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充分体现了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恢复了社会正义，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干部，这是一场意义重大、其功甚伟的大平反，致使极左错误遭到一次空前的大清算。

一、胡耀邦的人道主义情怀

平反冤假错案回复了人类的良知，胡耀邦是一个最有良知共产党员。一个没有良心的人是大家不敢接触的人，一个有良心的人是大家喜欢的人。办事情凭良心的人，都不会做出违背人伦的事情；办事不讲究良心的人，肯定做什么事情都违背人伦。

胡耀邦是诚心诚意地替共产党认错，诚心诚意地贴近被害者的心灵。他不是装模作样的假慈悲，不是以高傲恩赐的姿态：我们解放了你，你快感激涕零吧！胡耀邦的态度是我们错误了，要道歉、要负疚！当平反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万大关的时候，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真是掷地有声！多了，有的人就不敢于实事求是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们的苦难。

胡耀邦对右派打错了，深深负疚。胡耀邦说：团中央在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也是签了字的嘛！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说着，他向陈模连着三鞠躬，接着又向整个会场连着三鞠躬。这使得陈模又一次热泪盈眶。团中央当年打“右派”时，明明胡耀邦在国外访问嘛，他回国后，想方设法要保护挽救我们这些人的嘛！最后实在无可奈何，他被迫按规定签了字，现在却要代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修订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打倒刘少奇胡耀邦是没有责任的，但是他不这么认为。笔者从十多人的回忆中看到胡耀邦对此事讲了自己的愧疚。胡耀邦对当时的浏阳县县长谭仲池说，谈起对打倒刘少奇的后悔，潸然泪下…… 耀邦说回忆起当年的刘少奇冤案，“连续几天睡不着觉。”张杨：《从耀邦的悔痛谈起》，《杂文月刊(选刊版)》2004年第5期。这是一种伟大良知的表现，是大觉大悟者的人道主义情怀。

早在1978年11月，胡耀邦就布置中组部有关部门着手复查刘少奇的案子。1979年1月上旬，王光美从秦城监狱被放出。1月下旬的一天，王光美在儿子刘源、女儿刘婷的陪同下，来到富强胡同6号，看望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要求对刘少奇一案重新审查，做出结论。他们去的时候肯定心里没有一点谱。胡耀邦是这样答复的：“少奇同志的案子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这个案子是一定要平反的。但是，我们现在复查，不能像‘四人帮’那样随心所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要逐一逐条地反驳，还少奇同志以清白。”听了胡耀邦的话，三人都备感温暖和兴奋。王光美第一次听到这样讲道理、富有同情心、大胆直率的谈话，她无法形容自己的感受。回家后，被关了12年之久的光美阿姨大哭一场。事后刘源对满妹说：“那天从你家出来，我们全家人都很振奋。我们非常感激耀邦叔叔，他是最早对我们说这个话的人……”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胡耀邦对王光美的来访，没有打官腔，没有摆出所谓的党性，装模作样地说：我很同情你们，但是刘少奇案是中央定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定的，应该由中央来答复，我暂时还不能答复你。这样说王光美也是无法谴责的。但是，那样答复就不是胡耀邦了！

另外，李九莲案件的关键是反对了华国锋，死在反对华国锋的问题上。华国锋总体上是支持胡耀邦工作的，包括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包括平反冤假错案。当新华社把《内参》摆在胡耀邦的案头的时候，他没有考虑李九莲反对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国家最高领导人而不予理睬。不理睬，别人照样无法谴责他，可能人们还会理解他。胡耀邦不是这样，而是毅然决然给予批示，为这位反对华国锋主席的青年昭雪。至于他考虑不考虑华国锋，肯定是考虑，但是，国家领导人的至尊至贵的面子与一位青年人的生命！孰轻孰重？在这位具有赤子之心的胡耀邦心中是正义第一！请问，当今之世，如此做者，还有何人？两千多年前的孟轲说：“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胡耀邦就是秉持这一正义原则。

