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民主峰会”是拜登政府为在全球范围内推销“美式民主”、强化全球意识形态竞争而打造的价值观外交平台。这一峰会企图稳固美国在“民主”及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并掩盖其国内负面“民主”现象以维系“民主灯塔”形象。然而，“民主”模式的单一性、“民主”标准的不确定性以及“民主”叙事的非现实性三大显著缺陷将严重冲击“民主峰会”在全球“民主”领域中的权威性和可信度。美国“民主峰会”掀起的新一轮全球意识形态竞争给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新的外源性压力。
关键词：“民主峰会” 民主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安全
自拜登上台以来，中美全方位战略竞争已经愈发显现出“白热化”的状态。这其中，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大了对中国的外交攻势，一项值得关注的动向就是近年来拜登政府积极打造的全球“民主峰会”。2024年3月，以“未来一代的民主”（Democracy for Future Generations）为主题的第三届民主峰会由韩国尹锡悦政府负责主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在峰会开幕式的讲话中直言“在国内捍卫和加速我们的民主复兴需要我们帮助塑造一个民主繁荣发展的世界”。可以显见的是，一个以西方“民主价值”为内核的对外政策路线逐渐在拜登的大战略理念与实践中占据主导。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在美国与中国印太全方位地缘战略博弈日趋激烈的当前，拜登政府推进“民主”和价值观外交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民主峰会”，其意在掀起针对中国等国家的意识形态战争。由此，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之下，美国“民主峰会”给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挑战。
一、美国“民主峰会”出台的背景
拜登就任后在全球政治中重打“民主牌”并非偶然，是出于以“民主”意识形态巩固相对式微的美国霸权的脆弱性基础的战略目的，并在政治极化愈发严重背景下维护美国“民主”形象及其意识形态吸引力。源于全球和国内层面的上述两大因素被拜登政府视为对“美式民主”的重大挑战，因而急切打造出“民主峰会”作为拯救方案。由此，“民主”作为一种既旧又新的手段回归美国大战略核心地位。这里的“旧”是指“民主”自冷战以来始终是美国维系旧的国际秩序以及彰显其政治制度优势的支柱；而“新”则意在强调奥巴马时期基于务实原则对海外“民主”推广的淡化，以及特朗普的反建制和反传统路线对美国“民主”形象的破坏，使得拜登选择设计“民主峰会”这一全新制度模式来重造作为范本的“美式民主”。
（一）“民主”及其意识形态是拜登政府维系美国领导世界的重要支柱
拜登入主白宫后除了加快找回维系美国霸权秩序所需的国际制度和联盟基础外，还将“民主”及其意识形态重整为塑造美国霸权领导的重要手段。在202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前言中拜登直接指明美国将继续捍卫全球“民主”，其战略目的在于以“民主”作为维系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支柱。在拜登看来，要维系美国“领导世界”这一“天定命运”，“既要维持美国国力增长的态势，也要引导其他国家践行西式“民主政治”。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崛起，对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焦虑心理使得拜登政府对能否继续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格外敏感。拜登治下的美国亟须在经济、贸易、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和物质基础领域确保“美国第一”的局面，同时，亦需要借助“民主峰会”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美式民主”的理念和规范。简言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以物质权势为支撑的同时必须辅之以“民主”及其意识形态作为联结盟友、伙伴国及其他亲美政权的纽带。
在当前美国对华启动新冷战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打造“民主峰会”意在展现美国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大领导力。在持续四年的“美国优先”对外政策以及2021年国会山骚乱事件的背景下，“民主峰会”被视为对美国在“民主”和人权领域持续的全球号召力以及领导地位的检验。展开来看，特朗普任内贬低北约功能、拒斥东亚盟友及对西方“民主”一些共有价值理念的反叛，或多或少加剧了其他西式“民主”国家对美国的离心力，美国在西方阵营及全球盟友内部的领导地位遭到人为削弱。而“民主峰会”以共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民主”规范为内在依托，同时在外部制造中国和俄罗斯等所谓“威权主义”政体对全球“民主”威胁的话题，从而达到以意识形态亲疏划分敌我阵营、以共同敌人转移内部矛盾的战略目的。“G7”等主要发达国家出席“民主峰会”的事实本身就是西方阵营对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力认同的象征，而拜登政府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民主峰会”，更是以一种低成本的代价在缓和美国与西方“民主”阵营关系的基础上重塑了美国的核心领导地位。
