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毁晚清改革、终结了清政权267年寿命的，正是原本令其长寿的改革基因。
长寿基因变异为夺命基因，症结就在于改革红利的释放极端不公平。清代的五个阶段改革，至少证明了一点：改革红利能惠及整个体制或者大多数人时，改革就成为长寿基因;反之，如果改革红利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群，并且将大多数人作为改革的垫脚石和沉没成本，则改革就必然成为夺命基因。一旦红利异化为“黑利”，社会将被撕裂，政权的大限也就不远了。
改革红利与国运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串联起中国历史的潜在主线索。
千古犹行秦王政。自秦代以来，对中国历史上12个统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至少在统计意义上，显示改革红利与国运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
在这12个王朝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清代，原因有二：
一、这个王朝在晚期开始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仍未终结，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冲击、应对、变革，或许可以从晚清所经历的类似冲击、应对、变革中，发掘出更多的可资镜鉴之处;
二、这个在1644年以异文化、异种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居然延续了足足267年。
摆脱成王败寇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惯性思维，放弃将失败的前朝脸谱式地妖魔化为笨蛋(所谓“愚昧颟顸”)与坏蛋(所谓“反动腐朽”)的宣传式历史判断，我们就能发现，造就清政权长寿的基因，正是其入关之后不断与时俱进的改革、不断积累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红利。
这些改革红利，在巩固执政合法性、扩大执政基础、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成为清政权的巨大“正资产”。
同样的，也是因为改革红利释放的进退失据，令晚清的最后一轮改革超速失控，既得利益集团既直接绑架了改革，也间接绑架了革命，改革红利反而成为“负资产”、甚至“黑利”，最后颠覆了改革、颠覆了政权、也颠覆了社会。
从清代267年历史看，改革作为最大的红利，其对国运的要害在于：
一、红利的获取，其代价是什么?谁来承受成本?
二、红利的分配，其准则是什么?谁来享受收益?
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比增进红利总量更为关键。也正是根基于这两个问题，改革的关键，正在于要时时警醒于“改革本身的改革”——不断地深化改革，才能创造“红利中的红利”——避免“红利”变成“黑利”。
越过长城后的定位转型
这场改革，是满清政权从“造反者”转型为“执政者”的关键改革;也是满清凭借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外，能够迅速夺取并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
贯穿清代历史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始于顺治朝、完成于康熙朝的一系列触及根本的政治变革，那就是：
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
通过祭孔宣示普世价值;
通过祭朱承接中原道统与治统。
这场改革，对于满清政权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定位转型，是从“造反者”转型为“执政者”的关键改革;也是满清凭借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外，能够迅速夺取并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
入关次年(1645年，顺治二年)，这个血腥的政权就延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以图用“开科取士”这种“不劳兵之法”，令“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通过给中原精英继续提供进入、并分享政权的途径，换取他们的忠诚，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一小撮”的“类兄弟会”团体，扩大为能被全体精英接受、接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执政团体。
同时，新政权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帜之外，扛起了孔子这面更为伟大的旗帜。册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最高领导人顺治及多尔衮亲诣孔庙致祭。从顺治二年到顺治八年(1651年)，短短6年内，清帝国最高当局祭孔14次，其密度远超之前的历朝历代。到了康熙朝，更是为帝王祭孔树立了典范，“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朕今亲诣行礼，务极尊崇至圣，异于前代”。这种对圣人旗帜的继承和高举，显然要比打倒孔家店、自己另搞一套更为合理和高效。
入关前后的满清政权，还一改当年颁布“七大恨”时对明朝的敌视，而开始全面塑造自己作为明帝国、乃至中原历代“正朔”接班人的新形象。攻克北京后，多尔衮为崇祯皇帝隆重发丧;在清军南征江南的惨烈屠杀中，却极为严格地保护了南京城外的明孝陵，这成为日后有效的政战武器，便于在战争和屠杀之后收拾残局、重聚人心。后来，康熙皇帝多次至此祭奠明太祖，行三跪九叩大礼，宣示其江山其实夺自“戕厥君后”的李自成，而满清则是“为君父报仇”的义师。