胡耀邦在日理万机的时候，竟然抽出时间亲自去探视那些等待平反的人，或者让同事替自己去看望。这些行动，感动得许多人热泪直流。胡耀邦把尊严第一次带给他们，他们此时才感到做人的尊严与同志的温暖。他自己有一句口号：“我就是要为那些蒙冤的好同志奔走到底！”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

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的前夕，在家里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胡耀邦讲到百废待兴、积案如山的情况，当务之急是解放干部。他说，有些人有冤案，没有门路，凡是冤假错案，认识的不认识的，你们都可以帮忙，转信也好，传话也行。你们也是小小的渠道。但是要想当官，想走门路，这种事是坚决杜绝的。

许多同事也是敢于找胡耀邦平反，因为他具有一颗人性的良知。冯兰瑞回忆：四清运动中，中央认为贵州的班子“烂了”，指派钱瑛带了几百个干部去整顿，省委书记免了职。后来经朱厚泽反映，人们才知道所谓“四清”竟是一个大冤案，长期没有平反。1964年“四清”运动中，从省委开始到市委以下，各级负责干部全被撤职，成为“下台干部”，普遍受到党内处分。除了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其他全都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工资被扣，只发生活费。贵阳市委第一书记伍嘉谟成了“反革命”，关进监狱。常务书记夏页文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给厚泽做的结论是“修正主义在党内代言人”，开除党籍和公职，下放生产队监督劳动八年。1976年11月“文革”结束，冯兰瑞同李昌商量，让厚泽他们写个材料来。大约在1977年夏秋，朱厚泽同夏页文来到冯兰瑞和李昌家，李昌马上把材料转送给了耀邦。在胡耀邦的干预下，终于平反了。冯兰瑞：《怀念厚泽》，《中国改革》 2010年第6期。

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人。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修订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贝璐瑛写道：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关于荣高棠的问题。“文革”中荣高棠被打成叛徒，抓了起来。他夫人有心脏病，大儿子也是先天性心脏病。荣高棠被抓后，荣的夫人找过一位高层领导的夫人，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这位夫人对她说：好好保养身体，不要等了。这可以说是来自最高层的信息，由此也可想见荣高棠的问题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当荣高棠的小儿子荣乐弟找到耀邦叔叔时，耀邦叔叔还是帮助他。荣乐弟当时还只是初中学生，写不好材料。耀邦叔叔亲自帮他写了，写了好几页。主要是申诉，同时提出几点要求，比如允许家人探望，允许养病等。耀邦叔叔怕荣乐弟一些字不认识，写完后还让他念给自己听了一遍，然后关照他：回去后同他母亲、哥哥商量，自己抄写了，把原稿烧掉。耀邦叔叔当时自己又坐着冷板凳，可以说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要是一般人，对这样几乎是铁板钉钉的“铁案”肯定避之唯恐不及，哪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帮“叛徒”说话？而且只要说出他帮助写材料的事，就可能遭受不测。但耀邦叔叔仍然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大义凛然怎能不让人敬仰！邓小平主政后荣高棠获得平反，一度担任国家体委主任。贝璐瑛：《历史、人民不会忘记他》，《同舟共进》，2007年第9\10期。

胡耀邦在一封信上批示：这封信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同志死后虽在政治上获得平反，但善后工作做的不够完满，应该实事求是地、合情合理地、补作一些善后工作。比如对这位同志她年纪大了，又有病，我看她的处境是很凄凉的，心情是很悲哀的，因此，我们应该去看看她。（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在一位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干部遗孀的来信上的批语）

中国人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胡耀邦却说“防人之心也不能有”，他做到了这一点。一流的国家领导人必须具有良知、勇气、洞察力、政治智慧这些品质。华盛顿、杰弗逊具有这样的品格，所以给美国带来了二百多年的清明政治。国家领导人首要的不是手段，而是高尚的政治道德。胡耀邦就是具有良知、高尚的政治道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二、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认识

