是波兰人根据卡廷家属提供的种种信息，认定苏联人才是真正的凶手。因为从1940年这些军官被俘以后，他们就多次向苏联当局询问波兰军官的下落，但苏方从未给与过令人信服的答复。所以波方一直认为，卡廷枪杀俘虏是苏联人干的，它应该为屠杀负责。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要求国际红十字插手调查此事，因为苏联不是日内瓦公约签订国，他们所做的调查缺乏说服力。
西科尔斯基在流亡政府是属于“亲苏派”，他的亲苏政策在政府内一直就饱受争议。但是兹事体大，如果他延续对苏联的言听计从，不但会激起同胞的愤怒和失望，面临总统拉斯凯维奇的罢免，也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4月24日西科尔斯基在英国约见英国外相艾登。艾登对西科尔斯基结论进行了一番盘问，“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苏联杀俘）这个结论”。但是他说，战争关键时刻，如果我的“两个盟国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公开争吵，这场争吵将会削弱我们共同的利益，分裂联盟”。他要求西科尔斯基撤回邀请国际红十字会调查此事的决定，并公开发表“声明，称‘卡廷事件’是德国人宣传造势的产物。”西科尔斯基同意暂停调查，但反对公开声明，他提出的交换条件是，如果英美向苏施加压力，呼吁他们释放更多在苏集中营中的波兰人，这样他可以压制海外波兰媒体对卡廷的报道。
4月24-25日晚，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见波兰大使罗默，向他宣读了一份照会：苏联政府认为，近一段时期以来，“波兰政府对苏联的所作所为极为反常，违背了两个盟国间的关系的所有条款和准则”。苏联在照会中指责波兰政府是由一伙敌视苏联的人控制，与德国相勾结狼狈为奸掀起反苏浪潮。“基于以上情况，苏联政府决定暂停与波兰政府的关系”。罗默拒绝接受照会。
英美两国对卡廷事件的回应和波苏两国外交关系破裂，只考虑自己的立场，从战争军事需要和实用主义出发。所以他们在苏波问题上不是论孰是孰非，而是看支持哪一方对打赢战争有利。英美明确表示，“没有波兰，盟军也能赢得战争，但没有苏联却不行。”
丘吉尔为此事安抚斯大林说，他反对由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卡廷事件，并保证波兰不会纠缠于此事。罗斯福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作了进一步说明：“在我看来，西科尔斯基没有与希特勒相勾结，但他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就是把国际红十字会牵扯进来”。在最后发电报中删去了“愚蠢”一词。
二
其实英美心知肚明，卡廷事件是苏联人犯下的罪行。1943年5月24日，英国驻波兰大使欧文·奥马利向英国外交部提供了一份完整详细的卡廷事件分析报告，判断屠杀是苏联所为。但是他强调说，在这个事情上，英国可能不得不将正义抛在一边，选择不将这一事件的真相公布于世，这才是明智的决定。
在卡廷事件的处理上，为了能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在评估证据之时表现出了过多迟疑和过度的仁慈，这与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坚持的依照常理判断事实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扭曲健康和道德的判断标准，不得不去关注那些固执而又冲动的波兰人，阻止他们将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阻止任何试图通过公众和媒体对这一丑陋事件刨根问底的行为。
总之，我们得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排除一般情况中通常会出现的对这种事件的过分关注。同时我们还要抑制住波兰人极度渴望事件真相的那种焦虑。因此我们这次不得已要借用英格兰的名望，就像凶手用一片片树叶掩盖屠杀现场一样。考虑到盟军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以及苏联人英勇抗击德国人的精神，这也许是我们最恰当的选择了。
丘吉尔随即将奥马利的报告转寄给了罗斯福，称这是“一个写得很好的悲惨故事”。丘吉尔还要求罗斯福在看完后将信返还，以便“你读过之后，这份报告将不会再被传阅”。罗斯福对此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丘吉尔看过报告之后的反应是：“既然他们都已经死了，我们做什么也不可能把他们再拉回来了。”所以盟国决定隐瞒真相，支持苏联的说法。丘吉尔向斯大林承诺，将全力压制波兰媒体。与之相反的是，苏联媒体却一直进行反波的宣传。
苏方要求各国驻莫斯科记者在报道苏波关系时，要使用“破裂”来形容两国关系，并说波兰政府已“被一个庞大的亲希特勒集团左右”。
1943年7月3日，西科尔斯基乘机从开罗飞抵直布罗陀，7月5日晚一行人等从直布罗陀起飞后飞机失事坠入海中。波兰方面一直怀疑，这次又是苏联人干的，“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1993年西科尔斯基遗骸迁回波兰，安葬在克拉科夫瓦维尔城堡的皇家墓室里。
如果说战争期间西方盟国这样迁就苏联，是为了顾全与苏结盟打败轴心国的大局，那么更可悲的是到了战后很长时间，不仅已成为苏联卫星国的波兰当局帮助掩盖真相，与苏联已经成为冷战对手的一些西方国家，为了“缓和”也依然不愿面对真实的历史。
1945年根据雅尔塔协定，波兰要整体向西移动240多公里，在谈判战后边境问题时，苏联要求波方发表一份声明，证明苏联与卡廷屠杀没有关系，并接受1944年苏联操控的布尔登科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该委员会使用的是经苏内务部篡改的证据来证明卡廷事件是德国人所为。只有接受这些条件，波兰才有可能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1946年苏联在卡廷树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赫然写着：“纪念1941年被希特勒匪徒枪杀的波兰军官”。
在雅尔塔划定战后边界的谈判中，罗斯福表示，“不打算与波兰等小国讨价还价”，只要“英、美、苏商讨出一个解决方案，波兰就必须接受”。西方对苏联扶植卢布林政府自然是不敢吱一声。尽管丘吉尔私下把这个政府称为“反向的吉斯林政府（德国占领挪威时建立的傀儡政府）”，但英国还是顺从地把外交承认从战时盟友波兰流亡政府那里改移到了苏联人另立的政府，只允许流亡政府成员作为政治侨民继续住在西方。