科举、祭孔、祭朱，这场改革的成本极低，因此只有满清入关之前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对此有反弹，但在康熙亲政之后，随着皇权的加强，这些改革得以圆满完成，并最终成为统治集团公认的治国准则。
这场宁静的政治改革，红利极其丰厚。通过这场改革，满清政权从关外时期的以“民族认同”为主，转变为入关之后的以“文化认同”为主。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执政者在军事占尽上风、即权威资源极其充沛的情况下开展的主动改革，从而迅速实现了从造反者、入侵者向执政者、道统代表者的转变。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作为“入侵”的蛮夷，其合法性难以确立，但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对圣人之制的遵循，能够迅速地获得民众的效忠;而在中国特色的地广人稠、民俗乃至语言各异的背景下，“文化认同”，远比“民族认同”更能转换为“政治认同”。(关于此次改革详情，参阅雪珥《寻找执政之基》一文，本报2012年5月7日。)
接班人产生机制的确立
公开立储的制度下，接班人明确，容易造成壁垒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维稳、不出问题，这导致了接班人的行为准则是“不作为”。
清代第二阶段的改革，主要发生于第三代领导核心雍正的治下。
开国百年后的这一轮改革，焦点不再如第一阶段那般涉及政权合法性的建设，而是集中在完善和改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技术”层面上。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举措，一是改革了接班人制度，将延续千年的嫡长子公开立储制度，改成了秘密建储制;二是建立了军机处，并在实际上取代了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
对于秘密建储制，康熙晚年实际上已经开始考量，其64岁那年(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在乾清宫东暖阁带病召开了“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参加的中央全会，近乎明确地宣告将进行秘密立储，以确保在确立接班人的同时、接班人不至于挑战现有领导核心的权威。但是，康熙并未设定非常时刻的信息发布程序，这一操作细节上的疏漏，令其在弥留之际的“仓猝之间”，根本难以有效发布接班人信息，这导致了对雍正即位合法性的种种猜疑。
雍正即位当年(1723年)，最先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他在乾清宫西暖阁召开会议，正式宣示推行秘密建储制，这既是其担忧自身地位的一种自保，也是对康熙首倡秘密建储制的完善——操作细节上的漏洞得到了弥补，秘密建储的方式、非常时期接班人信息发布程序，都做了预案，并进行了公告。
康熙的“东暖阁会议”、雍正的“西暖阁会议”，将秘密建储确定为清帝国最高权力传承的主要方式，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被明文定位国策，“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最高权力接班人制度最为重大而深刻的一次改革，对改善权力传承的稳定性、优化接班人选拔和培养，都产生了相当正面的效果。
在传统的嫡长子公开立储的制度下，接班人明确，容易造成壁垒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维稳、不出问题，这导致了接班人的行为准则是“不作为”，韬光养晦，但是，韬光养晦久了，即便原先还是有些本事的，也往往过了保质期，真的就成了草包和废物;而竞争者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先将接班人打倒，这导致了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先破坏、再建设”，甚至“只破坏、不建设”，这样的竞争是恶性的，其对政权根基的冲刷力很强。中国历史上，接班人几乎成为一种伤亡率极高的“职业”，就是因为其本身往往并非松柏之材，却不得不置身于风口浪尖之上。
推行秘密建储制度后，接班人不再明确，阵营也就模糊了。每一个成年的皇子，其名字都有可能被写在“正大光明”牌匾后的锦匣中，因此，在竞争的过程中，既不能“不作为”，又不能“乱作为”，纯粹破坏的就少，更多致力于建设才能更有机会。对于一个政权来说，这样的权力竞争秩序，无疑是良性得多了。
而对于现任的最高统治者来说，秘密立储可以让他避免过早对接班人的问题表态，得以有效避免或减弱体制内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他也可以长期观察每一个候选人，甚至凝聚所有候选人的力量并投放到国家和政权的建设上、而非内耗上。
政治是讲究实际的。只要“权力无限大”这个前提依然存在，选择接班人的关键，就并不在于采用秘密抑或公开方式，而是如何防止有限的体制内资源被消耗到无限的内耗之上，甚至最终危及政局和政权。立贤且秘密建储，这种看似弹性的暗箱操作，相比刚性的嫡长子公开继承，成本小、风险低、收益大，更能有效实现维稳和可持续发展。
这一改革红利，几乎没有任何明确的个人或群体为此付出代价，其维稳的好处却惠及整个同治集团乃至社会。(关于此次改革详情，可参阅雪珥《接班人》一文，本报2012年7月23日。)
精简、高效的新机构
军机处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精简、扁平的政府机构，这或许是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勤、速、密”三大工作作风，令军机处获得了极高的工作效率。
第二阶段改革的另一项重要政改举措，是雍正皇帝建立了军机处。
军机处最初的功能，是一个非正式的“中央军事领导小组”，但它迅速从“军委”转型为“政委”——取代了内阁而成为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构，成为“威命所寄”的权力核心。西方各国对此的翻译，倒也相当地与时俱进，从“OfficeofMilitarySecrets”(军事机密办公室)演变为“TheGrandCouncil”(大议会)，凸显当时西方对中国事务的熟悉程度。