（二）美国国内亟需拜登政府重塑“民主灯塔”形象
近年来，美国政治进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即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建制派与非建制派之间在诸多重大社会政治议题与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和凝聚力不断萎缩而冲突和离心力却逐渐固化。如民主党人发起的对特朗普的弹劾以及对特朗普展开的司法审查；共和党内部不同派系的相互倾轧；特朗普支持者制造的国会山骚乱事件等。这些政治极化背景下的一系列负面社会政治事件严重冲击了美国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和政府的治理效力。正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谈论特朗普时代美国激进的身份政治现象时所指出的，“美国政治制度当前的功能失调和衰退，与美国政治愈演愈烈的严重极化有关”。政治极化下的消极事件或多或少解构了“美式民主”一贯自我标榜的“灯塔”形象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人们开始质疑效仿“美式民主”进行国家建构和制度设计的现实有效性。2016年特朗普的竞选成功甚至被视为暴民的狂欢，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对所有让民主制度良好运转的非正式规则和规范一无所知”，这就引发对美国最终是否会演变为“没有民主人士的民主国家”的深切担忧。凡此种种皆表明，在国内，“美式民主”的发展面临着政治极化的暗中侵蚀；在海外，长久以来以“榜样”自居的“美式民主”形象备受质疑。
拜登政府为拯救政治极化危机下美国“民主”弊病的药方即是“民主峰会”。在具体操作上，拜登政府将“民主峰会”的主题设定在参与方或者全球普遍关注的范畴之内，然后强调美国在牵头解决这些与“民主”息息相关问题上必须在场的义务和责任，以此继续向外界展示美国的“民主”捍卫者形象。2021年峰会的主题集中在反抗“威权主义”、应对和打击腐败以及促进对人权的尊重；2023年峰会的主题进一步扩展为“民主”变革的新路径、乌克兰和平问题、实现“民主”红利、捍卫法治对抗敌对国家、反腐败、“民主”团结、“民主”国家的妇女地位、商业与“民主”论坛以及应对仇恨引发的暴力。可以看出，拜登政府为“民主峰会”所框定的诸如反腐败、保障人权、提高妇女地位等主题因其具有“普世价值”而容易得到与会者的认同，或有如“威权主义”、俄乌冲突等主题以刺激与会者寻求美国的安全庇护。这些主题的选择很好地掩盖了美国国内当前存在的各种负面“民主”事件的消极影响，反之，依凭“民主峰会”拜登政府重新打造了美国作为全球“民主”救世主的形象。
需要明确的是，拜登政府借助“民主峰会”竭力恢复美国的“民主灯塔”形象、重塑全球意识形态主导权归根结底是为了配合维系霸权的战略构想。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毫不避讳地指出，“我们并未始终遵守我们的理念，近年来我们的民主遭到了源于国内的挑战”，而“我们国内民主的质量会影响我们海外领导地位的实力与可信性”。美国学者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和查尔斯·埃德尔（Charles Edel）认为，“改善国内民主应当是对海外领导地位的补充而非替代”。可见，“民主峰会”消解政治极化负面影响的内部任务是服务于巩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外在目标。搭建“民主峰会”这一制度平台，在淡化国内“民主”矛盾的同时继续向外宣扬“美式民主”价值观，在更深的战略动机上是为构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注入软实力要素和意识形态根基。
二、美国“民主峰会”的规范与功能
所谓“规范”是指美国“民主峰会”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价值推广追求，它是“民主峰会”作为目的的象征；“功能”则是指“民主峰会”带有解决特定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的潜在战略规划，它是“民主峰会”作为手段的表现。在这两种属性中，带有意识形态竞争目的的规范目标是“民主峰会”的首要追求，并且，功能目标归根结底也服务于、从属于规范目标。
一方面，功能属性上，拜登政府以“民主峰会”的形式试图加强与其所界定的“民主政体”间的联系与协调，并将意识形态和“民主”与特定议题相挂钩，以此应对地缘政治威胁、供应链重组、尖端科技管制、气候危机、全球经济恢复等“全球性挑战”。
“民主峰会”是拜登重拾民主党人以国际制度和伪多边主义推进美国霸权领导地位的一项表征。白宫官方在阐述“民主峰会”的会议事项时明确强调“集体行动在解决我们时代最紧迫的挑战上的有效性”。某种意义上，“民主峰会”本质上就是斯科特·劳利斯（Scott Lawless）强调的“民主国家协调”（Concert of Democracies），它假设这一制度能够在“民主世界”中集体处理安全事务，并促进“民主”国家间的责任分担。构建“民主国家协调”有助于按照美国的利益积聚塑造新世界秩序所必需的权力和集体意志。不难看出，拜登政府在尖端科技管制、供应链重组、应对北约和印太地缘“威胁”等议题上采取了一种“民主泛化”的手段，即将原本属于科技、经济、军事等非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渲染成西方“民主”及其意识形态威胁的重要来源，进而诱使其他全球主要盟友和伙伴加入美国主导下的“民主共同体”中，以此构建一种成本共担的集体应对模式。更关键的是，“民主”价值观涉及“政治正确”问题，以价值观为号召可以让美国的盟友放弃对部分现实经济利益的考量。由此，“民主峰会”成为在美国大战略总体转向收缩的时代，拜登政府以成本可控的代价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新工具。
