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玩具

自戊戌变法开始，清政府十分重视民营资本。但直到1904~1905年“利权回收”运动后，本土的民营资本才开始大规模接收支柱产业——原先由外资兴办的铁路。问题在于，激情不能替代实力，民营资本依然还不足以支撑铁路建设的投资，最后，大多数民营铁路公司都只能靠特殊政策生存：向老百姓收取“租股”，这等于是强行集资摊派。

所谓的“民营”公司，蜕变为了利用公权力牟利的“赢利型”经纪人，在政府那里，他们是商人，是民营企业，在那些“被”股东的百姓眼中，他们却又是有着公权力的“二政府”。这是一种大清特色的畸形的民营企业。

这种畸形的民营企业，成为社会财富和公共权力的实际掠夺者，政权和民众都深受其害。史学界的主流总是将保路运动归结到清政府的“国进民退”，这是极不客观的。铁路国有绝非“国进民退”，而是对投资主体的正本清源，包括后来策动保路运动的那群人，当时也积极拥护，希望政府来帮他们解套。至于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翻云覆雨，我在《中国经营报》的专栏“出轨1911”及《辛亥计划外革命》的书中描述得相当详尽。

1910年上海股灾，对清政府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直接的经济损失；(2)暴露了大量的监管问题，令政府权威严重受损；(3)不得不救市，却又没有能力真救市，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和权威受损；(4)投机者一地鸡毛，最后政府被迫打扫战场，清理垃圾。

而川汉铁路公司的300万两巨额亏损，就是给政府留下的一道难题。违规炒作的川汉铁路公司，非要政府为这些损失埋单，如果接受，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也会导致各地攀比，成为鼓励“劣币”。所以，中央选择的是严拒，绝不妥协，川路公司就用裹挟民意用“保路运动”来胁迫，最后彻底失控。从“经济掀翻政治”的角度，辛亥年巨变或许是如下的路线：

监管缺位——违规炒股——股灾巨亏——赖给政府——政府拒绝——发动民意对抗——失控蔓延。

当然，这是表面的线索，而深层的则是公权力的异化。既得利益集团同时控制了商与政、国与民、公与私。至于革命、改良或者保皇之类，无非都是口号，随时可以替换。

善政成苛政失去民意

清末已经无人公开反对改革，大家都想着如何利用改革，这反而令改革比之前更为艰难，成本和风险增大。

以改革所需的金融基础为例。在财力困难而改革又需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政府开始大规模铸造铜元，且没有足够的储备金，直接开动铸币机，成为公权力对民间财富的直接掠夺。铸造铜元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利润”，根据记载，少的有25%左右，高的达66.67%，这在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涉及民生的几乎所有改革，到清末几乎无不失败。一切善政，经过官僚机器运作后，几乎无不变质成为苛政。如推行宪政选举所必须的户口调查，成为地方政府搭车收费的机会，引发不少暴动，而那些鼓吹立宪的理想主义者却并不在乎“行宪”的这类技术细节。再如引爆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中央的一大配套措施就是取消“租股”，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仁政，但既得利益集团干脆隐匿中央文件，民众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被剥夺。

善政被异化为苛政、甚至暴政，导致政权日渐丧失民意基础；同时，科举制度的废除，又令政权失去了精英阶层的效忠；而超速失控的政改，再令中央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这些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政权的崩溃——确切地说，我认为辛亥年所发生的其实是“崩溃”，清政府自己推翻了自己，所谓“亡秦者秦也，非六国也”，并非什么“革命”。

推倒重来不可取

我们传统上并不重视对官僚集团的独立研究，而多将它看做是政权的一部分。但是，尽管经常发生城头变换大王旗，抽象意义上的官僚集团却总是不变的，任何一个政权都离不开他们。

毛泽东与黄炎培所谈的“王朝周期律”，其核心与政权的意识形态无关，而与官僚集团有关。“千古犹行秦王政”，这种官僚集团，不论它打着什么颜色的旗号，其本质和问题都是一致的。中国历史上的传统革命(改朝换代)也好，现代革命也好，很少将注意力放到这个问题上，只忙着解决政权的“股东权属”，根本就不考虑日常的经营管理，等到开始有暇关注“公司治理”，“公司”却往往又到了需要“破产重组”的地步。

我一直坚信，国家的治理，更多地是“问题”，而不是“主义”，是“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如果全民谈“主义”，不解决“问题”，无论什么“主义”当道，最后还是会出现严重的“问题”。“问题”有其客观规律，不是靠“主义”能解决的。我们这个民族必须摒弃推倒重来的传统的革命思维，将精力从砸烂一个旧世界(却往往建立一个整新如旧、甚至还不如旧的社会)转向改造一个旧世界上，不要轻易打断变革进步的进程(打断后往往不是加速，而是归零重来)。

新旧既得利益集团

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到晚清新政时，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有新老两类。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满清贵族为主。他们是这个政权的领导力量。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在洋务运动中崛起的汉族官僚及掌握新型企业的地方士绅们为主，这些人是晚清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们希望获得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因此成为宪政大跃进的主力。同样，这种热情，与其说是基于政治理念，不如说是基于利益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相比，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执政者的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更希望的是变动，甚至不惜政局波动，经常以民意为凭借与老集团及政府相抗衡。他们正是户部奏折中所说的：“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这两股势力的缠斗，导致清政府的控制力日益衰弱，最后瓦解。

而普通民众远离政治，“莫谈国事”，一直是中国的主流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一般指精英阶层。政治一向是精英的专用游戏，孔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的定位只有一种，那就是成为“劳心者”们的道具和工具。因此，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就是人民总能被人轻易地“代表”了，他们的力量展示和释放，往往容易被扭曲。

我对晚清改革史的总结，就是简单的两句话：“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我知道与传统的史学认识相比，这实在非常另类，但却是残酷的事实。这两句话，对应着晚清改革的两个阶段：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才有了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功，并取得了“同光中兴”的阶段性成果；而第二阶段的新政变革，却在大跃进心态的驱使下，走上了“乱改革找死”的不归路。其实，“改革”如同“革命”一样，也有个度的问题，并非越激进越好。而我们这个民族，再也经不起更多的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