军机处的设立，一方面是体制内权力博弈，包括皇权与相权博弈的需要——在代际权力移交不规范的影响下，雍正的合法性持续受到质疑和挑战，反对者们依托“议政王大臣会议”对其进行多方牵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雍正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已经程式化、官僚化的内阁系统，难以为其提供足够有力的执行力支撑，遑论更高层面的决策咨询和执行。
军机处继承了皇帝原先的秘书机构“南书房”的“三无”(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特点，却直接从内阁中选拔人员，有效克服了“南书房”成员缺乏行政经验的缺点。有经验的行政精英的加入，令军机处得以兼起政务处的功能，这等于在保留常态政府(“内阁”)的同时，另加了一层“常务委员会”。
军机处的设立，在政制方面进行了权力制衡的有益尝试。
军机处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精简、扁平的政府机构，这或许是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只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层，有官无吏，队伍极其精干，工作流程极其简捷，再加上明确要求的“勤、速、密”三大工作作风，令军机处获得了极高的工作效率。
美国学者白彬菊(BeatriceBartlett)认为，军机处实现了从“君主专政”向“大臣行政”、从“直接的君主个人专制”向“君臣联合行政”的转变;而军机处大臣们参与到皇帝的最高决策过程，实际上并非加强而是削弱了皇帝的独裁;他们对庞大帝国的海量信息进行筛选和处理，协助皇帝抓大放小，将有限的资源投放到最根本和主要的地方，是提升中央机枢决策效率的关键。
军机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提供了一个管理大国的中性的、非政治化的行政工具，既大大提高了行政的效率，又避免了其本身成为权争主角的历史怪圈，这一改革，如同第一阶段推行的“科举、祭孔、祭朱”一样，成本低、红利不仅丰厚而且惠及整个政权。这是中国政制上的一大创举，其在权力制衡与监督方面的诸多设计，迄今依然有着丰富的现实价值。(关于此次改革详情，可参阅雪珥《军机处：破解集权命题》一文，刊本报2012年10月22日)
治标的廉政风暴
这两项改革更像是应急式的维稳措施，通过在原则上的退让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时强心针的作用，却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第二阶段中涉及经济和民生方面的重大变革并影响整个清代的，就是“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推出“永不加赋”的惠民政策，却因执行中的操作细节，而遭到严重异化。“永不加赋”所确定的定额税，需层层分摊，最后具体落实到每家每户。作为“分子”的税赋是固定的，但是，作为“分母”的人丁数却是变动的，这就为地方胥吏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令这一开天辟地的好政策在执行中被扭曲，政策的肥肉被地方官吏和地主们独享，而大多数农民则只能啃到骨头，最后反而造成了“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者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局面。
体制内的改革者们，因此将矛头指向“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同时征收田赋和丁税的双轨征收制，提出了“摊丁入亩”的思路——把人头税(丁税)合并到土地税(田赋)中，一并征收——以期推进公平税赋、优化税赋结构、提升税赋征收的效率。这一改革构想，其代价和成本只能由既得利益集团承担，连康熙都对此相当犹疑，直到雍正即位后，才在整顿官场作风的同时，开始大力推行。
“摊丁入亩”之后，征税的基础是田地，“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最大的受惠群体是农村的无田贫农及城市平民。这项改革的红利，因此惠及大众，最终也令政权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一方面流民大幅度地减少，实现了良性维稳，另一方面没有负担的城市平民投身工商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承受此次改革成本的地主阶层，发动过几次零星的微弱抵制——甚至根本谈不上抵抗，但在国家机器的强力镇压下，迅速瓦解。随后，地主们就有了应对之策，将自己肩头增加了的负担，转嫁给租佃户们——毕竟大多数农民只能租佃田地，他们位于食物链最底层，最终只能承担起那些增加出来的成本。这令改革的红利大打折扣。
第二项“耗羡归公”中的所谓“耗羡”，就是“火耗羡余”的简称。
征收“耗羡”，成为地方政府和官员趁机横征私派、鱼肉百姓的大好寻租机会。
雍正即位后，对这项似乎无法克服的弊政，采用了最为现实的做法，那就是：实行阳光收费，变暗收为明征，明确征收比率，严禁官吏们随意加征;实行阳光开支，由省为单位统一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严防坐支，将其纳入官方监管体系;“耗羡”的用途，一半左右作为官员的养廉银，弥补“逼官做贼”的体制漏洞，其余的则全部补充到各地的办公经费。
这一改革，真正的要害在于养廉银的设立，令官员们的切身利益与此项改革息息相关。正因为整个官僚体制成为这一改革的第一受益人，这项改革所受到的阻力，远远低于“摊丁入亩”。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场改革是一次对官员的“赎买”，通过对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体制性“漂白”，换取官员们对规则和体制的尊重。
