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在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在他最近的两本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他纵议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逻辑，为中国的改革与转型建言献策，并探讨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占据的位置。郑永年的观点往往能超越各种政治化的主义纷争，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给予公允和有说服力的解读与分析。
很明显，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又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正在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未来可以轻松摘取的“低垂之果”越来越少，改革的阻力日益增大，各方面的挑战性也不断增强。应该如何认识近几年来中国反腐等行动的得与失？应该如何处理改革中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中国的民主化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方向？中国又应为未来的发展培育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带着这些问题，刘波近期专访了郑永年。
刘波：中国新领导层上台以来，政治、社会形势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总体上你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郑永年：无论我们将这称为“改革”、“变革”还是“变化”，一个关键的字是“变”。先要说几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变化？变的东西都带来一种不确定性，如果不变，反而有确定性。我最喜欢的书就是中国的《易经》。《易经》的核心就是“变”，是a book of change。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变的，只有“变”这个道理是不变的。回到政治、经济、社会现象，无论是宪法和法律、制度还是政策，其实每个层面都要变化的，没有不变的。
十八大之后，中国在哪一个层面上发生了变化？十八大之后，宪法上没有变化，但是政策、制度两方面都变了很多。要问的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变化？要知道，发生变化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体制的变化。可以看到，十八大以来的变化，首先是引入政策层面的变化，目标是最后引发体制上的变化，以后再上升到法律和宪法方面的变化，但是要一步一步来。比如最近的军队改革，先是政策方面的变化，最后是形成新的军事体制。此外，经济、行政体制、社会、反腐等层面都是这样的，先引入一些政策变化，最终的目标是体制变化，就是从治标到治本。如果制度不变化，“标”层面的问题以后又会重复产生，只有一步一步来变才合理。
刘波：十八大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反腐败了。反腐败一方面得到了不少民众的赞成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有批评，比如反腐败带有某种政治性，或者治标不治本等，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年：首先，在任何国家，反腐败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政治任务。不讲政治的话就没有反腐败。这次反腐败和以前历次反腐败不同的是，这次带有政治任务——反寡头政治。我的判断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会出现经济寡头，“后共产主义”社会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在十八大之前，这些经济寡头已经开始向政治寡头转变，中国官方对此叫“团团伙伙”，即党内的“非党组织”。这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就是非常典型的寡头政治。比如周永康的系统，令计划的“秘书帮”等，都是从中央到地方、横跨几个部的复杂集团。军方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你说，反政治寡头需不需要政治的方法？所以反腐肯定是政治性的，这是没问题的。
不可否认，这次反腐败很有必要，如果不反，你想想到了十年以后，这些寡头可能谁也动不了了。如果不通过反腐败来反对寡头政治，中国很快就会变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或者演变成乌克兰。寡头政治是很可怕的。对寡头政治，一开始西方可能比较喜欢，因为有不同寡头之间的竞争，一个寡头一个政党，“民主”就开始了。但问题是，你要不要这样的民主，这是不是你想要的民主：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根本不讲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只讲寡头的利益。
比如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很多人怪俄罗斯，但我认为，主要的情况是内忧外患，是寡头之争，只不过有的寡头亲俄罗斯，有的亲西方，做不同方面的代理人，互相争来争去，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呢？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也是这样。这种寡头政治的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避免的。再举个例子，在菲律宾，所谓的“民主”那么多年来，永远都是一些家族在统治。以家族为基础的政治寡头，也是一样的。那问题也是，我们究竟要不要这样的寡头政治？我们一方面要民主，另一方面要是看什么样的民主，你要不要，不是所有形式的民主都是好的。
刘波：但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反腐败的公平性问题？如何在制度基础上反腐败？