但这些悲哀的波兰人继续依靠海外波侨的资助维持“政府”的运作，包括在波侨中定期选举更新一届届的成员。这个政府认为，战前苏德秘密条约瓜分波兰，没想到战后成为胜利者一方，仍然成为这场外交大棋局中牺牲的棋子，波兰完全被三巨头玩弄于股掌之中。“雅尔塔协定是对波兰的第五次瓜分。让波兰蒙受新的不公平的牺牲。”
直到剧变后，民选波兰总统瓦文萨在就职典礼上接过伦敦流亡政府末任总统移交的绶带，表示继承这个政府的法统，而把战后至剧变前的波兰称为“苏联占领时期”。
在这个漫长时期，该政府、海外波侨和国内的许多波兰人一直持续要求为卡廷的冤魂恢复正义。1972年1月卡廷基金会在伦敦成立，165名英国国会议员对此表示支持。他们还公布了当年英国驻波大使奥利马发给艾登的备忘录。民间还原卡廷真相的呼声不断高涨。2月28日艾雷·尼夫给英国外交大臣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在英皇家公园里建造一座卡廷事件纪念碑。但是英外交部坚持反对在英任何地方建立卡廷纪念碑。政府方面认为，这样的纪念碑将会妨碍英苏之间的关系。
即便如此，反应过激的苏联马上对英国人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和谴责。指责伦敦公开挑拨波兰与苏联的关系，并在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向英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
英国政府只能表示官方态度不变，但民间的活动他们无法干預。最后在英国伦敦郊外古纳斯伯利公园的肯辛顿教堂公墓里建造了一个21英尺高、刻有1940字样的方尖碑——卡廷事件纪念碑。1974年9月18日，在有被害者遗孀到场的情况下纪念碑揭幕亮相。
波兰人说，我们可以理解英国政府在战争期间的苦衷，但是冷战期间甚至冷战过后，他们还隐瞒真相，时间跨度如此之长，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实在是无法理解的。
国外对此大肆报道，而波兰国内官媒却一片寂静，长期以来，苏联就卡廷事件下达禁言命令不能谈论。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附和苏联的说辞，和苏联一起抗议成立麦登委员会，抗议在伦敦建立纪念碑。不但如此，卡廷森林中遇害人员的遗孀和他们的子女仍在波兰的，在就业、晋升和住房方面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这个“禁言令”持续了半个世纪，即便是想为遇害者办一个有尊严的葬礼都不行，前往屠杀地点吊唁也被禁止。有一位遇害家属说，“我最小的妹妹总是羡慕她的那些父母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朋友，因为他们至少可以去父母遇难地凭吊，而没有必要隐瞒什么”。
1949年4月，伦敦波流亡政府要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对这件世界上最令人发指的罪行进行公开调查”，遭到拒绝。直到朝鲜战争中发生美国战俘被人从头颅背后枪击杀害的事情披露后，美国人才感觉到有必要对枪杀俘虏事件有一个国际规则约法。
1951年9月18日当麦登提议成立一个由众议院组成的7人委员会对卡廷进行调查时，该项提案全票通过。可见人们只有在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方能够反省，想起“被抛弃的正义”。当苦难是别人的苦难的时候，不会有人主动想到，未来会有同样的事情降临在自己身上。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团结工会的崛起，波兰人开始公开质疑官方对卡廷事件的解释。1981年有超过2千人来到华沙的皮翁斯基公墓参加非官方的悼念仪式。他们要求苏联官方公开道歉，审讯那些执行屠杀的凶手并给与受害者家属赔偿。然而苏联的态度十分恶劣，咬死了是波兰嫁祸于人，《真理报》表示强烈抗议。后来卡廷事件一直成为苏波关系发展的障碍。
1980年代末，苏联官方对事件的解释有变化，最初是不那么起劲地责骂波方了，后来对此事表示沉默，进一步强调屠杀是贝利亚下令内务部执行的，苏联最高层并不知晓。
1990年4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官方仪式上向雅鲁泽尔斯基递交了2份厚重的文件，一份是贝利亚1940年3月5日下达的枪决命令以及受害者名单。另一份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纪要，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在上面签字，并且有清晰的斯大林签名。
1992年10月14日，叶利钦的特使、俄罗斯国家档案委员会主席皮霍瓦到达华沙，向瓦文萨移交了有关“卡廷惨案”的两包绝密档案复印件，总共20个文件。瓦文萨说，“我捧着档案的手在颤抖，心在滴血”。1995年，波兰举行了盛大悲壮的迎遗骨国葬仪式，55年后，那些波兰军官才踏上了回家之路，他们的遗骸被安葬在24小时有仪仗队守护、长明灯燃烧的无名烈士墓里。
三
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在里加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的活动中，对雅尔塔协定对波兰人民造成的伤害正式道歉，承认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错误。
2008年2月，由波兰导演瓦伊达执导的《卡廷惨案》参加柏林电影节，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苏联士兵撕开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把红色的布条挂在旗杆上，白色的拿来裹脚。斯摩棱斯克森林中冷酷而无人性的集体枪杀，影片结束后，所有人都沉浸在那彻骨悲伤中无法自拔。
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那些为了自保而抛弃道德底线、为了趋利而姑息恶行的绥靖政策至今仍在上演。“人类啊，为什么就不接受教训呢？”那一片片树叶掩盖的现场会不会再度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