具体来看，一是联合“民主政体”构筑全球高精尖技术封锁阵线，同时积极利用新技术手段应对“全球民主退潮”趋势。在第一届“民主峰会”上，美国与澳大利亚、丹麦、挪威和荷兰等国正式提出“出口管制与人权倡议”（Export Controls and Human Rights Initiative），旨在“阻止威权主义政府滥用技术的趋势，推动形成一种以民主价值为支撑的技术的积极图景”。根据这一倡议，缔约方将人权标准与技术出口许可证挂钩，其内部企业在与其他“威权主义政府”或者被纳入“实体清单”中的外国公司进行技术贸易与合作时，必须得到缔约方政府准许之后方可进行。第三届“民主峰会”则提出反制他国利用商业间谍软件从事侵犯人权、基本自由和民主价值的活动。
二是以2022年乌克兰危机为诱导，加紧构筑全球“民主政体”联盟应对中俄“地缘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第二届“民主峰会”上主持召开了有关乌克兰危机的小组会议，主张在《联合国宪章》原则下终止俄罗斯的战争并在乌克兰建立“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此外，白宫在两次峰会上都将中国台湾地区列入受邀名单，并极力渲染如若中国武力统一台湾将是“威权政府”对“民主政体”的“威胁”，以此诱导更多印太盟友和伙伴共同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势增长”，实现“民主峰会”以意识形态亲疏划分世界的潜在目的。
同时，“民主峰会”是拜登政府持续将“美式民主”的一系列价值理念和规范原则塑造为全球“普世价值”的全新制度架构，赋予“美式民主”新的活力和面貌，以此确保“美式民主”在全球意识形态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一，以“民主峰会”为契机继续对他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行美式改造，配合美国在海外策动“颜色革命”。2022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直言“美国的民主试验历来是鼓舞全世界人民的源泉”，而“民主峰会”暗含的一项目标就是向与会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推销“美式民主”，并实质性地财政援助他国进行“民主”改造活动。在首届“民主峰会”上美国正式提出的“总统民主复兴倡议”（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的其中一项行动计划就是“支持民主变革者”，明确表示支持“积极分子、劳工以及具有改革思维的领袖”。在实际运行中，美国国务院为“生命线：被困市民社会组织援助基金会”（Lifeline: Embattled CSOs Assistance Fund）提供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全球范围内“被威胁”的人权捍卫者与积极分子；美国国务院还出资100万美元设立“为民主注入理解、完整性与合法性倡议”（Bridging Understanding, Integrity, and Legitimacy for Democracy Initiative，BUILD），为封闭政治空间中的专业人士提供技术和资源以在“民主”开放时机出现时进行引导；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1500万美元发起“人民赋权”倡议（Powered by the People）以协助“非暴力社会运动”；美国劳工部、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联合提供约12亿美元创建“组织、工人赋权与权利多边伙伴关系”（Multilateral Partnership for Organizing, Worker Empowerment, and Rights，M睵OWER），通过强化“民主”且独立的工人组织以及支持劳动法的改革与实施，协助劳工维权、提升工资水平、改善工作环境。事实上，在冷战行将结束之际，美国正是通过支持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领袖和劳工组织，最终瓦解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冷战后，美国依凭对一些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及社会运动的资助,实现了更迭他国政权的“颜色革命”目标。而美国“民主峰会”所要接触的“民主改革者”就是目标国的工会领袖、劳工群体与非政府机构等重点对象，他们是“颜色革命”的潜在内部代理人。一旦他国接受“总统民主复兴倡议”的援助和支持，美国便获取了对该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进行长臂管辖的特权，这就为美国在海外制造“颜色革命”提供了先机。