郑永年：反寡头政治，就必须表现出政治性，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政治就是要有斗争有妥协，任何国家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但如果政治上基本整治得差不多了，反腐败回归常态，那就是要讲公平性，发现一个抓一个。
不可否认，老百姓现在对反腐败也有一些抱怨。我也到处去考察，我发现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抱怨，并不是其政治性。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态度，在不同阶段也在变化。老百姓在反腐败刚开始时非常支持和拥护，但几年之后，老百姓就要问了：“我得到了什么？”结果发现并没得到多少真实的好处。有的地方反腐败反而导致整个官僚机构不作为了，老百姓去办事不方便了。以前虽然腐败严重，但社会经济在动态地发展，现在不作为了，经济也受影响了。老百姓就开始问自己得到了什么，开始抱怨了。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反腐败运动出现了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比如到基层去看，现在出现了互相举报。互相举报很廉价，你举报我，我举报你，但法治就建立不起来，搞得人人自危。因为没有一个“底线”，就非常麻烦。另外，腐败的定义不清楚。反腐败并不意味着要让官僚机构不作为，但现在很多官僚都不愿作为了。官员执行政策过程中犯的错误不一定是腐败，改革中的试错也不叫腐败，这一定要区分开来。
另外，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实现主要领导干部终身责任制，这在理念上都是对的，但如果不在细节上规定好，就很麻烦。我和一些地方官员交流，他们说这意味着，理论上即使退休了也可能被抓回去，对此很担忧。所以，互相举报现象，不清晰的终身责任制，改革试错与腐败之间的界定不清，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现在老百姓给反腐败打上一个问号：“我得到了什么好处？”反腐败已经三年了，现在应该总结一下经验，取得了哪些成绩，哪些地方有需要纠正的问题。
现在的反腐败是政策层面的。而制度层面，要从治标走向治本。但是，现在制度层面的反腐，中国也在做。很多人说没做，老是说中国没有制度建设，这是不对的。比如，建立以中纪委为核心的反腐败体系，就很有必要。中国反腐败机构是世界上最多的：党口、政府口、人大、政协的，等等。但还是很腐败。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单一的反腐败机构：廉政公署和反贪局。为什么那么清廉？因为高效集中。现在中纪委将反腐败权力集中起来，这是对的。但这些还是不够。如何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仍是需要努力的。政策层面的问题要看，制度层面新的体系的产生也非常重要，不要让人说反腐败只是一场“运动”。
刘波：你刚才提到了民主的问题。在你看来，世界上的民主不只有一种实现形式？
郑永年：是的，民主是一国一个民主，各不相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达国家早期的民主和现在的也不同，大家要好好地去观察。民主是需要的，民主权利是需要的，没有人否定在21世纪需要民主权利。但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使人能真正实现权利。一些民主国家的民众，表面上有权利，但其实很多权利都实现不了。西方国家的民主也是经历了两百年的时间才成形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大众民主是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女性的投票权，美国黑人的投票权，都是很晚才出现的。
以前西方国家都是精英民主，只限于有财产的男性公民，有的还得是白人，妇女和少数族裔没有选举权，后来民主才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先实现了经济社会权利，才有政治权利的实现，不是一步到位。现在西方国家高层面的发展，强调政治权利，但很多发展中国家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经济社会权利都还没有，政治权利怎么到位？很多发展中国家二战后学习西方，社会经济条件未充分发展，就马上实行民主，到现在还是那么穷。蛋糕本来就很小，各个党派再去抢，没有人强调发展经济、发展社会。
现在大家对民主的定义非常窄，就是普选。然而，人均GDP是500美元时可以投票，1万美元也可以投票，但，意义是不同的。在前者，大部分公民没有受过教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选票不值钱，有时一块肥皂一包香烟就收买了。但人均GDP1万美元，大部分人都受到高等教育，都能理性思考了。所以我们追求民主，要看什么样的民主。现在的知识分子看到的就是欧美的民主，但忘了欧美的民主是从早期一小撮人享有的民主发展过来的，从精英扩展到中产阶级，再到大众民主，其发展经历了好几个阶段。
西方现在对民主的理解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很多人看不清楚。以前的历史忘掉了，理解成一种可以一步到位的东西。民主权利人人都需要，但权利的实现有条件，要看什么制度可以帮助实现这些权利，什么制度反而会阻碍其实现。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人去抢大饼，没有人做大饼。二战后六七十年了，社会怎么还是不发展呢？这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现在，发达国家的民主也遇到了困境。比如一人一票，在西方福利社会是一人一份，这是我的权利，但这个制度要可持续发展，必须一人贡献一份，否则难以存续。民主制度肯定能保证一人拿一份，因为政治人物需要选票，但没有任何机制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西方人现在理解的是，我这个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理解的则是需要打拼出来。如果干活不干活，都可以拿一份，那制度怎样去生成呢？
