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其历史的余辉依然灿烂。当时的冤案堆积如山，社会矛盾非常尖锐，胡耀邦对问题认识得非常深刻，开始了充满艰辛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胡耀邦以他的良知，无私无畏地、彻底、快速地平反了冤假错案，赢得了社会的稳定，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一、堆积如山的冤案

叶剑英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林彪、‘四人帮’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叶剑英称林彪、“四人帮”是“法西斯专政”。这是根据大量的冤假错案，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民主权利而言的。一场运动性质的定位，不仅仅是靠理论上的分析，而是靠实实在在的社会证实。在极左思潮与“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地方与单位，已经出现了明火执仗的法西斯恐怖统治。那些被迫害的人，有的在监狱里苦苦熬着艰难的岁月，有的在劳改农场做着超负荷的劳动，有的在农村被监督，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压迫。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丧失了做人起码的尊严，失去了公民的所有权利，甚至遭到人身的迫害，受到生命的威胁。

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社会正义的代名词。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已经失去了正义性，使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产生了怀疑，失去了信仰，当时被称之为“信仰危机”。人权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当时中国社会矛盾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状态，随时会出现社会动荡和动乱。如果执政者不运用民主、法治的方式，还靠无产阶级专政来维持统治，社会是无法前进的。

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中央组织部接触的情况看，去年底以前，每月来信一千多件，现在上升到八千多件；来访的由每天二、三十人增加到现在的一百多人。反映的问题，大体有这样三类：一是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申诉自己的问题，要求昭雪平反冤、错案件。这是大量的，约占百分之七十。二是揭发、控告某些领导人在揭、批、查运动中捂盖子，压群众，或者是检举某些干部违法乱纪的问题。这一类约占百分之二十。“据1979年年初的统计，中纪委成立不久便已收到群众来信三麻袋，中组部每月收信1万多封，中央每月收信6万多封，上访常住人口4000多人。有人把要求平反昭雪的这些群众形容为大江大河的洪峰，水位只涨不退。

1978年底耀邦同志兼任中宣部部长后，（注意：还不是中组部部长的时候）中宣部收到的来信(来访)成倍增长，不少信件是直接写给耀邦同志的。据信访处统计，197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收到来信一千五百多件，一至六月份共受理来信九千三百三十四件，是上年同期的三点六倍。来访者络绎不绝，应接不暇。这里的工作人员少，任务重，条件差。当时的信访处设在部外的一个失修的楼房底层，接待室里仅有一张掉了油漆的乒乓球台子，两张长条板凳，几张旧木椅，一个坐着要陷下去的长沙发；办公室里也只有几张旧桌椅，一部电话机，两个竹皮热水瓶，就此而已。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批受害者，是血和泪的控诉。那些人哪有钱买信封信纸，不少来信写在废纸上、手纸上、香烟盒的背面或书报的边角空白处……有的信上还留有血、泪的斑痕。马懋如：《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胡耀邦这样做，是管别人应该管的“闲事”啊！

这是天降大任，就看也没有去承担。胡耀邦岂能坐得住？他不计死生毁誉，毅然决然举起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旗，呼啸着前进！

对于中国当时社会冤假错案，人们的看法是很不同的。大致分成三种不同的看法：极左的人认为不是冤假错案，是这些人罪有应得，是阶级敌人，不能让他们翻身，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继续对这些人实施专政。第二部分人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知道问题严重，因为事不关己，躲着走，这部分人居多。这些人既不是平反工作的动力，也不是平反工作的阻力，随大流的众生。第三部分是极少数人，认为这是冤假错案，不平反不能平民愤，不能顺人心，不能促进社会进步。胡耀邦就是这第三部分人的杰出代表。

当胡耀邦举起平反昭雪大旗的时候，第一部分人是坚决反对的，他们祭起极左大棒，祭起个人崇拜的神灵，恨不得对主张平反的人至于死地而后快。胡耀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波澜壮阔的平反工作。胡耀邦“心忧国事曾拍案”，奋不顾身地直接领导与指挥了这场亘古未有的大平反。

