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格尔和恩格斯所阐述过的一系列范畴，不但具有客观性，而且具有主观性。以必然性与偶然性这对范畴来说，就是如此。必然性是在人们的观念中，具有注定会出现或在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某种现象的一种属性；偶然性则是在人们的观念中，具有并非注定会出现而在事实上却已出现的某种现象的一种属性．人们熟知的其它重要范畴，如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可能与现实等，也是既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但原苏联和中国的各种流行哲学教材中，都只承认这些范畴的客观性，却否认这些范畴的主观性，导致了在理论上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在实践上常常阻碍理论正常发展的后果．例如迄今为止的流行哲学教材做了这样的界说：＂偶然性和必然性相反，是事物联系和发展中，并非必定如此的、不确定的东西．对一事物发展过程来说，特定的偶然性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偶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任何偶然性都有它产生的原因，在我们没有认识它的原因时，是偶然性；当我们知道它的原因时，它仍然是偶然性．＂在这种否认偶然性的主观性的认识背景下，各种教材几乎异口同声地責备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的这样一段话：＂一阵狂风刮得飞沙走石，在我们看起来好象乱七八糟，一些相反的风吹得白浪滔天，引起一场更吓人的暴风雨，其实在这当中没有一粒沙尘或水滴的分子是偶然放在那里的．每一个分子都有充分的原因占据它所在的那个位置．＂霍尔巴哈的这种否定偶然性的观点在十七、八世纪的哲学家那里是相当普遍的，十七世纪的斯宾诺莎就说过：＂偶然的东西是没有的＂（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7页）．就连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也说过：＂真实的现实就是必然性，凡是现实的东西，在其自身中都是必然的＂，＂一般讲来，概念和哲学会使纯粹偶然性这种观点消失＂（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80、340页），＂偶然的东西就是必然的东西＂．（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98页）应当说，从斯宾诺莎、霍尔巴哈到黑格尔的这种观点，如果只从客观性的视角来看，是难以驳倒的．因为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是有充分的原因的，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必然产生特定的结果，即有确定因必有确定果．在这个意义上，偶然性的确消失了．可见，霍尔巴哈的那段话，并没有什么不对。就是说，从逻辑上看，如果回避了范畴的主观性，偶然性这一范畴本来就不应当存在。即使象恩格斯说的＂这条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长，而不长一丝一毫，也不短一丝一毫＂那样的事实，也是如此．否认这一点，就会陷入神秘主义．难怪至今未见人们对霍尔巴哈的那段话，做出有力的反驳，人们只是满足于引述恩格斯那段带有讥讽意味的批评：＂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这一个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这一切都是由一种不可更动的因果链锁、由一种坚定不移的必然性所引起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61页）流行哲学教材的编者们和众多的理论家，承认这种“无根的”、“随意的”偶然性的存在，尽管力图表白为与“唯心主义”划清界限，甚至与“主观性”划清界限，却在事实上没有摆脱超自然的神秘主义．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正是在于对于任何事物乃至科学范畴，不但要从客观方面去理解，而且要象马克思那样“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客观性与主观性这两种属性并非绝对对立而不相容。要象对待其它科学范畴那样，在承认偶然性的客观性的同时，承认偶然性的主观性．人们正是把那些在观念中，并非注定会出现的现象，即未认识到会出现的现象的属性叫偶然性．罗素也就此说过：＂偶然的‘事件’，是一种其因果作用还不为人所知的事件＂（罗素精品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609页）．就以某个＂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长＂而论，并不因为它＂未必＂是五英寸长，才是偶然性，而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它所以是五英寸长的原因，才是偶然性．如果知道了＂五英寸长＂的原因，它就不是偶然性，而是必然性了．连恩格斯自己也在举出豌豆的例子后说：＂只要我们不能证明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那么豌豆的粒数正好还是偶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页）可见，在偶然性是否具有主观性的问题上，恩格斯并未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谈到了＂证明＂，而这种＂证明＂就是属于主观世界的范畴的．那么，人们为什么把＂五英寸长＂和＂四粒豌豆＂这类现象视为偶然性呢？就是因为人们的认识能力还没有达到足以解释这类现象的程度，并且这类现象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尚无重要意义．人们宁可把这种＂不知＂，表述为偶然性，以将其＂悬搁＂起来．在现实生活中，这类现象比比皆是．正是偶然性的主观性而不单是偶然性的客观性，才使人的认识从不知到知，即从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成为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人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停留在对必然性的认识上，而应该继续探究那些似乎是无关紧要而又意想不到的情况、现象、枝节，即留意偶然性，揭示其产生的条件，从而实现向必然性的转化，即提升自己的认识和知识．