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或事物的存在、运动、变化、发展，总有其原因．对于这种原因，早在古希腊哲人和古代中国哲人那里，就有了初步地说明．在赫拉克利特留下的残篇中，有凡事都有两面的说法，他认为＂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用对立的东西制造出和谐，而不是用相同的东西＂．老子看到＂万物负阴而抱阳＂，＂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也，难易相成也＂．在＜国语＞中，有把地震解释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之说．在＜易传＞中，更有＂两仪＂、＂阴阳＂、＂天地＂、＂尊卑＂、＂刚柔＂诸说．在＜前汉书＞中，还有水火＂相灭亦相生＂，仁义＂相反而皆相成＂的判断．到了近代，这种关于世界或事物的矛盾的正确思想，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充分地阐述．他指出了矛盾的普遍性，认为＂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天地间绝没有任何事物，我们不能或不必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规定＂．（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3、200页），并指出：＂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8页），＂这种对立面的简单的存在方式，乃是人类自然文化中的一个环节．＂（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6页）但他认为，“矛盾是在关系中才发生”（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9页），预示了不可到处滥用“矛盾”这一概念，更不能泛称“事物即矛盾”。马克思十分重视黑格尔的矛盾观，认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法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列宁也重复了这一点，并且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0页）如果深入思考这种科学的矛盾观，可以做出这样三点“说明和发挥”：第一，黑格尔和马克思讲的“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是蕴含了对立和统一这两个方面的关系的。而把握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就不可夸大其一，贬低乃至否定另一。例如在谈到某一方面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时，不能认为只有对立、斗争这一方面，才对社会的发展有意义，而否定统一、一致这一方面，对社会的发展的意义。第二，黑格尔和马克思讲的“规定”、“方面”、“关系”，是与“趋向”相联系的，而这里的“趋向”并非都直接表现为“实体”，如阴与阳、好与坏、前进与停滞即如此。即使表现在实体上，也并非是单一的。因为，实体做为某种趋向的“承担者”，是具体的、复杂的、多样的，单一实体不足以概括出“承担者”的全部。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重要承担者，但还有其它的实体如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马克思甚至说“医生和官吏也形成两个阶级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00页）这些实体的关系既是线性的又是非线性的，它们的共同参与和交互作用，使社会的进步趋向在曲折中发展。不能一提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就认为只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把两个阶级的特性孤立化、排它化、绝对化。更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的一切弊病都说成是资产阶级造成的，而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成就都说成是无产阶级创建的。例如，没有那一个公正而又严谨的人，会把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繁荣只归功于美国的无产阶级。第三，任何“关系”都可划分为本质关系和非本质关系，在人们的实践过程中，有时要将非本质关系暂时“悬搁”，以致不提“矛盾”这一概念。例如在面对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已夺取政权的革命党的主要任务时，没有必要硬是从矛盾观出发，阐述“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同“落后的经济文化现实”的矛盾，而应直接了当地指出努力发展经济文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里，有必要把矛盾一说“悬搁”起来，甚至用“奥卡姆剃刀”剔除。

．（二）列宁在对“对立面的统一”这一较为科学的结论进行＂说明和发挥＂时，突出了对立这一面，并且如同强调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强调了斗争的绝对性．毛泽东则更进一步把对立统一规律简化为“一分为二”，并把＂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这种观点，发展成为＂斗争哲学＂．列宁和毛泽东的这种过分强调对立、斗争的方面，虽然抓住了该规律的一个重要含义，并因通俗化而有利于党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理解，但却蕴含了忽视另一含义之可能。当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哈诺夫，就对列宁的“斗争理论”，提出过尖锐批评，但由于后者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而使这种批评显得缺乏说服力，并在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氛围中严重受挫。当年我国哲学家杨献珍等人针对着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这种可能带来片面性的说法，提出用“合二而一”来作补充说明，不失为一种有益之举。但毛泽东对此却不能容忍，以致发动了一场导致人身迫害的政治斗争。其实，在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中，对立和斗争并不比统一和一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人们常常论证说，对立和斗争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因而是绝对的．但是，统一和一致不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吗？其绝对性并不弱于对立和斗争．黑格尔讲过，矛盾＂在和解里存在＂（美学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７页），并称他的＂兴趣仅仅在于和解这一对立＂（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版第６页）．这里虽然表现出了他的某种保守性，但正如恩格斯曾经说过的那样，辩证哲学并不必然否定保守性．持有“斗争性是绝对的”这种观点的人在谈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时，往往强调两者的对立的方面，忽视了两者的统一的方面．如何使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使两者协调起来，在当代显得尤为重要．在人们经常谈论的阶级关系、政党关系、群体关系、个人关系等社会关系时，如何做到在承认其间的斗争性的同时，又承认其间的统一性，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在指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同时，又指明阶级合作也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只是在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需要。