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国际政治学亟须转型升级为世界政治学。不同于聚焦于现状性结构的国际政治学，世界政治学追问的是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而塑造的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是一种兼具过程性结构和现状性结构的研究。技术、资本和政治思潮将国别、地区联结起来而构成世界政治，但引起国内外政治同频共振的变量还是政治思潮，因而政治思潮是理解世界政治的一种最重要的研究单元。发端于中国政治学的历史政治学为建构世界政治史和研究世界政治理论提供了可操作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政治学；政治思潮；研究单元；历史政治学
在“世界政治学”这个学科性概念出来之前，世界政治泛指中国之外的全球性、地区性和国家性的政治现象，是国际关系的另一种习惯性说法，意指国内外政治联系的密切性。国际关系研究的是国家之间的现状性结构或结果性结构，少有研究过程性结构或历时性结构；另外，支配性大国之间关系显然并不局限于两国之间，必然是世界性乃至全球性的政治。因此，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转型与升级。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有这样的呼吁，王缉思早就主张将“世界政治”学科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并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定位为“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提出“天下体系”的赵汀阳在2009年就指出，基于民族国家概念的国际关系学根本无法面对“天下”，主张以“世界政治学”取代国际关系学，世界政治是天下体系的研究单位。在国外，超出国际关系学的世界政治研究早已经事实性存在，比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序言中就指出，该书是在建构一种“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用于理解世界秩序的“文明范式”。
如何推进世界政治研究？笔者主张世界政治研究是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一种综合式研究，进而探讨了世界政治研究的范式问题，指出世界政治是一个层次性概念，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研究单元。笔者还专门以政治思潮为研究单元，考察了世界政治的变迁历程。由此，中国的世界政治学研究奠定了一个基本方向。在此基础上，本文要探讨的是：如何定义世界政治学？世界政治学的研究单元（或者研究主题）为什么是政治思潮？世界政治学的研究路径是什么？
一、世界政治学的学科内涵
给一门学科下定义有很大难度，因为一个概念化定义很难准确地概括一门学科的内涵，因此任何学科性定义都具有争议性。尽管如此，概念或定义具有简明化、可理解的优势，有助于加强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即有助于推进学科建设，为此笔者还是力图给世界政治学一个具有学科定位性质的定义。
首先，需要明确“世界政治”或者“全球政治”是个一体化的结构性概念，是某种政治力量或者行动单元将国家政治、地区政治与世界联结起来，形成一体化的结构性的世界政治，从而实现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同频共振。就此而言，世界政治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以大国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关系主要聚焦于双边关系，其中尤其以国家利益为关切，因此国际关系的变化并不一定诱发世界政治的变革，虽然世界上最重要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到世界政治的走向。
其次，世界政治是一个历时性的经验性概念。在工业革命之前，无所谓世界政治，只有国家政治和地区政治之说，比如儒家文明的东亚秩序、印度主导的南亚秩序、基督教文明的欧洲秩序和伊斯兰文明的中东秩序，那时只有地区秩序而无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也是世界政治的另一种表述。“世界秩序”本身就意味它是一个结构性的或者超级单元性质的概念。同时，既然是一个历时性的经验性概念，世界政治研究其实主要集中于工业革命以来300年、充其量是人类大航海以来500年的全球史。
再次，研究单元的重要性。全球史或者新世界史对于理解世界政治至关重要，但世界政治无所不包，研究者应该如何把握世界政治的演进？全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寻找不同事物的演化路线图，它是一种去国家化的研究路径。我们可以不接受这种研究方式，但其寻找研究单元的方式则为我们认识世界政治提供了启示，比如全球环境的演进、某种物件（比如玉米、胡椒）传播的全球化。寻找恰切的研究单元，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进展。
这样，我们给世界政治学一个结构性的、经验性的、具有明确研究单元的概念：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塑造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政治思潮属于政治理论的范畴，国内制度变迁属于比较政治学的范畴并聚焦于制度分析，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属于国际政治学的范畴并聚焦于大国关系，因此世界政治学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种综合式集成研究。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是一种结果性结构或者现状性结构，而政治思潮和国内制度变迁则是一种历时性的过程性结构研究的对象。
在这个概念中，似乎有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即政治思潮从哪里来？物质财富刺激了政治思潮，但物质财富本身并不直接刺激制度变迁，因此不是一个好的研究单元；物质财富又从哪里来？因此，很难把物质财富作为世界政治学的一种研究单元。
世界政治学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型与升级，因为它不但添加了过程性结构的因素，而且把过程性结构研究视为理解现状性结构的前提。这无疑加深了研究的难度。但追求历史真相或者现实真相的学术研究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简单性方法不管用。那些给人类认识自己所处社会结构有着重大启示的研究，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研究、亨廷顿的世界秩序研究，无不从研究过程性结构开始而描绘现状性结构。相反，那些聚焦于现状性结构的研究，无论是比较政治学的民主转型研究，还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虽然都曾流行一时但因都属于意识形态的实证性（the becoming）而非科学主义的实存性（the being）而昙花一现。