二、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大平反

这场平反工作其难度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虽然冤假错案的制定者已经去世了，但是，广大的各级执行者还是在台上，他们大权在握，气势汹汹。有的领导者，当年就是利用“左”的政策，打击报复，罗织罪名，造成的冤假错案的。一些在台上的掌握权力的人物，对于平反工作是竭尽全力进行抵制的，只是最后看到大势已去，平反成为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才扭扭捏捏地跟上。笔者当年亲自看到、听到一些专政狂人大骂胡耀邦，他们是非常不情愿看到彻底的平反昭雪。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得到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的支持，这是他进行这一工作的领导保证与组织保证。但是，胡耀邦的平反决心、急切心情、政治魄力、付出的精力、认识的深度超出了其他人。

胡耀邦勇敢提出了“三个不管”！

几十年来，我们把干部培养成听话的工具，不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对于毛主席的话，没有谁敢于说不。有的人说了，只能遭到残酷无情的打击。在二十多年的个人崇拜的宣传中，人们把领袖的话当作圣旨。毛主席定下的大案，一些人明明知道错误，想也不敢想翻案。在这种潮流影响之下，反抗人的都遭殃。胡耀邦曾斩钉截铁地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2006年版，新华出版社，第110页。尤其是胡耀邦提的不管是“什么人定的”这几个字，真有千钧之重。那些极左派们多次对胡耀邦这几句话的攻击，企图斩断平反工作。这样铿锵有力的语言今天我们读起来仍让人感到石破天惊、振聋发聩。

毛泽东定的大案如刘少奇大案、彭德怀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都是被胡耀邦彻底掀翻。

胡耀邦决定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提出平反，在和邓小平沟通的时候，邓小平说：“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邓小平对胡耀邦快速平反这样的大案也感到振奋和惊讶，因为邓小平1975年也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华国锋对此案的平反开始也是非常谨慎，找胡耀邦谈话时说，“六十一人”问题是毛主席定的，这怎么能推翻呢？！胡耀邦当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做错了，我们帮他改过来嘛。”华国锋后来改变了态度，支持了胡耀邦的平反工作。

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胡耀邦却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吗？”

在中央，有人大放厥词：“平毛主席定的案子，矛头指向谁？”组织部门的人说：“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就是把大楼吵塌了，也不能动！”汪东兴也放下话：“这是经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定的案子，谁敢平反？”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对于平反工作，也有来自地方的阻力。“其中据说是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说：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106页。

华国锋也是在文革后期执掌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总理的位置上制造几个冤案。

江西省的李九莲冤案的艰难平反就是证明。李九莲反对文化大革命，批评华国锋，被江西省党委最终决定判处死刑。最后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枪杀了这位敢于自由言论的思想解放先驱。李九莲冤案江西省上上下下一致捂住盖子，不予平反。赣州中级法院、江西省法院坚持不给李九莲平反昭雪，赣州地委支持法院，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也不支持给李九莲平反。新华社记者戴煌写了内参，胡耀邦看到之后写了批示，才揭开了盖子，最后为李九莲平反昭雪。吉林省长春光机研究所单奎章制造的大量冤案也是胡耀邦亲自过问解决的。