“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两项改革，为清帝国注入了活力，在短期内效果极为明显。但是，这两项改革更像是应急式的维稳措施，通过在原则上的退让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时强心针的作用，却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掉入了“黄宗羲定律”的泥潭之中。(关于此次改革详情，可参阅雪珥《难渡深水区》一文，刊本报2012年9月3日)
制度腐败化与腐败制度化
在强大而贪婪的公权力面前，商人们抱团取暖，合资行贿，分摊成本，并对这一基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集体监管。
发生在雍正朝的第二阶段改革，面广点多，雍正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改革皇帝。他的这些改革，在随后的乾隆朝得到了巩固和深化，无论秘密建储、设立军机处，还是“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都在乾隆朝落实成为国家制度。乾隆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和富国，依托的正是此前100多年来乃祖、乃父在政经两方面改革红利的积累。
但是，乾隆朝本身的变革，乏善可陈，反倒进入了铺张浪费的拜金时代。到了第五、六代领导核心嘉庆、道光手上，因循守旧吃老本就成为主流，改革几乎从中国官方舞台上彻底退场。从嘉庆彻底掌握中枢权力(1800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仅仅相距40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仅仅50年，其间不仅毫无改革，而且贪腐横行，将前几次改革所形成的红利迅速耗尽，最后迎来了充斥着内忧外患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国运也因此与世界发展方向呈现了完全相反的走势。
在改革停滞的同时，制度腐败化与腐败制度化却因为缺乏了改革的冲刷和荡涤，而越演越烈。最为典型的，是在国力最为辉煌的18世纪70年代，一种令世界侧目的行贿基金——公所基金(ConsooFund)——开始在大清帝国出现。广州的“公行”商人们，每家缴出利润的10%，存入共用的资金池，除了作为基金参与者们的行业保险外，更多是为了应对政府层出不穷的勒索。
在强大而贪婪的公权力面前，商人们抱团取暖，合资行贿，分摊成本，并对这一基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集体监管。这是颇具大清特色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创新，很快就走向了国际化：凡是与“公行”有商业来往的外商，都必须缴纳货物价值的3%，作为“规礼”，滚入基金池中，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1793年，在著名的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他的使命之一就是“摆脱广州官吏强加于该口岸贸易的限制和勒索”，这是英国政府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反腐败要求，但如同他要求自由贸易一样，最后毫无结果。
清帝国的腐败，随着贸易和走私，日渐名扬全球，但即便是西方人也意识到，这与其说是中国人身上没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莫如说是制度性缺失带来的“技术”层面的问题。
帝国海关除了被赋予过多的政治使命外，也成为最高领导核心(皇帝)彰显自己私心的标志，并因此将“潜规则”作为主流;而帝国财政制度的落后，导致“苛敛”与勒索成为官僚体系、尤其是地方政府维持正常运转的“潜规则”。当“潜规则”成为体制主流后，官僚基层“搭便车”勒索便成为常态，所有的政策都被异化为寻租工具，而这又大大地挤占了行商和外商的空间，令经济领域也同样被“潜规则”占据;最后，“腐败化的制度”也就催生了诸如行贿基金这样的“制度化的腐败”工具，并加速了整个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的整体腐败和沉沦——而在这整体腐败与沉沦中，原本可以发挥自我矫正功能的改革，却缺位了。
改革才是最大的红利，不改革则是最大的“黑利”——失去了改革推动力的帝国，开始滑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三峡”。(关于清代中叶的行贿基金，可参阅雪珥《行贿的帝国：从制度腐败化到腐败制度化》一文，刊本报2012年12月17日)
饮鸩止渴的大放权
此前几轮改革给清帝国带来巨大红利之后，因征剿太平天国而推行了以全面放权为特色的改革，虽在短期内挽救了帝国，却是代价高昂。
在太平天国的风暴中，清代开始了第三阶段的改革。
当狂飙席卷大半个中国之时，无论在军事还是财政上都已经捉襟见肘的帝国中央，剩下的唯一资源就是权力了。这个资源被迅速地投入使用，官员和缙绅受到鼓励，自行招募并训练军队——这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历史上，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鼓励和支持地方练兵，是极为罕见的。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军政两用人才”，迅速崛起。
但是，中央的猜疑之心丝毫未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央虽然下放了军权，却坚持将财权抓在手上，通过饷银来调控和制衡曾国藩等坐拥雄兵的将领。
咸丰皇帝死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祺祥政变”，打倒了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新的中央就发布上谕，命令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这一放权力度之大，创下大清国历史纪录。