在时间性的维度上，我们看看这个概念的解释性。我们耳熟能详的一种说法其实就是一种世界政治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思潮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国内政治制度并因此改变了东亚秩序、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乃至世界秩序；同样，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内制度变迁并因此重塑了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并改变了世界秩序。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世界政治史。往远的说，自由帝国主义塑造了1700—1900年的世界秩序，其内在历史逻辑是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根本性地改变了欧美的国内秩序，基于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改变了全世界，从而形成了自由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进入20世纪，世界政治出现了波兰尼所说的“反向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改变了很多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或使得发展中地区得到“民族解放”，从而解构了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并使得世界政治呈现对峙状态即“冷战”。“冷战”是典型的意识形态战争，我们熟悉的国际社会科学就是冷战的产物，作为“宣传战”的社会科学比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催生了“圣彼得堡帮”，也在思想上改变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上层，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从而形成美国独霸的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但是，多元主义文化催生的身份政治或者认同政治正在让美国面临“国民性危机”，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
我们为什么要倡导世界政治学？世界政治学不但具有学科革命的意义，对于中国人而言，世界政治学的意义既是政治的，也是思想的。在政治上，让我们理解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中国依然处于自由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之中，如果中国不走自己的政治道路，就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一样，中国充其量是另一个大号的发展中国家而已；而具有超级规模的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以及由此崛起，对既有的世界体系构成挑战，就与既有的世界体系形成紧张关系，这是我们理解目前中美关系的深层根源。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上的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显然不能解释具有世界秩序意义的中美关系。在思想上或者学术上，世界政治学告诉我们，世界秩序的维护不但依靠经济再生产，还依靠文化再生产，当代国际社会科学就是这种体系性结构的产物。19世纪最后20年和20世纪上半叶，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最终作为学科建制出现在西方各大学，但是这些学科知识95%都是在5个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进行的，而且这些社会科学也主要是研究这5个国家。这5个国家提供了学科建制模型和研究范式，由此而建构了“世界镜像”，虽然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逐渐形成，但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依然是外源性的，依然在既定的知识体系中打转转。
世界政治学旨在认识“实存的世界”，而其研究单元将有助于揭示我们所处于其中的并时刻约束着我们思维和行为的那个世界政治结构。
二、世界政治的研究单元：政治思潮
寻找适当的研究单元，是能否认识或者接近认识事物对象的关键。而什么是世界政治的好的研究单元，取决于我们对于世界政治形成过程的认识。我们看到，在时间性上，有三种力量最终将国家政治、地区政治联结成结构性网络的世界政治，它们依次是：技术、资本和政治思潮。
首先是技术的力量，比如航海技术曾经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航海只是把人类松散地联结起来，而互联网把人类真正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网络化社会。技术改变世界，与航海技术密切相关的枪炮也很重要。但是，技术可能制造世界霸权和不平等，但并不必然改变各国政治的面貌，与世界政治的变迁存在复杂的、但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说到底，技术是一种工具，工具本身不会具有能动性，有能动性的还是人。正因如此，世界史上常见的现象是，曾经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并不必然将这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它也并不必然成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
在世界近代史上，驱动技术开拓世界的有资本的力量，因此技术所到之处，资本总是形影不离，而且资本总是运用枪炮技术进一步改变世界，这是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一般轨迹。因此，资本或者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资本主义，就是理解世界政治变迁的一个绝对少不了的研究主题或者研究单元。这一工作已经由沃勒斯坦完成，其四卷本《现代世界体系》就是以资本为研究单元而系统地论证了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形成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相匹配？历史与现实表明，政治与经济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古希腊和古罗马在经济制度上是奴隶制，在政治制度上有民主制和共和制;美国建立的是共和制，但从最初的奴隶制演变为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复杂性关系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作用程度的前提。