强调运动观、斗争观，是与马克思主义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相适应的，这种观点在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功效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局限性。对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是有益的。对矛盾“双方”理解过程中所出现的实体化倾向，是许多笃信矛盾观的革命者常犯的通病。一提矛盾的两个方面，就立即想到是两个人，两个群体，两个政党，两个阶级，两个国家，两种力量，或你消我长，我消你长，或你赢我输，我赢你输，或你亡我存，我亡你存。这样来理解矛盾，在实践上往往导致的只是重视“实体”的变化，而不重视“关系”的变化，更不重视“融合成一个新范畴”这种结局。例如人们在解决阶级矛盾时，有时便把“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种偏颇的、片面的认识，当成指导思想，从而给革命事业带来某种程度的损害。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由于轻率地、频繁地运用矛盾观，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在判断某一社会和某一事物的性质时，往往先用矛盾观去“寻找主要矛盾”。尽人皆知，在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中，指明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政治路线而言，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而从1957年后党改变了这条政治路线，则是错误的，并已为后来二十年的历史所证明。在党纠正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后的今天，应当进一步反思：这里有必要谈论“主要矛盾”吗？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那样的贫困落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上，这对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做为执政党，有什么必要一定求助于矛盾观和“主要矛盾”的理论呢？把一个简单明了的事情，硬说成是复杂隐晦的事情，绝不是“辩证思维”所要求的。这正象一个行人在看到远处的田野上有几个人来回走动时，便问知情者“这是怎么回事”时，当被告知是“农民在耕地”后，行人便解除了疑问，了解了真象。这里无需再追问事情的“矛盾”和“主要矛盾”，很明显，行人和这件事情的关系只是一种非本质的关系，因而与运用矛盾观无涉。

（三）在事物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关系上，经常遇到这样的理解和解释，即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而外部矛盾只是条件而已．从历史上看，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里，曾有过这样的说法：＂由于内在的本质而创生的事物，如无外因为之阻挠，它就潜在的是一切将可实现的事物＂。他把＂自己的动变渊源＜内因＞＂，称为＂已具备了必要的性能＂．（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７９页）这里，亚里士多德已注意到了内因与外因这两种作用了，但他未指明何者是后人所说的＂根据＂，何者是后人所说的＂条件＂，只是把侧重点放在了内因上．近代哲学家黑格尔有时强调内因，有时又强调外因．他曾说过：＂内部矛盾驱迫着定在不断地超出自己＂（小逻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０６页），但他又说过：＂外因起统治作用＂（美学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７３页）．人们知道，物理学家牛顿不愿意用宇宙本身的矛盾，即当时流行的散逸和凝聚的矛盾来解释宇宙现象，而喜欢把宇宙现象归结为来自外部的＂自由意志＂的设计．生物学家达尔文则认为：＂在决定每一变异的特殊类型上，条件的性质比生物的本性，要来得次要．＂（物种起源第１分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４页）看来，在某种时空背景中，内因会起决定作用，外因则会起影响作用，在另一种时空背景中，外因会起决定作用，而内因则会起影响作用．这种背景的转换，又是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人的实践需要，才能回答这一切．认为内因起决定作用的毛泽东曾举鸡蛋（指受精卵――下同）在一定温度下孵出小鸡的例子，说＂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他的意思是，鸡蛋的内部矛盾是孵出小鸡的决定性的、第一位的原因，而适当的温度只是孵出小鸡的非决定性的、第二位的原因．对此，人们可以发问：在一般意义上，有什么理由认为鸡蛋比温度更为重要呢？诚然，没有鸡蛋，而用石头是孵不出小鸡来的，但是，没有适当的温度，例如在摄氏百度的高温下，同样是孵不出小鸡来的．只是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得到适当的温度，而不总能得到鸡蛋这种情况，造成了觉得只有鸡蛋才是＂根据＂，是第一位的，而温度只是＂条件，是第二位的这种心理习惯．再以有的学者所举的将足球踢进对方大门的例子来说，很明显，＂进球＂的决定性的，第一位的原因只能是足球运动员的技术、力量和配合这种＂外因＂，而不能象有的学者那样硬把它说成是足球的构造（革制、充气、圆体）这种＂内因＂，因为谁也不会把铁制的实心方体当成足球来踢的．当然，在社会生活中把内因当成第一位的原因，在某些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的军事或政治意义，例如毛泽东指出两军相争，胜败皆决于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并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中国共产党内部）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来论证内因是第一位的原因，就有强调自力更生，发扬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而在另外的条件下，外因便会成为第一位的原因．同样是毛泽东，他就说过＂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由于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是在说明＂外因＂的决定作用．这一见解，用在一九二七年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显得更客观、更公允些，且有利于全面总结历史教训．历史发展到了现在，外因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突出地显示了出来．按照一般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做为开放系统的客观事物所进行的自组织活动，只有在外界的物质能量作用下，才有可能创建出新的结构．按照协同学原理，当外参量引起的协同作用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系统才能自发地由无序的旧质变为有序的新质．人们往往盲目地批判牛顿的＂外因论＂，其实，牛顿的错误不在于他强调了外因的作用，而在于他陷入了宇宙神创论，把所谓＂第一次推动＂的工作交给了上帝．在深入探讨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时，人们还应看到，这里的内因与外因本身也具有相对性。普列哈诺夫在为一本书做注释时曾引述过大诗人、大思想家歌德的话：“无所谓内，无所谓外。因为，内就是外，外就是内”。问题是在于人们如何依据实践需要，设定观察事物的参考系，在某种参考系中是内，在另一种参考系中就可能是外。很明显，不能把内因与外因这两个概念凝固化、僵硬化和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