其二，依托“民主峰会”的平台在全球范围内挑起新的意识形态战争，为美国的“新冷战”烘托氛围。当前，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三大硬实力领域对华实施战略封锁是“新冷战”在物质基础上的体现，而“民主峰会”倡导的“美式民主”优越感及其造就的新一轮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竞争则是“新冷战”在思想观念维度上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对异质化意识形态的恐惧有时要大于敌对力量在物质层面施加的结构性压力。回顾美苏冷战史，苏联的意识形态被美国决策者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意识形态压倒经济利益考量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因素。中国式现代化所内蕴的制度优越性日益为全球所瞩目，相形之下，当前西方世界面临普遍性“民主”退潮的危机。在此背景下，美国搭建“民主峰会”平台向国际社会推广价值观外交和“美式民主”理念，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全球意识形态的对立。“民主峰会”是美国以冷战思维审视对华战略竞争的产物，它是拜登政府开启对华全领域“新冷战”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三、理解美国“民主峰会”的内在缺陷
基于发展模式、选择标准和叙事内容这三大视角审视拜登政府打造的“民主峰会”，可以从中梳理出其内含的若干固有缺陷，这些内在缺陷正是暗中侵蚀“民主峰会”及其后续行动的反作用力。
（一）“民主”模式的一元化
“民主峰会”极力宣扬的“民主”和意识形态内涵根本上仍然是“美式民主”，它并非普世性“民主”模式，更不是全世界民主政治的唯一形态。拜登政府全力推行的“民主峰会”在根本上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加强营销“美式民主”，意图继续将“美式民主”包装为其他国家民主实践可资借鉴的独家方案。2023年的《“民主峰会”宣言》指出，“民主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却包括一些“共有特征”，诸如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三权分立等。可以看出，“民主峰会”所认可的“民主”模式的多样性是建立在“美式民主”一系列核心要素的基础之上，其所标榜的“民主”多元化本质上仍然没有跳出“美式民主”的一元化内涵陷阱。也就是说，拜登政府倾力打造的“民主峰会”并非为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主理念与民主实践提供集中展示的平台，它不能真实地映照出全球民主模式多样性的现实，反之，“民主峰会”已然成为“美式民主”一家独唱的伪多边主义阵营。
在回望历史的同时关照当下，不难发现，“民主峰会”倡导的“美式民主”只不过是人类民主发展史上的其中一种形式而已，“美式民主”不能等同于全球民主，更不是其他国家在进行国家建构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可以直接照搬照抄的样板。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就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直言美国的政治结构只是民主国家可以采取的政府形式之一，而不是民主国家应当建立的唯一的和最好的形式。作为回应美国“民主峰会”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2021年）亦指出，“民主是多样的，实现民主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各国的历史文化不同、现实国情不同，民主的形式选择必然不同”。毋庸置疑，任何国家的民主模式都是深深根植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实践的产物，“民主不可能按照一种抽象的原则来创建，即不能无视对历史环境的考虑和对决策准绳的需要”。美国“民主峰会”如若忽视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主发展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差异性，而执意以“美式民主”改造他国，那么“美式民主”的价值理念与他国对民主的自我认知之间的张力将给后者带来灾难性后果，如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东的民主改造计划最终引发严重冲击中东地区秩序的“阿拉伯之春”。
（二）西方“民主”标准的模糊性
“民主峰会”最大的内部争议就是“民主”标准界定上的模糊性，与会各方的“民主”现状相差巨大，“民主峰会”对“民主”与否的判断是与美国国家利益直接挂钩的。拜登在第一届“民主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援引“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0年度报告指出，全球自由已经连续15年处于衰退之中。在这里，即便比照“自由之家”报告中的所谓“自由指数”和“民主”表现，“民主峰会”在以“民主”为标准筛选参会名单方面的做法也是极其令人困惑的。例如，根据“自由之家”2021年度报告，马尔代夫、瑙鲁、塞尔维亚和波兰被列为“10年来民主倒退最大国家”，印度、菲律宾被列为“2020年民主增长与倒退最大国家”中的倒退国家，美国则同时位列这两大“民主”负面名单。但是，这些“民主”倒退国家却仍然获准参加“民主峰会”。在第二届“民主峰会”中，有近1/3被“自由之家”2023年度报告列为“部分自由”国家以及刚果、伊拉克等“不自由”国家受邀出席。也就是说，尽管拜登以“自由之家”的报告来论证全球“民主”正在遭受围攻和衰退的现实，但“民主峰会”却仍然将被“自由之家”年度报告列为“民主”倒退或有“民主”不良记录的部分国家选择性地纳入进来，而它们恰是被该报告界定为导致近年来全球“民主”退潮的根源。这就充分说明，“民主峰会”对“民主”标准的认定是极其混乱而不确定的。