张扬《第二次握手》冤案是华国锋批示的，李九莲案件也是华国锋批示的。敢于为了干部、百姓得罪最高领导人，世上能有几人？

就张扬的案子，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79年1月16日又给胡耀邦写了个报告。胡耀邦1月20日仔细读了这个报告并在湖南省公安局称“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批示抓的”句下画了杠杠，在“省公安局预审处副处长主审张案的黄志明同志仍坚持原来的看法，并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句下画杠并旁批：“这个同志的态度不对！”而湖南省公安局的一些人有恃无恐，根本不把胡耀邦的批示当一回事，继续顽抗平反工作。湖南省原《握手》专案组四名成员于1979年4月出面写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信，坚持说张扬是个“现行反革命”，质问《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干什么”？矛头直指胡耀邦，直指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一些人动作更快，1979年5月29日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到停止出版《握手》的指令。胡耀邦不为所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是平反《握手》这场战斗的主要指挥员之一。胡耀邦把他叫去“谈了几个小时”，仔细询问张扬的情况和《握手》的内容，然后指示他组织力量，认真调查研究，针对“四人信”写一份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报告。胡耀邦这次没有作“批示”，而是要求下级干部“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中宣部当时设在中南海。根据胡耀邦指示，由中宣部安排，坚持不同主张的双方在怀仁堂一间会议室举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论战。双方从午后论战到深夜。吃了宵夜，要继续辩论之时，才发现“原告”方全部人马悄悄撤了。至此，《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再次“胜诉”了，《握手》及其作者再度“平反”了！经过1471天漫长的煎熬，张扬终于出狱。张扬已经奄奄一息，瘦的皮包骨头，两只手瘦的像鸡爪一样，差一点丧命。女记者顾志成为张扬平反昭雪敢于冒风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汪东兴是党中央副主席，权力很大，刚刚帮助华国锋、叶剑英处理了“四人帮”，余威炙手可热。真理标准大讨论两个人就短兵相接了。胡耀邦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我行我素，顶着汪东兴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致使汪东兴毫无办法。

福建的地下党问题、河北的伊玛尼党冤案都是胡耀邦亲自批示，全力以赴地支持力主平反昭雪的省委书记，平反了大冤案的。

胡耀邦是这样做的：

第一，以“坚忍不拔之志”勇往前行。

古往今来，伟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都坚毅地站在风口浪尖，担负起责任，不后退，不畏难。李鸿章“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其实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胡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忍不拔之志”。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修订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第二，不怕“下油锅、入地狱”。

当然，站在历史潮头的人物往往成为殉道者，往往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这一点胡耀邦是清楚的。当他看到杨士杰拿回来一捆一捆大字报，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冤案的叙述，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他对《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说：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笔者看到许多人的回忆，谈到了胡耀邦“下油锅”的说法，不是说一次，不是对一个人说的，而是说了多次，对好多人说的，表明了他的誓死不移的决心。

三、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彻底的大平反

这是一场没有框子、不留后遗症、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平反。无论从时间上、空间上，都给予解决，对名誉受损的，受迫害轻的，也给予恢复名誉。

胡耀邦对于冤假错案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认为这是一个“组织枷锁”，和“两个凡是”一样害人，把干部和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在胡耀邦指挥写的长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社就收到上万封信和电报，装了一麻袋。问题有多严重？胡耀邦用“堆积如山”、“关山险阻”来形容，说这些案件像喜马拉雅山，像唐古拉山，像泰山，分析得很严峻而又非常符合实际。现在总结，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作以下评价：

第一，这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大平反。

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土地革命战争，该平反的一律平反，不留后遗症。

每个人的平反尽量是一步到位，实在不能一步到位的，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解决，胡风平反了三次，终于实事求是，做到了人民满意、家属满意，本人满意。整个平反工作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逐步牵涉到建国后十七年，又逐步涉及到民主革命时期。所以，这次平反冤假错案是对党的历史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做一次彻底的大清理、大总结。胡耀邦对于中国革命史的认识超出了其他人，对于历史的冤案了如指掌。1978年4月8日他有一个批示上说：

我们党从有政权以来，已经有五十一年的历史了。五十一年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干政策和肃反政策；在错误路线的统治或干扰下，这种政策可以发展到极端荒唐、极端野蛮的地步。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1998年版，新华出版社，第85页。

胡耀邦说的五十一年，推论正好到1927年，那个时候是井冈山时期。共产党人刚刚获得了一小块根据地，四面都是敌人的封锁。革命队伍内，人们基本上不了解什么是民主、人权、自由这些价值观念，所以往往犯打杀革命者的罪恶，王佐、袁文才冤案就是明证。

胡耀邦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在一位老同志指责“陈昌浩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忠实走狗”的回忆文章上的批语：