胡耀邦是当时对极左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性质、危害、规模认识最深刻的领导者。有没有胡耀邦，后来的政治局面是不一样的。幸亏当时党中央有一个胡耀邦，这是中国人民的幸事、共产党的幸事、被害人的幸事。哪些人冤不冤？大多数人心中无数。只有胡耀邦心中有数。他们冤！中央仅仅是郭玉峰极左、压制平反冤假错案吗？仅仅是汪东兴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吗？绝对不是。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两个百分之五是坏人，经过三十多年的教育，已经深入领导干部的骨髓了。那么多人热衷于恢复自己的地位的时候，胡耀邦在恢复人民的地位，恢复人民权利的地位，恢复被冤枉的人人权了。

第一、胡耀邦对冤案的深刻认识，首先是违背人权的问题。例如戴煌冤案、他提出成了革命共产党的主张，从共产党立场的看问题是很难平反的，胡耀邦毅然决然给于平反昭雪。

第二、自杀者，不是叛党。胡耀邦是当时对被害人有一种天生的悲悯和同情的领导者。胡耀邦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几个问题》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杀的那些人，除个别极少数反党分子、坏蛋外，不要按自杀对待，结论一律不写自杀。……写文化大革命中去世就行了，照样按革命干部看待。解决这个问题，宜早不宜晚，处理晚了伤感情，子女哭哭啼啼，死的原因还查不查？我的意见，不查了。胡耀邦这是对社会上的弱者的极大同情，这不是普通的悲天悯人，而是具有极高良知和后天磨砺出来的人道主义情愫。

1975年9月6日胡耀邦出席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核心小组会讲话，说：关于对在文革中被迫自杀的干部如何做结论的问题，指出：据有些单位的经验，（自杀问题）我看可以不写。写了家属可能不同意。有许多单位不写自杀的原因，只写简单的几句话就行了。……说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实际上是受不了嘛。我们为什么搞逼、供、信？《胡耀邦思想年谱》，2007年版，第13页。在党内，胡耀邦是第一个为被迫害而自杀的人正名。他们是在被迫害的情况下自杀的，不能仅仅因为是自杀，就定为叛党、叛国、自绝于人民。胡耀邦说：“林彪、‘四人帮’那样摧残干部，那样搞逼供信，搞得人家痛不欲生，你还说人家‘畏罪自杀’，太不通情理了嘛！”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胡耀邦对一些言论性的错误是网开一面，早在1975年9月，他就主张放下，说：关于攻击性言论，例如三年困难时期，对形势看不清，不理解，说了错话，要进行分析。《胡耀邦思想年谱》，2007年版，第13页。

第三、胡耀邦最先认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国家的战略、是全党工作的一个重点。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就对叶剑英的儿子提出了“冤案一理，人心大喜”，说明是早就心有所思了。那么多人热衷于恢复自己的地位的时候，胡耀邦在恢复人民的地位，恢复人民权利的地位。

第四、胡耀邦认识到许多冤案是逼供信造成的。一次胡耀邦举例说：江苏有个同志，被关起来了，他什么口供也没有，就要他讲×××是“五·一六”，把他的头打出窟窿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讲了几十个“五·一六”。当然乱讲不好，但你把人家关起来，又搞逼供信，他乱说，情有可原。

最高层有反对者，有人对冤假错案的性质判断上背离社会正义、人道主义的原则。这对平反昭雪工作非常不利。

中层领导人人物有一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疯狂抵制，如江西省赣州李久莲、湖南张扬冤案、河北省“伊玛尼党”大案等等。

这些上上下下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带有一定的疯狂性、报复性、伺机秋后算账。

快刀斩乱麻，稍稍晚一晚，就可能被杀害，或者人死没有人管。史云峰、李九莲等人都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被地方的领导人无情残酷杀，令人扼腕叹息。李九莲在四人帮粉碎一年两个月之后被杀，王酉申在粉碎四人帮半年之后被杀，史云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被杀。

可以说，以上四个方面的认识，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里面，这几条都具备的几乎只有胡耀邦一人。其他人可能具备三条、具备两条、具备一条，有的可能一条不具备。