实际上，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等美国学者在“民主峰会”正式召开之前就指出拜登政府将面临棘手的“民主”定义问题。纵览两届“民主峰会”受邀名单，拜登政府并未解决好“民主”的入选标准，“民主”甚至不是参与“民主峰会”首要的、唯一的指标，美国更多的是从自身大战略利益角度出发来确定参会者，而不是根据它们真实的“民主”现状。正如这些美国学者所揭示的，印度这一巴基斯坦的头号对手参会却很难将巴基斯坦排除在“民主峰会”之外，因为在撤出阿富汗之后，拜登政府在应对塔利班问题上需要巴基斯坦的合作。而匈牙利则是欧盟成员国中唯一没有受邀参加2021年“民主峰会”的国家，源于拜登政府对匈牙利领导人与前总统特朗普之间亲密关系的惩罚。也就是说，除海外地缘政治考量之外，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党争亦是影响“民主峰会”评判“民主”标准的重要因素。此外，那些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和地区亦能入列“民主峰会”名单，而其他奉行独立对外政策的国家并未受邀出席。概而言之，当“民主”的标准与拜登政府的国家大战略需求、党派利益、双边关系亲疏等现实因素相冲突时，“民主”也是要让位的。“民主”标准上的模糊性甚至随意性势必会反噬“民主峰会”的权威性与可信度，这也从侧面证明“民主峰会”中的“民主”是工具性的。
（三）“民主”叙事的非现实性
“民主峰会”以“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二元叙事塑造理解世界政治的范式，以此掩盖“美式民主”的内部矛盾及其全球退潮的困境。拜登在谈及设计“民主峰会”的原因时指出，“面对民主、普世人权乃至全世界遭受的持续且危急的挑战，民主需要捍卫者”。拜登执政以来，中国迥异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连同俄乌军事冲突背景下俄罗斯战略文化，都被美国视为“民主”的被迫退场与“威权”的压迫性进逼，甚至俄乌冲突亦被描述为“威权主义”对“民主政体”的入侵。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本质上就是“民主”与威权的二元对立范式，体现在“民主峰会”上就是与会的“民主政体”与排除在外的“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二元抗争，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二分论并不是充分理解当前全球政治的科学范式。美国大西洋委员会（Atlantic Council）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A. Manning）指出，“民主峰会”划分的“民主”与威权是有缺陷的假设，威权（autocracy）的提出是智识上的懒惰，它是对复杂世界的一种过分简单化的二分法。“民主峰会”正是利用“民主”对抗威权的极简二元叙事寻求最大化遮蔽美国国内的“民主”糟糕现状，以及“美式民主”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力下降的处境。
“民主峰会”宣扬的“民主对抗威权”实为一种虚假叙事，其非现实性在于将“威权主义”定性为全球“民主”倒退和衰微的关键自变量。事实上，“民主化通常是发生在国家内部的过程……对民主的诸多最严重威胁都是内生的：不信任、极化、压制选民以及党派制度”。“民主峰会”强调的全球“民主”退潮根本上是“美式民主”基础上的全球“民主”式微现象，面对这一困境，拜登政府没有反思近年来美国国内难堪的“民主”实践以及“美式民主”理念自身存在的不足，而是怪咎所谓“威权主义”的大规模兴起。“有关威权政体的急剧兴起是威胁或者说是民主政体削弱的要因的假设似乎混淆了因果”，印度、巴西、菲律宾和波兰等国家的“民主”倒退是从其内部产生的。“民主峰会”面临的一项挑战就在于其首要叙事，即认为“民主”危机起源于全球民主政体与“威权国家”之间的争夺，而非民主政体的内部冲突。显然，这种忽视内因的“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是难以引起全球受众共鸣的，“民主峰会”脱离“美式民主”真实现状与全球“民主”发展实践的形而上叙事是无法遮蔽人类民主及其意识形态多样化形态的基本事实的。
四、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外源性挑战
毫无疑问，拜登政府倾力打造的“民主峰会”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针对中国的新一轮意识形态竞争。当前，意识形态已然成为美国遏华战略的重要武器，“美国通过将中美意识形态差异塑造为不可调和的现实冲突，意图全面遏制中国发展”。而“民主峰会”正是拜登政府发动对华意识形态战的全新工具。这固然是因为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政治中大放异彩，连同新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治理模式在与西方经验对比中展现出的优越性，而近年来美国和欧洲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实践却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暴力骚乱事件和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等消极趋势，“美式民主”、西方模式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再是全球“民主”和国家建构的模本。中国在现代化道路、治理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稳步前行使得拜登政府急切推出“民主峰会”，而“民主峰会”的出台则大大增加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挑战。