昌浩同志犯过严重错误，但人死了，并且是“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说什么“忠实走狗”，不妥。

人们知道，陈昌浩是张国焘的搭档，胡耀邦没有怕这怕那，毅然决然为之平反。

第二，这是没有空间限制的大平反。

胡耀邦在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展开了全面大平反。从江西省李九莲冤案，到湖南的张扬案，从内蒙古内人党案，到新疆马明方案……从年龄很高的葛佩奇，到青年作家张扬，从无业工人到当年的资本家，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

我们看有多少个阶层和系列：

数十位国家领导人。

上百万党内外干部。

数千万工人农民。

上百万的知识分子。

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

数万宗教界人士。

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

华侨和侨眷。

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

归国人员。

十八万以上的现行反革命。

数千万地富反坏及其子女。

数十起根据地的冤假错案。

国家领导人包括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等人。其中为地富反坏平反，这是一个最大数量的人群。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干扰，过去曾经人为错误地把一些人划分为“地、富、反、右、坏”分子，把他们的子女也地、富、反、右、坏，在政治运动中遭到迫害。在胡耀邦主持下，开始推翻几十年来的一切冤案，使千百万含冤负屈的人重见天日，恢复工作，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其功德之广，无可量及！

所谓的现行犯革命有多少？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在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的人中，“有十八万四千人遭到错误判决”。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修订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这十八万四千个家庭是不是一次政治大解放？

胡耀邦公布过一个数字：各种冤、假、错案的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这还不包括出身、成分不好的家庭。

满妹提供了一组数字：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158万件，全国复查各类问题的案件涉及近500万人。平反纠正了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介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胡耀邦说有200万受审查的干部，不脱产的受审查的干部也有200万。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凌志军、马立诚写道：“按照后来的历史学者的统计，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当中，被立案审查的占总数17.5%。每100名部长和省长当中，有75人被立案审查。下层官员和百姓的冤假错案就更多，有300多万件。受到牵连者数以千万计。在那些日子里，党中央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劳动者身份。”凌志军、马立诚《改革元勋胡耀邦》，《呼喊：当今中国的5种声音》，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同时，为七十万干部补发了扣发和减发的工资十三点二亿元；清退了一百一十三万户被查抄的财物；妥善处理了因下放应收回的八十五万名下放人员）。《胡耀邦思想年谱》， 2007年版，第120页。

第三，这是一步到位、不留尾巴的大平反。

一些人对于平反昭雪总是觉得是一种恩赐，不想为被害者找回公道。有人对右派平反就持反对态度，认为摘帽子就可以了。对于一些个案更是如此，如对胡风，说不是反革命了，但还有思想罪。胡耀邦对此立即回击，终于给受害者以公道、正义，不但判刑、劳改搞错了，思想批判也搞错了。如1957年反右派，有的人仅仅主张摘帽子。1984年胡耀邦在一封来信上批示：“落实政策必须严格检查，不许留尾巴，不要上下面谎报情况的当。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要纠缠极细微的小节，似乎被落实政策的人占了什么便宜。其实，人家受了多年的委屈，吃了多年的苦头，怎么会有便宜占呢？”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胡耀邦还针锋相对地批评了那些极左的人士，没有受过苦头，还左的出奇吓人。于光远也回忆说，胡耀邦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些事情可以“一风吹”。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第四，这是对各种各样的冤案都要进行的大平反。

有的领导人虽然没有被打倒，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如朱德没有被打倒，但是，被污蔑为大军阀、黑司令，陈云、陈毅被称为“老右倾机会主义者”，胡耀邦都给予恢复名誉。

在党史上打成叛徒的陈独秀，把打成叛徒的瞿秋白，把打成反党集团的张闻天，还有把李立三打成特务，把恽逸群同志也是叛徒等，胡耀邦都先后为之平反昭雪。郑惠回忆说：“胡耀邦嘱咐历史学家为陈独秀辩诬，同时也利用党的文件为这些领导人恢复名誉，平反昭雪。这也是让正义回到人间，是大快人心的事情。耀邦同志在引述鲁迅的这些警策的文句时，很有感慨地说，要学习鲁迅的这种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态度。他认为对陈独秀复杂的一生应当根据详尽确实的材料进行深人细致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郑惠：《胡耀邦对陈独秀评价的关注》，《百年潮》2001年第9期。