三、这是一场意义重大、其功甚伟的大平反

胡耀邦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其意义非常重大，彪炳千秋，万古流芳。胡耀邦对平反冤假错案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自己被打倒、被扣上右倾、被送进监狱都在所不辞了。因而有“两不管”的铿锵语言。他非常了解平反冤假错案的艰难性，稍稍有一点点畏缩情绪，是根本撼摇不了维护冤假错案的基石。

第一，中国的平反冤假错案几乎是一次性完成。

中国真正的平反工作就是从胡耀邦任组织部长开始的。平反冤假错案无论从国内看还是从国际看，都具有极大的意义。这一工作顺应了历史潮流。胡耀邦是国际共产主义第一个最敢于一次性、彻底平反的伟人。当然，还有一些冤案胡耀邦没有来得及平反昭雪，如王石味、粟裕是后来逐渐平反昭雪的。

在世界近现代的史上，有两个大国的冤假错案最多，一个是苏联，一个是中国。苏联平反是三次完成的，中国的平反几乎是一次完成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东欧以及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冤假错案，都面临一个平反昭雪的问题。苏联在斯大林死后，贝利亚第一次在有限的范围内平反了一些错案。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开始了新的、较大规模的平反，但还是没有彻底。赫鲁晓夫在几个部门展开了平反，没有全面展开，没有溯及广阔的历史冤案。大家知道，赫鲁晓夫是一把手，开始平反的时候，他的地位还是非常牢固的。差不多30之后戈尔巴乔夫才完成整个平反。总之，苏联是三次大平反才基本上解决所有的冤假错案。在东欧也不同程度的开始了平反工作。这样形成一股潮流，缓解了政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

第二，平反工作顺应民意，大快人心。

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按照他“隆中对”说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了花”进行的。其中两条谈到是“人心”的。得民心者得天下，顺民心者天下顺。胡耀邦的秘书李平汉在接收采访的时候说，当时胡耀邦最关心的是“民心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就是为了顺民心，就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和谐的社会基础。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心最顺的好时期。如果没有这次彻底的平反工作，中国将面临一个人类历史上巨大的上访高潮，将有数万、数十万、数百万人，持续不断的围困党中央的驻地、国家机关的驻地、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的驻地以及地、县机关驻地。那将是使各级领导无法应付的政治风潮。别说是搞经济建设，就是起码社会的稳定都不可能，除了用军事管制与警察统治别无选择。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就必须增加军事开支，增加社会管理成本，面临崩溃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第三，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解放。

可以说，思想解放与平反冤假错案是互相促进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促进了平反工作的顺利进行，减轻了各级干部的精神负担。而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也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使大家明辨是非，进一步促使人们的觉醒。特别是刘少奇大案的平反，更促使知识分子、干部、工人、农民的猛醒，使个人崇拜的地盘逐渐缩小。一些案件的真相披露出来，人们感到受骗上当，真相是最有说服力的。光从理论上思想解放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帮助人们解放思想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清清楚楚摆在面前，任何说教显得苍白无力。

第四，带动了地方上大平反。

在中央的带动下，地方开始了大胆的平反昭雪。如辽宁省省委书记任仲夷给张志新平反昭雪，北京市公安局给遇罗克平反昭雪，上海给林昭、刘文辉平反昭雪。全国各地，从贵州省到黑龙江省也都给一些所谓的现行犯革命平反昭雪。没有胡耀邦的榜样，各个省市自治区不可能作出这种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来。

第五，知识分子彻底平反，为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知识分子是冤假错案的主体，平反冤假错案使知识分子彻底解脱了政治束缚。他们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起着关键的作用，没有知识分子诚心诚意的参与，现代化就是一句大空话。前30年有人就论述过，1957年反右派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危害，比文化大革命还厉害。这次解决了右派问题，其实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大解放。这次对反右派的平反，真正使人们认识到，知识分子不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

第六，极大地提高了党的威信，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心，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力。

胡耀邦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针对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电话的谈话，说：“‘四人帮’坏事变为好事，这种语言现在可以说了。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怎么前进的讲起。一些部门和地方的问题也捂不住了。阻挡得了十年，阻挡不了二十年，阻挡得了一百年，阻挡不了二百年。共产党脱离了人民，不为人民办事，党变成空壳，行尸走肉，当死官僚。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冤找不到人伸诉，不被人推翻啊！一不私访，二不理。现在《人民日报》每天二千封信。“