例如，人们对于＂冬天过后春天即来＂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从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运行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大气变化的规律中得出来的．但这种认识并不能说明初春的某一天，气温之低于晚冬的某一天．而在人们具体地考察某地在几天中的日照、气流、气压等方面的具体状况，包括由卫星云图观测到的详尽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综合之后，才能确知某天的气温等情况，这就是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但即使确认了某天的具体气温状况这种必然性，人们还要面临该天某个时刻（如白天、黑天、上午、下午等）气温变化的偶然性，这时，必然性又转化成了偶然性．这就是说，由于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或现象的角度、层次、深度的不同，既可确定其为必然性，又可确定其为偶然性．这两个范畴的相对性及其间的转化，曾使黑格尔感叹：＂什么是偶然的结果和什么是必然的结果，这是很难确定的．＂（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0页）恩格斯也说：＂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又是偶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60页）

（二）在人们“求知”，并把既有的科学知识引向决策和实践时，偶然性这一范畴被科学家们普遍称为随机性。自然科学上的观察方法表明，人们在进行科学观察时，虽然应当怀有一定的目标，掌握一定的方向，但也要兼顾那些没有纳入视野的偶然现象．黑格尔说的对：＂从表面看来，一切东西都表现为偶然性的形态，一切规定性都采取感性的独立性的形式．＂（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1页）在科学实验中，常有这种情况：在进行某一操作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感性的独立性的形式＂．这虽然不是什么＂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的＂，但却是在实验前未曾预想到的“机遇”．善于捕捉＂机遇＂，是科学发现的一个重要方法．当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在研究阴极射线管的放电现象时，偶然发现了ｘ射线；当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在进行葡萄球菌的研究时，偶然发现了青霉素．这种由机遇引起的新发明，在科学史上，特别是近现代科学史上并不罕见．达尔文在指出＂每一生物的构造今天或过去对于它的所有者总是有些直接或间接用处的＂之后指出：＂一直到最近没有人会想到在二型性的或三型性的植物里，雄蕊和雌蕊的不同长度以及它们的排列方法能有什么用处，但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有用处的．＂（物种起源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3页）那种轻率地断定一个豌豆荚有六粒而不是五粒或七粒一类现象，永远也没有认真加以研究的必要的观点，是不确的．普列哈诺夫说过：＂科学所研究的一切过程都包含着偶然性的成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6页）人们记得，在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曾声称，经典物理学的科学大厦已经建成，天空中只剩下两朵偶然出现的乌云，即黑体辐射实验和以太飘移实验带来的困惑．他和其他新机械论学派代表人物的这种观点，一时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只是由于一些具有辩证思维头脑的科学家，没有放弃并认真研究了这＂两朵乌云＂和其它一些偶然出现的物理现象，大胆修正了经典物理学的某些结论，才创立了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崭新的物理学理论，实现了物理学革命，使科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的．随着二十世纪中叶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老三论＂的创立，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突变论这＂新三论＂的创立，使得科学家们更加重视了对偶然性、概率性，即随机性的科学研究．按照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当把时间与不可逆性、熵等现象联系起来，深入研究自然界的自组织行为时，就会发现一种新的开放系统，这就是耗散结构系统．这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它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外部条件达到一定阈值时，就可能从原有的混浊无序的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空上和功能上有序的状态．在这种开放系统中，内部各要素之间，既有线性作用，又有非线性作用，后者的特点是具有＂相干性＂，在相互制约、相互偶合中形成新的系统整体效应，使系统产生新的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系统中一个微观随机的小扰动，就会由于＂相干性＂而放大，出现＂巨涨落＂，推动系统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跃迁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这就表明，客观存在的偶然性、概率性，即随机性，是必须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普利高津和他的学生斯唐热认为：＂在现象的层次上，描述耗散系统的方程中＇对始初条件的敏感性＇的发现，开创了新的前景．由此看来，除了简单的吸引中心（……）之外，还存在一些所谓＇混沌的吸引中心＇，它们隐藏着系统的某种＇随机行为＇＂．他们还针对着机械决定论和＂拉普拉斯妖＂，不无讽刺地说：＂即使是对决定论描述效力坚信不移的科学家大概也不敢说，在宇宙大爆炸之日，即我们所知的宇宙创始之时，本书的出版日期就已镌刻在自然的定律之中了．