文革被打成的叛徒多如牛毛，胡耀邦指示：比如关于被捕被俘自首变节的问题，究竟根据什么来定？是根据哪一年的规定来定？我说最大的根据是实事求是。什么叫叛徒，什么叫自首，情况千差万别，要想规定几条杠杠，是杠不住的，相反有了几条杠杠，反而会使某些人办事简单化，滋长官僚主义作风。怎么解决？必须把事实查清。还要考虑，有叛变自首行为的，回来以后表现怎样？情况千差万别，必须把情节认真弄清楚。

四、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快捷的大平反

胡耀邦的平反工作通过多种渠道，用“另起炉灶”的策略，用“一风吹”的办法，利用靠边站的干部，号召“领导上第一线”，提出“不能停顿”战略，把平反工作搞得风起云涌，势如破竹，终于一气呵成这篇有声有色的大文章。

第一，通过多种渠道让冤情上达中央。

胡耀邦为了尽快、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利用了所有的渠道，新华社内参上、其他媒体上、会议上、老朋友的反映中，还包括去家里上访，去单位上访等等，尽其全力接待所有的上访人员。胡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修订版）2006年1月，中国工人出版社，第53页。胡耀邦从来不给孩子们办事情，但是却让孩子们为平反工作尽力，利用孩子们的渠道。胡耀邦在就任中组部部长的前夕，召开了家庭会议，李昭说：“今天晚上把你们都叫来，是告诉你们这个消息……”接着说了要孩子们以身作则之类的话。胡耀邦笑着说：“八股呦。”接着，他讲到百废待兴、积案如山的情况，当务之急是解放干部。他说，有些人有冤案，没有门路，凡事冤假错案，认识的不认识的，你们都可以帮忙，转信也好，传话也行。你们也是小小的渠道。王元元：《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搜狐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当然，胡耀邦还告诫孩子们，想当官，想走门路，这种事是坚决杜绝的。

一天，胡耀邦深夜两点才睡觉，这时还没有起床，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他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表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修订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4页。马懋如回忆说：据信访处统计，197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收到来信一千五百多件，一至六月份共受理来信九千三百三十四件，是上年同期的三点六倍。来访者络绎不绝，应接不暇。这里的工作人员少，任务重，条件差。当时的信访处设在部外的一个失修的楼房底层，接待室里仅有一张掉了油漆的乒乓球台子，两张长条板凳，几张旧木椅，一个坐着要陷下去的长沙发；办公室里也只有几张旧桌椅，一部电话机，两个竹皮热水瓶，就此而已。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批受害者，是血和泪的控诉。那些人哪有钱买信封信纸，不少来信写在废纸上、手纸上、香烟盒的背面或书报的边角空白处……有的信上还留有血、泪的斑痕。马懋如：《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第二，对来自最高层的阻挠，采取“另起炉灶”的策略。

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汪东兴抵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曾拒不交出中央一、二、三专案办的档案材料。作为下级的胡耀邦勇敢地另起炉灶，对大小案件，由中央组织部单独进行调查，一一落实，取得成功。不是有巨大历史责任感的人是绝对不会如此行动的。

第三，对1957右派的错案采取“一风吹”！

一位胡耀邦的晚辈曾经问他：对于右派平反，我们曾问耀邦叔叔为什么要“一风吹”？他说：“这个问题必须这么做。右派五十多万，加上被株连的人二百多万，这其中大多数都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如果要像别的案子，一个一个地甄别，要有一大批人去干。这些人有的还可能是当事人，再加上思想水平参差不齐，如果不一风吹，估计十年、二十年都平不完。权衡利弊，只好一风吹了。”王元元口述：《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搜狐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对平反工作，胡耀邦指示：不必层层转，可以一竿子到底。解决时，也不必搞许多可有可无的烦琐查证，把基本情节弄确凿了就可以拍板（但一定要确实），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现在我们不讲‘多快好省’了，其实，任何工作都有个‘多快好省’的问题。什么事拖拖沓沓，烦琐得要命，怎么谈得上工作效率？（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三日在一份上海来的申诉信上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胡耀邦在一封来信上的批语：