（一）“民主峰会”施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价值诉求的一整套观念体系。美国“民主峰会”试图通过竭力推广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所谓“普世价值”侵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当前，“民主峰会”施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集中体现在观念层面的核心价值与实践层面的发展模式两大维度。
一是核心价值之争。核心价值是特定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核心价值观上的博弈是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重心。拜登政府继续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核心价值包装为“普世价值”，并在“民主峰会”上为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推广“西式价值”制定了以财政为支持的“总统民主复兴倡议”。不难看出，“民主峰会”带有明确议事议程的“西式价值”扩展计划与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倡导的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内核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将形成全新竞争局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而“民主峰会”则意在将“西式价值”推销至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此外，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通过在协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现不同文明间的和谐共处，而“民主峰会”则以“民主—非民主”的非黑即白思维审视全球不同价值观，甚至谋求通过接触广大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所谓“民主改革者”来强制性传输“西式价值”，试图通过价值渗透来实现“美式民主”的“普世化”。概而言之，“民主峰会”竭力推崇的“西式价值”在目标追求和实践路径上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重大压力。
二是发展模式之争。发展模式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竞争，它是意识形态竞争在治国理政优势上的现实较量。长久以来，西方国家依凭其经济成就和社会繁荣使得“现代化=西方化”的说法有着很高的国际话语权，西式现代化一度成为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标杆”。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引发了西方的危机感。由此，拜登政府借助“民主峰会”加大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攻势，突出表现为以所谓的“威权主义”崛起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者及其内蕴的意识形态，同时，将致力于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视为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民主峰会”在会议主题和议程设置上将反腐败、捍卫人权、商业繁荣、社会公平等议题与“美式民主”挂钩，意在彰显西式现代化在其中仍存的生命力，但“其实质是‘以民主为幌子，对与其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进行打压遏制’”，企图以所谓“威权对抗民主”的虚假叙事抹黑新时代中国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的成就。美国“民主峰会”在“民主”、价值观和治理模式上的不断压迫显著增加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外部风险。
（二）我国应对“民主峰会”带来全新意识形态挑战的现实举措
当前美国“民主峰会”给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能否在新形势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以更好地应对美国“民主峰会”带来的新挑战与压力，直接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政权、制度与意识形态安全。