这一改革当然是被动的，但其红利却比较丰厚。这是八旗入关推行“科举”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大执政基础”的实践，也标志着清政权执政集团身上的“全民党”色彩更为浓郁，标志着在“异端邪教”的挑战下，道统再度超越了种族成为凝聚体制内精英的最重要黏合剂。湘军、淮军、楚勇等，与其说是“勤王”之师，不如说是“卫道”之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通过道统而得到了加强。
但是，这一被动改革的成本也极大，那就是中央权威的日益丧失。
在战争中下放的军权，战后实际上难以回收。虽然曾国藩兄弟主动解甲交权，但依然需要其他人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同样的方式带兵——军队成为将领的子弟兵，而将领则成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发端。
对政局有着更大影响的，是战时财权的下放，在战后也难以回收。原来实行严格的中央财务集权、依靠“奏销”制度进行管理，至此荡然无存。
更为致命的，为了确保中央一级的财政收入，中央退而求其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了“京饷”定额，硬性摊派给地方。这种“改革”措施，看似强悍，实际上色厉内茬，等于是变相承认：地方只要足额缴纳“京饷”，就可以自由支配其余的财政收入，而且，中央根本就不问“京饷”的饷源税种，只要真金实银。
可以说，在此前几轮改革给清帝国带来巨大红利之后，因征剿太平天国而推行了以全面放权为特色的改革，虽在短期内挽救了帝国，却是代价高昂。帝国在50年后的毁灭，很大程度就是种因于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改革、或者说“被”改革，可以说是饮鸩止渴。(关于财政放权的负面影响，可参阅雪珥《帝国中央破产》一文，刊本报2011年10月31日及11月7日)
不改革等死VS乱改革找死
晚清新政的10年内，清帝国几乎所有的改革成本，通过各种摊派，都落到了小民的肩上，而改革的成果，却被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垄断。
清代最后的50年，是实行近现代意义上改革开放的50年。以甲午战争为分界，分别构成整个清史的第四、第五阶段改革。
帝国第四阶段的改革，从1861年推行“洋务运动”，到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总共33年。这是一场无论广度、深度、力度均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改革运动。这场改革的动力，完全来自形势的倒逼，在内忧外患的持续打击下，体制内的精英奋起变法，学习西方，重点在于经济建设，而尤以国防军工建设为重。这一轮改革开放，红利十分丰厚，缔造了“同光中兴”。大清国的综合国力，与改革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化工业的框架轮廓，日渐找回了自鸦片战争后而久违的大国感觉。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的改革进入了第五阶段，即开始于1901年的晚清新政，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政权被推翻。这个阶段改革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推行以宪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甲午战争之后，败于蕞尔小邦日本的耻辱，令朝野上下深受刺激。在亢奋之中，帝国开始推行“新政”。将洋务运动与新政相比，区别是显著的：前者侧重经济基础，后者侧重上层建筑;前者主要是依靠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后者主要是对现有体制本身进行改革。这无疑是一种传承、提升、进步。
但是，问题在于，精英阶层似乎彻底否定了洋务运动的稳健作风，而在新政中试图进行大跃进。他们将绝大多数精力都投放到了对万能“主义”的寻找以及试错，更为基础和根本的经济建设被撂在了一边。这直接导致了帝国大厦的头重脚轻，最后自行解体。
晚清新政的政改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透支了此前33年洋务运动积累的改革红利，这与嘉庆、道光两任皇帝在50年间透支前人的改革红利，略有区别：嘉道二帝的问题在于“不作为”，坐吃山空，其衰败是逐渐蔓延的;而晚清新政的激进无序政改，则是“乱作为”，自己折腾，其衰败是迅速甚至有些突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这半个世纪的改革运动中，尤其是晚清新政的10年内，清帝国几乎所有的改革成本，通过各种摊派，都落到了小民的肩上，而改革的成果，却被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垄断。(关于改革成本由小民承受，参阅雪珥《民变》一文，刊本报2012年2月6日)
草根阶层不甘心也无法继续为不公平的改革买单，成为清末恶性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
而那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忠于政权，更不忠于人民，但是，他们却凭借手中优势的政经资源，在面对人民的时候，以公权力的代理人或经纪人自居;在面对政权的时候，则又以民意代表自居，“挟官以凌商(民)，挟商(民)以蒙官”。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本质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上下其手，所挑动的政府与民众的对立，放了一把野火之后遂成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