不要再烦琐地考证了（当然“文化大革命”后的几个情节要稍加查证一下），也不要再实行“哪级党委定的由哪级党委改正”这个误大事的办法了，由中组部和民航总局共同决定执行。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胡耀邦在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

刊登的《希望尽快平反这个长达十六年的冤案》上的批语：

我说过多次，落实政策问题要发现一个就严格检查一个，正确处理一个。否则，可能拖上十年还得不到圆满解决。现在，一切工作都要抓到实处，禁止老发一般化的指导、号召。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胡耀邦在江一真《关于落实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政策问题的建议》上的几处批注：

要快刀斩乱麻！只要不搞繁琐哲学，纠缠细微末节，几天时间就可解决。

类似这样快刀斩乱麻的话说了多次。

第四，利用过去被迫害的人开展平反工作。

胡耀邦在中组部大胆起用了杨世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萍、何载这些人不是被打倒的就是靠边站的干部。胡耀邦起用被打成右派的何载，担任位置非常重要的审干局局长。这些重新起用的干部深深体味了被整治的悲凉，有社会底层的体验。笔者曾经看到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有提出改革、平反、纠“左”意见的人，几乎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人，或者靠边站的人，几乎没有看到一直春风得意的人提出改革，去号召平反，去号召纠正极左。

第五，取证刻不容缓。1977年11月11日1936年向国民党北平狱中党支部传达党中央和华北局出狱决定的当事人孔祥祯，在病床上再次向党中央写信。把当年六十一人出狱的经过，作了详细的说明。信中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劳动，现在身已瘫痪，犹未痊愈。……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已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殒，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的经过呢？”信中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中央专案组负责人汪东兴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置若罔闻。汪东兴说：现在翻案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头上来了，这还了得！

第六，号召“领导上第一线”，全党办案。

1977年12月19日，胡耀邦刚到中央组织部就说：“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目的就是一个快，一个负责。

胡耀邦为了尽快平反冤假错案，知道离开各级领导是不行的。有的领导怕出现反复，怕将来担责任，让环节干部负责人。为此胡耀邦提出“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全国各地的领导都上第一线了，就形成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氛围，事情就好办的多了。

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还有同志问，落实干部政策的任务这么大，要办的事那么多，人手这么少，怎么办？根本的出路，还是要大家动手，全党办案。”

第七，平反工作“不能停顿”！

胡耀邦太了解中国国情了，怕一旦平反工作停下来，后果难料。党史上有的平反甄别工作都是半途而废，无疾而终。在平反工作热火朝天的时候，副主席汪东兴与胡耀邦谈话，说他走得太远了。因为来自上上下下的压力随时都有可能致使平反工作夭折。所以胡耀邦不为所动、愤慨前行，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绝不能停下来！”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页。

据于光远回忆，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会上只有胡耀邦对这句话提出了补充。胡耀邦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天安门事件”等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彻底解决。对“四人帮”的批判决不能松劲。对干部平反昭雪、落实政策要有错必改。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135页。胡耀邦不是担心工作重点转移，而是担心有人借此把平反工作停止了，所以胡耀邦顶住了多方面的压力和干扰，把平反工作不间断地进行下去。可以说，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直持续到胡耀邦下台之前的1986年，还在继续扫尾。