资本主义改变了世界或世界政治，但资本主义并不是无源之水。沃勒斯坦深入地考察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国内政治社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研究所不能及之处。在笔者看来，即使一国有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生产方式，但并不必然能够改变一国的社会结构，虽然可能对社会结构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20世纪世界史给我们的启示，比如大多数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在政治上独立了，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社会结构依旧，比如度的种姓制度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封建性质的土地世袭制度，从而根本性地制约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约束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运行。
由此给予我们进一步的启示是，资本的表现形式有投资和贸易，对一个国家的投资和贸易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吗？这大概是一个理论假设，投资—贸易改变政治体制，美国对华的“接触中改变”战略就是基于这种理论逻辑。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告这种战略的失败，基于这种逻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无疑也应该反思研究假设的出发点，尤其是应该理解世界历史的复杂性，作为资本表现形式的投资和贸易可以和任何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结盟而非必然去改变。无疑，投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到社会结构的改变，通过贸易催生一个依赖国际贸易的中间阶层，比如中国历史上称之为“买办阶级”，“买办阶级”因资本主义贸易而生，无疑是亲资本主义经济的，但其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在历史上又是什么样的？又比如，改革开放所催生的新商业阶层，实业家们更主张自主性利益，而金融阶层有的虽然可能更亲外源性资源，但他们并不必然追求政治制度的改变。学术研究不能靠理论的假设去推演，只能在历史的和现实的研究中去发现真相。
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也存在多种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国内制度变迁并不是必然一一对应的关系，资本主义可能非常间接地影响到国内政治并因而间接地影响到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世界政治研究追问的是国内政治与世界秩序的同源性和同频共振现象。
那么，是什么力量让国内外政治联结起来、甚至同频共振而具有世界政治性质呢？无疑是政治思潮。这样的判断来自历史经验而非意识形态假设。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在北美、欧洲大陆的胜利，伴随着革命或者推动着革命的无疑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最核心的关切就是财产权，那么财富是怎么来的？作为贩奴者的约翰·洛克提出了17世纪最有力量的殖民主义理论——劳动创造财富，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不算财富，殖民者开垦之后才算财富，而且贩奴是一种创造财富的贸易。国内自由主义的对外形态就是自由帝国主义，到19世纪末，在欧美内部，资本主义政治秩序彻底确立，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形成。历经三个世纪形成的殖民主义体系，意味着西方征服了世界。为了让世界接受这种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论证这种秩序的合法性、合理性乃至神圣性，几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开展了“文化帝国主义”即旨在改变人们心理结构的论述。第一代文化帝国主义发生于19世纪中叶，其代表就是小密尔之父在《英属印度史》中的人种等级论，托克维尔也是在白人优越论基础上为法国在非洲的殖民行动辩护。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第二代文化帝国主义，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其新教伦理就是一种文化优越论，这其实是白人优越论的文化表述。第三代文化帝国主义发生于冷战后期，表达的是制度优越论的“历史终结论”。民族自决权是对人种优越论的一种解放运动和解构性表述，但是文化优越论和制度优越论似乎俘获了一些非西方国家，它们的国内政治因此而被改变，从而维护着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
资本秩序引起国内政治的不平等，因此激发了以平等、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殖民主义体现世界政治的不平等，激发了民族自决权诉的民族主义运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就构成了一副宏大的世界政治图景，昭示着近代世界演进的路线图。无论是文化优越论还是制度优越论，说到底是文化殖民主义的隐喻表达，因此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依然是时代性重大问题，正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依然是鲜活的政治表现。
显然，只有政治思潮的角度，才能明白世界政治的实质和国际关系的真相，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去思考问题，也才能理解美国突然要对中国搞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战争。说到底，中国道路不仅解决了民族自决权问题，还冲击了长期信奉文化优越论和制度优越论的西方，中国的发展不但改变了自己，也正在改变几百年来形成的不平等的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而是谁主导世界秩序的世界政治问题。仅仅在理解中美关系实质的意义上，传统的国际关系学也亟须转型升级为世界政治学。