完全不像一些“左”的思想严重的人想象的那样，平反冤假错案会降低党的威信，事实上反而提高了党的威信，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力。有那么多被平反昭雪的人，他们接到平反通知书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党，感谢政府。有的人泪流满面地说要为党争光，为人民服务。有那么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知识分子在去世前的一个最大要求，竟然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极左的人物，根本不知道社会正义的力量有多大！

第七，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做了干部的准备。

平反冤假错案之后，一些过去有工作经验和民间疾苦的领导干部走向了领导岗位，凭他们过去多年了解国情民情的体验，知道改革开放的极端必要。习仲勋、任仲夷、项南平反昭雪之后，走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为改革立了大功。那些靠造反起家的干部，仅凭教条主义，岂能领导人民奔向幸福的生活？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的时候，一些副部长几乎都是平反冤假错案之后上台的，他们成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骨干力量。

第八，对历史上的“左”的错误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算。受共产国际“左”的影响，受自己封建主义历史的影响，“左”的错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没有断绝。“左”的错误表现形式尽管不同，有一点是一致的，整了许多人，整死了许多人。对这些“左”的错误的纠正，最彻底的办法就是为受害者平反昭雪，给他们恢复名誉，在世的，回复职务，补偿经济损失；不在世的，恢复名誉，给于很好的纪念。尽管有一些受害者不尽满意，但是绝大多数的受害者还是感激涕零，心理得以宽慰。可以说，半个多世纪的、断断续续的“左”的错误得到了一次比较彻底的纠正。有的受害者，已经去世多年，他们的子女都找不到了，依然得到恢复名誉。这是社会正义的复归。

第九，避免了人民内部的分裂。

据1979年年初的统计，中纪委成立不久便已收到群众来信三麻袋，中组部每月收信1万多封，中央每月收信6万多封，上访常住人口4000多人。有人形容这些群众上访如同大江大河刚刚形成的洪峰，水位只涨不退，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击党政机关的事情。这股大浪潮悄然退下，得益于胡耀邦。假如被害者长期得不到平反昭雪，上访无望，肯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分裂。这是最可怕的后果，如果没有平反昭雪受害者，民间可能出现族群分裂，出现党内分裂。历史上族群分裂的事件不在少数。

胡耀邦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几个问题》高瞻远瞩地说：“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讲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印度为什么被侵略，为什么几百年一蹶不振，主要是由于印度民族之间长期分裂，互相对立，互相排斥造成的。所以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死人的问题，一定要处理好。”他还坚决地说：“其他不实的材料和多余的材料都送到造纸厂去了。……像‘四人帮’那样陷害人成风，在我们党内今后二、三十年里是不可能的。“后来的实践证明，那些被迫害的人，之所以还与党一心一意，与共和国同舟共济，就是因为他们获得了真正的平反昭雪！当时，中国面临一个民主大发展的良好环境。这些应该归功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胡耀邦不仅仅从理论上认识到人心为上的问题，而且敢于赴汤蹈火去实践。

第十，平反冤假错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

在1957年反右派之后，我们的人权记录逐年下滑，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最低点，国际威望极低。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望而生畏。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一下子改变了中国的形象，那时候真是春光融雪、大地复苏、千帆竞发、百花齐放。各国对中国盛赞不断，中国同美国、苏联、日本、欧洲、东南亚不断建立或者恢复良好外交关系，这与国内的政治状况良好，关系十分密切。

总而言之，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一生的奇功伟业，是恢复社会正义、人类良知，值得大书特书的鸿篇巨制！

对于这样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伟业，田纪云说得好：“古今中外没有，空前绝后。”田纪云：《我们心中的胡耀邦》，《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

任仲夷说：“平反冤狱……公认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我们心中的胡耀邦》，《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诚哉斯言！斯言诚哉！

2010年5月末截稿，纪念胡耀邦诞辰95周年！

2015年11月定稿，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