近代之后，世界形成了主权国家秩序，包括经济主权、社会主权、人口主权，政府可以去管，但在全球化情况下，资本到处游走，法国要对富人征重税，富人就会外流。美国也是这样。如果税收很高，很多公司就要迁走。所以资本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三者之间如何达到平衡，变成了一个问题。民主使得权利向社会倾斜，资本就会跑掉。现在世界上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但民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我们要追求民主，没有人否认民主的价值，但追求什么样的民主，是要研究的。不能只是像俞可平说的“民主就是个好东西”那么简单。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好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民主会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政体。
刘波：从古代到今天是不是民主观念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和古希腊时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已经不同了？
郑永年：民主已经发生了变化。民主过去只是一种精英竞争的制度安排，没有意识形态和道德色彩。到近代之后，西方逐渐将它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自由市场也是，本来是一种人为解决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实践，而不是价值观。现在很多人将其上升到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像上帝一样，这反而局限了我们的知识，导致我们看不清事实。
我非常敬佩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对古希腊各个城邦的制度都有描述，并没有说民主是最好的。他观察寡头、民主、专制，分析各种制度的利弊，现在则是意识形态化。一些西方左派将民主意识形态化，如李普塞特提出的“政治人”概念，认为每个人都是政治的，政治是实现人的最崇高的价值。但每个人都是“政治人”的假设是错的。比如搞艺术、搞学术的，可以不关心政治，甚至研究政治学的本身也可以对政治不感兴趣。西方很多假定的错误的东西，我们将它作为研究的前提，这就使我们的眼光越来越窄。
刘波：回到中国改革的问题。有很多人认为改革需要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了会不会又回产生一些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问题？
郑永年：中国到了改革这一步，像习近平自己说的，肉都吃完了，要啃骨头了，利益集团、寡头政治，没有权力能反吗？顶层设计能推动吗？所以集权是需要的，不仅是为了推动改革。我觉得现在所有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都是集权的，只是如何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到平衡。
中国首先需要回答，是制度集权还是个人集权。如果是个人集权，我就要担心，会不会返回到毛泽东时代，即所谓的个人专制。但如果是制度集权，那我觉得在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制度集权是永恒的事情。集权不见得没有分权，不是所有权力都在中央。我的判断是，无论反腐败、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集权都是需要的，但权力还是要向制度倾斜，而不是向个人倾斜。现在中国建立的几个领导小组都是制度化的、公开的，以前的领导小组是不公开的。桌子底下的领导小组很容易成为个别领导人操纵权力的工具。如果摆在台面上，制度化了，就没问题了。所以，制度集权是需要支持的，个人集权是需要预防的。
不过，任何改革在发动的时候都需要集权，但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又肯定要分权。现在为什么很多东西落实不下去。我觉得集权已经到位了，下一步就要分权。分权集权不一定是矛盾的，要选择性地集权和选择性地分权，该集权的地方集，该分权的地方分。现在的状态是，该集权的地方已经集中起来了，是对的，但该分权的地方还没分权。比如行政审批权的下放，现在还做的不到位。官僚体制不作为，又没有把权力分到社会、企业，自己把权力放到手里也不用，形成一种“权力挟制”状态。下一步要分权，该分的权力要分下去，否则就可能出现广泛的惰政。所以不要把集权和分权对立起来，所有的近代国家都有集权的方面，也有分权的方面，就看你的体制如何设计。
刘波：看来官僚体制的改革是个大问题。以前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中央的政治意愿可能遭遇官僚抵制，怎么克服官僚制度的惯性和阻力呢？
郑永年：这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问题，比如中国历史上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官僚机构当然是需要的，问题只是如何使官僚机构顺畅地运作起来，这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在现在我觉得某些方面比较民粹主义，阻碍了官僚制度的运作。现在中国有点民粹主义，比如反腐中的互相举报现象，像我刚才说的，改革试错和行政执行错误，要和腐败区分开来。
我们现在有点过度的道德主义，有的老百姓仇官仇富。比如国有企业以前走华尔街路线，工资很高，但现在又减到很低，很多高管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公务员向社会提供服务，光有道德感召不够，还要有物质刺激，不可能要公务员不吃不喝，还要能提供优质服务。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一波公务员下海潮？现在公务员有积极性吗？这方面，要看看一些国家高薪养廉的经，像新加坡。高薪养廉不一定就不腐败，但没有高薪养廉一定腐败，像吴思先生说的潜规则，权力寻租。但高薪要保持在社会能接受的限度内，也不能太高。中国实行贤能政治，还需要和企业界竞争人才，如果人才都流入企业，政府、执政党里充斥着二流人才，那经济还是要向下走。所以，还是要有物质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平衡，太民粹主义、道德主义，也很麻烦。
刘波：你写了一本关于中国模式的专著？在你看来，中国是否形成了独特的模式？
郑永年：我相信是，但尽管我也使用“模式”这个词，我和中国左派、右派所指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中国左派和右派只是对中国模式有个好与坏的道德判断、政治判断。右派说，中国模式根本不值得一提，改革就是要改掉这个模式。左派说，中国模式好的不得了，比西方的还好，是世界唯一的出路。这就没有意思。