与政治思潮有关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建构主义，它是一个好理论，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显然不是在讨论这些推动世界政治变迁的政治思潮诸如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是如何“认知”国际关系。重视观念与外交政策关系的基欧汉等人也只是局限于观念对于个案性政策的影响，而不是研究宏观历史的世界秩序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指望作为研究单元的政治思潮回答所有问题，因为世界政治是一个层次性概念，有深层结构、单元层次和次单元层次，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研究单元。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政治思潮，是因为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乃至比较政治研究都忽视其重要性，从而导致研究质量的下降。政治思潮研究单元主要用于理解深层结构问题，而深层结构是理解国家主体的单元层次、社会主体的次单元层次的前提。比如，关于目前中美关系的判断，很多人（尤其是国际关系的“票友”们）停留在单元层次上认识问题，即以国际关系的种种现象而审视中美关系，以至于把目前中美关系的对抗性归咎于中国外交方式，这显然是因为缺少深层结构的认识而颠倒了因果关系。事实上，美国所以不惜牺牲中美关系为代价，正是为了护卫自己长期主导的世界秩序这个深层结构，而中国以自己的发展而可能改变这个几百年来形成的深层结构，然而发展权是中国的一种自然权利，美国企图剥夺这种自然权利，所以中美遭遇战似乎是一种必然。世界政治更深层的是全球治理问题。
三、世界政治的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
作为学科的世界政治学至少包括两大部分：世界政治的演化轨迹（世界政治史）及其在现实世界政治的一些连续性现象、基于世界政治史而形成的世界政治理论。笔者认为，无论是世界政治史还是世界政治理论的研究，都离不开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
对于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历史政治学具有什么功能、历史政治学处于怎样的学科地位，已有专文论述。简单地说，历史政治学就是研究历史的情景性（认识论）、方法论上的时间性和本体论上的结构性关系主义而提炼概念和知识，并研究善治之道。在诸多政治学流派中，历史政治学堪称中国政治学的代表。
(一)世界政治史与历史政治学
世界政治学的基础是世界政治史，正如经济史之于经济学、政治史之于政治学、国际关系史之于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性。十分诡异的是，国际社会科学中有发达的世界经济史、国际关系史、国别政治史，唯独没有世界政治史。个中原因或许是，世界政治史是研究近代世界的政治真相，这个故事太血腥、太不公正了，因此才有“去国家化”的全球史的兴起，以物化的全球史掩盖国家主体所展开的血腥的世界政治史。
如何书写世界政治史？如前，重要的研究单元有技术、资本和政治思潮，其中资本和政治思潮的关系最值得重视，或者说资本和思想的互动构成了世界政治变迁的基本历史。作为史学的世界政治史，其中的“政治”就是资本和思想的互嵌而构成的一种结构性关系（网络）；理解这种历史存在性，需要时间性方法论和条件性认识论。比如，如果停留在文本上去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很多人就会膜拜有加，甚至认为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如果引入时间性和作为条件的情景性，就会明白，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是一种文化种族主义的自由帝国主义理论，中国人就不会盲目地视之为“经典”，就不会不自觉地被思想殖民。把思想置入时间性和情景性中的历史，才能真正理解思想所构成的世界政治史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政治学是一种“回到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因而是寻求真相的世界政治史的一种最佳研究路径。
(二)世界政治理论与历史政治学
如果说世界政治史是世界政治学的基础，世界政治理论则代表着世界政治学的发展状况。我们认为，最能真正解释世界政治的现有理论还是帝国主义论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世界体系理论、旨在维护不平等结构的文明冲突论，还有笔者寻求替代性世界秩序的世界政治体系理论，这些理论的研究路径都离不开历史政治学。
——帝国主义论。关于帝国主义的认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以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种族帝国主义鼓吹者，第二类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鼓吹者，第三类是以霍布森和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政治的描述者，第四类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政治的批判者、革命者，第五类是以肯尼斯·华尔兹为代表的为维护现状结构而“去帝国主义”者。无论什么政治立场，只要回到世界近代史，就能发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另一面是帝国主义政治，即当欧陆列强之间搞实力政治的均势政治的同时，列强在全世界建立起了殖民主义世界体系，而且列强主导的世界政治结构依然没有改变，今天依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国际关系理论那里，谈论现实主义必然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到了70、80年代，流行的结构现实主义做到了“去帝国主义化”，即将西方（尤其是美国）国家性格中的帝国主义属性彻底抹去，使得国际关系学界认为国家之间都是中性的“实力政治”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学被认为是美国特有的社会科学，其核心假设是基于“实力政治”而达成“均势”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冷战学”前沿的国际关系学完美地完成了一项政治任务，但这个作为政治任务的论述，在中国却变成了学术标准乃至价值标准，久而久之，“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被请进历史博物馆。