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1月16日，台湾将进行第六次“总统”直选，并极有可能实现第三轮政党轮替。从1996年至今，宝岛上长达20年的西式民主实践，有经验、有教训，有欢笑、有喧嚣，但毫无疑问，这是“大中华圈”迄今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西式民主实践，已经两度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政权和平易手，无论其成败利钝，皆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

历史遗留下来的两岸分治现实，无形中令体量更小的台湾成为“大中华圈”发展的先行者，及某种程度上的试验田或“特区”。自1960年代开始，半个多世纪来，无论是经济腾飞、社会转型还是政治变革，两岸大约有着二三十年的“时差”，台湾先行累积的经验与教训，因此成为大陆发展的镜鉴。

威权时代台湾的经济腾飞，发轫于农村改革。通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等，台湾对土地资源进行了重组，既提高了农民的耕作积极性，也大大缩小了城乡差别，1964年台湾农家户均可支配所得就相当于非农家的96.59%。台湾起飞初期，大量依靠出口为导向的劳力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低，适合吸纳低素质劳动力、尤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使得就业较为充分，收入较为平均，令广大“屌丝”阶层得以分享改革红利，也令台湾的改革得以在初期避免大资本形成垄断，促成了分配的均化。1979年台湾失业率降至1.2%，实现了充分就业，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结构中占到了60.8%，令社会“均富”成为台湾奇迹的重要特征。

台湾奇迹二十多年后几乎完整地在大陆得以再现，并且，至少在几乎整个1980年代，在达成“帕累托最优”的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均富”。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台湾在内的“四小龙”的经验、人才和资本，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就在大陆开始经济腾飞的同时，台湾比大陆提前了二三十年进入经济转型期，“均富”奇迹终结，贫富差距开始拉大。据“五分位法”（Disposable Income Quintile，将人口按照收入所得排列，分成5等分，比较最高20％人口与最低20%人口的收入差距）数据显示，1980年仅为4.17倍，到1990年上升到5.18倍，到2001年上升到6倍以上。贫富差距日益成为岛内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

究其原因，首推经济结构转型中，增速放慢，景气低迷，推动了“结构性失业”人数增加，尤其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低收入群体就业困难大大增加。数据显示，每户就业人数按照“五分位法”计算其差距，收入最低的20%家庭，其就业人数从1981年的1.45下降到2013年的0.51；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其就业人数的下降明显少于前者，从1981年的2.61人，下降到了2013年的2.29人；两组人群之间的家庭就业人数差距则持续扩大，从1981年的1.80倍，到2013年的4.49倍。

类似的情况，在二三十年之后的当下，再现于大陆，成为“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此前台湾在应对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方面的经验、尤其教训，因此更值得深入挖掘、研究与借鉴。

与台湾经济、社会转型伴生的，是政治的巨大变革。1996年台湾首次直选地区领导人，开始了数千年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实践。20年来，这一实践在强烈地证明了民主与中华文化可以兼容的同时，也的确展现了民主实践过程中的大量“技术性”问题与风险，比如如何应对宗族势力、地方黑恶势力对民选的干扰。这些问题与风险，在体量更大、情况更复杂、经济发展更不均衡、民粹主义基础更为深厚的大陆，会产生如何的变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普遍推行的村级直选中，出现的不少问题，与台湾早期民主实践十分相似）。台湾20年来所积累的应对经验，移植到大陆的有效性究竟有多大？我曾当面讨教台湾主要政党的一些大佬，他们普遍认为台湾当下的“民主模式”若没有细致的“技术”设计做保障，简单复制到大陆，出现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极大。

在台湾的民主实践中，如何避免被民粹主义绑架是难点之一。比如，民进党在2008年败选后，推行了党务改革，其工作重点从统独议题转向民生议题、从省籍斗争转向阶级斗争。从2010年反ECFA到2014年反服贸，民进党不断强调贫富差距、弱势产业崩盘、失业危机、阶级矛盾、陆资陆劳危及“国家安全”等。蔡英文在2014年就曾指出，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关键不在市场，关键在政治”，她的这一理念，在本次大选中更是屡见不鲜。台湾走向“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的现实与趋势，已被不少岛内外学者认可。当这样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民主”生态展现在大陆民众面前时，除了会触动别样的历史记忆之外，是否也会激发对今后的路径选择进行更多的思考？

在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两岸发展的“时差”会继续存在、不断缩小，这种“时差”既是台湾的竞争优势所在，也是台湾在整个“大中华圈”发展进程中的价值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台湾即将到来的第6次“总统”直选，凡我同胞理应乐见其成，因为，这不仅是岛内2000万人的探索，也是“大中华圈”亿万同胞的共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