我的观点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课题，一个客观存在的制度模式。我的新版序里写的很清楚。中国怎么样来来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都不会变成西方，中国还是中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一直存在着。30多年来，中国模式基本的大厦已经清清楚楚了：经济上的混合经济，政治上开放的一党制，把中国传统的贤能政治和西方的民主结合，把中国传统的选拔和现代的竞选结合，向这个方向走。
刘波：能不能解释一下“开放的一党制”？
郑永年：世界上两种制度，一种是外部多元主义，如西方的多党制，一种是内部多元主义，像共产党这样。中国是一党制，但这个党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构成，是开放的，是不被少数垄断者所垄断的，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都可以进入这个政治构成。这个政治构成里，大家互相协商、谈判、讨价还价、竞争。外部多元主义是，如果不满意了就另外组织一个政党。中国是一个内部多元主义，共产党是一个开放的政治构成。
如果能这样理解，实行开放的一党制，那么它的决策效率和政策实施效率要远远高于外部多元主义。西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比如议会分左边和右边，但实际上都是服务于政权的政党，一个左一个右，就像中国古代的左丞相右丞相一样。以前西方左右派互称“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
不过现在进入大众民主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像福山说的，以前的民主是相互争论，以达到更理性的目标，现在则变成了一种vetocracy，互相否定的制度，为反对而反对。这是西方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我不认为这种多党制能一直走下去，大众民主的历史没有多少年，但现在已经走得很辛苦了。
开放的一党制，其他国家也有例子，如日本二战后初期的自民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强大的原因也是其开放性，是一个精英统治集团。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儒家统治集团也是非常开放的。皇权是垄断的，但相权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只要科举考试考得好的话都可以得到。我认为，中国近代最有意义的政治转型，是从以前传统的皇权转变成现在的党权。传统的皇权是以个人、家庭为基础的，但党权是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是开放的。
刘波：在你看来所有制度都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要基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发展演变？
郑永年：对。所以我刚开始就和你讲“变”这个概念。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只有变是唯一不变的。任何国家都一样。我们要从“变”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模式本身也在变，西方的也是在变。比较西方和中国的制度的话，互相都可以学一些，但中国的制度变不了西方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也变不了中国的制度，这就是我们说的“和而不同”的道理。
刘波：你还写了一本书《未来30年》。那么，未来3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要真正变成一个强国，要成为制度强国。从政策层面看，现在变得很好，以后的任务是上升到制度层面，法律、宪法层面。毛泽东的30年，主要任务是国家的整合。邓小平的30年，基本是在搞经济建设，把人均GDP提高，把一个穷国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下一步，就是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也需要30多年的时间。到本世纪中叶，成为民主富强的中国。如果把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把法治建设好，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刘波：但很多人看来，在民主的条件下才会有法治。
郑永年：这是一种错误理解。世界历史的经验是先有法治再有民主，先有民主再有法治的国家，一个都找不到，法治才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比如拉美、非洲国家，二战后就有民主、多党制、宪政、自由媒体，但有法治吗？成功的国家都是先有法治后有民主，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新加坡的李光耀。西方也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刘波：在欧洲人看来，法治是神圣的，中国没有这种观念，中国能建成法治吗？
郑永年：西方法治也是历史中形成的。古希腊的法治也是有钱人互相保护，奴隶可以任意处置。对奴隶而言，哪有什么法治？后来的法治也是精英民主之下互相保护的一种机制。但即使西方真正的法治也是花了两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建立法治的历史也是血淋淋的。
民主有不同的版本，法治也有不同的版本。西方的法治不是普世的。西欧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法治，这基于商人和国王之间的契约。国王统一国家，形成大市场，有利于商人，同时商人对国王借债，国王获得资金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是一场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法治就是在这场交易中产生的。这种西欧形式的法治，出了西欧就没有了，在阿拉伯世界、印度、中国都没有。不能把这种特殊的法治形式普世化。如果将其作为唯一的道德化的模式，如果你相信它，倒也无所谓，但是这解释不了什么东西。我们做学者的，要考虑能解释什么东西。