然而，不但美国对待伊朗和委内瑞拉的行为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对待华为公司难道不也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强盗行为吗？国际关系学本来是历史学的副产品，但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却做到了“去历史”，历史政治学路径必然“找回历史”，引入时间性和情景性以重新认识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本质属性，避免自我忽悠和误读现实。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论。如果说帝国主义政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和现实存在，在笔者看来，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研究所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概念，就是在回答帝国主义的历史的国家的根源。沃勒斯坦是历史社会学的代表学者。赵鼎新认为，老一代的历史社会学就是历史政治学。确实，沃勒斯坦论证“中心国家”的逻辑堪称历史的政治社会学：中心国家的出现是因为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竞争力，而资本主义竞争力源自强大的国家统治能力，国家统治能力或者自主性程度又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结构，法国式碎片化社会结构难以形成强国家，而英国的共识性社会有助于形成强大国家。沃勒斯坦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根本性地否定了英国兴起中的低税制和代议制民主等传说，但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依然无视如此耀眼的知识财富而“发明”出所谓的国家兴衰的三原则：国家目的悖论、私有产权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事实上，这些理论不但是非历史的，还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所以不发展的根本原因，发展中国家的一道障碍不就是世袭制土地制度吗？
——文明冲突论。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美国不能高枕无忧，因为还存在“文明的冲突”。用亨廷顿的话说，“文明范式”是一种“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而文明冲突的世界政治结构无疑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有着千年的恩怨——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但是伊斯兰文明中没有大型核心国家，因此伊斯兰文明不会对基督教文明构成根本挑战;而两千年前形成的儒家文明主导的东亚秩序将强势回归世界政治舞台，而且有中国这样的巨型的核心儒家文明国家，将是对基督教文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根本性挑战。文明范式的世界性影响自不待说，而文明范式就形成于时间进程这样的历史政治学分析概念。
——世界政治体系论。根据500年来的以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政治史，依据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互动所形成的世界秩序，是一种以政治权力结构为核心的世界政治体系。假设，政治权力结构是其他权力互动的结果，而其形成过程中文化权力或政治思潮具有中介机制性作用，即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所达成的一种结构通过政治思潮的影响而合理化、合法化，从而形成普遍性接受的一种权力关系。因此，我们主张将政治思潮视为研究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旨在寻找新的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看上去都是现代国家的“民族国家”之行为方式为什么存在天壤之别，进而有助于我们认知世界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人所以为人的思维框架是如何形成的。
四、结语
作为一种新研究议程的世界政治学如期而至，是因为传统的研究议程已经不能有效地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更不能理解世界政治的现状。国际社会科学的进步即竞争性“研究单元”的发现，为研究看上去无所不包的世界政治提供了现实性可能；历史政治学的出现，又为世界政治研究提供了可操作路径。时代的呼唤，知识论上的范式革命和方法论上的创新，都为世界政治研究提供了可预期的前景。
世界政治学是国际关系学的转型与升级。也就是说，“专属美国的社会科学”、基于民族国家行为主体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穷尽其理论价值并较为彻底地表现其有限的解释力，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固守于此而止步不前。而且，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巨变时代的世界政治无疑需要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政治理论，更何况这个巨变时代因国家属性迥异的文明型国家即中国的崛起而发生，既有的理论范式与时代、实践产生了巨大的脱节，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世界政治理论的诞生是历史的呼唤。
和各个时代的主导型国家一样，崛起而且因自身发展而改变了世界秩序的中国必然要提出自己的历史观，它在塑造人类秩序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意味着作为“新史学”的世界政治史研究刻不容缓。基于世界政治史研究的世界政治学的历史观—世界观将告知人们，中国的崛起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秩序的形成方式。如果说过去30年的世界是由枪炮加贸易构成的帝国秩序，而新时代的世界秩序则是和平与发展的结果——中国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依靠自身而非暴力掠夺而崛起的国家。因此，不同于帝国秩序追求的强权，中国追求的是影响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塑造之中，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的新世界秩序因中国的倡导而成为可能。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