＂（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246页）这两位作者的话，与恩格斯当年在批评否定偶然性的机械决定论者时所讥讽的＂产生太阳系的气团早就构造得使这些事情只能这样发生＂的话，真可谓璧联珠合、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按照哈肯的协同学理论，系统的各个部分即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使系统本身产生出一些在微观层次上并不存在的新的结构和功能．在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中，当外界作用达到某个临界值时，原来的结构和功能就会失稳，各子系统及其参量，特别是少数能够有效描述系统宏观秩序的序参量，会出现强烈的动荡，这种动荡，造成系统无法预测的变化，从而增大了自组织行为的随机性．人们在面对系统的这种特点时，必须具有多维视角，以应对难以预测的情况的发生．按照托姆的突变论，自然界发生的质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即渐变和突变。它把黑格尔以来，包括恩格斯在内的哲学家们阐述的质变形式细化和数学化了．这种细化和数学化能以较好地引导人们面对所发生的质变中的随机性．托姆本人就曾提出过一系列数学模型（几何形状），来描述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大量的不连续事件，而即使如此，也不会囊括这些不连续事件的全部特征．这里，再次表明，重视偶然性，对于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忽视偶然性而专注于必然性，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是常见的．人们习惯于轻率地宣称某种社会现象是必然的，并将其模式化、绝对化起来．例如＂正义的力量是无穷的并必然取得胜利＂这一命题，只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从历史的大尺度上看，人类总是向着美好的未来前进着，这一命题的功能在于鼓舞正义的人们，为正义事业而奋勇斗争．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正义的力量并非总是无穷的，在一定时期遭到失败，是历史上和现实中常有的事．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简单地用＂正义必胜＂来解释，而要指明国内和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及其消长的情况，特别是中国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情况．同样，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不能简单地用＂正义必胜＂来解释，而要指明国共双方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及其消长的情况，特别是民心向背的情况．同样是＂正义事业＂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遭到了失败，也是可以理解的．对＂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命题，必须具体分析．就它体现了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必将取代落后的生产关系而言，这一命题是合理的．但就它表现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而言，社会主义国家未必能战胜资本主义国家．从原苏联的政治家莫洛托夫到中国的政治家毛泽东，都曾预言，只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失败．而事实已经表明，这样理解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正是这种理解，使相当一些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面对八、九十年代的苏东剧变，感到震惊和奇怪．很明显，这种理解带有把必然性视为＂天意＂、＂神意＂的宿命论成分，是一些人在唯物史观的名义下观察社会历史问题中的一种常见偏向．面对这种宿命论的盛行，阐明偶然性在社会历史中的表现，尤为重要．长期以来，流行的哲学教材一致批判胡适说的＂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的说法，事实表明，这种批判，是不恰当的．在外国历史上，就有１２４９年因为争夺一个旧木桶而导致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城同摩德那城这两个城邦持续二十三年的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年的七年战争中，好色的法王路易十五受宠妻影响而丢掉了一块物产丰饶的殖民地等事实．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项庄舞剑未能如愿，保住脑袋的沛公得以在后来建立存活近四百年的大汉王朝，袁世凯临时背叛，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等事实．诚然，人们应当探究这些事变后面的更为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原因，但不能以此来否定偶然事件的作用．至于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用来为某种政治主张辩护，并攻击另一种政治主张，就更不妥了．如若干年前某权威哲学教材就声称：＂现代修正主义者极力夸大偶然性而抹杀必然性”，并举例说“帝国主义的政策是由帝国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而不是由个别人物决定的＂．其实，无论是夸大偶然性，还是夸大必然性，都与社会阶级、政党、集团、势力的思维方式，无直接关系，不能乱贴政治标签或哲学标签。这种认识社会政治问题的思维习惯，至今还在发挥着消极的影响。当然，深入研究词义，不难发现，无论学界还是政界，都经常把偶然性、偶然现象、偶然事件、偶然联系、偶然结果等概念通用或混用，有时就会带来意义上的含糊不清，甚至是＂语义混乱＂．例如说＂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必然性起支配作用，偶然性起加速或延缓作用＂，就是如此．看来，进一步使词义精确化，减少随意性，对于正确表达原意是必要的，对于把握范畴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关系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