首先，宏观层面上，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统摄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以大安全理念构建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从而更有效地应对“民主峰会”带来的多维挑战。在当前构建统筹各领域安全的新安全格局中，政治安全是首要任务，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构成要素之一。在传统认知中，意识形态安全对国家的政权和制度稳定起着思想指引作用，因而一般意义上维系意识形态安全更多着眼于这两大领域。然而，美国“民主峰会”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涉及政治道路、经济模式、文化价值和社会治理等维度。因此，面对“民主峰会”在意识形态上的多重威胁，必须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统筹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工作，进而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为主要内核，协同构建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这种意识形态大安全理念能够更加全面、高效、有针对性地抵制美国“民主峰会”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网络等多个领域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攻击。
其次，中观层面上，战略性强化我国的意识形态国际话语传播能力，更有针对性地化解“民主峰会”在全球层面上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污名化。拜登政府选择打造囊括100多个不同主体的“民主峰会”，意在通过这一伪多边主义的规模优势扩散“美式民主”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在更大范围内打压中国意识形态日渐增加的全球影响力。所幸我们早已开始打造政府加民间联动的宣传模式以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叙事能力。一方面，中国各类官方、非官方媒体等已经以英语等外语制作反映中国式现代化成就以及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对外宣传片，并借助海外抖音（TikTok）、油管（YouTube）等西方主流社交媒体，以动漫、微电影、纪录片等大众接受度高的形式，向海外受众讲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等接地气的、能够引发海外人民共鸣的中国故事。这种借助西方媒介从民间视角主动展现新时代中国治国理政优越性的叙事可以有效对冲“民主峰会”企图抹黑我国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民间智库和学术团体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和高端论坛，通过“民主”及其意识形态话题上的议程设置和话语塑造形成对“民主峰会”的舆论反制，部分化解了“民主峰会”在抢占全球“民主”话语上施与中国的被动处境。通过“官方+民间”的联动宣传来战略性增强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传播水平，逐步破除美国借助“民主峰会”操控全球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格局。
最后，微观层面上，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为重要抓手，严防“民主峰会”制定的“总统民主复兴倡议”在实施过程中以境外非政府组织为依托、借助网络工具加大从我内部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网络平台，加之通常披着“民间、和平与合作”外衣的非政府组织是不容忽视的隐蔽的境外意识形态渗透工具。如前所述，美国“民主峰会”极力推进“总统民主复兴倡议”的一项终极目标就是与他国的劳工、工会和积极分子等所谓“民主变革者”进行接触，从而达到从内部瓦解他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隐秘目的。针对此一态势，国家安全和网络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国内热门社交和通信类软件的反渗透监管工作，遏止美国情报机构利用这些软件从内部散播各类政治谣言以及其他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抹黑信息。在此过程中，更要防止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内部从事意识形态破坏行动。
显见的是，拜登政府打造的三届“民主峰会”并不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的终点，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将始终面临来自美国“民主峰会”的持续性压力与挑战。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对于正处在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我们要在把握美国“民主峰会”本质及其内在缺陷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自信有力回击“美式民主”的攻势，以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长远进展回应“民主峰会”抹黑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做法，坚定捍卫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当然，与此同时，我们更要警惕美国借“民主峰会”之机在贸易、关税、科技、军事、人文等领域之外将中国纳入意识形态全面竞争的轨道，从而达到如同冷战时期全方位拖垮苏联的战略目的。力避被拖入全面意识形态竞争陷阱是我们审视美国“民主峰会”的应有之义。
作者：王剑峰，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