第八，抓典型案例，突破症结。1978年2月到4月，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发通知，请他们带着一些最棘手的疑难案例来开会，一个又一个的小会接连着开，叫“疑难案件座谈会”。会议由陈野苹同志主持，研究解决一百一十八件疑难案件。每次会议他都亲自参加并讲话，每一案例他都悉心研讨。胡耀邦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都讲在明处，绝不能搞两本账。什么“内控”、“外挂”的做法……如果还习惯成自然地这么来，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谅的。目的只有一个：认认真真地平反冤假错案，切切实实地落实好干部政策。有什么十分难办的疑难案件，择其典型拿到这个会议上讨论研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求出一个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来突破我们面临的“哥特巴赫猜想”。……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胡耀邦思想年谱》，秦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42页。

五、带动了各地的平反冤假错案

有胡耀邦的带头，一些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紧紧跟上。任仲夷毅然决然为张志新冤案平反，习仲勋为李一哲冤案平反昭雪，姜一真为河北“伊玛尼党”冤案平反，项南为福建的山西帮冤案平反，中国青年报记者顾志成，为张扬平反昭雪奔走呼号，全国各地已成浩浩荡荡的平反潮流。

1979年3月9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任仲夷在会上说：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下。我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对她的家属、子女要很好照顾，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彻底肃清。要开追悼大会。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她是很努力学习的，不学习是讲不出这么多言论的。我们现在要搞解放思想，她早就思想解放了。张志新同志是难得的好典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真够得上一个艺术典型。对我个人来说，听了觉得心中有愧。文化大革命中，整别人的事我没有干过，但像她那样坚持真理，我还做得不够，要向她学习。

1979年3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最后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张志新现行反革命案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为了篡党夺权，疯狂践踏党的民主生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草菅人命，残酷镇压革命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造成的一起大冤案，必须彻底平反昭雪。”陈禹山：《任仲夷与张志新冤案的平反》，《民主与科学》2006年第2期。

1978年八九月份开始，广东省委曾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并数次报告党中央。经省委决定，1978年12月30日，把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安排他们住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习仲勋指定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处理此事。吴南生与他们多次谈话。遵照中央1979年1月26日批复的精神，1979年2月1日，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讨论如何召开平反大会的问题。这是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平反的一宗极有影响力的冤假错案。当时被平反的人有情绪，习仲勋说：“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

2月6日下午，省委在友谊剧院召开了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会上，省委常委寇庆延宣读平反决定。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话。习仲勋说：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该允许人民说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摘自陈仲旋著：《怀念习老——仲勋同志》、《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习仲勋说“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这样的话多么宽广的胸怀啊。

河北省也是冤案众多，江一真赴河北拨乱反正，他破除重重阻力，使得建国后14个特大冤案之一、前后延续了28年的所谓“伊玛尼党”案获得平反。对冤假错案，江一真不仅作批示，有的还跟踪关注平反和落实情况。这其中，便有《河北日报》被错杀的女干部王韵芬。王铮告诉江一真，王韵芬冤案平反有阻力，除了这是省委主要领导批示的死刑外，听说还因为她在狱中用过激语言谩骂过领导。江一真语气激动：即使她真的骂过，也是罪不至死啊！在那“举世皆浊”的局势下，她一个弱女子能够为少奇同志鸣冤，不容易啊。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当初为他鸣冤的人哪有不平反之理。在江一真的支持下，王韵芬最终得以平反。后来，江一真赞同追认这位坚持真理的女干部为烈士。钟兆云：《江一真：风雨雷电中的“一根筋”》，《同舟共进》2013年第7期。

福建有所谓”山西帮“的老大难冤案，甚至到1978年还把一批老革命打成叛徒、特务，开除党籍，逮捕整死。项南任福建省委书记之后，接受采访，省报发表了《项南笑谈福建不存在山西帮》，被港澳报刊广泛传播。1982年初，项南还写了一篇一百字的社论，痛斥那些派性作怪，屁股有屎的干部，将冤假错案拖着不办！此文被《人民日报》和28家省报争相转载，被大学、中学选为教材。经过四年努力，福建的地下党冤案终于彻底解决。

胡耀邦、习仲勋、任仲夷、江一真、项南这些人早已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一些掷地有声的那些平反昭雪语言，还留在中华大地，久久地回响在人们的耳边，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