比如，李光耀是把中国传统的rule by law和西方的rule of law结合在一起，香港也是这么做，不要简单地去照抄照搬西方的东西。西方很多制度的东西是从其独特的历史中抽离出来的，一定要套用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刘波：现在中国知识界的争论很激烈，共识似乎日趋薄弱，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年：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 of 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刘波：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后来又有所修正，应该怎么看待？
郑永年：历史终结论不是福山提出来的，而是早就有了。这是西方人的一种进步主义观念，认为历史是单向和线性的发展。在黑格尔时代，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 sate）产生了，黑格尔就说历史终结了，因为此前是宗教政体、城邦等等，那么民族国家是最高级的组织。但后来经过几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模式也受到了怀疑。福山也是这个思路，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是最高级的。
我想还是要回到中国的《易经》，人类历史是开放的，没有终结，如果有终结马上就有危机。福山现在修正历史终结论，我认为他提出来本来就是错误的。这个理论的影响不是在学术上，而是在政治上，刚好当时东欧共产主义集团解体，西方政治家就据此认为其民主模式是普世的。但看看现在的世界，我觉得不是历史终结了，我们又回到霍布斯时代了，面临着怎么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无论是伊拉克、欧洲、美国还是中国，大家都在面临如何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西方的观念往往是进步主义的，中国的思维则是轮回的，任何一个制度不可能是最理想的，人性都是恶的，制度总会腐化，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需要重建，永远都会是这么一个过程。
刘波：“转型国家”一直是西方的一个重要概念，但近年来很多国家的转型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应如何看待“转型”？
郑永年：对于“转型”，我一直有疑问。西方说从A到B，B一定是一种西方式的社会。任何社会都在转型，但这是它本身的转型，不是说都变成西方式的。中国转型从A到B，但这个B始终都还是中国，即使转型成C，也是中国。现在的理解是要转成西方这样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以西方为最终的模本，也是历史终结论。历史是终结不了的，历史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刘波：西方的另一个著名判断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而且近年来似乎得到了不少事例的佐证，你如何看？
郑永年：福山是亨廷顿的学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政治影响力大于学术影响力。文明冲突论其实也是老调重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亨廷顿是19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现在这个问题又被炒起来了。我认为只有中国文明是开放的文明，提倡“和而不同”，西方要求“和而同”。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逻辑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神教，中国则是多神教，各取所需，是真正的多元主义。我们的学者很奇怪，西方讲多元主义了，我们马上跟着讲，其实中国文明本身就是最多元化的文明，从先秦开始一直很多元。西方的一神教产生了种族、民族、种姓等好多排他性的问题，但中国一直都是多元文化。
刘波：你如何看待目前知识界的分化？目前似乎分裂地很严重。
郑永年：就像西方很分化一样，中国各派的分化也不可避免，因为利益是分化的，尤其是在当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分化并不是问题，问题是缺少整合的力量。所以我一直在提倡，一定要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分开，不能把前者当做后者，而要形成一种独立的国家意识形态，这非常重要。
刘波：国家意识形态，是文化意义而非政治意义上的？
郑永年：是的，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以前中国就有国家意识形态，孔子就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大家接受之后，官方认为有用，董仲舒才将其变成国家意识形态，这样的做法很聪明，也很有效。每个民族、社会阶层都有独特的价值观，但也应有一些共享的价值观，这就是国家意识形态。
中国要把几个传统结合起来：几千年历史的“大传统”，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革命形成的“中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小传统”。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要在三个传统的对话中形成。这三个传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是事实，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存环境。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能忽视任何一个传统。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构建共享价值观，在这三个传统的对话，以及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形成国家意识形态。自古以来，中国的文明就一直是在对话过程中进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